昔年丨沈元：半世纪前被枪毙的高考状元
原题
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
沈元曾以全国文科第一名考入北大
1970年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
一声吆喝，押上20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审，没有公诉，不准辩护，只有判决。一两个是“从宽”的典型，其余皆“从严”。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瘫倒在地，后面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递了起来。20来个都瘫倒了，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的，其他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
到了刑场上，这个人又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把他押了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
这个人的名字叫沈元，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文化大革命”前，他发表的几篇历史学论文，曾轰动一时。受刑而死时才32岁。
那时，我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劳动。北京来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我叙述沈元临刑的故事，惊叹他在死神面前的镇静。
沈元是195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一个才华出众的学生。我了解他。他是想，再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来。别人早已绝望了，他还在运用超人的机智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我知道，他的脑海里有多少历史学的研究课题，在向他招手，鼓舞着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
我们虽然人在江西，北大是属于北京市的单位。之前不久，农场里讨论过一份北京市判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这个长长的名单中就有沈元，罪名是“叛国投敌”，判决是死刑。据这个材料说，他化装成黑人，夹带机密文件；闯进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企图请求政治避难。门口的警卫一把拉住，他手上的油彩被抹去，发现是个假黑人，于是当场逮捕。事实无从核对。讨论中，谁都没有发表意见。
农场是军事编制，我们哲学系和历史系混编合成第八连。历史系的不少人知道沈元，我和他们窃窃私议。听说，沈元在近代史研究所挨批斗，一定是处境恶劣，日子混不下去了，他才挺而走险。在那个年代，即使私下议论也是不敢放肆的，唯恐被人揭发。我们之间，眼神多于言语，叹息淹没论说。有人讲：“沈元，你熬一熬呀！”有人讲：“可惜呀，可惜！”
“文革”中让人讨论判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本来就不是要大家发表意见，正是为了吓得大家不敢发表意见，起震慑作用。如果有人发表意见，那一定是说对某人判得太轻，决不会说判得太重。对于判了死刑的，就不能再说判得太轻，因而没有什么可说了。我和历史系的一些与沈元有关系的人，尤其不能发表意见，弄不好会被指责为“与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
有话想说而又不能说是很痛苦的。一个星期之中，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干活没有劲，脑子里常常蹦出沈元的鲜活形象：一个瘦高挑，戴着眼镜，举止斯文，用他那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一想到子弹将在他的身上穿孔，一个富有知识、勤于思考的大脑就此毁灭，心头阵阵绞痛。
听到沈元临刑的故事，反倒是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人们赞叹他的不凡的表现，作为他的老同学似乎稍觉宽慰。
不久，我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历次运动，不管是什么主题，凡批斗对象，总要从头到脚、从古到今彻底交待，全面揭发。历史系的朋友悄悄地对我说：“沈元的问题，你不要提，我们也不提。”因为1957年我在历史系有“包庇右派分子沈元”的案底，好在哲学系的人不知道。历史系的朋友好意关照，免得我增加罪名。
沈元怎么成了“反革命”？我清楚地知道，我自己绝不是“反革命”。“文革”之中，多少革命之子甚至连革命的功臣、革命的元勋都成了 “反革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之后，取得了政权还要“继续革命”。一场极端的“革命”，吞噬了革命者；吞噬革命者的“革命”，是自身在走向反革命。
沈元告诉过我，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参加了少年儿童团（少年先锋队的前身）。那时他刚进初中，是班上的第一个。进入高中，又是最早参加青年团。1955年，年方17，以优异成绩考上北大历史系。他意气风发，志趣高远，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他对同学们说：“我们就是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这是当时史学界的三大权威人物。但那是提倡做“螺丝钉”的时代，一切雄心壮志都被说成“狂妄自大”“野心勃勃”，谁出头就会被削平。
沈元的放言高论、出色学业自然招来异样的目光。那时我是历史系55级党支部书记。全年级分三个班，沈元在（一）班，我在（三）班。（一）班的党员就常常向我汇报沈元的“问题”。二年级的时候，（三）班成为考古班，学考古的调进，不学考古的调出。我被调到（一）班。
经就近观察，我发觉，沈元之所以成为“问题人物”，就在于他才华出众，遭人妒忌，最可怕的是遭党员的妒忌。本来，沈元被指责为“不靠拢党组织”。他对我却很“靠拢”，还说：“我们班上只有郭罗基是有人性的共产党员”。他没有想到，这句话后来大大地害了我。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4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题，在怀仁堂向各界知识分子作报告。这样，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当时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很吃香。挤公共汽车，见了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老先生，大家都自觉地让他先上。北大办公楼或大饭厅放电影，中间最好的位子总是留给老教授。
1956年上半年，是我的大学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本来，作为党支部书记，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开会，星期日是星期七。“向科学进军”以后，政治活动少了，我也可以像别人一样，晚饭后背着书包到图书馆占个座位，然后在未名湖散步一圈，再回到图书馆静心看书。
那时，学习空气浓厚，科学研究盛行。北大各系都在制定规划、举办讨论。学生们也热情高涨，全校自发成立了一百多个学生科学研究小组。沈元组织了中国古代史科学研究小组，自任组长。
沈元学习勤奋。我记得他有一个生动的说法：“一进图书馆，好像老牛到了水草地。”
但也并非埋首故纸堆，他十分关心现实问题。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后，召集代表连夜开会，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沈元在阅览室里从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为吃惊。
当时大学生的外语都无可选择地学习俄语，不能读英语报纸。沈元在中学学过英语，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一些重要内容，供同学们传阅。其中特别惊人的是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
有一个时期．宿舍里每天晚上议论的都是斯大林问题。沈元比其他人想得多，当时他发表了许多看法，现在我只记得两点。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样的历史不是信史。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我们学习和研究史学的人，对于如何书写历史，是特别在意的。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而且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使命，我们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谁来继承太史公的传统？强烈的拷问长久地在心中振荡。
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沈元认为根本上是制度问题。这也是国际上对斯大林问题的普遍看法。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就这样讲：这里不仅仅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4月5日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另一篇是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认为，斯大林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不能正确地运用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之所以犯错误，“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
苏共二十大之后，特别是波兰、匈牙利事件之后，冲决了教条主义的堤坝，知识分子思想活跃，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思想混乱”。1957年学期开学之初，北大决定停课三天，学习上述两篇文章，澄清思想。我正在无锡老家过寒假，被提前召回，准备组织学习。2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到北大作学习动员报告，然后一连讨论了三天。
当时我还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不管自己的思想通不通，总是站在党的立场去说服群众。我暗自忖度，斯大林问题是一种历史现象，把它归结为“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不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吗？还没有说服自己，怎能说服别人？学习的效果可想而知。
1956年2月16、17日，《Daily Worker》全文披露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1957，是在几代人心中留下深刻烙印的数字。这一年，中国历史的湍流中出现一个巨大的旋涡，多少人被卷入其中，遭灭顶之灾。
沈元的人生转折正是发生在这一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是“极右”，发配到北京郊区斋堂劳动教养。我作为党支部书记，因不同意划沈元为右派，被指责为右倾。这一年，我的人生也发生了转折，从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渐渐变为党内的异议分子，进而成为党内的反对派，最后成了党外的反对派。
1956年的“多事之秋”，迎来1957年的“不平常的春天”。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波起伏之际，中国共产党尚能稳坐钓鱼船。到了1957年春天，终于“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闹事，接连不断。报刊上和各种会议上大谈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公开发表，决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时称“三害”）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借以缓解社会矛盾。
此次整风，与1942在延安的整风不同，那一次是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这一次是解决共产党与外部的矛盾。故强调“开门整风”，号召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帮助共产党整风。从5月8日开始，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连日举行座谈会，从5月15日开始，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邀请工商界人士连日举行座谈会。各级地方党委也纷纷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
在这些座谈会上，到会者向党和政府提出了许多批评建议，有些是十分尖锐的。报纸上大量报道帮助党整风的言论。人们兴高采烈，把这种畅所欲言的举动叫做“大鸣大放”。5月17、18日以后，报纸上的报道越来越激烈，带有明显的煽动性。
北京大学历来开风气之先。学生们没有受到邀请也起来“大鸣大放”了，各系学生要求党组织召开座谈会，帮助党整风。我们党支部习惯于按上面的指示行事，上面没有让“大鸣大放”，我们不敢轻举妄动。但学生们在大气候的热身中自发地行动起来了。我们宿舍的走廊里出现了一条大标语：“春风不度三十斋”。这是套用王之涣《凉州词》中的“春风不度玉门关”。三十斋是历史系的学生宿舍。用意很明显，像盼望春风那样呼唤共产党的整风。
接着又出现一份墙报，名曰《准风月谈》，这是借用鲁迅的语言。墙报的内容根本不是谈“风月”，完全是谈政治。除了一般地批评“三害”之外，主要是针对党支部和党员，特别是批评作为支部书记的我“压制鸣放”。其实，我并没有压制，只是不主动而已，而且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不能自行其是。但同学们迫不及待地要求“鸣放”，在他们看来，不主动组织“鸣放”就是压制。这些大标语和墙报，都是我们历史系二年级（一）班沈元领头的423号房间的同学们搞出来的。沈元的毛病就出在政治热情太高了。
“大鸣大放”事过境迁之后，我曾把（准风月谈》墙报整个儿揭下来。我们研究历史的人，都有保存材料的习惯。保存了几十年，不料在我出国后，南京的家人把它当作一卷烂纸扔掉了。我在电话中大声责备：“你们毁了珍贵的历史文物！”
5月16日，北大党委下达一个整风计划。说是分三批进行：第一批是校一级机构的党组织；暑假中才开始第二批，系一级的党组织；作为第三批学生党员的整风，还没有确定时间。这个慢腾腾的计划完全脱离了形势。大学生的行动一下子打乱了党委的计划。
经上级同意，我们班立即开始“大鸣大放”，也是连日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的发言甚为尖锐，批评有些党员的操行“简直不像话”，特别是针对宗派主义，认为党员具有特殊的优越感，高人一等。当时流行这样的说法，党员和群众之间有墙、有沟，甚至是高墙、深沟，群众普遍希望“拆墙填沟”。
这些意见对我触动很大。回想在地下斗争年代入党时，党员和群众之间是没有墙、没有沟的；如果有墙、有沟，我们就不能生存。料想在解放区和解放军中也不会有墙、有沟；如果有墙、有沟，我们就不能胜利。为什么党掌权没多久一切都变了？这是我后来几十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在“大鸣大放”中，有些党支部的干部转过身来，与群众一起去向党提意见。我不赞成。我认为，作为党员对党的错误和缺点也是有责任的，作为党支部书记更有责任代表党来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不是站在党之外去向党提意见。也有一些党支部的干部对群众的意见进行反击。我更不赞成。
前一类人，往往被打成“右派”；后一类人，则是坚定的“左派”。像我一样，既没有向党提意见，也不作反击，而是认真听取群众批评的，后来却被指责为“右倾”。
5月份，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是新青团的老团干，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以后，党就派我做团的工作，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团委委员、团委书记等职务。我从前工作过的地方——无锡市来参加团代大会的，有的是我的老同事，有的还是我的老部下，其中有一位是我初恋的女友。他们邀请我于5月19日（星期日）到北海公园聚会。
这一天又正好是我的生日，为我庆生。我渴望相见，却去不能，写了一封信回绝，说：“我正陷入‘人民内部’矛盾之中，不得脱身。”这一天的上午，我们班还在继续开整风座谈会。下午，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北侧，出现了一张写在绿色油光纸上的大字报。
1950年代的大字报运动起源于北大。开始是“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的工具，后来又成为反击右派、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武器。但第一张大字报两者都不是，题目是《质问北大团委》，内容很简单：“谁是参加团代大会的北大团员代表？团员代表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广大团员怎么不知道？”署名：“历史系55级（二）班部分团员和群众”。
这张大字报起了点火的作用，虽然它本身毫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气味，后来发起人张学仁还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二年级下学期，55级党支部一分为二，我们（一）班的党员人数多，单独成立一个支部，（二）（三）班合成一个支部。（二）班究竟以什么理由把张学仁打成右派分子，我一无所知。
哲学系学生龙英华贴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建议把大饭厅东墙定名为“民主墙”，帮助党整风。20年后的“西单墙”，就是从北大移植过去的。
5月19日晚上，大饭厅周围贴出不少大字报， “大鸣大放”上了墙。学生们从教室、图书馆、阅览室跑出来，打着电筒、拿着蜡烛，昂首看大字报，人头钻动，情绪亢奋。有的地方，围着一群人，一个人在前面大声朗读，其他人侧耳细听。最引人注意的是大饭厅东墙南侧写在红色油光纸上的长诗，题为《是时候了！》，作者是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沈泽宜、张元勋。长诗共两首，第一首为沈泽宜所写。第二首为张元勋所写。
第一首的开头是这样的：
是时候了，
青年人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其中，被人们传诵的警句是：“烧毁一切人世的藩篱”。
第二首的开头是这样的：
是时候了，
向着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张元勋后来成了大右派。张元勋的同年级女同学林昭，为他辩护而自己也成了右派。沈泽宜作了《我向人民请罪》的发言。作为检讨标兵，一度得到团委的表扬。最终仍未获宽恕，还是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从此以后，北大大饭厅东墙成了大字报的前哨阵地。连续几十年，凡是有影响的大字报——全校影响、全市影响以至全国影响的大字报，都在这里面世。九年以后，也是不安分的五月，这里冒出了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当时有一句套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我在熊熊烈火中贴了一张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也是在这个地方。（我离开北大二十多年了，据说大饭厅已经被拆除，历史的遗迹难寻了。）
5月19日晚上，党委紧急召开全校团员大会，党委副书记崔雄昆讲话，回答第一张大字报提出的团员代表选举问题。有人递条子，问：“党委对民主墙是什么态度？”崔雄昆代表党委欢迎同学们帮助党整风，但劝说大家回到班级的整风座谈会。至于大字报，他谨慎地：表态：“大字报不是最好的方式，我们不提倡也不反对。”会场上出现一阵骚动，表示不满。他讲错了一句话：“全校八千团员”应如何如何。当时全校学生总数才八千。
第二天早上出现一幅漫画，龇牙裂嘴的崔雄昆闭着眼睛做“八”的手势，题目是“团员八千！”一向受人恭维的党委负责人成了讽刺的对象，气候变了。大字报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从大饭厅附近扩大开来。《文汇报》的报道《北京大学的民主墙》中引了两句唐诗来形容：“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大字报用的纸五颜六色，作品的形式有政论、杂文、诗歌、寓言、标语、漫画等等不一而足。
1950年代的大字报是新鲜事。北京人都跑到北大来看大字报，校园里非常热闹，有人说： “北大简直像东安市场！”1957年的“大鸣大放”，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1976年的揭批“四人帮”。“到北大看大字报”成为北京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节目，各种车辆从北大南校门一直排到白石桥，绵延几公里，每天多达几万人。
来北大看大字报的，有我的朋友。他们总要问：“北大党委对形势怎么看？”我说： “党委没有反对，那就是默认。”我在无锡工作的同事虞耀麟，当时在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他听我这么一说，回到人民大学新闻系所在地的海运仓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结果被打成右派。毛泽东曾赞扬大字报是“群众创造”的“一种革命形式”。但各单位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成了“右派”。
大字报铺天盖地，多得来不及看，有的贴出不到一天就被新的大字报盖上了。为了便于保存，张元勋等人发起创办一个刊物，名《广场》（实际上是大字报选），只出了一期。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们，大多聚集在《广场》周围，叫做“广场派”。“广场派”的活跃分子又成立了一个“百花学社”，“百花学社” 的组织原则是“既无领导又无被领导”。
“广场派”将5月19日开始的大字报运动称作“五一九运动”，自称“五一九战士”，认为“五一九运动”的性质是“新时代的民主运动”。哲学系龙英华的大字报中说：“五一九运动是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五四启蒙运动是解决阶级斗争的任务，五一九启蒙运动是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的新型思想运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的提法。龙英华是共产党员，故得知党内精神。
大字报运动一开始就出现不同观点的对立。围绕《是时候了！》，有人赞扬，有人指责： “是什么时候了？是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了吗？”5月25日，毛泽东在青年团代表大会上讲了几句话，最后一句是：“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立即有人用大字高高地写在面对广场的十六斋北墙上。那就是把它当作张天师的符咒，用来镇住北大的妖魔。“广场派”把批评他们的人称作“教条主义者”“卫道者”。而反对“广场派”的人们干脆成立了一个“卫道者联络处”。大字报、大标语常常针锋相对。
大字报也有走题的。理发室的墙上贴了一幅漫画，理过发的头上黑一块白一块，题目是 “狗啃式”，重在讽刺理发粗糙。不料引起理发室的师傅罢工。他们认为，把理发比作“狗啃”，是侮辱人格。北大学生会代表同学们向他们道歉，才告平息。
全校都在用大字报、大标语“大鸣大放”，班上的“鸣放”座谈会就不用开了，即使开也不会有人来参加，都忙于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写大字报去了。一天下午，我们班上的党员正在开会，研究整风怎么继续进行。沈元冲进来说：“你们还在开会？全校都乱起来了！谭天荣在发表演说，快去听。”
我们跟着他走到大饭厅和小饭厅之间的广场，果然看到靠近十六斋的地方谭天荣站在凳子上发表演说，梁从诫（我们历史系的研究生）仰着头在同他辩论。围着一大群人，有的为谭天荣叫好，有的附和梁从诫的诘难。我们刚到时，只听得谭天荣说：“不要扣帽子嘛！”不知别人对他扣了什么帽子。梁从诫说：“帽子人人都有，只是牌号、尺寸不同。”
谭天荣颇有儒雅风度，总是对人微笑，用他那略带湖南乡音的普通话娓娓道来，不论别人如何咆哮，他始终不失斯文。“五一九”后，他一连贴出许多大字报，居然要求党委给他一间屋子，展览他的作品。其中四份大字报，自称为“四株毒草”。他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喜爱辩证法；有时玩弄否定之否定，就成了诡辩论。他很欣赏黑格尔、恩格斯的著作，把《自然辩证法》读得烂熟，发起成立“黑格尔——恩格斯学会”。他扬言：杨振宁、李政道（不久前得诺贝尔物理奖）算什么！我的物理学理论被采纳的话，制造原子弹、氢弹就像做玩具一样。
他的狂妄，往往引起人们的反感。后来，谭天荣被打成“极右派”，而且是北大天字第一号的“大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关在南阁“隔离审查”。南阁曾是物理系的办公室。我在一堆垃圾中发现一份谭天荣的手迹（从大字报上识得他的“谭体”），一看，那是他二年级时给系主任的报告：要求不上课，只参加考试，而且把物理系的课程如何乏味奚落了一番。
我暗自慨叹，谭天荣是个天才学生，说不定真是得诺贝尔奖的材料。我在心中呼喊； “谭天荣，你在哪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生涯不知磨灭了多少书生意气。
谭天荣的演讲又创造了除座谈会、大字报之外的另一种“鸣放”形式——大辩论。后来，有人把饭厅的桌子搬出来，两个人站在桌子上辩论。广场上围成了一个一个圆圈。为了让大辩论的人们施展身手，校方在小饭厅前面搭了一个台。这就成了擂台，不同观点的人们都在这里跳上跳下。
5月23日晚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程海果（她仰慕当时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大出风头的两位年轻人李希凡、蓝翎，改名林希翎）。看来是有内线把她引来的，那个擂台上事先准备了扩音器。扩音器一响，人们从四面八方走来，广场上、马路上都站满了人，黑压压的一大片，足有好几千。林希翎的开场白是：我今天很激动，到北大吸到了新鲜空气，而人大是教条主义的老窝，官僚气太重。还是北大有民主传统，继承了“五四”的传统。
她首先为胡风辩护，认为他不是反革命。胡风问题是当时极为敏感的话题，她的演讲一开始就很有挑战性。
她又谈论斯大林问题，批评赫鲁晓夫很蠢，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
她从苏联谈到中国，批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认为整风只是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她的基本论点是：“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们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她还认为，苏联和中国有共同之处，都是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
她的讲话富有煽动性。
林希翎讲话时，大家专心聆听，寂静一片。当她的讲话告一段落，台下就起哄，有人冲着她大喊大叫，有人跳上台去抢话筒。人群中赞成的和反对的在台下当场展开辩论，闹得不可开交，谁也听不清谁说了什么。看那架势，还是反对的人占多数。当她重新开讲，才恢复平静。讲了一段，又像开了锅。如此反复数次。
有人在人群中发现了江隆基。江隆基是北大党委书记、副校长。校长是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寅初，他不大管事，实际上的第一把手是江隆基。“大鸣大放”时，有人提出“取消党委制”。马寅初反对，他说：“党委制不能取消。什么事情都来找校长，我爬山、锻炼身体的时间也没有了。”后来批判马寅初，故念他反对“取消党委制”有功，只是当了“内定右派”，没有正式戴上“帽子”。其实，他反对“取消党委制”的出发点不是“加强党的领导”，而是为了“爬山、锻炼身体”。
那天晚上，赞成林希翎的和反对林希翎的，顿时分成了两派，两派的人表情都很激动，都希望江隆基表态，说：“江校长，您上去讲一讲！”江隆基比谁都平静，说：“今天晚上我是来听你们大家讲的，我就不讲了。”后来江隆基被彭真指责为“右倾”批了一通，调离北大，“文革”中在兰州大学离奇死亡。老北大人很怀念他，像这样在“闹事”的时刻不带秘书、没有警卫，只身来到群众中间听取意见，不是一般的领导人所能做到的。“文革”中的当权派，千呼万唤就是不出来。
5月27日晚上，林希翎又来。反对林希翎的人已准备好论点，占据了大部分时间，林希翎讲得不多。
散场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我遇到沈元。我问他有什么看法？我知道他是反对谭天荣、林希翎的，但没有详细谈过。我有点疑惑，谭天荣、林希翎的许多观点同他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发表的看法差不多，为什么反对？他说，上次听了林希翎的演讲，当时也很气愤。仔细一想，好像又没有什么大错。她要“真正的社会主义”，错了吗？没错；她要民主，错了吗？也没错。谭天荣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否定教条主义，更是没错。但听他们的讲话总是不舒服，使人难以接受。谭天荣、林希翎他们是错在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沈元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五一九战士”的“大鸣大放”所遭到的反对有两种：一种，反对他们的观点，这就是所谓的“卫道者”；另一种，反对他们的做法，认为不应当大轰大嗡，作情绪化的暄泄。我们班本来矛盾很尖锐，全校“大鸣大放”后，反而团结一致了。423号房间的人们受沈元的影响，都站在反对谭天荣、林希翎的一边。大家认为，这样搞法，书都念不成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念完？希望赶快收场，恢复平静。
1957年的时候，我的思想是比较僵化的。“大鸣大放”中提出的问题，大部分我都没有想过，既然别人提出来了，我就认真去想，我不是“卫道者”。因为我对共产党从夺权到掌权的转变和党内生活的弊病，比一般学生知道得多。
进北大前，我是无锡市人民政府交际处（后来叫做“外办”）的党组织负责人，官拜局长级。我的工资是每月89元5角，上了大学虽然我能享受比别人较高的调干助学金，也只有29元（一般的调干助学金是25元，大学生的全额助学金是15元）。
许多同事、朋友都说我傻，他们不能理解我的举动。我是为了保持自由的心灵，不受压制，免遭污染。在官场只论权力大小，不问真理多少，我越来越感到不自在，久有去意。1955年终于脱离官场，转到学府。但我的头上有一道紧箍咒，历来被人称作“好党员、好干部”，思想上、行动上不敢越雷池一步。
冲开物质的枷锁，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虽然不容易，我还是做到了。冲开精神的枷锁，抛却已有的好名声，就很难做到了。“大鸣大放”中才看到，在我停步的地方，别人已经前进得很远了。
1957年是我的启蒙年。从此走向自由化，直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被共产党领导人敕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
我和沈元一样，不喜欢“大民主”，所以1957年我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既没有写 “大鸣大放”的大字报，也没有写“反击右派”的大字报。到了美国，我的认识又进了一步。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在一系列问题上观点不同以至根本对立，但他们能够和谐相处，通过讨论和辩论来解决分歧、调和矛盾。这是实行民主的重要条件。在中国就不是这样。观点不同往往导致严重冲突。邓小平说 “右派分子杀气腾腾”，那是言过其实。但“大鸣大放”中的对抗性和紧张气氛确实存在。
五一九以后，开始还能勉强上课，虽然学生们心不在焉。林希翎演讲后，礼崩乐坏，校方并没有宣布停课，但大家都不去上课了。这个学期末，考试也无法进行了。
自5月19日晚上崔雄昆讲话后，党委一直沉默。人们习惯性的思维总是要党委表态，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跑到党委办公室，问党委是什么态度？党委就是不表态。有一天晚上，在未名湖边的员工食堂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为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
北大的食堂，开始时桌子、凳子是齐全的，到后来只有桌子没有凳子了。江隆基就站在桌子上讲话，大家都立在那里听，不准记笔记。他讲的最要紧的几句话，我一直牢牢地记在脑子里： “根据上面的指示，党委就是不表态，要看看共产党的天下到底乱到什么程度。共产党员们，共青团员们，到大海里去游泳，自己辨别方向。”这就是毛泽东部署下来的“阳谋”。
后来从《毛泽东选集》上看到，他是这样说的：“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江隆基虽说：“党委就是不表态”，其实已经可以听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
北大的“大鸣大放”与民主党派不同，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思想性、理论性十分突出，已如上述；二是企图将“大鸣大放”扩展为一场民主运动。常常有人发出呼吁：走出校门，推向全国。北大人首先向近邻清华推广。不料在清华受到围攻，被赶出校门。回来后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虎口余生记》。可见蒋南翔当校长的清华和北大的气氛完全不同。
北大也向人民大学推广。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作报告，规定不得和外校联系。林希翎起来驳，说：我校同学们没有得流感，为什么要隔离？1957年3月、4月间，北大大面积地漫延流感，以至不得不停课一周，封锁校门，与外界隔离。故林希翎有此一说。谭天荣等五人又跑到天津去推广。还有人将“民主接力棒”传到了上海。
《人民日报》一直不报道北大的消息。“广场派”兴问罪之师，几十个人跑到王府井，向《人民日报》质问：“你们为什么不报道北大的民主运动？”共产党是运动起家，掌权后又是运动治国，岂能让别人来运动自己？
北大“闹事”的第二天，5月20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就是这样规定的；一方面极力怂恿，“继续登载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还说“越反动越好”；另一方面严格限制，“不要登载工人、学生、农民闹事的消息”。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堕入毛泽东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圈套而不自知，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批判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葛佩琦等人的言论，都是5月19日北大“闹事”以后发表的。6月6日，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召集六教授开会。他们认为，学生上街，一触即发；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要靠民主党派来收拾残局了。
谁知6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升起了反击“右派分子”的信号弹，风云突变。
《这是为什么？》以一封匿名恐吓信破题，提问“为什么？”题解：“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
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说他在座谈会上为共产党辩护的发言是“为虎作伥”， “无耻之尤”，警告他“及早回头”，“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社论小题大做，断言这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重新强调“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把当前的形势归结为“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
这篇社论是毛泽东授意起草的。毛泽东自5月中早就把“右派分子” 的帽子拿在手里，现在终于公开抛出来了。他的“阳谋”蓄谋已久，故意 “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6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预定反击的时间是6月15日左右。此刻抓住战机，提前出击。从6月8日起，整风转为反右。当天，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文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当时有人对恐吓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同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的谭惕吾认为是卢郁文自己制造出来的。后来又有人“倾向于这是一场类似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确有其事，并非“小把戏”。1959年，写信人被公安部查了出来，又是我们历史系55级的学生，名杨秉功。他出身于贫下中农，不是“阶级敌人”，但还是被判了七年徒刑。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北大曾在党内的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中传达这个讲话。我记得很清楚，江隆基的传达中说： “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新的任务、新的课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还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等说法，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的言谈很风趣，会场上不断发出笑声。
江隆基交待大家：“你们没有再传达的任务，但可以作为个人意见宣传毛主席的思想。”那天晚上，我心情激动，难以成眠。我暗自赞叹毛主席的伟大，认为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以避免斯大林的错误。我们学历史的人，都向往春秋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盛况。
那时我真以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的提出，中国将出现东方的“文艺复兴”。我从《傅雷家书》中看到，傅雷听了毛的讲话的传达后，写信给傅聪说： “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我当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很可能也会写出类似的溢美之词。
“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就作为个人意见经常宣传。在“鸣放”初期的一次支部委员会议上分析形势时，我作了一个系统的发言，认为对待班上的矛盾、解决沈元他们423的问题，不能再用阶级斗争的老眼光看问题，必须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要求党员在座谈会上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不要顶牛。
6月8日，“反右派”战斗打响了。
在北京市，吴晗第一个站出来点名，说：“我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完全不同意。因为他们的意见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我们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于不正确的意见，应该展开批评。”当时作为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是民盟的左派，实际上他早已参加共产党。八年以后又轮到姚文元点他的名了。正像姚文元点他的名是有来头的，想来他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名大概也不会只是个人的意见。
在北大，翦伯赞第一个站出来，在大饭厅发表演说，反击右派分子。他一向以党外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调子太高了，也不行。后来学生给他贴大字报：你的立场如此坚定，为什么不要求入党？可见你的马克思主义是假的。翦老甚难堪。经统战部长李维汉同意，只得公开身份，原来他是1937年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
全校和各个系纷纷召开大会，批判右派分子。对谭天荣的批判，一连开了三次全校大会。北大团委当场宣布开除他的团籍。“五一九运动”的自由辩论就此结束。
其他右派分子本来都在系里接受批判，批得不过瘾，就上升为全校批判。七月中旬差不多每天都开全校批判大会。晚上回宿舍，路过一些教室，还能听到声讨右派分子的此起彼落的口号声。
上级要求党支部将群众按左、中、右进行排队。党员则由上级排队。我们班上的党员，很有几位激进的左派，有的还曾跳上台去和林希翎辩论。群众中左派较少，中派居多，中派还要分中左、中右。
沈元和423房间的几个同学是中右。右派只有一个，此人名黄友钊。他是因病休学一年之后插班进来的，平时沉默寡言，与班上同学不甚融洽。“五一九”以后，班上的活动他不参加，在全校到处演讲，写大字报夜以继日。他的模样，骨瘦如柴，蓬头垢面，同学们都很怜悯他。但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喊大叫：“我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办法，谁都帮不了他。
可能黄友钊心灵受过伤害，但没有人了解他。我自责平时没有关心过他，此时已无从谈起了。不需要揭发批判就戴上了帽子，他被开除学籍，遣送回乡。1980年代，为右派分子改正的时候，到湖南去找他。乡亲们说，有一天，他出去放牛，连人带牛没有回来，不知去向，离奇地失踪了。
1957年暑假以前被打成右派的，差不多都是全校闻名的人物。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上说：北京大学的右派“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可惜这是“始”，并非“终”，后来翻了好几番，超过百分之十。
因反右派而延长了学期，1957年直到8月中才放暑假，9月初又开学了。
新学期虽然按时上课，中心任务是搞运动。领导上说，暑假以前定的右派分子都是浮在水面上的，现在要深挖水面以下的。
反右派的做法是：先由基层党组织按左、中、右排队，排出“右派”来，报上级批准；然后授意积极分子在会上公开点名，进入揭发批判阶段；最后是戴帽处理。
我向上级汇报，我们班在全校“大鸣大放”后就团结一致了，现在挖不出右派来了。上级指出：“你们那里的沈元不是吗？《准风月谈》就是向党进攻，座谈会上的发言更是猖狂向党进攻。”
我说：“我们党员确实有错误和缺点……”
“你当时不组织反击，是思想右倾，现在认识又上不去，是双料的右倾。”
我怜惜沈元的才，想保护他过关。但我所能想到的，只是当了右派就会被开除团籍，影响前途等等，谁料得竟步入死亡谷。
我不敢硬顶，想出了一条理由。那时有一项政策，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前转变立场的，可以不划为右派。我说，沈元就是属于6月8日以前有转变的，他对谭天荣、林希翎的言论都是不赞成的。
我强调6月8日这一条界限，上级却把界限从“大鸣大放”更向前推移。他说：沈元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就有反动言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早就是右派。共产党常常违反自己的政策，无可奈其何。即使政策是正确的，因为没有权力制衡，没有监督措施，是否执行，无从保证。
我又心生一计。我说，423号房间的同学们都是站在沈元一边的，把他划为右派牵连太广了。我回去征求一下积极分子的意见，再在党内讨论讨论。这是缓兵之计，心想借口“讨论讨论”拖下去再说，说不定就避过风头了。
在我看来，沈元的右派问题还没有定案，忽然出现一张大字报《郭罗基思想右倾，包庇右派分子沈元》，作者是一位党员。接着，积极分子就在会上公开点沈元的名。我明白了，因为我“右倾”，上级直接“授意”了。
点了沈元的名就进入揭发批判阶段。每次开会都由我来主持，但每次会议都是违背我的意志的。我精神上被动、思想上痛苦。这样，促使我去思考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们这个共产党的支部，并没有经过同学们的授权，为什么能够领导班级？我们这个共产党的支部不是司法机关，为什么能够把公民判决为“敌人”？我的政治经验告诉我，这种思考是很危险的，诸亲好友谁都不能讲。
在对沈元进行揭发批判时，423号房间原来受他影响的人，都纷纷起来揭发，同他划清界限。这是历次运动的常规。具有亲密关系的人起来划清界限，使运动的打击对象彻底孤立，心理防线完全瓦解，只能缴械投降。如果不划清界限或划不清界限，下一个打击对象可能就轮到他（她）了。
有一天，东语系的一位女同学来找我，我知道她是沈元的中学同学。她说，她也要与沈元划清界限，把过去的通信都交给党组织。她递给我一大包东西。我知道这一大包东西的分量。按当时流行的做法，人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如日记、信件、笔记、草稿等等，可以从中找出“黑话”来。
我在走廊里接过这一大包东西，并没有回自己的房间，而是走向厕所。我在厕所里脱下一件上衣，裹住那一大包东西，回到房间就把它锁在箱子里。一个房间住六个人，众目睽睽，假如我一打开，大家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从学生宿舍到教工集体宿舍，都是与人合住，那一大包东西一直压在箱底。后来成了家才把它取出来。
但我又不愿勾引起往事，就像怕触电一样，不敢碰它，从来没有看过。至今犹保存在南京家中，但愿有一天物归原主。
我将这一大包东西打了埋伏。这是冒风险的事。我担心沈元的交待会牵扯出那位女同学，班上的同学去找她了解情况，那就坏事了。我悄悄地对沈元说，×××把你们过去的通信交出来了。他很紧张；“她怎么能那样干？”我说，你不要怪她，谁都会这样做。
他盯着我问： “会不会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怎么不会！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证据不就是私人通信吗？当时《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都在争相公布罗隆基和朋友们的私人通信，而且一律叫做“密信”。我没有直接回答沈元的问题，只是说，这些信件现在由我保管，你不要提到×××，也不要提到阿德（也是他的中学的同学，考上清华，常有来往）等人。他是聪明人，我想他心中有数了。
最后，对揭发批判进行总结，给沈元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总结发言又是落在我支部书记头上，想推也推不了。我起草了一个发言稿，讲一通套话，说是“沈元由于不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以至堕落为右派分子”云云。
上级在审查我的发言稿时说，不对！你认为他是从好变坏的吗？他是从坏变得更坏。所以不能说他是逐渐堕落的过程，而是变本加厉的过程。当时我已是惊弓之鸟，就怕上级说我“右”，只好听他分析。
沈元的父亲在抗日时期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那时才30多岁，想来是个能干人。修筑滇缅公路时因公牺牲。我的领导说：“他出身在反动官僚家庭，本质上就不好。你们班上出身于贫下中农的同学，有他那样的思想吗？”
沈元父亲沈昌
我还有点不服气，我说：“沈元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
他说：“沈元是不是吃剥削饭长大的？”我无话可说。
他问我：“你同意不同意修改发言稿？不同意就换人讲。”一搞运动，领导作风都变得 雷厉风行了。
那时我不像后来那样胆大包天，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我修改的发言稿，特别把“变本加厉”那四个字加了进去。开会发言时，我显得没精打采。同学们问我：你今天怎么有气无力？我说，身体不好！其实是心情不好。
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接着就开除沈元的团籍。会上，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居然说，只有一个要求，希望和党支部书记谈一次话。他不知道，我也是自身难保。团支部委员詹婧韶转告的时候，我说：“好吧，你和我一起同他谈一次话。”我怕加重“包庇右派分子沈元”的罪名，约詹婧韶参加为的是必要时可以让她作证。我能谈什么？无非是“好好改造思想”之类的废话。我只能用我的眼神、我的脸色给他稍许安慰。
10月底，反右派告一段落，进入“整改”，叫做第三阶段。按当时的解释，第一阶段是座谈鸣放（毛泽东说，他提出的是“鸣放”，加上“大”字，变成“大鸣大放”是右派分子的发明），帮助党整风。不料发生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插进了一个第二阶段反右派。反右派之后，还是要回到整风，边整边改，这就是第三阶段。1958年4月，又提出一个第四阶段，党员个人学习文件，提高思想。那时正在进行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接着又是大跃进运动，运动套运动，运动连运动。结果整风运动第四阶段就不了了之。
将右派分子打下去了，再按右派分子提的意见进行“整改”。“整改”中，党组织和干部又成了批评的对象。共产党的政策是此一时彼一时，“整改”中的有些批评也很尖锐，在 “大鸣大放”时是“向党进攻”，此时又成了“爱护党”了。
我因为思想“右倾”，在“整改”时是重点对象。我作了几次沉痛的检讨。我本来就认为党和党员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我的发言中有代表党检讨的成分。
就个人来说，我意识到我有两个自我，一个是作为党支部书记的自我，一个是本真的自我。作为党支部书记的自我，在那里主持会议，发表讲话，抓阶级斗争，而本真的自我又暗地里反对阶级斗争；作为党支部书记的自我在反右派，而本真的自我又暗地里同情右派。按当时流行的说法，叫做党性和人性的矛盾。所谓党性，即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林昭提出的 “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也是这个意思；因为她不是党员，固无党性可言。
1957年年底，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对北大作指示，说北大是大字报的发源地，右派少不了，应“追加预算”。历次运动毛主席都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打击面不超过百分之五。现在这个指标不够了，北大要按10％的比例来抓右派。
“整改”阶段结束，已经到了1958年1月，又来一个“反右派补课”。北大一 “补”，许多单位跟着“补”。1958年6月，才宣布反右派结束。
上级对我们班的战果很不满意，黄友钊是自己跳出来的，沈元是上级抓出来的，本班抓的右派一个都没有。我们班30多人，按比例，至少还要抓一个。我问：“领导上有没有名单？”答曰：“没有。你们自己回去抓。”
我召集党团支部干部和班长开会，传达上级“追加预算”的指示。大家面面相觑，沉默不语。相持很久，没有结果。有人提议：“这样吧，我们再开一次会，扩大到积极分子。”扩大到积极分子的干部会，差不多占了全班人数的一半。开始也是冷场，后来有一位同学说： “我们房间的孙敦新像是右派。”
大家要他说说理由。他说，孙是地主出身。地主出身不是充分理由。他说，还有言论。他们房间的同学总共揭发了孙敦新的三条 “右派言论”（我现在已全然不记得这三条的内容）。有人表示怀疑：“像不像右派？”遭到反问：“你说他不像，还有谁？”又是冷场。
最后，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像“右派”，大家说：“报上去批吧。”报上去，没有不批的，只嫌其少。
积极分子公开点了孙敦新的名以后，进入揭发批判。说来说去，只有他的同房间的几个人揭发的那三条。第一次开会就把话说完了，而且一点火力都没有。后来又勉强开了一次，炒冷饭。第三次会根本开不起来了。大家心中有数，他根本不够右派的规格。在上级“追加预算”的压力下，怎么办？孙敦新是个不合群的人，拿他当牺牲品。
思虑再三，我决定辞去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我要作一个正直的人，不再作“驯服工具”。那时，共产党的干部是没有辞职这一说的，只有“一切听从党安排”、 “革命到底”，何况我的辞职理由是不可告人的。我向上级提出辞职，理由是“身体吃不消”。上级当然不同意。
就在我闹辞职的时候，又出事了。
完成了“反右补课”，接着，讨论右派的性质和对右派的处理。按毛泽东的说法，右派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属于敌我矛盾，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得很，可以宽大为怀，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讨论的目的就是着重让大家认识右派是敌我矛盾。
我们班的林生早，忽然跳出来在小饭厅东南角贴出大字报《右派不是敌我矛盾》。他的论证是这样的：按照毛主席《矛盾论》的精神，根据矛盾的性质决定处理矛盾的方法。既然右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说明矛盾的性质本来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他揭示了毛泽东的理论不能自洽。但这时人们已经失却理性的思考。林生早的大字报受到全校的围攻：《把林生早揪出来！》《林生早是漏网右派》《史三（一）班思想右倾》等等。还好，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那还了得？早就“砸烂狗头”了。
又要把一个人推下火坑吗？这一次，我暗自下决心，一定要顶住。把我们全班说成“思想右倾”，打击面太大了，结果大家不服。民心可用，我就利用全班的情绪，向上级汇报：林生早出身于贫下中农，对党有深厚的感情，不会反党。他的大字报是属于好人犯错误。要是把他打成右派，全班都通不过。上级不置可否，我便自行其是。这是上级的“领导艺术”。全校对历史系、对史三（一）、对林生早都有不小的压力。如果上面怪罪下来，他可以把责任推给下面；如果没有人追究，也就睁一眼闭一眼过去了。
林生早也是423房间的成员，平时爱发怪论。本性难改，反右派过了关，1958年又跳出来，贴了一张引人注意的大字报《上课神疲论》，批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扼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他的看法颇有见地，但矛头向上，总是冒风险的。幸而没有赶上什么政治运动，否则又是否定“教育革命”的罪名。
1980年代，林生早当了汕头市的教育局长。在我落难的时候，他特备礼物到南京来看我。当着我的面，他对别人说：“当年全校都说我是右派。我是不是右派，就在党支部书记的点头和摇头之间。”我说：“如果真是这样倒好了，沈元是不是右派，我怎么摇头也不行。你是沾了贫下中农的光。”
林生早的大字报风波平息后，讨论班上的右派的处理。黄友钊已经遣送回乡，不用讨论了。沈元，是属于“极右”。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才下达《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此时大部分“右派分子”早已划定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有六条； “右派分子”中的四种情形则为“极右”。沈元被认为符合其中“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这一条，根据是苏共二十大以后的议论。
对“极右”的处理是劳动教养，也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孙敦新。讨论对他的处理比批判还热烈，大家心照不宣，知道他是冤枉的，都为他说好话，一致同意给他最轻的处理：戴上帽子，继续留校学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家乡徐州。1980年代为“右派”改正时，也找不到他的人。
当时公布的数字是：到1957年10月底，北大戴“右派分子”帽子的有526人，“反右补课”又增加了173人，总共699人。但1980年为“右派分子”改正时，像我们班的黄友钊、孙敦新都找不到人，又无家属申诉的，属于不需要处理的一类。还有不戴帽子的“内定右派”、 “实质右派”、“漏网右派”等等，总数应在800～900人之间。按1957年的在校人数，肯定超额完成了彭真下达的10％的任务。
对右派的处理结束后，我坚决要求辞职。经多次软磨硬泡，才说可以指定另一位党员刘武生暂时代理支部书记工作，还是不叫辞职。不管怎样，我可以不必违背自己的意志去执行上级的指示了。
沈元被分配到北京西郊斋堂劳动教养。临行时，我送他到大饭厅上车。他扛着铺盖，我帮他背着书包、提着脸盆。从三十斋到大饭厅的路上，两人无话可说。我不知道他怎么想，我是有话不能说。打官腔，非所愿。要是说些同情他的话，犹恐对他的“改造”没有好处。直到他上车，我才说了一句：“好好干吧，争取回校。”他的眼镜片后面，泪水汪汪。
一去多年无音讯。
直到1961年春夏之交，沈元忽然来找我。一进门，喜形于色，第一句话就是：“我摘了帽子了！”他缓缓地叙说别后。斋堂是山区，很穷；干活总是和石头打交道，很累。1960年冬天，吃不饱肚子，大家都得了浮肿病。他怕死在那里了，不别而行，回到城里史家胡同的姑妈家。后来他去街道办事处帮助工作，那些老头、老太太对他印象甚好，建议派出所把他的右派帽子摘了。一摘帽子，他就想回北大。他问我是否可能？我说：“可能。庞卓恒、黄良元就在我的班上。”
庞卓恒原是比我们高一年级的党支部书记，黄良元是全系团总支书记，他们就因为在“大鸣大放”期间伙同群众一起去向党提意见而当了右派。他们和沈元一起在斋堂劳动教养，三年期满，回校继续学习。那时我已当了三年教员，正在给历史系四年级讲授历史唯物主义，他们就在我的班上听课。
沈元一听，十分兴奋，说：“那我回校后你就是我的老师了。”
“只怕我当不了你的老师。”
他以为我是谦虚，说：“你能当庞卓恒、黄良元的老师，还当不了我的老师？”
他还记得我送行时说的“争取回校”，问我：“你能不能为我争取一下？”
我说：“我帮不上忙，你自己到历史系去找周（一良）先生。”周一良是历史系主任。
他去了，过了一个多小时又来。他说：“周先生讲他不能决定，要找教务处。”
教务处的人对他说：“你们下去劳动本来是保留学籍的，三年期满就可以回校。你没有期满就逃跑了，已被开除学籍，不能回校。”他表示愿意深刻检讨，还是不能通融。
他没有欢乐的情绪了，问我：“怎么办？”
我说：“你走自学之路吧。北京图书馆的藏书比北大还丰富，为什么不利用？”
临行时，我送他下楼。他走到楼梯半中腰的拐弯处，拾起头来，向我微笑、招手。谁知这竟是最后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他穿一件浅灰色上衣，里面是细格子衬衫。
沈元果然钻进北京图书馆，充分利用那里的藏书，苦心孤诣，埋头研究。1962年，《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了沈元的《急就篇研究》，史学界哗然。之所以哗然，一是这篇论文开辟了研究的新思路，二是沈元的身份特别引人注意。
沈元虽然摘了“右派”帽子，仍是戴罪之身，叫做“摘帽右派”；而“摘帽右派”却成了永远摘不了的帽子。这时，他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遭到一片指责：“你培养什么人？重用什么人？
沈元怎样进了近代史研究所，我不知道。
1979年，在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上，我认识了黎澍。我提到沈元，相约抽空好好谈一谈。不料一直没有谈成。后来我去了南京。1986年，我应邀到北京参加于光远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与黎澍相遇。这次真是要好好谈一谈了。12月16日，我到位于西长安街的一幢高楼中的黎澍家拜访。我们两人都想用适当的方式来纪念沈元。沈元在北大的情况我最了解，沈元在近代史研究所的情况黎澍最了解，我们两人了解的情况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黎澍说：“现在我们写出来也无处发表，等到将来可以发表的时候再写，可能我已经不在了。这样吧，你把我说的记下来，拜托你代笔了。”所以我身负两个人的心债。
不幸而言中。两年后的12月9日，黎澍离开了人间。
黎澍是革命家型的学者。“一二九”运动后投身革命，从事地下活动，打游击，在香港、上海、重庆等地办报办杂志。他对社会、人生每有独到见解。1960年代，一篇《让青春发出光辉！》曾风靡一时，鼓励青年，愤发有为，大胆创造。
黎澍对自己的身后事早有安排。他向家人交待，如果得病丧失意识，不要滥花医疗费用苟延残喘，让他安乐死。1988年冬天，他摔了一跤，脑溢血，深度昏迷，抢救无效。家人根据他的嘱咐，选定12月9日这一对他的人生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拔去氧气管，让他安然归去。
黎澍还有交待，死后不要把他送到八宝山。他说：“那里的死魂灵，有的生前就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我不愿加入他们的等级社会。”八宝山供奉的骨灰盒是按生前的级别排列的。
黎澍谈起沈元，真是一赞三叹。
黎澍意欲物色一位助手。1962年，刘导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问他：“你不是要人吗？右派要不要？”刘给了他九篇沈元写的文章。
沈元的姑父是刘导生的熟人，向刘推荐沈元，刘又向黎澍推荐。黎澍看了那九篇文章，大喜过望，自言自语：“这就是我要找的助手。”那时沈元是没有单位的社会青年。黎澍向公安局要来了他的档案。黎澍说：“不就是右派吗？已经摘了帽子，有什么了不得的？”决定录用为实习研究员。
1962年沈元摘帽归来，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学术水平被誉超过王国维
黎澍兼《历史研究》杂志主编。他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挑出《急就篇研究》，予以发表。史学界引起轰动。郭沫若赞扬：“这篇文章写得好。”范文澜说：“至少比我写得好。”沈元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初试锋芒，即令中国史学界的权威人物刮目相看。但在研究所内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反对意见不是针对学术研究，而是从政治上提出问题。
黎澍指导沈元写了一篇《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盛传，黎澍垄断了材料，别人不给，就给沈元。他说：“哪有这么回事？所里从香港买来一本《劝世良言》，我要他们登《近代史研究资料》，不登。这才给沈元用了。”
他还说，“沈元真是善于吸收别人的思想。我跟他闲谈，海阔天空，他都能组织到文章里。我一看，连我自己也没想到，蛮像样的论点。”全文五万多字，首发于《历史研究》。《人民日报》摘了一万字，以《论洪秀全》为题，发了一整版。史学界又一次轰动。像沈元这样从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能写出好文章的人才是不多的。
1962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全文摘选25岁沈元的论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沈元显示了才华，也招来了忌恨。研究机关和高等院校都在谈论右派明星，一时之间成了“沈元事件”。有一天，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给黎澍：“有人给毛主席寄来了油印材料，揭发‘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里，毛见了不知会怎么批。你赶快来一趟！”后来沈元发表文章就不能用真名了，用了张玉楼、高自强、曾武秀等等的化名。
黎澍说，和沈元同一辈的人，到所里来了几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几篇文章，而且屡有轰动效应，于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革”一来，黎澍首当其冲，批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有一次，黎澍在东厂胡同遇到沈元，悄悄地嘱咐他：“你不要动。”可惜，沈元没有记住。
1968年夏天，沈元化装成黑人闯进苏联大使馆。所谓“夹带机密材料”，不过是红卫兵小报。估计他是想去苏联，苏联人并不信任他。过了几天又去，被逮捕。有一种传说，沈元闯的是马里大使馆。如果真是那样倒好了，不至于犯“叛国投敌罪”，因为马里与中国是友好国家。而沈元也不会愚蠢到向一个中国的友好国家寻求政治避难。
沈元被捕后，经常拉出来游斗。斗沈元，黎澍陪斗。“工宣队”内定判死刑，交大家讨论。谁能为他辩护？黎澍说：“我是欲哭无泪。我要找个助手，前后考察过四十多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满意的。眼看要拉出去枪毙了……”
“文革”后，北大对沈元的右派问题进行了“改正”。1979年“改正”时留了“尾巴”。黎澍已不记得是什么“尾巴”了。那时我还在北大，北大党委根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尾巴”。黎澍拿出一个文件，是1985年1月21日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对沈元同志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决定》，对“改正”又作了“改正”。《决定》中说：“对沈元同志被划为右派的问题进行了再复查，认为：原划右派，属于错划，决定予以改正，并撤销对他的开除团籍、劳动考察、开除学籍的处分。”“1979年9月4日复查所作的原‘改正决定’予以撤销。”沈元生前，被戴上“右派”帽子；摘了“右派”帽子”，又被戴上“摘帽右派”帽子。死后十五年，经两度“改正”，才被摘了一切帽子。
1981年，法院为沈元平反“反革命罪”。沈元的母亲和姐姐去了北京。黎澍见了沈元的亲人，老泪纵横，不能自已。当拿到平反通知书时，沈元的母亲嚎啕大哭，呼天抢地： “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撕心裂肺，闻者无不动容。
黎澍概括地说：“沈元死于两个原因：第一，死于众人的共妒。第二，死于本人的无知和大家的无知。”黎澍对这两个原因没有多加发挥。
我认为，他提出的“共妒”这一概念非常深刻。妒忌本是个体人的劣点，但众人对有才华的人产生共妒，则是社会的病态，病态社会的病因是不合理的制度。
我的笔记本上记了黎澍的一段话，现在看不明白；也许当时是明白的，事隔20年，怎么想也弄不清。我的记录是：“沈家中被抄时，有毛氏宗谱。陈伯达给的。陈伯达要他写文章。他说不能写，写出来要杀头的。‘文革’中，沈到上海八次。”实录如上，以备日后求证。
黎澍说，纪念沈元，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遗稿。他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天地都用蝇头小楷写满了批注。将来出版《汉书》，可以用他的注来补充前人的注。还有一包文稿，被近代史所人事处长刘明远拿走，不肯交出来，应当追回。
黎澍告诉我，沈元的不少文章是丁守和处理的。他是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兼《历史研究》杂志副主编，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我又去拜访丁守和。
一提沈元，丁守和深为内疚，说：“啊，我们害死了沈元！”
“怎么能这样说？”
他说：“黎澍和我爱才，千方百计发表他的文章，结果帮了倒忙。”《急就篇研究》和《论洪秀全》发表后，有人告御状，告到毛主席那里。幸而被田家英扣住。“田家英叫我们千万要注意，我们就是不注意。”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节写了一篇文章，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研究历史，引起史学界的广泛讨论。沈元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丁守和把它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用的是假名“张玉楼”（取自黎澍室中的对联）。
丁又将这篇文章和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的《关于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起，送《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不知“张玉楼”是何许人，以质量取胜，采用了沈元的文章而没有采用刘大年的文章。丁守和说： “我们暗自高兴，沈元的文章把所长的文章比下去了，说明我们没有埋没人才。”
有人又告到中宣部，说：“黎澍重用右派，不敢用沈元的真名，用假名帮他发表文章。”中宣部还派人来调查。结论是：没有违反原则的地方，但以后少发他的文章。
沈元利用故宫的材料，写了一篇《中国历代尺度概述》。这一回，丁守和说不发了。沈元恳求，丁看他功夫下得很深，不忍心，还是发了，用的是 “曾武秀”的假名。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发觉了，找丁守和谈话：“中宣部刚发通知，你们怎么又发沈元的文章了？”丁守和说：“中宣部说少发，没有说不发。这篇文章是关于科技史方面的，很有实用价值。”党委书记说：“以后不要再发了，免得给你们也给我们都带来麻烦。”
这就是沈元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丁守和最后说：“一次一次地发表他的文章，引起群妒，把他逼上死路。早知道这样，当年不发表他的文章就好了。”他说的“群妒”和黎澍说的“共妒”是一个意思。中国之大，何以容不得一个沈元？
死者长已矣，生者当有为。我们要追问：一个毁灭人才的时代是否已经过去？
2003年3月～2006年1月
于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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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 反右运动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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