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边界的探险 ——关于张柠及其《土地的黄昏》的评价
编者按：此文为张柠学术著作《土地的黄昏》研讨会纪要。会议由中国社科院人类学研究所文化人类学研究室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中国当代文学和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界十几位专家出席了研讨会。此录音稿由吕约整理，未经发言专家审阅。
刘铁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原所长）
我们从张柠的著作看出，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个别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文学之间，是没有那么严格的界限的。而且恐怕这个界限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所谓值得怀疑就是你从哪个主体的眼光来看。如果从一个生活中的人的视角来看，大可以对我们这种学科的设定表示陌生和完全的不了解，或是即使了解也感到栖栖遑遑，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我觉得我们自己在体制内培养成学科的专业工作者的时候，有可能需要像张柠这样勇敢地突破这些专业。我觉得今天这个会议的题目非常的出彩——“穿越边界的探险”——这是本来没有边界的边界，但是被我们设置了一个边界，我们敢不敢于穿越？在穿越的时候我们所谓探险的话，“险”在哪里？险可能不在生活，险反而可能在我们自己的话语里，在一种权威性和习惯性里，来自我们学科设置本身。
所以我觉得张柠的勇敢值得称道。我自己作为一个主要从事民俗学研究的老师，觉得我们最近有一种思考和张柠不谋而合，非常默契地走到一起。最近我们研究所也来了一位美国留学的博士，她叫彭牧。她回来以后呢也向我们介绍了一个美国民俗学界的“身体民俗学”的转向。在她回来之前呢，我也写过这样的文章。我当时是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来的概念，就是“非物质性，还是身体性”。那么好像彭牧的介绍、张柠的写作和我自己的思考，我觉得我们都放到一起来了。书中当然有很多重要的观点，我觉得最重要的当然是他对现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原有的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互相冲突过程的文化批评，而重点是回看农村文化的可理解性——不能说合理性，应该说可理解性——就是说如果你是站在一个农民的立场上，或是你自己回归于农民的时候，你就觉得这种文化有很多很多可以理解的地方。而我们没有给予理解，而让它成为了长期以来被现代话语所批判的一个对象。如果这样来看，我们觉得他在回看农村的过程中特别注重贯穿其中的一根红线，注重那个农业文化核心的东西——就是身体没有被完全侵蚀，而是在完全地生长过程中。而今天这个高技术高科技的时代，有可能对身体的自由性有一个很大的侵害，而我们却没有能够给予注意。或者说我们现代性的合理性，就是应该克服这种身体性的局限，只是发扬理性的优势，这是值得我们反思和检讨的。
再来看像这样一个基本的东西：我自己是挺看重他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他比较强调——农村的景物也好，器物也好，模式化的生活习惯也好，其实全都跟一个东西有密切联系——就是他提出来的，器物中所体现的有身体记忆的性质。无论家具、农具，乃至我们养的家畜，我们觉得它们都跟我们人的身体是连在一起的，或者是自己身体延伸的一个部分。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思考，我们可以跟今天的另一位文学家冯骥才先生所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是他提出的，而是他着力去进行的一个工作——做一个对比。如果说张柠本色是一个文学家，那么他是怎样来思考我们今天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的问题的——而冯先生好像也在想这个问题。而我感觉到冯先生呢，更多地还是想做一个抢救的责任者，一个义务的支持者，进行一种现有的农村文化的保护和抢救工作，也就是想办法守住一些土村落，想办法留住一些古老的风俗和习惯，或者是人们的一些民俗记忆和民俗寄托。可是我觉得在深入思考这方面，张柠没有完全跟着这场运动在走。事实上，可能他写的时候也根本没有注意到这场运动同时也在发生。因为你（指张柠）说的是2004年出版的这本书，那时候已经有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运动风起云涌地在文化界开始了，但是我注意到文中并没有提起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更多地，还是从费先生的《乡土中国》的思路上去考虑问题。费先生当然主要是一个横向的比较，中西文化的比较，中西社会的比较。而张柠呢，主要是农村和城市的比较。稍有不同，但是基本上是一条路子，就是要看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存在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一点上呢，可以说是非常一致的。
他从理性的社会学里边，可以说也吸收了一些分析工具和概念。比方说，特别注意宏观社会学、微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这几个层面上的研究传统是怎样可以被自己所用的。而且他引用的一些著作，也几乎都是社会学人类学最经典的著作，是研究生必读的一些著作，这也引用得恰如其分。但是更多呢，其实是类似费老的那种感觉。费老虽然自称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但是我觉得费老的骨子里边，的确有一种文学家的气质。他还是体验式地发现了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用一种体验性的方法，来抓住这些特征。所以说呢，在费老那里，我觉得理性和感性结合得很紧，那就是一个具有完整身体性的费老。也就是说，民俗学关注身体性，在这个背景下和张柠的著作是一样的。
但是呢，我们更多地是跟着冯先生在做抢救工作，而我们缺少的是张柠的这样一种体验与思辨相结合的文化批评。我想张柠无疑可以被认为是民俗学大部分人都可以学习的榜样，我们应该可以从这本书里边，对于民俗学今后的发展受益良多。我注意到张柠也有些纠结，比如在第一章绪论一直到最后的后记里边我都看到了他自己始终有点忐忑不安——像他这样一种穿越，究竟是不是可以的，是不是可以被人们所理解的？在这方面，他有诸多文字上的表述。比方说他也提到，“我说乡村经验的时候，难道我的经验就够用吗？”随着你这本书的出版，你的家乡竹林陇张家村也出名了。但除了这块地方，你们张家还有在别的地方，那你这个竹林垄，能不能说明中国乡村的经验？其实这个问题费老那里就存在过。费老《江村经济》也就是那个开弦弓村，是不是就是中国农村，对不对？也就是人类学曾经发生过的小社区与大社会的一个疑问，一个挑战。所以我想问题也不在这里。我觉得乡村经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研究，我们每个人的研究都带有个性的体验和根据，比方说你这里肯定没有说东北的高粱米或者西北的面食，但是它仍然可以说明中国乡村的基本经验。
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要提出批评的话，就在于说，我们给自己明确一个限制——就田野作业的体验来说，主要来自自己的故土家乡的体验，然后所有在中国农村生活过的人，或正在农村做调查的人，应该允许是特异性的、不完全一致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讨论我们共通的一些认知。所以你追求的一些分析性的范式或模式，比方说关于器物的分析，我觉得就非常出色。并不是说我说的器物是全中国的器物。就我所知，在我国的南方地区，我们那个嫁妆真的是离不开圆木。我们那儿经常叫圆木师傅，北方没有的。北方的木匠就是木匠，南方专门有种木匠就叫圆木师傅，专门做嫁妆的，就是各种桶各种盆的，是不是？但是问题是在一些基本的分析工具的方式方法上——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些和妇女出嫁以及和之后家庭生活的人的行为和劳作家务紧密相关的器物和我们身体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本书提供的完全是普遍性的一种分析方法。所以我觉得主要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不是要呈现一个我们内部的多类型，中国农耕文明的多类型。
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来自文学家的文化思考和文化批评。重要的是，它没有边界，它没有自己学科的边界，它就是勇敢地说。它在评论我们的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在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文化批评。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真的是息息相通的。我们都应该互相鼓励。
色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文化研究室主任）：
我重点阅读了涉及乡村器物方面的章节。我认为，这些章节中有很多精彩的见解和作者的独到视角，作者对器物功能的解读非常有人类学味道。我在阅读过程中受到了很多启发。张柠教授说不知道自己这部著作属于哪个学科，我觉得这其实不重要。人类的分类本身是相对的，学科的分类亦是相对的。事实上，人类的社会文化生活是一个整体，只是我们为了研究、认知、教育、传授的方便才划分出不同学科。因此，我认为重要的是解读的方法而非将该书归属于哪个学科。这本著作恰恰暗合了今日研讨会的题目——“穿越边界的探险”，即穿越了不同学科、不同知识体系。因而，《土地的黄昏》出版后读者面很广，像人类学界、社会学、文化研究、文艺评论等均有不同角度的研究与解读。
该书共十六章，其中三章涉及到乡村器物研究，包括对农具、家具、玩具的研究。实际上，文化人类学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几个方面，对于物质文化这方面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视的；此外，民俗学同样关注物质文化研究。钟老在《民俗学概论》中专门用两章阐述物质生产民俗和物质生活民俗，其中也或多或少涉及到这一问题，像交通工具、农具及其相关禁忌和使用习俗等。虽然不同学科都在做相关研究，但使用的术语和词汇可能不一样，比如日本民俗学用“民具”这个概念，钟老则使用“器用”这个术语，而张教授在《土地的黄昏》中运用了“器物”这个词汇。在《土地的黄昏》中，张教授从对器物的个人经验感受出发而非依据某一具体学科的分类，对器物进行了非常细腻且富有特色的分类，像是对器物的功能，尤其是对其与身体关系的关注非常有人类学的味道。人类学中有对器物/身体关系的专门研究，国内对这一概念有“身体技术”或“身体技巧”的不同译称。的确，民具的使用和人的身体关系非常密切。比如，该书封面上印的耕种用具——犁。日本曾经学习且借鉴了中国的农耕文明，但与中国耕犁相比，日本的犁却相对较小。有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日本人身材短小有关。此外，张教授在书中还阐释了乡村器物与其所在社区的生态环境、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并且重点分析了标志性乡村器物的功能，较深入地梳理和挖掘了自己家乡民众的社会生活史和乡民的生存逻辑。应该说，作者对乡村器物功能解析、器物与身体关联性的阐述带有浓厚的人类学功能学派色彩。可能张教授不一定系统读过人类学著作，但整个的研究视角、方法、解读和人类学有不谋而合之处，至少受到费老《乡土中国》的影响。
最后，我想谈一点我在阅读过程中留下的些许遗憾。应该说，张教授非常熟悉家乡的风土人情而且有一种浓厚的乡土情结，书中经常有充满情感和文学色彩的描述，因而这本书有很强的可读性。但正是这一点与真正的、纯粹的文化人类学的作品是不同的。按照文化人类学所遵循的价值中立，《土地的黄昏》这种带有更多主观色彩的表述可能稍微有些偏激、不客观。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
张柠的这本书我早就看过，后来又修饰了一下。出版的时候可能更有文学性、抒情性的比较更多一点，后来可能是为了加强它的学术型吧，用了很多社会学的概念、理论来加强它的学术性，力求做成一种中规中矩的人类学、社会学的著作，可能大家也有这种诉求。看完之后，总体来说与我们惯常所做的文学研究，就是文学与工具的关系非常不同。
我一直强调，乡土文学与农村题材是中国最成熟的题材。我们在谈中国文学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在谈中国的乡土文学和农村文学。
文学处理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与社会学、人类学处理二者的关系还是不一样。读完张柠这本书，我们当时也很狐疑，这本书是在讲什么呢，我相信张柠让我们来也不是期待让我们来讲什么，是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完成这样一个仪式。但看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确实受到很大的启发，从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角度去面对土地和农民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超越了我们文学研究，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主要是个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我们讲社会主义道路是意识形态，改革开放是意识形态，乡土文学实际上还是个意识形态提法。但是从人类学、社会学角度回到乡村、乡土中国的时候，他讲的农具、家具、玩具、服装、食物、游戏、变态人格婚姻，包括农民的表情姿态，回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像文学找到了它的具体意象。 写一个贝壳、一片枫叶是文学常见的手法，但是它举的这样一些具体的事物的话，把作者所理解的乡土中国的这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精神状态，通过一些原生态的事物把它们呈现出来，这个是很有想象力的，尤其他不是一个专业的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他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文学爱好者。这里面显然文学带来了很大的灵感，书名叫“土地的黄昏”，这是一个很抒情化、意象化，而且很感伤的情感，它不是土地的清晨，带有一点挽歌性质。这也很好地揭示了在整个现代性进程当中，土地和农民的命运和这之间的关系。过去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性，包括改革开放我们对社会的承诺部分地确实兑现了，但是现代性的另一面，我们没有预料到的这一面也如期而至。比如农村的空心化问题。比如讲华西村，2008年中央电视台编了一个纪录片，从政治经济文化到计划生育各个层面展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丰功伟绩，这是改革开放的一段历史，但不是唯一的一种记录方式。就是说谁在讲述历史，华西村就是这个样子，当你看到更广大的农村的时候，它确实已经枯竭化，这一点不仅社会学、人类学学者看到了，文学研究者也看到了，比如2010年《人民文学》开创的“非虚构”专栏，上面发表了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从2010年至今，它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核心读物。因为通过“非虚构”，我们从另一个方面了解了当下中国农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种“空心化”是我们在现代性的过程当中，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没有预料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张柠用一个挽歌式的、土地黄昏的意象，来表达当下农村的状况，我觉得是非常生动的。但这本书的写法，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边缘学科的著作。你说它是一个社会学著作，这里面没有田野调查，这里面的数据很稀缺，它也不是一个文学著作。所以刚才铁梁兄说得很对，这是一个集体体验性、思辨性的著作，读完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是，如果文学能借鉴人类学的方法去超越其意识形态性，能够回归我们原生态的乡村，可能我们对文学的评价和理解会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对于《土地的黄昏》以及张柠教授之前的学术著作与学术论文的阅读，使我感觉张柠教授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杂家”，这里的“杂家”的概念指的是兼通各个学科领域知识的学者，其中包含了对于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和文学等各个学科的整体性知识的建构以及能够将各个学科的方法与知识融合在一起的能力。具体到这本书来说，我认为，从学科归属来讲，将《土地的黄昏》这本书划归在人类学、社会学或民俗学的范畴似乎比划归为文学文本的理由更为充分。
这本书的可贵之处之一在于为我们保存了鲜活的乡土生活场景，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唤醒了包括我在内许多人的乡土经验与乡土记忆。我在童年到少年时期生活在福建省北部毗邻江西的地带，对于乡村文化形态有着切身的体会，并有着充足的乡土经验。我所生活的地区从生活风俗到语言都与张柠教授的家乡江西非常接近，这本书对于乡村的器物研究和农村手艺人、器官阉割者的描写激活了我的童年记忆，在迅速进入文本阅读的同时感受到一种亲切的认同感。这本书的可贵之处之二在于其中体现的价值关怀，从社会学与民俗学层面对于乡村经验的现象描述与场景重建带有一种面对传统乡村文明的消逝而萌生的挽歌情怀。
从研究方法上看，我认为在这本书中体现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可能更多地受到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影响，同时这本书也深受雷蒙﹒威廉姆斯“关键词”的影响，通过集中展示中国南方乡村独有的一些关键词，并由此建立起一个知识谱系，从而串联起独特的乡土记忆。
一直以来，文学从业者的学术训练大都是采用“拿来主义”的方法从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中学习借鉴过来的，美国20世纪70-80年代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的出现便是出于对法国解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借鉴，才有了“耶鲁四君子”的出现。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苛求方法论的变革，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学习实践到后来对于当代西方各种研究方法的学习与借鉴，都体现了中国文学方法论探索中的发展与变革，张柠教授的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便体现了这种探索与变革的成果。
书中对于乡村婚姻、游戏、器物等的分析都贯穿了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对于乡村宏观政治权力的研究本来是张柠教授的强项，但是在本书中张柠教授回避了对于宏观权力与政治的直接性解析，比如20世纪中国的政治权力对于乡村的侵入等，而是转向对于乡村微观权力形态的分析，通过对微观权力的描述与分析折射出政治权力对乡村自在文明的影响。比如所谓的“田头政治”——农民集体劳动时在田头休息时的打闹嬉戏中呈现了微妙的乡村权力，从座次安排到农民的身体语言都是颇具意味的。对于“田头空间”的感性描写与对“田头政治”的研究的缺席体现了本书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选择。从感性经验的层面进行乡村经验的书写，会让像我一样具有乡土经验的人勾连起久远的乡村记忆，而没有乡土经验的读者则会从本书中重新发现一个现代性遮蔽下的中国乡村。
这本书还写出了中国乡村传统文化形态的伤痛，这种伤痛的情感表达应该是我们面向传统时的一个正确态度，也体现了作者还原乡村经验的一种可贵的努力。这种情感的表露可能在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作者过于偏激，比如对于乡村悍妇的描写。但是作为读者，我们也往往比较容易地体认到一点，就是对于乡村人物的描写往往植根于作者个人的经验，从而导致了书中的细节描写惟妙惟肖，从农妇、农夫的变态人格到对于家庭权力争夺的描写都栩栩如生，所以情感倾向的不经意流露也是作品的题中应有之意。
作为一个南方人，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本书的风格有一种典型的南方情调，用写意的方法写出对南方乡村的怀旧。尽管作品似乎有些刻意回避了对于所描述的乡村文化形态的时间确认，但我认为作者笔下的乡村文化形态的发生时间应该集中在20世纪70-80年代。张柠教授立足于自己青少年时期在乡村的成长经历，在21世纪的北京回望自己出生成长的乡村时，描述之中往往难以避免地带有一种怀旧的情调。作为一个有着相似的乡村经验的同时代人，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感觉到自己非常容易进入作品所描写的具体情境之中，从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我和张柠是最近距离的同事，都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中国当代文学方向任教的老师。和张柠兄这么多年的共事非常愉快，我对他本人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和文化批评家是非常赞赏的。他的言谈和文章都有几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一个是格物的能力，他对于一个概念、一个现象都能以非常迅猛、精辟、尖锐的概念捕捉；另一个是对词语的发明能力。其实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乡村经验的积淀，但张柠这本书对于这种经验进行了非常精细的分类，并且捕捉到了它最隐秘敏感的内核，这是让我个人充满敬意的；再一个是他的思辨能力。我经常在跟他讨论问题时感觉到他对一个问题的二元的、多棱的展开与归纳的能力。这是张柠作为一个批评家非常值得推崇强调的特点，而这本书也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个特长。
那谈到“越界”，我们通常都会觉得张柠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一个文学行当的学者，是偶然进入了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空间。但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我们做文学研究的人都应该借鉴和学习这种方式。其实我个人对于文学的兴趣就产生于我在八十年代读到一本书。这本书在现在看起来非常初步，但在当时对于打开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却非常有帮助的。这本书就是叶舒宪编的《神话原型批评》，里面收录了荣格、弗莱、弗雷泽等人的精神分析学、民俗学、人类学研究的文章。我是在看到这些东西之后才对文学研究有了兴趣，才在找到一点对于有效的研究方法的感觉。而在某种意义上，很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也使用文学研究的方法。比如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显然是从文学作品——《俄狄浦斯王》和《哈姆雷特》这两部古典悲剧中产生的。包括荣格、弗莱也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使用文学材料。此外还有罗兰·巴特，我喜欢他的一本小册子《埃菲尔铁塔》，他从“埃菲尔铁塔”这个属于工业时代的意象中几乎分析出属于城市的意识形态，分析出现代社会以来的有关现代性的全部悖论，而他的文字是非常文学性的。我认为，有时文学性的笔法反而会带来更美妙的研究效果，比如福柯的《疯癫与文明》，我们几乎可以把它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阅读。还有海德格尔、尼采的作品的文学性都非常强。所以我认为对于张柠写作的这本书，我们并不一定非要用一个严格的民俗学、社会学标准要求它，而恰恰是它的这种交融了文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所产生的交叉性、边缘性，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景观。
再来，张柠兄对乡村经验世界的发现和梳理可以说找到了九十年代的精神坐标，也就是说他抓住了土地之上的农村经验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但还没有完全瓦解的情形。虽然如果我们今天再去做乡村调查，我们或许会发现书中写到的东西已经千疮百孔或者不复存在。他对90年代乡村经验进行回忆和处理，对土地上的全部社会构成、社群构成、权力、意识形态，也包括民俗、器物等等作了一个非常新鲜的格物与命名。这种命名与我们以往的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研究的方式可能有很大不同，但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至少我个人在读了这本书之后，觉得自己的乡村经验被唤醒、被打开、被重新定义了，这对我来说收获是非常大的。刚才陈晓明兄讲到他的乡村经验，我想说我也是跟随父母在乡村度过了童年、少年，直到17岁考上大学。从6岁到17岁，乡村社会的全部内容我都有体会，而张柠兄的书也就勾起了我非常有意思的记忆，比如“泼妇骂街”，也包括刚才晓明兄反复提到的“器官阉割”，还有那些打铁的、说书的、族长以及类似族长的等乡村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让我觉得活灵活现。我特别说一点，就是书中没有写到的但让我直到现在都还在沉迷思考的一个现象——我的乡村社会里有文学青年。张柠兄这本书打开了我自己的乡村经验中的各种各样有意思的记忆。
最后谈到这本书的文学性，我觉得最后一部分“文学创作中的乡村经验举例”的内容少了一点，不过瘾。但他之前讲到的内容，实际上我们在孙犁、赵树理、周立波的小说中可以看到非常相似的表现。比如说“骂街”，在孙犁的《铁木前传》里有至为精彩的描写。还有“器官阉割者”在莫言的小说《牛》、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都很有表现。而张柠的书的很多东西都可以作为文学文本来阅读和理解。这本书最让我心动的是它揭开了一个隐秘的微观世界，人性经验变成了权力分配，变成了伦理秩序，变成了乡村世界的各种悲欢离合的形形色色的事件，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肯定的。最后我也特别同意各位刚才提到了它在修辞方面的理学的追求，用“土地的黄昏”这样一个核心的关键词作为一个宏观的设定，把当代乡村世界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诗化了，是把它放在乡村世界（文明）面临解体，工业文明信息时代文化、城市文化彻底覆盖我们的生存空间的历史的巨大转换中产生的诗意。还有就是张柠兄对乡村底层世界的关怀也是很有担当和责任感的。
总的来说，虽然大家从不同领域与学科对它定位的时候会发现它不那么靠谱不那么典型，而恰恰是这种不靠谱不典型的模糊性产生了新的意义。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所所长）：
具体到《土地的黄昏》这本书，张老师在这本书中对他自己的乡村经验进行了回忆和反思，这种乡村经验一方面是一种个人意义上的回望，另一方面当他力图把这种乡村经验上升到理论层次的时候，其间的分寸如何把握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绪论中张老师提到了他个人在乡村有过19年的生活经验，而我自己18岁之前一直呆在农村，可以说乡村经验也非常丰富，就像在座的几位老师一样，对于乡村生活有一种天然的熟悉和亲切。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最能够激发我的阅读兴趣，引发阅读热情的是书中能够激发我个人的乡村经验的章节，比如关于农村食物的描写。我自己在饮食上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经常流露出对于主食的偏爱，起因便在于我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的成长经历。我的理解是因为农民日常的体力劳动比较繁重，需要补充足够的盐分，这也是农村的菜肴为什么味道比较重，比较咸的一个重要原因。本书中描写的农民因为这种饮食习惯的作用，在经过长时间的劳作和大量出汗之后，衣服上面往往会留下白色的盐渍，这种具体的场景描写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我的乡土记忆。
书中写到了知识青年的出现对于农村原本平静的生活秩序带来了变化与影响。农村本来是一个“熟人社会”，所有的习惯和风俗都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当知识青年这些外来者作为一群陌生人或者说闯入者进入农村后，原来的乡村传统秩序被打破了，农村里的小伙子和姑娘们都随之发生了变化，与知识青年之间形成了一定的互动，由此影响到了传统的乡村伦理秩序。比如我的村子里当时来了一些操天津方言和标准普通话的知识青年，就对我们的乡村生活产生了比较大的冲击。
当书中描写的情景与我个人的乡村记忆不太吻合的时候，我也在思考其中的原因。比如田头空间的存在与变化，田头空间是一个少儿不宜的成人世界，书中写到了这个空间在20世纪下半叶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压抑下逐渐消逝的场景。我在想，这是张柠老师依据他个人的生活经验进行的回忆与描述，还是有一种主观预判在起作用？70年代的时候我在参与农村生产队劳动的时候仍然可以感受到田头空间的存在，其中有一种身体解禁、欲望释放、狂欢游戏的性质，身体语言大胆开放，与大队的礼堂等堂而皇之的会议场所形成鲜明对照。可以说田头空间的出现是农村集体劳作的产物，在分田到户之后便逐渐消失了，所以这是一种独属于过往时代的乡村文化现象。
这本书是一个跨学科的写作，更是一个跨文体的写作。我认为，它在文体方面的鲜明特点是一方面在用随笔的方式写论文，另一方面又在用论文的方式写随笔，最终目的是在上升到学理层面的同时，又不失其文学性。这种努力同时也造成了本书的可读性，可以引发许多没有乡村经验的读者的阅读兴趣。
八十年代后期我曾经认真地阅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两本书：《乡土中国》与《生育制度》，这两本书对我的启发非常大。与之相比，张老师的书在复活我的乡村记忆的同时，还让我觉得有一点不太过瘾的地方，是不是由于其跨文体的幅度太大导致我的这种阅读上的不过瘾，我还在思考。
过常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我的专业背景是古代文学，相比在座的各位人类学、社会学和当代文学的专家来说，专业背景要弱一些，但是乡村经验却并不比在座的各位少。我对刚才各位谈到的文化人类学非常感兴趣，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解读文献，到现在我研究话语权力、话语方式与文献的关系，其根基仍旧是文化人类学，因为文化人类学摧毁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的价值尺度，平复了工农学派的价值。关于张柠老师的这本书，我是这样理解的：这本书发挥了对特定时期乡村景观最基础的文化保存功能。一方面是物质性的或者说是实体性的，通过各种各样的符号、事件，希望能够成体系的、完整地再现我们这些有乡村经验的社会大众对中国特定时期乡村的看法、把握，当然这是我从表面上比较容易看到的；另一方面，从实际的深层次上来看，我同意刚才朱红文教授等人的观点，张柠老师希望通过这本书，用自己方式完成对乡村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群体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某种价值的关系的建构，从书后面的这个列表也可以看出他希望建构自己立场的知识谱系。除了文化保存之外，这本书还有文化阐释和文化的个人情感理解。尤其是书的最后一部分，这部分的文化理解属于情感理解，刚才有几位学者认为这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个人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张柠老师特别喜欢随时随地地做出一些方法独特的、很机敏的考证和比较，将整个乡村和社会、和历史、和文化背景联系起来，这是很聪明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今天很有感触的一点是刘铁梁老师刚才提到的，在“三农”问题之外还有“四农”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的当代文化一直在打压农民文化，认为农民文化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我认为这个话题我们可以会后继续讨论。
张柠老师提到这本书是一次“边界的探险”，这个“边界”说明有学科的压力，学科的压力一方面来自于民俗学、社会学等专业研究者，因为另一方面是来自于体制方面的压力。现在，《土地的黄昏》这本书在我们文学院内部不会受到学科方面的阻力，但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在评奖等价值认定和社会评价方面可能会遭遇阻力和质疑，我们总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文化人类学究竟是属于文学行当的，还是民俗学行当的？它演变多快？能够把演变过程中的所有成果算到一个行当中拿去评审吗？这就很尴尬。从当代文学这个学科来说，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越来越分不清，张柠老师一直从事于文化现象研究，我们非常支持张老师将这一工作做好做强。
万建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今天学术研讨会名为“穿越边界的探险”，我觉得“穿越边界”名副其实，但是“探险”有些言过其实了。蒋原伦教授说，这本书性价比还很高，我看这个书的观点啊、方法啊都是比较稳妥的，并没有什么危险。这个书刚才大家从各自的角度做了评述，确实是很有个性和特点的。我是搞民俗学的，民俗学强调田野作业，田野作业强调的是第一人称，即”我”的民俗志，也就是“我”所看到的，“我”所听到的，“我”所经历的，“我”所感受到的民俗志。或者说每一次的田野调查都是“这一次”的调查，调查是不能重复的，是唯一的，具有独特性。但是我想，这本书也是田野的成果，但并不是经验的田野，而是思想的田野。这种思想的田野，给我的感觉也是不能重复的。假设这本书的书稿丢掉了，是再也重写不出来的，因为其中很多思想都是“这一次”的思想，是灵感的闪耀，这是我认为这本书有个性和特点的方面。
具体来说，个性和特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经验性的学术写作，刚才很多专家也提到了，这本书包括了乡村成长的田野经验，包括学术经验。尤其是乡村田野经验，这跟民俗学不一样，不是“这一次”的，而是累积起来的经验。几乎所有乡村生活都进入了作者的学术分析层面，涉及方方面面。我们民俗学的田野都要标注时间、地点、人物，这本书的时间、地点、人物都是模糊的，是隐藏的。尽管书中标明调查点是竹林陇村，但这一地域的学术意义并不显要突出。这种时间、地点的模糊性恰恰是一个特点，作者希望这样一个普适性分析更具有广泛社会学价值。看到这本书，我感觉很亲切，作者让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让经验性的东西变得很深刻、有意义、可理解，这是作者的一种写作技巧，算是有个性的方面。
第二个方面，这本书叙述方式很独特，有点有面、点面结合，路子很宽。几乎所有的生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从时间到空间、从乡村社会的制度权力形态到具体的生产工具、生活意象；从面上又找到很多很有意思的“点”，这个是作者的技巧，这个“点”找得非常好，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这些“点”很值得玩味，这些生活意象本身就很有意思。这些乡村生活中的“点”聚合起来，就是一幅我国南方乡村生活的全景素描，生发出学术意境。围绕这些“点”夹叙夹议，充满学术的智慧。
第三个方面就是学术分析和文学书写的结合，采用随笔和漫谈式的叙述写法，不在意追求结构和叙事的宏大，以细腻见长，深入到生活层面，用生活现象的事实来说话，比较有说服力。
但是我感觉到，从民俗学的学术指向而言，从过去的“物”关注到现在的“人”，比较关注具体的人。这本书更多关注的是价值、结构、权力，但是作为《土地的黄昏》，也应该是一种情感的抒发，对农民命运的观照。对农民命运的焦虑之情没有呈现出来。即便写到人，不是个别的人、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模糊的群体，不是可感的形象。实际上，这些人很生动而鲜活，可以进入到学术视野里。我想这本书的结构是开放式的，可以不断地修订、填充，我建议添加对农民命运、情感的观照和人文关怀。这是我对这本书的不满足和期望。
刚才每位学者都从自己学科的角度对这本书进行了评述。我认为一本好书不在于其观点多么深刻、分析方法多么先进、前沿，而在于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予学术理解，为不同角度的阐释提供了再阐释的空间。这本书的优点，一是可以引发我们对农村生活的思考和怀旧，为交叉学科的学术分析提供了可能性，还有就是叙述语言的灵动和想象，分析进入到创意与嫁接层面。
（刊于《文艺论坛》2019年第1期，本文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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