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批评||郜元宝：寻找自己与文学的连接点 ——郭垚印象

《文艺论坛》

2020年第6期

郭垚2014年以总分第一考入复旦，跟我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2018年顺利毕业，已在温州大学文学院工作两年。现在还来谈我的“印象”，岂不有些过于随便？难道我对郭垚只有一些零散飘忽的“印象”吗？

　　但仔细想来，也诚然只有一些印象。这几年手头博士生太多，能力精力都顾不过来，不得已只好“因材施教”，花更多心思在写论文明显困难的同学那里，对郭垚这样底子比较硬的就未免“放养”，听凭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平时交流不知不觉便稀少了。郭垚生性活泼，口没遮拦，不论什么场合都不惮于放言高论。但她也有深沉的一面，露在外面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这种性格颇适合做文学研究，但也令我虽然跟她师生相处四五年，自忖对她的认识还很粗浅。

　　其实我对其他同学的认识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郭垚这种活泼与深沉双剑合一的个性特别提醒我，每个人都会有旁人轻易不能了解的地方，要公开谈论哪怕你自以为十分熟悉的人，也不能冒充“知音”，你所谈的充其量只能是一些印象而已。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直到最近才突然明白，原来自己已经妥妥地跨入老教师行列了，而研究生们都是我孩子的年龄。不说“代沟”，至少也会有隔膜。这不仅影响彼此的相交相知，也会影响到我们对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认识。

　　郭垚博士论文《1990年代以来的下岗题材小说》，题目是她自己定的。这并非热门或现成的题目，开题时，老师们都对她选择这个一看就有几分棘手的题目感到意外。但我想这也正显出她的主见。或者可以说，是她找到了自己跟当代文学的独特连接点。

　　我们这批“60后”起初弄当代文学批评，多半跟着1980年代以来自己并无甚深介入（或根本“不在场”）的各种文学潮流而载沉载浮。我们不像前面的知青一代，思想基本成熟之际正好赶上“新时期”，容易找到生活经历与文学运动的连接点，天生有一种“诗是吾家事”、舍我其谁的气度。比较起来，我们“60后”总有点置身局外的感觉，总是倾向于做相对超然的旁观者。直到一批1960年后出生的作家登上文坛，这才似乎有了一种碰到“自己人”的感觉，但很快发现这些“自己人”都很迷惘，他们摆弄的“现代派”“先锋文学”据说是用汉语书写的“某种外国文学”。在他们身上，我们也只能隐约看到自己一代人与当代文学的血肉联系。

　　在这个意义上，郭垚倒是有点隔代亲。她很快就像知青一代那样，有意识地确立起自己与当代文学的最佳连接点。这就是她的父辈所遭遇、她本人青少年时代也实际经受过的国企改制与工人“下岗”的重大社会现象及其在当代文学中的呈现方式。

　　我一开始就感到郭垚找对了题目，也高度赞同她的总体设想，即论文重点必须是探讨“下岗”现象为何在1990年代以来小说中始终不那么令人瞩目。关于这个问题，包括论文的具体写法，我们有过反复讨论，但很多时候意见颇难统一。事后反思，这多少就跟“代沟”有关吧。

　　比如，据说现在论文盲审时，专家们一般都无暇顾及细节，而更多关心总体布局与章节安排。但我仍然习惯性地强调，郭垚论文若要有所突破，只能靠细节取胜，即必须尽可能全面收集整理相关作品，从作品细节出发提出自己的想法。但郭垚起手之时，似乎对作品已胸有成竹，却被若干理论问题（“题材决定论”“改革文学”“新写实”“新历史”“新左翼文学”）弄得迟迟不肯动笔。我劝她暂时放下理论问题，不妨先从作家作品个案做起，后者才是论文的主体工程，而要完成这个主体工程，不可能一挥而就，只能靠集腋成裘持之以恒的功夫。但任凭我如何焦唇弊舌，她总是按兵不动，只一个劲地琢磨那些理论问题的来龙去脉。

　　这曾让我非常焦虑。但事后我得承认，如果不先弄清楚她所说的围绕重大题材而打造起来的当代中国特有的“社会生活—文学作品循环动员模式”，就无法顺畅地解释与“下岗”小说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从这里发表的《下岗题材小说的“隐身”与“复出”》，即她博士论文“绪论”部分，就可以看出她为了论文的这个主要抓手确实付出了大量心血。没有这个“绪论”，下面文章真不好做。而澄清了这个问题，接着阐发关乎“下岗”的诸多文学现象，就果真有点势如破竹。在讨论这个抓手的过程中，我受她启发，写过一篇《“重大题材”再议》。等她论文初稿出来后，我发觉自己文章的材料和眼界都很有限。好在毕竟留下一段“教学相长”的证据，他日想起，尚可一笑耳。

　　但也可能正因为郭垚在“绪论”部分以及后面其他理论问题上纠缠太多，她在作品细节部分的完成度与我的预期多少还是有几分距离。理论剖析诚然滔滔不绝，但有些地方还是缺乏更充分、更精准、更具说服力的来自细节的阐释与支撑。

　　再比如“新左翼文学”（她有时称之为“新左派文学”）的提法。这不仅是“绪论”一个重要环节，也构成论文的一个独立章节。我并不反对这个提法，对此也并无什么成见，只是觉得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新左”理论与“下岗”文学的关系，“下岗”文学是否可以纳入“新左翼文学”，还有待斟酌。事实上除曹征路之外，郭垚在具体分析东北、华东地区、武汉等地一批不同年龄段作家的“下岗”小说，尤其东北的“铁西三剑客”，江苏的鲁敏，上海的李肇正、程小莹、路内、张怡微等人的作品时，也并未完全遵循、更没有完全采用“新左”或“新左翼文学”的思路与话语。“下岗”小说之“复出”是拜“新左”理论所赐，二者存在某种因果关系，抑或“新左”理论只不过是与“下岗”小说同时出现的一种思潮，二者只有局部交集，并不像1920年代末“革命（左翼）文学理论”与“革命（左翼）文学创作”那样密不可分。郭垚应该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预先戴上一顶理论桂冠，总有些令人感到气闷罢了。

　　本来郭垚还要在“下岗”小说之外更多地旁及“新写实”小说、先锋小说与新历史小说。当初我们商量论文的整体框架时，都以为正是这些文学现象接踵而至，客观上令“下岗”小说不得不“隐身”。但一则论文篇幅有限，二则随着研究的深入，郭垚发现真正使“下岗”小说不得不“隐身”的首先倒并非上述文学潮流，而是它们在共同的“题材杠杆”和“循环动员模式”支配下“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所以论文在这些部分就不做过多展开。这样，倒是给“下岗”小说的“前史”，尤其某些另类的“改革文学”留下了足够的论述空间。这里发表的《邓刚的“非典型”改革小说》，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尤其可以从“非典型”的改革文学中感受到郭垚开宗明义所说的“只见改革、不见下岗”。

　　郭垚另一个用功甚深的领域是网络文学。“下岗”小说与网络文学本来就有交叉，比如郭垚强调，拥有大量网络粉丝的班宇、郑执就与蒋峰、双雪涛明显不同，但论文提交答辩之前篇幅已满，不允许她再把网络文学拉进来。跟上述几个具体问题一样，究竟应该如何处理网络文学与“下岗”小说的关系，将来论文出版时还可以作进一步考虑。郭垚精力充沛，思维敏锐，观点犀利，雄辩过人，我想她肯定会成为一个深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她目前正经历着一个“青椒”的甘与苦。但愿她的精力不要完全倾注于上课和其他压在高校教师身上多如牛毛的事务性工作，尽快将博士论文修改出版。我相信这将是当代文学研究一个值得期待的收获。是所望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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