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凝眸：百年党史与现代中国文艺||吴敏：时代文艺的先锋 ——周扬1930—1940年代文学编辑活动述略
摘 要：编辑是周扬的文化身份之一，他在1930—1940年代所主编或编选的《文学月报》《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等书刊，关注、推动和深化当时的文艺热点问题讨论，传播新的文学理想，扶持新作家，是时代文艺的先锋。这些书刊不仅折射了中国现代文学从左翼文艺、延安文艺到新中国文艺雏形的演变轨迹，留下了中国左翼文化人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的曲折印记，同时也映照了周扬文学观念不断调整、自我反省的身影。周扬的编辑理念和活动，既有先锋性的文化探索，也留下了不少历史教训。
关键词：周扬；编辑活动；文艺先锋；马克思主义文艺
周扬做过许多工作，有多重文化身份。作为领导者，他从1930年代左翼文化时期到建国以后的十七年，再到1980年前后的七八年，多年担任中国共产党文艺界的高层领导，参与并领导中国现当代文艺运动，功过交杂；作为文学批评者和文艺理论家，他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接连四次文代会的主报告以及他的以现实主义为中心的文艺观和其它诸多报告，很大程度地形塑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的基本模样；在教育领域，他1940年前后在延安鲁艺进行“专业化”的体制改革以及1960年代前期领导高校文科教材编写活动，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章；作为译介者，他所译介的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等苏俄文学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对中国现代文艺产生了深远影响。除了文学，周扬还深度介入了电影、戏曲、音乐、美术、出版等领域。
编辑也是周扬文化活动的组成部分。1930—1940年代，周扬主编了《文学月报》《文艺战线》《中国文艺》《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等刊物和丛书，翻译出版高尔基、巴别尔、高尔德等苏联和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作品集，编辑整理马列文论集，将自己学习和运用毛泽东《讲话》的论文编集出版；新中国成立前后编选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也与他关系密切；他还写下了不少“编者按”“编辑后记”“编者的话”“序言”等。这些期刊、论文集和丛书，关注、推动和深化当时新的文艺热点问题讨论，传播左翼和新中国的文学理想，表达新的文学观念，推出新作品，扶持新作家，姿态昂扬地走在时代先列，可谓是时代文艺的先锋。
现有的研究虽曾提及周扬所编辑的这些书刊，但较少从“编辑”的角度来进行评述，又由于其中的“前言后语”大多没有收入五卷本的《周扬文集》，因而，周扬的“编辑”身份及其与中国现当代文艺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讨论。
一、深化热点问题讨论，扶持文学新人：主编《文学月报》等
周扬主编的第一份刊物是《文学月报》，编的是1932年10—12月的第三期、第四期和第五、六期合刊，一共编了四期。
《文学月报》是左联的机关刊物。最初两期由姚蓬子主编，创刊号发表了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鲁迅《论翻译》、周扬翻译的苏联弗理契《弗洛伊特主义与艺术》、茅盾《子夜》的部分章节、丁玲的《某夜》、田汉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等，排出了左翼重要作家的强大阵容，显示了集理论、创作、翻译于一体的综合性刊物特征。1932年7月10日，《文学月报》按月出版了第二期，履行了“月报”的名称和设想。但第三期却迟至10月15日才出版，间隔了3个多月，同时刊登了《蓬子启事》：“文学月报第三期起我完全脱离关系，以后关于编辑上一切事情由光华书店改聘周起应君负责。所有来稿已转交周君，由周君负责答复。”
姚蓬子的《文学月报》主编为什么被撤掉？周扬为何能担此大任？当时有消息说，姚蓬子行为浪漫，主编《文学月报》克扣稿费，为众不满，乃撤销其编辑职务，而代以周起应（周扬）；文委书记冯雪峰提议由周扬续编。周扬当时是中共中央上海执行局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的成员，也是《文学月报》的作者，在第一、二期上分别发表了两篇译作，姚蓬子在“编后记”都有点评。那时他还在左联刊物《北斗》和1930年代影响很大的《现代》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文学大众化》《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等长篇论文，参与当时的“文学大众化”“自由人”“第三种人”的热点讨论，介绍国际普罗文学和马列主义文艺的观点，出版了多种译作。周扬这时候确实是一个“后起之秀”，虽然只有25岁上下，参加左联时间也不长，但从政治身份、理论实力、翻译特长和工作热情来看，倒也是《文学月报》主编的合适人选。
周扬主编的后四期《文学月报》，总体上承继了姚蓬子的风格，更准确地说是继续执行了左联的办刊要求，介绍左翼文艺思想，讨论最新文学话题，发表左翼作家作品，推出新作家。作为初生之犊，周扬更积极更热情地编辑《文学月报》。
首先，周扬启用编委会的功能，请茅盾为文稿质量把关。一个刊物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文稿便难于立足文坛，难于存留历史。周扬从第三期起担纲《文学月报》，他初审后将“还可以”的小说稿送给编委茅盾审定，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先例”。茅盾说，这是个新方法，编委会名实相符，体现了集体负责的精神；他接下稿件，发现了当时的新作家沙汀，通过写《法律外的航线》等作品的书评来阐释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敲打“革命文学”公式化倾向的残余。
其次，更加注重理论热点，挑起并承担理论问题的探讨，介绍苏俄和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最新动态。《文学月报》第三期继续了瞿秋白和茅盾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争论，同时设立了“九一八周年”专栏，设置了“文艺情报”专栏介绍苏俄、美国、国际作家联盟的一些最新动态；第四期几乎是高尔基的专刊，发表了译作吉尔波丁的《伟大的高尔基》、罗曼·罗兰的《论高尔基》和《高尔基年谱》，“文艺情报”介绍了高尔基创作四十年庆祝纪念会等；第五、六期合刊又继续了自由人、同路人问题的理论探讨。应该说，《文学月报》相当活跃，富于创造性，充满了力量。当然，理论问题和译介还是大体偏向于左翼文艺。
第三，“编后记”写得更为详细具体。姚蓬子主编前两期《文学月报》都写有“编后记”，周扬主编后四期也写，而且写得更为详实，更带有编者个人的印记；有些单篇文章，周扬还写下“应按”以构成编者与作者的直接对话。譬如周扬针对第五、六期合刊登载李长夏《关于大众文艺问题》写下的“应按”，既评点了文章“正确”的方面和其中的“左倾空谈”倾向，又呼吁大家来热烈讨论大众文艺的问题。
第四，更加关注新人新作，注意推出和评论新作家新作品。周扬在第三期《文学月报》“编辑后记”里说：“近年来文艺上的创作活动，确实是无可讳言的沉寂。虽然最近出现了几册文艺杂志，但是翻开卷来，写作品的永远是几个熟面孔的作家，《文学月报》一开始的时候，就准备多登创作，尽量的发掘新作家，以后我们要更坚决的执行这个任务，对于青年作家的来稿，只要有可取的地方，即便技巧上比较未成熟一点，也必设法使它发表出来，以鼓励创作者的兴趣。”他在第四期《文学月报》的“编辑后记”里高兴地说：“这一期的创作比上一期增加了三倍，‘最可喜的，其中将近三分之二是新近作家的作品’。他同时说明了“决不是把新近作家和既成作家对立起来”，而是要鼓励青年作家加紧学习，“在作品上反映出成名作家所不曾体验过的群众生活和战斗情绪”，而成名作家不要再继续脱离群众，能够创作出更出色的作品来。周扬的这一期“编辑后记”还特别评点了青年作家东平的《通讯员》，说这是“一篇非常动人的故事”，“这阴郁，沉毅而富于热情的农民主人公，使人联想到苏俄小说中所反映着的卷入在‘十月’的暴风雨里的Muzhik的性格”；同时他又指出，东平“大概极力想描写出‘顽固’而‘野蛮’的农民是怎样地富于情感”，但忘记了对农民不正确的观念“应当取着严厉的批判的态度”。作为“编辑后记”，周扬评点《通讯员》非常精炼，但没有简单化；他认为，描写“富于情感”的农民的同时也应该“严厉批判”其错误观念；这种写农民的态度，可以看出鲁迅风的印记。周扬通过《文学月报》着力推出的新人新作，主要还是要“反映群众生活和战斗情绪”的、与左翼文学观念相一致的新的作家作品。
第五，偏激浮躁的左倾趋向也更为明显。譬如《文学月报》第三期登载高尔基《一封写给几个美国人的回信》，周扬在“编辑后记”说：“在这封信里，老当益壮的高尔基指示了在强盗们的阶级已经从头至尾的腐烂了，而劳动的力量正在创造出新的生活样式的这个革命时期的知识阶级的出路。这是值得‘自由主义’的作家们去细读的。”这一期的“编辑后记”还说，登载别德纳衣的长诗《没工夫唾骂》目的就是“痛骂”“吹牛皮”的“英雄”托洛茨基。——这样的文字里面，露出了明显的嘲讽、挖苦、不以为然的口气，虽然表现了“编辑”的思想倾向，但带着明显的轻薄浮浅的风气。再譬如，《文学月报》第五、六期合刊登载了翻译文章《普列汉诺夫批判》和绮影（周扬）《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谷非（胡风）《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等，周扬在“编辑后记”里说：“从新的阶段的见地，对于普列汉诺夫、弗理契、玛察等的艺术理论，给以彻底的批判，（同时也是真正的严肃的研究），这是最近苏俄文学理论的宝贵的成果。为了将我们自己的理论提高到国际的水准起见，将这些成果很快地介绍到中国来，是必要的。……另外是我们自己作的两篇：一是批评自由人的文学理论的，一是批评《现代》第一卷的创作的。一面暴露敌对者的反动理论，一面给第三种人的作品以严正的批评，使同路者更加同路起来，这是我们的批评的任务。”——用“彻底的批判”“国际的水准”“严正的批评”这种语汇所写的“编辑后记”，当然显示了年轻人的思想锐力和勇气，但又显露了几分“不知轻重”的狂妄。
第六，周扬对刊物编辑和编辑形式有自觉的意识。他觉得《文学月报》第一、二期“似乎太枯燥呆板了一点，以后当尽量使它新鲜活泼起来”，同时还希望每一期至少刊登一篇书评，“其他各种报道、介绍、杂感之类的中间读物亦将尽量登载，务必使这个刊物活泼起来”。
周扬特别设置的“读者通信”栏目，还引发过一场小风波。《文学月报》第四期“通信”栏目刊登了陈衡哲给丁玲的信以及丁玲致编者的信。陈衡哲认为，《文学月报》创刊号发表的田汉剧本《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写到了自己，“创造了一个可笑的人物”，“把一个人的人格扭成异形怪状”；丁玲希望“编者站在编者的立场，尤其是在常作理论批评文章的编者”“作一个公正的估价”。面对两位女作家的不满和怨气，周扬以“编者按”的方式回复说：“《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里面，也许有些地方是根据事实，但我想也不一定完全是影射着某人吧。……陈女士读的是文学作品，并不是读自己的传记啊。”“至于陈女士是资产阶级，或是‘薪水阶级’，我想有陈女士自己的‘人格和信仰，言论与行为’作证，更不必怕人家来‘扭成异形怪状’。所以我希望陈女士宽心一点，如果有得罪陈女士的地方，也请陈女士原谅！”作为编者，周扬这样的回复，虽然幽默但多少带着一点油滑气，然而，他用“文学作品不是传记”的理由，较好地周旋疏通了田汉、陈衡哲、丁玲之间的小别扭；作者、读者、编者直接快速地用文字交流，这样的刊物就能够流动而有活力。
鲁迅对《文学月报》很关心，并予以了大力支持。总共六期的《文学月报》发表了鲁迅的《论翻译》《连环图画辩护》《祝中俄文字之交》《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以及鲁迅（目录标为“鲁迅”，正文标为“隋洛夫”）翻译桑维洛夫的短篇小说《我要活》共五篇稿子。不过，后来周扬却因为《文学月报》发表《汉奸的供状》与冯雪峰、鲁迅之间产生思想情感的缝隙。另外，《文学月报》还有一些未能完成的编刊心愿。周扬多次在“编辑后记”里表示，想通过《文学月报》附上一种面对现实、有趣、装饰美丽、可以拿来赠送小朋友的《儿童文学》，但最终未能实现。
《文学月报》在1932年第五、六期出版后，无疾而终，虽然周扬的“编辑后记”还预告了下一期的信息。关于停刊的原因，当时的《社会新闻》有一条消息说，1932年夏季以来，上海出版界的文学杂志仅两种：一种是现代书局出版、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另一种是光华书局出版、左翼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现代》以编排新颖和公开讨论“自由人”问题、严厉抨击胡秋原而销行甚盛；《文学月报》“恐文学斗争之领导权被非嫡系之施（蛰存）所夺，乃一面尽量在文字中公开政治主张，一面又具备批判《现代》之内容，意在吸收读者”，“不料光华老板大感威胁，盖恐触犯出版法，书店遭封也。因是毅然决定停刊改制。左翼战士既失其自己之地盘，乃又改变方针，打入《现代》中去”。《社会新闻》的这种分析可以权当一说，《文学月报》较为明显的政治倾向在当时的环境下确实较为危险。此外，将《文学月报》与《现代》相提并论，也可见出《文学月报》的影响力。
关于《文学月报》的意义，茅盾认为，这是上海左联书记处继《文学导报》《前哨》《北斗》之后办的又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大型文艺刊物，虽然只存在了半年时间，但影响很大。有学者评论说，《文学月报》简洁、朴素、扎实，它停刊之后，左联再也没有这样厚重的机关刊物。这份仅出版了六期的刊物，周扬主编了四期，当然带有1930年代前期明显的“左”的倾向，却是中国左翼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发展过程中不能逾越的一个历史阶段。
1936年“两个口号”激烈争论时，上海光明书局请周扬编一本《现阶段的文学论战》。作为论争的一方代表，周扬为了避嫌，便请好友谭林通署名选编；此书“前记”的前两段话为谭林通所写，后几段关于“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和理论基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提出和“两个口号”的论争、文章的编选情况等，则是周扬自己写的文字。周扬既比较客观地说明了编辑此书的目的和选文的分类，希望读者能够看出“新文学在现阶段上的一个大体的动向”，又强化了“国防文学”中心的观点，让这本“文学论战”的资料选集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周扬仍然认为，胡风提出“人民大众需要什么文学”的问题继而回答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却“没有批评到‘国防文学’半个字”，“惹起了一般文艺青年的怀疑和不安，搅乱了为文艺界的近于统一齐整了的步调，是不容否认的”；“两个口号”的论争“不是争正统或注册权的问题，而是新文学的规范的问题”。然而，对于“新文学的规范”的具体内容和胡风观点的意义，周扬却没有详加说明。周扬后来反省说，不少好心人不赞成“两个口号”争下去，陈望道专就此事找过他；但他当时颇有点打派仗的劲头，没有予以重视。
这本实际上由周扬编选的资料集《现阶段的文学论战》令人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收录了鲁迅批评“四条汉子”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鲁迅点名道姓批评周扬的文字——“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清清楚楚地印在该书的第345页。鲁迅的文章发表于1936年8月15日出版的《作家》杂志第1卷第5期，本来就有很大的影响，“周扬‘威信’大为降低，原来的‘文委’就等于自动停止”，现在再选入书籍而出版发行，影响更是扩大了。周扬把鲁迅严厉批评自己的文章原样收入自己选编的书，不管其内心可能存在多少难言的憋屈或不服气，或继续在较劲，都需要较为宽阔的胸怀，以尽量摆脱和走出鲁迅在文章里所嘲讽的“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狭小的气魄”。
不过，周扬没有选录冯雪峰借着“两个口号”问题严厉批判周扬关门主义、“对于理论机械”的文章《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他觉得此文“理论上没有什么新的见解，而且态度鲁莽轻率，篇幅冗长”，这也是作为编选者周扬当时“年少气盛”的一种表现。
内文的标题设计有两款，一款是细线搭配粗线的设计；另一款是同样的细线搭配“空心的粗线”。这两款线的设计都可以运用秀米的布局，可嵌套和可设置单边边框这两个特性就能做出来。本段文字设置了边距20像素。
（此为节选版本，全文请参阅纸质刊物）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刊于《文艺论坛》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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