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百家||喻晓薇：当代文学研究的道与术 ——张志忠访谈录

一、关于外功：道他人所不曾道

喻

张老师好！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这次采访的主题是有关当代文学的治学之道与治学之术等方面的内容。您讲课时讲到过，在研究当代文学时要遵守学术研究的必要规则，要讲究“内功”。有“内功”，那么应该有一个相应的词“外功”，您能否结合您的治学经历来谈谈“外功”与“内功”各指什么？

张：我经常跟学生讲，也跟我们熟悉的青年老师讲，研究当代文学，所谓“外功”，就是指它有若干独特的研究路径，有一些“短平快”的研究方式。

　　研究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比如研究李白、杜甫、鲁迅，首先得知道前人研究他们到什么程度，不能自说自话，读了两篇鲁迅文章你就研究鲁迅，读了两首李白诗歌你就研究李白。因为这些作家作品已经成型很多年，学术成果有很多积累，你只有知道别人走到哪一步你才能接着说。但是做当代文学研究，有它的独特性，就像我们今天开会讨论的《刘醒龙文学回忆录》，它是刚出版的新作品，可以抢着说。当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创作不但是同步的，而且是一个不断滚动的过程，几乎每天、每个星期、每个月都有新的作家作品出现，新的作家作品都需要有人及时跟进，及时研究，及时评价，推荐给读者，引导读者，甚至也可以引导作家，引导文坛。今天这个例子，《刘醒龙文学回忆录》出版了，你有没有敏感的意识，梁晓声三大卷《人世间》长篇小说出版了，你有没有敏感的意识去马上跟着读，去有意识地手疾眼快地作出评论文章。

　　“抢着说”，它包括几种情况：新人新作、名家新作和文学论争。

　　比如你刚才向别人问湖北的70后、80后作家的情况，这应该是我问你的，你是70后作家的同代人，你自己在武汉，你要关注武汉的作家作品。你看李遇春做得很漂亮，很机敏。他曾经研究过西北的作家，从甘肃的张贤亮到西安的贾平凹、陈忠实。他也知道在湖北，要有人来做刘醒龙研究、湖北作家的研究，所以组建了刘醒龙文学研究中心。你自己在这个地面上，离你最切近的作家，他们写的作品，方方、池莉、李修文，离你的武汉生活经验最近。比如，池莉最近写了一个新的长篇《大树小虫》，你会不会第一时间拿来读一读，第一时间把你的文章写出来？只要写出来，说长说短都可以，很容易派上用场的。

　　为什么呢？外功，有一种是“短平快”。报纸也好杂志也好，都欢迎新作品的评介，它有这个需要。你说研究李白，人家有那么多的累积，但是研究2018年、2019年新的作品，像刘醒龙的、池莉的、梁晓声的，你能不能第一时间抢夺话语权，这就是当代文学的独特性，给你留下了很多可以挤进学术界，取得话语权的机会。

喻

像刘醒龙、池莉、梁晓声、李洱的新作那就应该是名家新作了吧？也就是说这种“短平快”包括了对新人新作与名家新作的评价。

张：对。我经常讲要研究新人新作,研究新人新作要有很高的辨析能力。相对来讲，名家新作，刘醒龙、池莉这样的作家，写了三十年、四十年，他们写作的基本功都非常出色，不像年轻的作家要靠一篇一篇的新作来累积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名声，他们没有那么迫切的功利性，不会追求数量上的累积，更重要的是每一篇应该都有新的突破，新的思考，新的探索。对这些新的作品，你有没有眼光，有没有敏锐性，有没有手疾眼快地进行快速追踪，这就是抢着说。

　　还有一条，你要有一定的数量累积。因为你还是个新人，一年写一篇论文，在文坛、学界一下就淹没掉了，你能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写出一批文章，而且是水平线以上的文学评论文章。举例来说，像王春林老师，从2000年以来，吞吐量巨大，长中短篇通吃，而且写得也快，一年得写几十篇新作的批评，那么很快，搞个三年二年就非常引人注目。

　　更早的1980年代初，我在北大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跟曾镇南老师有一个交集。他是1979级的研究生，我是1982级的。曾镇南当年是最活跃的文坛评论新星，他的文章写得又快又好，既有理论的论断，又有抒情性的文笔，得到王蒙的高度评价。那时候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碰到曾镇南，我抓住机会问他：你的文章写得那么多，你怎么写得出呢？曾镇南说：我是每周一文，每个星期写一篇文章。你想你一年写两三篇文章，但是有一个人，假设他水平跟你差不多，他一年写了十篇文章，打开《光明日报》看到的是曾镇南，打开《当代》看到的是曾镇南，打开《小说评论》看到的也是曾镇南，这一下就学界认可，报刊认可。他做什么？他就是做1980年代初期的当代作品的快速追踪，快速反应。我自己从曾镇南这里得到很多的启示：一部新的作品出来，你30岁的博士读这部作品跟我60岁的教授读这部作品，大家机会均等，而且可能你眼疾手快，一个星期把文章写好，先发为主，拿到报纸拿到刊物去，发表机率比你吭哧吭哧研究1950年代作家的作品就高很多。

喻

写新人新作，或者名家新作批评相对而言对研究者功力、前期阅读准备方面的要求要比做文学经典的评论更低些吧？

张：也不是你说的高与低，是各有不同的要求。对文坛新人新作、名家新作，你去做快速追踪，这是当代文学的一个独特优势，因为机会均等。但你也要做相应的准备，比如说池莉写了一部新的长篇《大树小虫》，在此之前你有没有把池莉过去的作品拿来读读？没有对她过去创作的相关作品、相关特征的敏锐把握，你也很难一下把握到她的新作是什么样子。

　　举个例子——我当年做刘心武《钟鼓楼》的研究。我在读硕士时，当时北京作协要出一部《北京作家论集》，我当时报的选题就是《刘心武论》，这本书在贵州出版过。因此我自己对刘心武的研究状况有所把握，所以《钟鼓楼》上部在《当代》上发表的时候，赶快找来看，看完后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然后想下部是什么样子，你从哪个角度做研究。下部出来后马上看，看完后就在几天之内写了五六千字的一篇文章，寄到《当代》去。在同样的研究能力的前提下，你做新人新作或者名家新作研究，它的发表机率就高。这是“外功”，就是你要眼疾手快，你要敏感把握。

喻

听了您关于“外功”的一段话，感觉启发很大，让我的观念有很大的转变。

张：我再给你补充一点，我们也是有终南捷径、葵花宝典的。上面讲的是新人新作名家新作，再一个就是文学的论争。这种话题一旦出现，它就很快形成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而且这个年月就是看热闹不怕把事情闹大，论争越热烈它就越吸引眼球，越吸引眼球就越热烈，这是现在传媒时代的一个特点。但另一方面，你也不是每一个都要参与，我们应该及时关注、尽可能参与真正有质量的文学论争。在你参与的过程中，你就会加入到当下的文学热点、文学潮流中，而且这种文章比较好发，容易传播。比如说，当年关于人文精神的论战，大家反应很热烈，支持的反对的都很热烈。你有没有立场，有没有观点，你能不能做出你自己的阐述？当然最好的是你能提出一个问题来引导大家的讨论，其次的是你能够跟着这个潮流跟着大家去讨论。我们刚刚开会讨论到的，刘醒龙在回忆录中讲到的关于《分享艰难》的论争，关于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论争，那也是当年的一个文学论争热点。文学论争讲“短平快”，你要对话题的出现有比较充分的把握，同时你要有立场，你要及时表述自己的观点，找到你自己表述的立场和路径。

　　我写过一篇关于文学论争的小文章。当年王彬彬和王蒙论战，我就此写了千字文《我看二王之争》，是我当年转载率最高的文章，海外的朋友都从当地华文报纸看到了。而且，我要参与什么话题的论战，是有继续论争下去的心理准备的。就想着说，如果有人能够回应，我一定还可以继续把这个话题推进下去，我自己觉得我的逻辑自洽性还是不错的，因为是辨是非，一些话题讲得比较尖锐。后来也没有听到人回应：《我看二王之争》没有人回应；我跟顾彬讨论一些问题，我也跟他说过，甚至我还把我的文章给他发到邮箱去，也都没有回应。这种论争性的文章存活率和影响力相对都会大一点。这就是讲当代文学一些特别的地方。

二、关于内功：道他人所不能道

喻

刚刚听您讲当代文学研究的特殊之处，讲当代文学研究的“外功”还挺有收获的。我感觉自己在当代文学的研究方面还的确要做“外功”，在对新人新作与名家新作的关注与评介方面要做些努力。下面想请您再结合自己治学或指导学生的经历来谈谈您对“内功”的理解，以及“内功”与“外功”之间的关系。

张：“内功”呢？那就是自己的文学修养了，你研究别人的作品，你整体上应该有对于文学作品的一个把握，包括它的思想脉络，它的艺术探索，包括你的审美判断能力。这就是你的“内功”。

　　所谓“外功”，我就经常讲，就是道他人所不曾道，别人还没有说你就说出来了，别人没说过你说出来了，这是属于“外功”。“内功”是道他人所不能道，同样一个作品，你说出来不是靠眼疾手快，而是靠你的学术研究能力，靠你对作品的深度把握。

　　举一个例子，我做王安忆研究，写过几篇文章。2007年，王安忆发表了一个长篇新作《启蒙时代》，写“文革”初期的那一批红卫兵在最初的狂热后，陷入一种思想的迷茫和困惑，要跳出原初的思想教条禁锢，重新认识现实，重新认识上海的历史和当下，重新认识上海的市民社会。它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桥段——红卫兵们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从中获取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肯定性论述，有了新的思想武器，跳出了我们讲阶级斗争、讲资本家剥削工人这样的一个公式，重新认识上海的商业化、市场化和市民生活的关联性。这当然是从革命和阶级斗争转向了现代性，转向了城市化这样一个大的轨迹。但是，是不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我沉下心来找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来读。我就发现很明显，小说写南昌和陈卓然这些中学红卫兵们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而且用马克思的理论来重新认识、理解、评价上海的商业化市民化，理解上海小市民的积极意义。但是我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很明确，从马克思的著作里读不出对市民社会的肯定。恰恰相反，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论点，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和市民社会有一种内在的同构性。黑格尔也好，费尔巴哈也好，都在讲市民社会，但是马克思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他的一个基本支点是要从市民作为社会主导力量转移到无产阶级主导的革命时代，无产阶级要掌握社会发展的领导权、革命的领导权。

　　这是发现问题，下一步需要解决问题。为什么王安忆会出现这样的误读或者是误判？讲现代性，经常会讲到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葛兰西。葛兰西讲市民社会，面对的是意大利的现实。意大利和德国，在欧洲来讲，比英法等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缓慢，尽管它也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它的封建主义色彩很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很欠缺，所以市民社会对封建势力和专制政权是一种抗争的力量。葛兰西强调市民社会，他不是说市民和商业化，市民和工业资本、商业资本之间的关联。他讲市民社会是和政治权力相区分的人群的一种存在。1990年代中国掀起市场化和城市化大潮，我们注意到讲市民社会理论，讲葛兰西的市民社会，讲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那是顺着葛兰西、哈贝马斯去讲。你不能把葛兰西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等同于上海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市民社会，你也不能把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肯定说成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肯定。这就是第一个层面。王安忆讲错了，她用了很大的力气来讲这一代中学红卫兵，他们的思想嬗变，怎么样从一种蒙昧状态变成一种自我启蒙，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他们自我启蒙的重要一环。

　　第二个层面就是追问王安忆为什么会讲错了，追溯到她内心的一种欠缺。我早先读王安忆，就觉得王安忆的上海意识很独特很微妙。王安忆的父亲母亲都是新四军出身，是革命胜利者进入大上海，这从政治上来讲是金字招牌，非常受尊敬。但是她又和王朔写的大院的孩子不一样。大院的孩子都在海军大院、空军大院或者国务院机关大院，上学也有专门的干部子弟学校，它就有一个格局、一个群体。人都是群体动物，小孩需要有人一起玩，需要有人一起学习、游戏。王安忆呢？你看她的《纪实与虚构》，描述她身在革命家族，管束很严，到了休息日，爸爸妈妈把她们姐妹打扮起来，带着她们去看他们的战友，看他们的革命同志。他们不是上海人，没有亲戚在上海。但是更多的时候王安忆还是生活在上海本地人的大的生存环境当中，因为她不是居住在大院，而是上海的弄堂。你住的是公家的房子，可能比别人的房子还好一点，但是走出楼门就全是上海本乡本土的孩子，上海的方言、上海的生活习惯，基本上外地人学也学不像，你很难真正融入其中。相反地可能你感到被隔离被抛弃。小孩首先要有一个群体认同，你被本地孩子的群体所拒绝，可能心里就羡慕上海本地的孩子。

　　再一点，上海人确实是会过日子的，可能你在武汉、在西安也不一定会感觉……

喻

有相似的地方。汉口这边也有沉积比较久的市民文化，他们对饮食、服饰、室内装饰的确要比武昌、汉阳这边的人更精细讲究些。

张：那就是了。王安忆的父母就是革命者进城，进上海。新四军都是苦孩子，战争年代走过来，生活粗粗拉拉的。他们看上海人就会感觉：这些人多么会过日子呀！上海的餐饮，上海的服装，那都非常令人羡慕。读王安忆的小说，就是在《启蒙时代》之前的小说，这一点羡慕是经常可以读得到的。举个例子，它有一个短篇小说里边就讲到上海人的这种特点。

喻

是不是《好婆与李同志》？

张：对，对。那个女主人公就是类似于她（王安忆）妈妈那种身份，女革命同志进入大上海，一方面革命意志很坚定，另一方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于是也来学上海人的做派，穿裙子，穿玻璃丝袜。上海的阿婆就笑话她说：李同志呀，丝袜不是这么穿的，长筒丝袜要拉得平平整整，上下一条线，不能歪歪扭扭，你穿丝袜，你都不知道要怎么把它捋直捋平捋顺了。上海市民生活对她母亲那样的人都会有一种诱惑，那对小孩子更有一种诱惑。上海人餐饮那么精致，上海人穿的衣服很洋气。在王安忆的小说里边这都是溢于言表的。她就是倾慕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包括《长恨歌》里边对于这些物质方面的描写。我这么一层一层揭示她为什么会羡慕小市民，高度评价上海市民的生活，从这个角度来剖析。这就是“道他人所不能道”。你要做研究，“短平快”一定要有，但你积累自己的学养，积累自己的研究能力，这就是“内功”。

　　再讲一个例子，关于“道他人所不曾道”和“道他人所不能道”。我做《莫言论》，遇到的最大的障碍，不是怎么读莫言的作品，而是从这个作品里提炼出一种什么独特的观点来。为这个我曾经非常费心费力，不是一般的难，是处心积虑煞费苦心。当年研究莫言有很多人都研究得非常好，我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就是雷达的一篇文章，叫《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讲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小说，讲莫言怎么处理历史题材。我要做莫言研究，我要把别人的研究（到1987年初，研究莫言的成果也不是太多）尽可能都看到，看到雷达这篇文章，我产生一种心态，我觉得雷达说得已经非常深刻了，我能不能另辟蹊径？我如果自己提不出观点来，把雷达这个观点借用过来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很多人写东西把别人的论点拿过来建构自己论著的架构。但是我还是一个比较性强的人。如果一本书你主要的观点是从别人那里拿过来的，那你这一部论著中你的个性、你的见解就显得比较薄弱了。我就想：我有没有别的途径做出别的论断来？至少讲，第一要不同于雷达，第二要有足够的分量。因为人家的这种判断（用一种不恰当的比喻）有八十吨的价值，你做出一个论断只有十吨的价值，你提出的论点就分量不够。

　　这个问题我也曾经费心斟酌了好久。你看《莫言论》里有一章——《生命的历史与历史的生命》——暗暗照应着雷达的文章《灵魂的历史与历史的灵魂》。他是从精神层面上来讨论的——我就有一个新的判断，从生命角度来讨论莫言，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与死，是一种文体论意义上的，就是莫言到底写什么。你说他写的是灵魂，我说他写的是生命，是中国农民的生命，而且中国农民的生命又是在那种前现代的状态之下。农民养猪种粮食，在土地上劳作；土地、植物、动物、人之间形成一种生命的流转、一种生命的交换，我们中国最纯朴的一句话“人吃土一世，土吃人一口”。我从这个地方去切入，去展开我的《莫言论》的基本论述。它是《莫言论》的一块奠基石，你要把它抽掉了可能很多东西就搭建不起来，比如生命的自然流转、生命的一体化、生命的自然本性、生命的英雄主义。从艺术角度去讲，我讲莫言作品中的生命感觉，莫言的世界充满生命气息，本体和喻体都是农村里边的动物植物，拿这些东西来修饰他的语言，营造他的意象。红高粱、白狗、红萝卜、白棉花，这都是农村常见的东西，但是都被他写得活灵活现。你去看他的修辞，包括他现在的作品的修辞，基本上都是从农村的日常生活当中提取出来的，用一种生命来比喻另一种生命。

喻

这个“生命”是您从卡西尔的《人论》中得到的启示吧？

张：是的。比如说《枯河》里边那个小孩爬到树梢上，在树梢上看村子，于是看见村子里有一条黄狗越走越远了。这个“越走越远”是我们的修饰方式，或者讲“那条狗越走越远走成一个小黄点”，然后“消失在眼界当中”。莫言说那个黄狗走成了黄兔，黄兔走成了黄鼠，兔和老鼠这都是描述越走越远，越走越小。你去看他关于透明的红萝卜的描述，萝卜怎样晶莹剔透，怎样熠熠发光，长的像麦芒短的像羊毛。麦芒和羊毛就是农村当中的常见事物。这就是从最核心的理念“生命的一体化”到它的艺术表现、意象营造，它营造出来的都是农村有生命的东西。

　　这就是叫“内功”——“道他人所不能道”，但是这个“内功”就是要有理论准备，要有艺术上敏锐的判断力和悟性。

（作者单位：武汉轻工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刊于《文艺论坛》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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