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百家||龙慧萍:建设性批评的可能性 ——张志忠文学批评与研究述评
摘 要:张志忠先生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充分体现了从问题出发的深度、审美与艺术分析的敏感、“坏处说坏”的坦诚与“文学爱好者”的热情。在他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实践中,可以看到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准确把握时代精神及与作者感同身受的能力、高超的艺术禀赋、正确的判断力。他的治学道路,展现了“建设性批评”在实践中的多种路向、多种可能性以及在当代所能触及的高度与境界。
关键词:张志忠;建设性批评;文学研究
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创作与批评密切互动时期成长起来的批评家,张志忠的批评与研究,在追踪新潮与发现问题、理论探索与审美发掘等方面,都有相当的深度与造诣。看他的文章与著作,不仅服膺于文学“黄金时代”的批评家的深厚内功,也能感受到一种学者心系时代的人间情怀。
一、从问题出发的深度
回顾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文学和知识界的“文化热”。张志忠对莫言的研究,实际上正是基于当代文学创作新趋向的敏锐反应。因此,文化学方法不仅在他的莫言研究中有集中、突出的表现,在《试论九十年代文学的文化视野》这一类论文中,也有极为开阔的展示。而他的莫言研究,又是当代文学批评与创作同步呈现的“文化转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是有着独特贡献的。
张志忠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虽然以莫言研究影响最大,但他早期比较有影响的成果,是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国社会科学》上连续发表的两篇论文《近年农村题材小说概论》和《论中国当代文学流派》。这两者都是他当时攻读硕士学位的成果,显示出一种开阔的视野和其对文坛重要现象的宏观把握能力。最为重要的是,这二者也都是从问题出发的。前者所针对的问题是当时农村题材小说的新趋势;后者是因为他发现当代文学的流派现象并不像现代文学那么鲜明,但各个地区的作家群落,其实又是有各自的特点的,可以当成“准流派”来研究。
正如张志忠自己所说的那样,“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需要在文学的疆域之外,具有现实的社会关怀和积极的参与热情”。他总是能在第一时间发现文坛的新趋势与重要作家的创作动向,对其中重要的现象做出述评。这充分显示了一个学者的思想活力和知识更新能力,也是他在四十年学术生涯中未曾固步自封的内在动因。
在此基础上,他更擅长在当代文学纷纭复杂的现象中发现内在规律,看到其中隐含的问题。在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对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很多现象与问题都有长期关注。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化热”,他还对军旅题材作品和表现“文革”题材的文学作品进行过长期追踪和思考,他也关注过人文精神大讨论、现代性问题、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研究问题、审美优先问题、现实主义的当代发展方向问题等,并且在这些论题下,都写出过有分量的论文或专著。这一系列问题的探索与研究,颇能见出他作为批评家的社会关怀、持久热情与思想深度。仅以张志忠对现实主义的当代发展问题的关注为例,他思考这个问题的持续时间极长,围绕这个问题,在很多论文与著述中都进行了不同层面的研究。他在北大求学时写《近年农村题材小说概论》时就已经开始探索“革命现实主义”如何走上更广阔的道路,后续一直都有结合当代文学创作实践的思考,如《建设“充分的现实主义”——世纪之交的社会生活新变与作家的自我更新》系列论文,即是新时代中思考的深化;在近作《重建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路遥〈平凡的世界〉再评价》中又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阐发了当下重建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重要意义。
二、审美与艺术分析的敏感
实际上,张志忠自己就有一批非常出色的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充满审美情调的文章,比较典型的是《镜中之像 像外之旨——洛夫诗作中的镜像研究》一文,此文所展现出来的深厚理论功底与极高艺术禀赋都是令人叹服的,作者在分析阐释洛夫诗歌中的镜像时,真正做到了将思想性与审美性融为一炉,相得益彰。因此,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读者很容易进入它所阐发的洛夫诗歌意象的幽微细密之处,并被其中的丰富蕴含吸引。论文从洛夫《漂木》中的镜子谈起,一路引述作品,一路娓娓谈到《沧浪诗话》《管锥编》、拉康和巴赫金,其间还穿插了洛夫诗与鲁迅、杜甫、李益、冯至等作品的对照,不仅将古今中外熔为一炉,且饱含着因诗而生的种种人生、哲学感悟,逸兴横飞,妙语迭出,引人入胜。
事实上,张志忠的文本阅读量惊人,文本的熟悉程度也令人惊奇。他关注过的当代作家,从最开始的张贤亮、刘心武、朱苏进、李存葆、王蒙、贾平凹、梁晓声、马原、莫言开始,一直到铁凝、王安忆、张承志、路遥、池莉、刘醒龙、陈忠实、余秋雨、毕飞宇、韩少功、方方、毕淑敏、阎连科、严歌苓,再到年轻一代的徐则臣、红柯、宁肯、笛安……(这个名单还很长),可以说,当代文坛的较重要的或是较有特点的作家,在此几无遗漏。对这其中不少作家,张志忠都撰写过不止一篇论文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分析和讨论,对他们的创作特性、文本的思想内涵与美学风范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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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张志忠说余秋雨的散文《这里真安静》是“狂戾军乐、凄迷艳曲和庄重美文的三重奏”;说徐小斌的《双鱼星座》《别人》《吉尔的微笑》等作品的情节结构模式是爱情方程式(三元一次方程和二次方程);说徐怀中的《牵风记》是“穿透战火罡风的和煦清风”,设喻新颖、生动形象,且能直抵作品的本质与内核。而他对池莉“人生无梦到中年”的评价,对宗璞创作“士林心史、儿女风姿”的评价,说“阎连科是一只鸱鸮,啄开腐尸的皮毛以彰显其内在的溃烂,用其不祥的持续的啼鸣在警示世道人心”,既是出色的风格与境界品评,也从侧面揭示了理解作家精神路向(包括局限性)的途径。张志忠的文章中,这样的评论还有不少,也都是感性经验、形象思维与理论概述能力结合的范例。
三、“坏处说坏”的坦诚
鲁迅先生说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是句非常朴素的话,但在当代文坛想要做到“好处说好”不难,“坏处说坏”,却并不容易。张志忠评价当代作家作品,总体上宽厚平和,对新人新作的支持力度很大,主张用更多的艺术探索和思想探索来拓宽话语空间。但在此基础上,他又是当代少数几个敢说真话的批评家之一——从他对王蒙、贾平凹和王安忆的评论中就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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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多年,张志忠在访谈中对于王蒙《失态的季节》的缺点,仍是直言不讳的:“后来对王蒙的《失态的季节》,我就有明确的批评——倒不是为批评而批评,但总觉得对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我们还是应该更清醒一点,‘爱而知其恶’,不应该像有的批评家那样,毫无保留地全是赞扬。这篇文章,可以说也没有其他的考虑,就是我的‘阅读体会’,就觉得他那种语言方式不但不加节制,而且很多时候‘似是而非’。”
而张志忠对贾平凹和王安忆的批评,和他对王蒙的批评一样,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所敬重的当代一流作家,爱之深,故而责之切。
四、“文学爱好者”的热情
张志忠常说自己是个笨人,在一众同龄的批评家中,他并非天分高绝者,但却是实实在在地将自身的生命与情感体验融入了批评活动的“文学爱好者”。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追踪文学新潮的热情,并且认为:在面对作品时,能够把自己的情绪、情感调动起来的、身心投入的阅读是做好批评的基础。
事实上,张志忠出自谢冕老师之门,但他的主要兴趣是在当代小说研究,尤其是长篇小说。他对当代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语言、创作方法都有过非常细致的揣摩,在《什么是理想的长篇小说?》一文中,能提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者”“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的外在表现”“注入世道人心之宽阔”“足够强大与自由的凝结力”“最好地反映新世界成长的趋向”这五个方面,显然是深谙创作规律的。
他最近的论文《毕飞宇小说漫评》从毕飞宇作品的解读问题谈起,认为解读毕飞宇作品聚焦于“文化大革命”或者传统文化的桎梏,都未达到应有的深度,而“对于人生与人性的错位之高强度和多重性的描写及由此造成的强烈而不忍卒读的疼痛感”,才是研究的重点;然后在此基础上转谈创作,指出“在当下,更应该关注和鼓励他超越有限历史而及于深邃人性,实现新的突破”。很显然,这种设身处地为作家着想,将批评阐释、风格、格局分析与创作方法的考量结合在一起的行文方式,是张志忠的一大特点。
大诗人歌德曾把批评分成两种:一种毁灭性的批评和一种建设性的批评。在歌德看来,做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并不容易。他必须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准确把握时代精神及与作者感同身受的能力、高超的艺术禀赋、正确的判断力于一身。而在某种程度上,张志忠已经以他所走过的道路,展现了“建设性批评”在实践中的多种路向、多种可能性以及在当代所能触及的高度与境界。最为重要的是,他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工作,无一不是出于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关切与热心。因此,谢尚发在2017年《当代文坛》的访谈中,将他称为“当代文坛的守望者”,无疑是非常恰当的。
(此为节选版本,全文请参阅纸质刊物)
刊于《文艺论坛》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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