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之思||杜寒风：对公共阐释与社会阐释不同论述及意义的探讨

杜寒风

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艺学博士生导师、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文艺学硕士点负责人，兼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审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语言文学前沿》集刊主编、人文学院学术委员。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会员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员。

摘　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张江教授2017年发表《公共阐释论纲》等，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强烈关注与积极研讨。英国剑桥大学汤普森教授以为公共阐释就是社会阐释。张江并不完全同意，论述了公共阐释与社会阐释的不同，社会阐释的基础是公众，公共阐释的基础是公共，指出了个人阐释、个体阐释到公共阐释的中介是社会阐释，公共阐释比社会阐释要高一层次。公共阐释的目的是使社会群体达成共识，取得大多数人利益的一致。张江与汤普森对公共阐释与社会阐释不同的论述，有其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张江；公共阐释；社会阐释；理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张江教授在2017年第6期《学术研究》发表了《公共阐释论纲》 及2017年第11期同刊发表《作为一种公共行为的阐释——张江与迈克· 费瑟斯通的对话》《公共阐释还是社会阐释——张江与约翰·汤普森的对话》等，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强烈关注与踊跃研讨。该刊第11期“公共阐释论对话”编者按言：“公共阐释是一个新的概念，是在反思和批判强制阐释过程中提炼和标识的。提出这一命题，旨在为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基本框架确立一个核心范畴。”公共阐释论是重要的原创理论，是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成果，有助于我们对于阐释学的基本概念、基本问题进行新的解释、新的思考。拙文将张江关于公共阐释与社会阐释的不同的观点做些归纳，并指明其意义体现的方面。

一

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系汤普森教授认为阐释与资源、权力、利益相关联，与社会生活相交织，阐释也是冲突的、彼此冲撞的，他所关心的是与每人相关的日常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之间的冲突就是阐释之间的冲突。他更多地关注社会生活，关注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阐释学，专注于社会生活中混乱现象的研究。他坚持以为公共阐释学就是社会阐释学，社会阐释学就是公共阐释学，二者没有区别。他对张江以为有某些因素使阐释变得更加理性，或者说有更为理性的阐释，持怀疑态度。张江并不完全同意汤普森的观点，张江坚持公共阐释不同于社会阐释，坚持承认公共阐释有公共利益、公共理性的存在。到底能否把公共阐释与社会阐释等同呢？有无公共理性、公共阐释存在的天地呢？在张江看来：所谓阐释，首先是一种公共行为或社会行为，从一定意义上说，离开了阐释，社会便不会存在；离开了阐释，亦无公共体或共同体可言。阐释学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理论。但不能把公共阐释理论简单地理解为社会阐释理论。张江没有否认两者之间的一定的关联，也讲出了两者不同的理由。

“公共阐释是从个体阐释上升起来的，任何阐释都是从个体阐释开始的，然后由个体阐释上升为社会阐释，再由社会阐释上升为公共阐释。”“由个人阐释变为社会阐释，由社会阐释上升为公共阐释，是一个不可超越的过程。”“让自己的个体阐释变成公共阐释，即一种有理性、有倾向、目标大致一致的阐释”，公共阐释有其产生的过程，有其产生的机制。基点是从个人阐释、个体阐释来的，最终落实点不是个人阐释、个体阐释而是公共阐释，光是到社会阐释，还是没有完成更高的公共阐释，只有进行公共阐释，才算进到更高的一层。要谈公共阐释与社会阐释的区别，离不开谈它们之间的关系。

张江以德国哲学家尼采在其生前和在其去世后的阐释不同，说明个人阐释与公共阐释的性质不同。尼采生前他的观点没有什么影响，他的阐释是个人的阐释、个人的理解或私人的话语，去世之后他的一些观点被学界和社会慢慢地了解，甚至成为思想潮流，变成了公共阐释。英国伦敦大学迈克·费瑟斯通教授提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从最初的个人阐释、个体阐释也逐步进入到广为关注的话题，得到了世界上许多人的认可，成为了公共阐释。张江看到了有了个人阐释、个体阐释，还远远不够，还是需要靠群体的力量扩大影响。个人阐释首先号召他们所代表的某个群体的觉醒，赢得他们的支持，然后逐步扩大拥护和支持自己的群体，从而扩大自己在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张江提醒我们要在构建共同体、扩大共同体这个立脚点上谈论阐释和公共阐释问题，是有道理的。

汤普森把权力分为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政治权力和象征性权力四种形式，阐释就是象征性权力之空间。它与政治权力相关。西方社会想要实现政治权力，就必须实现象征性权力。张江以马丁·路德的例子讲到了要把阐释权抓在自己的手里，让对基督教、对《圣经》的解释，从教皇或其他神职人员的阐释中分离出来，阐释权的分离，有助于形成一个新的更为强大、更为广泛的共同体，实现宗教改革的目的，促进新教伦理的建立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两者能够结合起来。张江所讲近现代以来的许多革命领袖的阐释权也有获取的问题，有从个人阐释、个体阐释向公共阐释转换的问题。毛泽东提出革命的正确思想，并不是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和共产国际的思想，革命初期并不是党内的人都能够接受其思想，这里是有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少数派终成多数派。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运用理论，创造理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就是毛泽东的个人阐释、个体阐释成为社会阐释，社会阐释成为公共阐释。“要使拥护自己的群体越来越大，或者说尽可能地最大化”，可见利益诉求相同的群体，能使个人阐释、个体阐释升华为公共阐释，群体起到了助推作用，公共阐释的空间加以拓展了。

汤普森把代表保守党的特蕾莎·梅参见竞选的例子，作为由其象征性权力向夺得政治权力过渡的例子。张江为了说服汤普森，就以对方所举事例来进行自己理论的阐释，好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重在说明自己的公共阐释理论的特征与本质。凡是参加竞选的人，都是有竞争对手的。在选战中，要把自己的主张推送出去让选民接受。“特蕾莎·梅要把自己的观点阐释好，要让公众接受其观点，如果公众不接受，她把自己的观点阐释得再好也没有意义。所以，无论哪个领域，只有把个人阐释变成一种公共阐释，才能实现和达到目的。那么，如何实现公共阐释？就要努力了解公共阐释有些什么特征，公共阐释的本质是什么，掌握了公共阐释的本质和特征，才能使个人想要阐释的东西为别人所接受。如果不被别人所接受，只不过是自说自话，那么就不能获得什么权力。我想，这就是公共阐释的锋芒所在。”汤普森看到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空间，是阐释相互冲突的真实生活空间，即使依靠权力，也不一定能够让弱者接受强者一方的观点，公共阐释的空间存在着冲突，人们似乎除了承认差异、冲突外束手无策，而张江并不因为现实生活空间存在这些问题而灰心丧气，而是主动地进行理论的言说。竞选是在公共空间进行的，特蕾莎·梅必须与他人进行沟通，其观点跟人要有好的交流，共享才能登上更大的舞台。

二

张江从个人阐释、个体阐释到社会阐释生成的机制上，得出社会阐释是一个中介的判断，我们可以这样讲，之所以说社会阐释是中介，是把个人阐释、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联通的桥梁，也是在社会中进行的。各种阐释都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环境与一定的社会制度，人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公共阐释活动是离不开社会的一种阐释活动，要在社会活动中完成。但不能简单地讲，公共阐释就等同于社会阐释，因为社会阐释是矛盾的、冲突的、斗争的，没有达成多少共识的，每个群体都在为自己的群体说话。不经过公共阐释，就无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无法进行新的合作，无法往前再走一步。虽然社会阐释与公共阐释有关联，但社会阐释不是最终的结果，是与公共阐释不同的。“如果个人关于社会的阐释要能够说服人，就必须有公共的承认，提升为公共阐释。实际上，阐释本身就是一种公共行为，因为阐释的目的就在于把对象的真相或事物的本来面目告诉别人。”“阐释的公共性一定是从个人阐释、个体阐释开始的。从根本上说，个体阐释本身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公众，也就是使自己的阐释具有公共性，而不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当然，大多数人可能很难达到这样一种目的。但是，如果其阐释能够逐步被公众所接受，那么个体阐释就上升为公共阐释。如果个人阐释、个体阐释本身不具备公共性，那么它就将沦为私人阐释、私人理解、私人话语而被湮灭。”公共阐释已经不是原来的个人阐释、个体阐释了，性质发生了变化。私人阐释不是公共阐释。张江就费瑟斯通所讲西方故事《皇帝的新装》指出至少达成了几点共识，以为这个故事深刻、形象、生动地说明了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之间的关系及其表现。这个例子肯定了公共阐释的怀疑、批判精神，也证明了人们的理性最终都会戳穿谎言，谎言重复一万遍也不是真理。

汤普森把私人与公共进行了区分，私人是隐蔽的、秘密的，公共是共享的，公共阐释本质上是社会的，是公共的就是社会的，是社会的就是公共的。其实私人也有社会共享的一面，并不都是隐蔽的、秘密的。私人的秘密，只要私人愿意拿出来，也可以向社会公开，与社会分享。汤普森从英国政治、西方社会政治选举来说，不需要达成所有人的共识，而是取得一定的选票，按“简单多数选举制”达到一定的百分比，就可赢得选举，实行组阁。这是制度制定的选票门槛。他以为有时共识是让他感到不安的一个术语，对于这个概念颇为紧张。他并不是完全拒绝共识。应该承认，能够让人们在一个联合政府合作，终究还是有共识存在的。这个共识是以往的政治制度决定的，与人们的政治实践获得的学习、训练有关，倘若不存在基本的共识，谁都不让步，谁都不妥协，联合政府就不能够正常进行工作。

“所有的阐释都可能走这样一条道路，即从多元的、碎片化的、矛盾的、冲突的、无序的阐释，逐渐形成或上升为相对统一的、相对稳定的、可分享的、可达成共识哪怕是妥协性共识的那种社会整体的阐释，如此，阐释才具有了公共性。所以说，从无序到有序，从社会阐释到公共阐释，这既是一个逻辑过程，也是一个现实路径。”在张江看来：社会阐释是多元的、碎片的、对立的、冲突的，但是社会阐释绝对不是更高水平的阐释。更高水平的阐释是公共阐释，即经过过滤的、理性的、有序的阐释。社会阐释是非常复杂混乱的，社会阐释的空间有很多权力，有很多层次，而公共阐释则是理性的、澄明的，或者说是经过淘洗过滤的。社会阐释未经过淘洗过滤，显得复杂斑驳，社会阐释的基础是“公众”，而他理解的“公众”就是民众，而不是“公共”的意思。公众是由许许多多的群体组成的，群体的目标、需求、期待不同，反映在利益上就有很大的不同，甚至会发生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就利益相同点来说，就有了共同沟通的基础，这是大家能够交流的公共空间，这个公共空间不是成分、利益存在着多样性的公众所能够替代的。社会阐释不是更高水平的阐释，也就是体现了无序性不确定性，而公共阐释则体现了有序性确定性。这是它们具有的明显不同。在社会阐释中，由于充满了偶然、不定的因素，仅以一个个体来说，他的游移不定，他的情绪、心理、精神、脾气的变化，都可能对他的判断与选择产生影响，社会上的众多不同个体，各自对事物的进程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在这里非理性因素所起的作用非常大，偶然决定一切，细节决定一切，尤其是不同利益博弈间，很难取得共识，这正是汤普森焦虑的地方，不安的地方，也就是他担忧共识难以达成的地方。

汤普森以为最好不说什么是理性什么是非理性二者哪一个更为理性，它们只是运行的方式不同，采取不同的方式解决冲突而已。其实一个观点与另一个观点比较，哪个更为理性是完全可以比较的，看哪个更为符合实际的，哪个更能够满足多数人的利益诉求。选举可以表达不同观点，但不等于每个观点都符合理性，而不符合理性，经不起理性检验的观点终究不会被人们认可。运行的方式、采取不同的方式解决冲突都需要理性，任何方案、计划，都不能避开理性而得以在现实中实现。非理性容易导致冲动，改变选举的预期效果，一个不能胜任或者不适合胜任的人可能借由人们非理性的选择而胜选，而适合担任领导有能力的人可能会败选。所以西方选举中非理性因素影响选举是难以消除的弊端。社会阐释有非理性因素作用，可能造成不稳定、不可控的后果，而公共阐释有理性因素作用，有助于形成稳定、可控的局面，对非理性起到纠偏的作用。若出现问题，可以协商解决，不是采取对抗的方式，对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汤普森是以批判立场来理解阐释的，他的阐释学是激进的，“破坏”为主，批判的是权力，向权力发起挑战，而张江则是以建设为主，重在呼唤公共理性，达成社会共识，张江的阐释学是稳当的。张江不同意汤普森把阐释理解为政党阐释、权力阐释，张江的公共阐释涉及领域广泛，关乎哲学、历史、文学等领域，不能因为他运用到政治领域，举了政党领袖的例子就得出是政治阐释、权力阐释的判断。之所以有汤普森、张江在讨论公共阐释是否是社会阐释理解不同的情形，应有中西传统思想崇尚的价值规范不同等因由。西方所崇尚的自由、民主等价值，突出了个人主义，社会阐释似偏于个人为上，参选人以个人身份参选，汤普森尤为关心的是个人的胜负，对于其所参选代表的政党政纲未提及、对其竞选团队的竞选策略提及也不多。虽然提及了社区的选民，重点放在个人的获胜。对于选民的需求未有深究。而中国历来就是集体主义为上，个人必须服从于群体，群体服从于国家，集体主义的价值使人们考虑问题往往不是先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先考虑群体的利益，该舍弃自己就舍弃自己，该压抑小我就压抑小我，需要对自己在群体里的位置，有所考量，如果自己的诉求与群体严重冲突，就有可能被群体排斥，自己没有了归属感。如果每个人都执着于自己，不顾群体的利益，则争乱难息，天下难平，理想和谐的社会难以实现。因此，在我们传统思想中，家国一体的意识较强的长处应该予以延续，同时也需要兼顾个人的利益，这样我们的思想、价值，对外国的思想、价值的影响就会更大。个人阐释、个体阐释与社会阐释有个先后，除了强调个人阐释、个体阐释是需要的外，必须更要强调公共阐释的合法性合理性，公共阐释不外更高的阐释，不过这种阐释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个人阐释、个体阐释所及的范围。公共阐释不仅是强调个人阐释、个体阐释目标的实现，个人利益的获取，而是更为看重强调个人阐释、个体阐释上升到公共阐释的必要性，这应是个规律，这应是个定理，个人阐释、个体阐释与群体阐释要达成一致，由社会阐释向公共阐释转换，求得最大的公约数。公共阐释需要理性的介入，在交往中理性具有潜在的普遍性，当个人阐释、个体阐释上升到公共阐释，这种潜在的普遍性就成了实在的普遍性，当然，还有阐释需要个人与他人交往中必备的知识、经验、规则，缺乏一定的知识、一定的经验、一定的规则，交际双方就不能真正进行沟通，就不能真正进行交流，也难使理性能够发挥自己的尺度职能出来。

三

我以为，张江区别公共阐释与社会阐释不同的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就理论探索与创新来说，对社会阐释还缺乏细致的研究，没有提升出基本的关键词，还没有提升出强有力的理论术语、核心术语，只是泛泛而论的现象描述，而张江的公共阐释论是在强制阐释论的理论研究中提出的原创理论，显示了高度的思辨性和创新性，是中国崭新的阐释学成果。提出公共阐释、个人阐释等术语，就公共阐释的本质、特征等都有表述，这一点绝非泛泛而论的表述。不能简单地把公共阐释等同于社会阐释，因为如果等同，公共阐释自身的理论价值与学术地位就凸显不出来，理论特色就可能消弭在其合并或归并之间，因为如果被社会网络或社会词汇的“声音”所淹没掉了，理论的亮色反而被遮挡了。你说我是社会阐释论，那我就是社会阐释论，就把自己精心研究之成果遮蔽掉了。故而，我们的“耳根子”不能软，你说得对，我就听，你说得不对，那我就不听。你说什么，我听什么，不分对错，不分具体的情况，就意味着主体性的丧失。只向外求而不向内省，不自信，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是不值得做的。中国当代学术中的“邯郸学步”不可不警惕。

第二，就研究者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学术立场说，并没有人云亦云，被西方学者转过去，带过去，自己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跟着人家走，就站不稳脚跟。站不稳脚跟，自己的学术成果就不能立起来。站住自己的理论创新的坚实阵地，才能扩大战果，步步为赢。不然阵地即使占领了，自己没有定力，就会丢失阵地，阵地还可能被别人占领。这种被占领，不一定是人家的强攻而致，而是自己站不稳所致，有可能是不经意间丢失的。张江并没在国际著名学者面前，“客随主便”，仰人鼻息。中国学者坚持独立地思考与回应问题是多么地可贵。张江追求真理、探讨真理，坚持了自己的学术主张，绝没有迎合别人的观点，就这一点就很了不起，是有文化自信的有力表现，也是自己的学术实力向世界学术界一个不卑不亢的展示。

第三，就中国国情产生的理论背景来说，张江公共阐释与社会阐释不同的论述紧密地结合中国经验进行，充分地吸取了中国智慧，这是有中国学者身份上的独特优势的。没有在中国学习、生活、工作过的西方学者无法切身体验出中国经验。即使是在中国学习、生活、工作过的西方学者，其中国经验也多少与中国学者的中国经验有隔。张江所举中国协商民主就是我们中国经验中国话语的理论实证。就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而言，乃为制度设计，选举达到了一定的票数，就可以通过程序组成联合政府，跟共识的达成有一定的距离，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与共识的广泛达成就发生了更多的联系，可以说缩短了距离，制度的设计和社会的进步，使得个人阐释、个体阐释成为社会阐释、社会阐释成为公共阐释。这也是两位教授立论国情与身份的不同所致。先进的制度与先进社会的理论，也就表现出中国经验与中国道路的先进性。这样的先进性理论，也可以为外国社会政治制度与思想的调整乃至变革做参考。就此一点来说，就不是那种西方学者以西方社会、西方制度来建立理论、验证理论的模式，不同的论述启示着人们需要西方珍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的创造，让世界听到中国学者的真实声音，了解中外学者的差异，求同存异，逐步达成更多的学术共识，引领世界学术繁荣与发展。

（此为节选版本，全文请参阅纸质刊物）

刊于《文艺论坛》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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