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批评家||雷鸣：论生态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及意义
雷鸣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 要：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产生于新时期以后。把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样态置于当代文学谱系中观察，其为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诸多变革维度及新的意义。对工业文明的检视与批判，对人之主体性与科技的反思，为当代文学建构了以往不同的价值向度；塑造尊崇自然、淡漠物质生活、主张人与万物共同在家的统一性的后现代特征的“生态人”，为当代文学建构了一种不同以往的人物类型；以现代生态立场，激活远古神话及民间宗教，为当代文学开掘传统叙事资源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生态文学作家以行走、在现场的写作方式，也给当下“媒介化”与“悬空化”的文学写作方式带来颠覆性的反拨。生态文学尽管有诸多局限，但展现出来的新向度，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关键词：生态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变革；自然生命伦理；生态人
“生态文学”一词，作为一种文学样态的称谓，研究者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上有着分歧与争讼。其相关的学术命名还有“环境文学”“公害文学”“自然书写”“自然文学”“大地文学”以及“绿色文学”等名称。尽管生态文学的称谓多种多样，侧重点也有歧异，但从一定意义上说，本质内涵上却是趋同的。王诺给生态文学下了一个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定义：“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①本文认同此概念，并以此框定所要研究的对象。
吴秀明指出：“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是源于现代的资本主义——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才具有这种资本和技术能力造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而从文学史的角度讲，具体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代表作如美国女记者瑞狄卡森1962年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寂静的春天》）。此前的其他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可能给这个星球带来如此严重的生态危机，它也没有现代生态学应具有的反对‘人类中心思想’，把世界看作是由‘人—自然—社会’组成的整体系统的观点。”②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产生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及价值取向。据此，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只能产生在新时期以后，即20世纪80年代。故本文所指的生态文学就是指新时期以来的生态文学，鉴于小说阐释空间的开放性，本文侧重以生态小说作为立论的文本。把在此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明确的文学写作形态，置于在整个当代文学史的视域下考察，其所表现出的伦理向度、人性塑造、写作方式等诸多方面，在当代文学谱系中均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一、“逆行”之思：为当代文学建构新的价值向度
生态文学在中国的兴起，自然有其深刻的现实原因。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国现代性工程重启，经济与社会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诸多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与环境代价。西方国家曾经遭遇的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也开始显现于中国。人们对生态危机的忧思，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探寻，有力推动着生态文学创作的发展。正是出于对生态危机的揭示，对其所发生的社会根源之探究，生态文学呈现出与传统文学不同的视域和价值向度。如果说传统文学几乎是以人为中心而展开的民族、国家、社会、文化等现代性追求的表达，那么生态文学则在诸多价值向度上表现为“逆行”的姿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其一是对工业文明的检视与批判。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由于历史条件的急迫性，为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工业的发展自然持膜拜的态度。新中国成立之后，工业化道路更是预示着民族国家臻达强盛的关键，乃追赶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在如此的时代氛围和历史情境中，当代文学对工业化充盈着诗意的期待与颂赞。如艾芜的《百炼成钢》就诗意描述工业化生产：无数烟囱、瓦斯库、高大的厂房，像涂着水墨，掩映在夕阳下，显得无比壮丽。草明的《乘风破浪》把机器的噪音比喻为小姑娘的娇嗔与少妇的欢笑。改革文学的一个意识形态的重任，便是为工业和科学技术寻求合法性论证。生态文学则大量展示工业化对大自然的破坏图景。张炜的《九月寓言》中宁静、古朴的村庄，如梦如幻的田野，因为矿井的掘进而陷落；《刺猬歌》中工业巨子唐童修造了紫烟大垒后，棘窝镇被紫烟笼罩，散发着刺鼻的气味。谌容的《死河》中美丽的清河，每年接纳各种工业废水，清河早已不清，死鱼事件经常发生。刘庆邦的《红煤》由于煤矿被长期狂挖滥采，红煤厂村发生了触目惊心的变化，河坡上没有了花草，河里没有了水。
上述小说所叙述的图景，正是工业文明发展之“果”——自然界中的一切，沦为原材料和工具，自然被无限制的破坏与掠夺，如弗洛姆指出：“人类文明是以对自然的积极控制为滥觞的，然而这控制到工业化时代开始走向无限制生产……技术进步不仅破坏生态平衡，而且带来核战争的危险。”③由是，这些小说通过描述工业化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彰显出对工业文明反思的价值向度，全然不同于“十七年”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或1980年代的改革小说对工业文明的极度吁求与膜拜。
其二是对人之主体性的反思。人之主体性，乃现代性的灵魂。自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就确定了三大价值目标：一是人性自由，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追求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的历史进步意识；二是理性至上，反对宗教蒙昧主义，追去科学真理的理性批判主义精神；三是个性至尊，重视个人权利，谋求个性解放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弘扬人的主体性精神，使人从自然的束缚、宗教的压抑、专制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这无疑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然而，主体性自身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在现代社会，由于人类的主体性张扬，把人视作唯一主体，人之外的一切统归为客体，成为供人们认识、改造、征服、支配的对象。于是人们不再敬畏自然，而是征服自然、主宰自然，自然的价值就在于满足人类的有用性，满足人类主体性的欲求。
就中国文化场域而言，最早接触到现代性的知识分子洞察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缺陷，感到中国迫切需要现代意识来疗救，改造国民劣根性，以使中国走向现代文明之路。启蒙民众，呼唤人的主体性，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人之主体性的呼吁，是文学现代性的根本体现。譬如，20世纪20年代的鲁迅、台静农、彭家煌、蹇先艾等人的乡土小说对乡土封建礼俗的批判，20世纪30年代如巴金的小说《家》《春》《秋》等家族批判主题的小说，无不是在呼唤人的主体性，期待人作为独立个体，浮出“历史地表”。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塑造具有“卡里斯玛”特质的英雄，其实也是一种对人主体性渴求的革命化表达。新时期以降，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等论争，成为时代最热烈的文化现象，对主体性的人的渴望和呼吁也就激荡着新时期文学各种思潮。伤痕小说与反思小说书写神的退隐与人的浮出；改革小说期盼满怀豪情壮志的改革闯将；现代派小说批判秩序对人的压抑；新写实小说哀叹日常生活对人主体性的磨损……当代文学中几乎所有的小说潮流，都隐现着对人的主体性吁求。
与此不同，生态文学在揭示生态危机的同时，表现出对人主体性的反思与批判的姿态。许多文本揭示生态危机加剧的原因，就是由于人的主体性膨胀所致。一方面，不少小说书写表征人类主体性的欲望膨胀行为，正是导致破坏生态平衡的罪魁祸首。莫言2017年的新作《天下太平》就显出尖锐的批判立场：原来的大湾清水见底，村民能洗澡，可是村民袁武为了自己发财，把开养猪场的废水直接排入大湾，大湾渐渐变成一个污水坑，不少村民得了怪病。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以豹子作为叙述者，控诉了正是因为人类的贪欲——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导致了熊、野猪、麂子等动物家族的毁灭。还有他的《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的砍伐队政委离开“神农架”时，带走了整车的香柏家具和五斤麝香，而这样重量的麝香，须射杀近百只獐。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中的王勇刚为疯狂攫取财富，大规模地在可可西里开采金矿、偷猎藏羚羊。另一方面，不少小说有意叙述一些异乎寻常的、理性无力解释的自然或生命现象对生态起到的保护效果，从而批判人过度崇拜理性，自以为可以宰制一切，无所敬畏与顾忌，会往往引致生态灾难的发生。贾平凹的《怀念狼》写“舅舅”用狼皮做了一件褥子，每当半夜时分，狼皮上的皮毛会根根竖起，扎得舅舅难以入睡。舅舅解释，这是狼皮上还附着狼的魂，发誓自此不再杀生并开始吃素。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叙述“我”能够怀孕与“水狗”有关，“我”制止了丈夫猎杀水狗妈妈，此后等待了三年的新的生命气象终于降临“我”的肚腹。这种被理性精神嗤之以鼻的朴素信念，却也传达出宝贵的生态意识，人护佑弱小的动物，动物的神性给人带来福祉。
如果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曾一度激情召唤着人的主体性精神，体现了一个时期人们对现代性的热切渴望，那么生态文学现在有意打破“主体性”的神话，则标示生态文学作家对现代性的清醒反思，显示着重新修复人与自然关系的努力，如泰勒所言：“如果我们能够找回对自然环境和荒野加于我们之上的感觉，那就会极为有助于回避生态灾难。工具理性主义和自我中心的满足的意识形态造成主观主义倾向在我们时代的统治地位，这种倾向使我们几乎不可能陈述这种情形。”④
其三是反思科技的生态预警话语。对科学的尊崇、膜拜与现代性运动是如影随形的。恩斯特·卡西尔曾这样赞美科学：“在现代世界中，再也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⑤在西方膜拜科技的氛围下，随着现代性运动的发展，现代科技的负面作用亦日益浮出地表，科技的发展也有可能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的迹象丛生密布。1932年问世的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到2003年阿特伍德的《“羚羊”与“秧鸡”》等具有科幻色彩的生态小说，无不以悲观的笔调审视了高度科技化给人们带来的恐惧与危害，对生态灾难提出预警。
与西方相比，正如前论，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后发国家，对现代科技的向往，已成为奔赴现代性途程中的一种最强烈的愿望和最持久的冲动，时代的整体氛围是在呼唤“科学的春天”。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出于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欢呼科学的春天成了时代的主旋律。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亦被作为具有一种整合与动员社会力量作用的意识形态，代表着中国人在新时期开启现代性蓝图的一把金钥匙。当国家推行科技兴国战略时，追求现代科技的发展从国家意志转化为全体国人的自觉行动。在崇尚科技的时代语境及强烈的现代性诉求下，文学作为管窥社会生存样态的窗口，毋庸置疑地展现着对科技向往的时代氛围，对现代科技秉持着推崇与追求的态度，竭力表现现代科技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特殊角色。当代文学中不少作品就高举“科技”的旗帜，从水运宪的《祸起萧墙》中的科技设备到《沉重的翅膀》中的科学管理，从《开拓者》里的科学决策到《故土》里的科技人才，凡是改革派都握有“科学”的利器，而“保守”派对问题的解决则是经验式的因而是无效的。在这里，“科学”在现代性设计的驱动下，成为最后的仲裁，如果某种行为、情感被判定为“非科学”的，那么它亦是“非法”的，要被压制，科学成为唯一的合法知识，它以现代性先定的正面价值与权威，激励国人在献身于现代科技事业中去承载现代化使命。
但是，西方国家在以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如对资源无限制的掠夺而引发的生态危机，人性异化与伦理流失而导致的精神危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也或显或隐地显现。不少生态文学作家以科幻与生态联姻的方式，对科技万能神话提出质疑，对科学技术的滥用无比担忧，对未来世界提出生态预警。如邓一光的《红雾》预示了人类创造的高科技企图主宰大自然却反过来被自己的创造物制造的恐怖所捉弄的悲剧。核技术是现代高科技的尖端标志，可是一次不明的核污染令一个有500万人口的城市陷入了这种尖端技术所带来的极端恐怖中。一场可能到来的核蹂躏，使一切井然秩序停摆，一切都乱了套。无独有偶，韩松的《红色海洋》也对核技术与人类的末日提供了一份警世启示录。小说想象人类遭遇了恐怖的战争，致使陆地生态系统完全毁灭，存活下来的人类则用基因工程把自己变成水栖人，并把蓝色海洋改造成红色海洋，而红色海洋里的人类生活不外乎暴力、征服和厮杀。在刘慈欣的《地火》里，主人公刘欣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为提高能源效率，消除采矿危险，力排众议决定采用所谓的新技术，即引燃地下煤层以获得“气化煤”，从而直接从地底获得能源，这看似造福人类的新技术，最后却导致了地火狂燃不灭，地表温度升高，动植物无法生存，居民流散异地，生态严重失衡。王晋康的《黑钻石》中的夏侯无极是一个科学研究的天才，他建立了“超高压实验室”，他试图造出一颗超越3106.9克拉的世界第一钻石，看看自己能否胜过大自然，结果实验材料被压缩成了无数微型黑洞，慢慢吞噬着地球上的万事万物，直至地球毁灭。还有他的《替天行道》中的种子公司，利用“基因工程”开发了高产麦种。为了防止农民自留种子，他们在种子里嵌入了“自杀基因”，只有使用这种特殊溶液浸泡，才能阻断这种基因的作用，而这种特殊溶液的使用，最终导致了无法控制的生态灾难。这些带有科幻色彩的生态小说以亦真亦幻的故事，向人们展示了现代科技的负面效应，从不同维度对现代科技的万能神话提出了质疑与批判。毋庸置疑，现代科技的发展，改变着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改善了国民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状态。但这些小说对于现代科技的反思，也不无提醒的意义，要全面看待科技的利与弊，如瓦特夫斯基所言：“即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科学是理性和人类文化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我们同时又明白科学业已变成一种发展超出人类控制的不道德和无人性的工具，一架吞噬着它面前的一切的没有灵魂的凶残的机器。” ⑥
（此为节选版本，全文参阅纸质刊物）
刊于《文艺论坛》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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