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批评家||欧阳澜 汪树东：生态·边地·乡土——雷鸣的当代文学研究述评
摘 要：雷鸣总是恒定地关注生态小说、边地叙事、乡土小说，或关注新世纪长篇小说，他总是抓住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文学现象，在广泛阅读文本的基础上，以深厚的学理性来归纳现象，阐释原因，进而透视更为宏阔的社会文化语境，彰显出难能可贵的人文情怀。雷鸣的当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三个较为鲜明的特点：类型学研究，批判性思维，主体性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雷鸣；当代文学研究；类型学研究；主体性
当代文学研究的中青学者中，雷鸣的身姿沉稳而超拔，识别度高，他长期以来致力于当代生态小说、边地叙事、乡土小说的研究，理论视野开阔，问题意识鲜明，文字兼具学理性和文学性，已经取得了颇为不俗的学术成就。他的《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潜性主调——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映照与救赎：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等学术专著体大思精，论述深入，学理昭然，堪称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当代文学研究力作。至于他近年频繁见于国内重要学术期刊的论文，例如《作家的中产阶级化与21世纪长篇小说乡村想象的几种方法》《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历史叙述的三种范式及其问题》《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本土化”的向度及反思》等，切中了当代文学的核心问题，立论高远，别有洞见，振聋发聩。可以说，雷鸣以持续稳定的高质高产、切中肯綮的问题搫划实实在在地推进了当代文学研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中“70后”学者的中坚力量。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雷鸣的生态小说研究。雷鸣于2006—2009年间在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师从房福贤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就是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这个选题充分体现了雷鸣的现实感、生态忧患意识和敏锐的学术敏感性。当时国内的生态小说研究尚处于拓荒状态中，只有零星的单篇研究文章，研究者往往缺乏系统整体的研究视野。但是雷鸣系统地梳理了近30年的当代生态小说发展史，为后来的研究者勾勒出了较为清晰的当代生态小说的发展线索，确定了经典文本，分析了当代生态小说的核心主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最终体现为学术专著《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潜性主调——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该论著堪称当代生态小说研究的拓荒之作，正如房福贤教授所言：“本论文研究对象为中国当代生态小说，是有着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与前沿性的。作者高屋建瓴，以恢弘的视野对当代中国生态小说中林林总总的现象进行整合分析，努力揭示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不仅为人们勾勒出了当代中国生态小说发展的全景图，建立起了一个完整而全面的审视平台，也通过对这一现象的研究，让人们有了更多的生态意识与忧患意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彻悟生态危机发生的内在深层社会机制与肌理，从而更充分体认中国现代性的复杂性，提示和警示我们中国现代性设计中需要审慎对待的问题。作为生态文学研究的一部拓荒之作，其意义自不待言。”{1}的确，要勾勒当代中国生态小说发展的全景图颇为不易。雷鸣为了完成此项学术壮举，光阅读的小说达到几千万字的庞大体量，更不要说研究框架的搭建和深刻的现代性反思了。
雷鸣的当代生态小说研究特别值得揄扬的是他独特的研究思路。如所周知，生态文学是受到生态危机刺激而诞生的文学，所有生态文学都是对现代性危机的一种积极回应。既有的生态文学研究无疑也关注了现代性批判的主调，但是雷鸣把这个主调明晰为核心主调，并围绕它来阐释生态小说的主旨和意义，就显得更为集中、醒豁，振聋发聩。雷鸣指出：“本论文把当代生态小说定位于一种反思现代性的话语。以现代性反思与批判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我们能得到一个对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具有涵盖力和深度性的阐释视阈，能深入全面地穿透生态小说的主题意蕴及表意策略。因此论文把当代生态小说与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考察，努力探掘在纷繁的生态小说文本中暗藏着的现代性反思的蕴含，把生态小说中潜存着的对现代性的反思内涵，予以清晰明朗化，这样无疑有助于我们以更高的层面来理解当代生态小说，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时代，包括它内在的问题症结。”{2}这个研究思路的确立，对于推进当代生态小说的学理深入而言具有重大意义。雷鸣循着这个研究思路，独到地探析了当代生态小说的为大自然返魅、拷问现代主体性、检视工业化与科技的“进步陷阱”、后现代范式的生态乌托邦等核心问题，纲举目张，鞭辟入里。与同类研究论著相比，雷鸣的此一研究思路显示出高人一等的学理性、整体性、系统性。
其次，值得关注的是雷鸣的边地叙事研究。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边地叙事其实始终是一个核心的话题，但是以往的学术研究多为零星的触及，少有系统的梳理和研究。雷鸣基本上完成了生态小说的研究之后，就把主要学术精力投入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研究之中，并成功申请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最终完成了学术专著《映照与救赎：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研究》。正如谭旭东教授在给雷鸣专著做的序中所言，该论著通过提出“边地叙事”的概念，填补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空白，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话语空间，也拓展了文学史书写的空间。在笔者看来，雷鸣通过对边地叙事的研究，最为重要的是凸显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因为以往的当代文学史基本上按照线性时间维度结构的，对空间到底如何影响当代文学的发展往往是语焉不详的，而雷鸣以边地叙事研究终于填补了这个空间维度的叙述空白。雷鸣对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的历史嬗变做了极富启发性的梳理与概括。在他看来，十七年小说的边地叙事主要是为了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为了完成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十七年小说的边地叙事积极地展开边地历史的革命化叙事，撰写边地各少数民族和汉族分享的共同历史记忆，把少数民族和边地的近现代革命斗争纳入中国革命的宏大叙事中；展示和描绘边地新貌和未来生活蓝图，把前现代的边地带进现代化开发建设的宏大历史征程中，模塑一个光明现实的新中国形象；遮蔽和放逐边地不同于“内地”的异数，以彰显新的民族国家领导权。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作家把边地视为明亮的“飞地”，寻觅从文革废墟中站起来的“乌托邦”，例如王蒙、张承志、鲍昌、张长、张贤亮等作家从边地生活中寻觅人间温情，梁晓声、晓剑等知青作家从边地生活寻找青春之光，而张承志、陆星儿、张曼菱等知青作家返城后又再次回到边地寻找“复乐园”。与此同时，另有一批作家到边地文化中寻觅改造国民性的异质补丁，例如韩少功到湘西寻找巫楚强生力，郑万隆到东北密林感受雄风，红柯到新疆大野寻找血性，姜戎到蒙古草原寻觅狼性。此外，到了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又出现了新的动向，主要有生态叙事中作家们把边地视为荒野从中寻找生态新启蒙的本土化经验，和许多作家对世俗化、城市化的生活备感失望后到边地去寻找精神的皈依。这样的历史梳理令人有登高一望把山川脉络纳于胸中之感。
更为重要的是，在系统梳理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之后，雷鸣提出了边地叙事的文学史意义。在雷鸣看来，边地叙事的异质给当代文学带来了诸多新的维度和面相，从而彰显出独特的文学史意义。例如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特别强调边地的异域文化和异域生活，呈现了文化多样性，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展现了少数民族的宗教生活。因此雷鸣指出，“‘边地叙事’，对边缘特殊文化群落的关注，对少数族群宗教生活的正面描写，正是这样的‘地区体验’或写‘地区意义’的文学，这样一类具有‘地区意义’的文学作品，在文化趋同的全球化语境下显得风姿绰约，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是‘意义历史的螺旋式上升的所有时刻’”{3}。此外，边地叙事还给当代文学带来了一些新的价值取向，例如边地叙事提供了一种新的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还有对神性的张扬，即对具有神性色彩的文化表现出高度的认同与尊崇。最后，边地叙事也给当代文学带来了审美气象的焕然更新，例如想象力更见丰盈，超越性的精神容量，凸显刚健的美学风格等。应该说，雷鸣对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的文学史意义的概括和梳理，也呈现出他独特的价值取向，以及他对当代文学重要的价值期许和审美盼望。因此，雷鸣的边地叙事研究对于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的未来发展而言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深远价值。
再次，雷鸣近年来对乡土小说、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系统研究也颇有令人称道之处。《作家的中产阶级化与21世纪长篇小说乡村想象的几种方法》（《文艺研究》2018年第8期）、《新世纪以来小说“乡村衰败”书写的症候式分析》（《学术界》2019年第11期）、《近年来长篇小说乡绅叙事的审美反思》（《当代文坛》2019年第2期）等文章堪为雷鸣近年来研究乡土小说的代表作，选题宏大，问题意识精准，论述深入，发人深省。尤其是《作家的中产阶级化与21世纪长篇小说乡村想象的几种方法》一文指出，对当前作家的中产阶级化倾向造成了他们长篇小说想象乡村出现了严重的真实性亏空。雷鸣认为，当下作家在都市里过着中产阶级化的生活，极少真正深入乡村。由于缺乏乡村生活经验，他们往往以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思想感受预设乡村，在文本中填充大量的文化知识，以展示自己的专业优势与文化教养；用包含现代主义哲学的寓言化小说，作为叙述乡村的惯常文体，夸示中产阶级追求智性思考的美学趣味。在这样的写作中，乡村现实往往被都市想象或都市视野所置换。这些具有中产阶级美学趣味的想象乡村的方法，与真实、鲜活的乡村相去甚远，也无法体察当下农民的生活与精神状态。为此，雷鸣认为，现实主义“体验生活”的传统仍可接续。应该说，雷鸣对当代作家的中产阶级化的分析实在是入木三分，透及骨髓。要靠这样中产阶级化的作家去叙述乡村，必然是徒劳的，是问题重重的。不过，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要让这些作家去“体验生活”恐怕也是勉为其难了。
此外，雷鸣近年来对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研究用力亦颇勤。他在《新世纪小说中妓女形象谱系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一文中独辟蹊径，梳理出新世纪小说中妓女形象的四个类型，即“逼良为娼型”“赏心乐事型”“知亡国恨型”“从良幻灭型”，认为同为妓女形象，扭结了对现代性不同的价值立场，亦充分说明了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而在《论新世纪长篇小说“文革”叙述的话语形态》（《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一文中，雷鸣则认为，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文革”叙述在书写方式与表达策略上，呈现出鲜明的消费主义话语形态。以“性＋革命”作为想象“文革”历史的一种定式，渲染文革时期“性爱奇观”；回叙“文革”的青春记忆时，聚焦于重构自由快乐与浪漫纯情的青春镜像，透露出浓郁的怀旧心态 ；把文革中的日常生活予以“消费编码”和“温情化”处理，亦是对当下小资情调的同步归趋。这种受到市场与消费主义规约的“文革”叙述的话语形态，导致了对历史深度反思的缺失，亦放逐了对苦难与创伤的追问。至于他的《介入现实的姿态:亡灵、生活细节流与古典体式——论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文体政治》（《当代文坛》2016年第5期）、《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本土化”的向度及反思》（《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等文章，或分析新世纪长篇小的文体政治，或分析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本土化”向度，均为当前长篇小说创作和研究中的重点问题。雷鸣在广泛阅读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基础上，精准选样，以极为开阔的文学史眼光和丰厚的理论储备，较好地阐述了这些重要问题，为当代文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学术积累。
整体审视雷鸣的当代文学研究论著，我们可以看出他具有迥异于常人的学术雄心和追求。他不像许多批评家那样致力于跟踪文学浪潮，关注知名作家，常做跟风式的文学批评；也不像许多研究者那样仅把理论当作一种研究利器，以理论去切割作品、文学史现象，常做肤浅之论。雷鸣总是恒定地关注生态小说、边地叙事、乡土小说，或关注新世纪长篇小说，他总是抓住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文学现象，在广泛阅读文本的基础上，以深厚的学理性来归纳现象，阐释原因，进而透视更为宏阔的社会文化语境，彰显出难能可贵的人文情怀。因此雷鸣的当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三个较为鲜明的特点：类型学研究，批判性思维，主体性的价值追求。
先说类型学研究。其实，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归纳法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方法，正是借助归纳法，我们才得以区分事物，界定彼此。雷鸣在当代小说研究中也多采用归纳法，对许多文学现象都做类型学的归类，从而给文学现象带来了明亮的学理之光。例如：他在《新世纪以来小说“乡村衰败”书写的症候式分析》一文中归纳出了中国当代小说中乡村日常生活的全景凋敝式、乡村苦难的极端渲染式、城市蚕食的怨愤式、村庄消逝的直接悲悼式等四种叙事类型；他在《近年来长篇小说乡绅叙事的审美反思》中归纳出近年来长篇小说塑造了“道德圣者”、民族大义“殉道者”、经济型“卡里斯玛”、传统权威的“启蒙者”等四种类型的乡绅形象；他在《都市化语境与新世纪长篇小说“边地历史”叙事的话语逻辑》（《青海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中归纳出新世纪以来的都市化语境催生了长篇小说“边地历史”的爱情童话、宗教神性、暴力叙事的三种话语方式；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高度相似的文章构思路径反映了雷鸣非常钟爱基于归纳法的类型学研究。雷鸣的这种类型学研究也许是受到普罗普等学者的民间文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这种类型学研究能够带给读者极为鲜明的理性认识，有利于读者走出纷繁复杂的现象丛林。
其次是批判性思维。雷鸣对研究对象较好地保存了一种批判性审视的距离，他研究任何问题，先充分地入乎其中，然后又能出乎其外，从更高的理论视野来审视研究对象的局限。他研究当代生态文学的几篇文章都是对其存在的问题的犀利批判，如他在《当代生态报告文学创作几个问题的省思》（《文艺评论》2007年第6期）一文中批判当代生态报告文学存在题材单质趋同、信息海量但缺乏文学的魅性表达、具有焦灼反思但缺乏深层生态思想启蒙等问题；而他在《当代生态小说的审美迷津》（《文艺争鸣》2008年第8期）中则指出当代生态小说存在真实的执著与想象的偏枯、形象塑造的趋同与普泛的悲剧程式、问题意识的制导与文化思考的缺位、宣传视阈的规约与训导语言的编码等局限。此外，他在研究当代文学的边地叙事时，也能够坦然地直陈其局限，彰显了一个学者的严谨风格。他在研究新世纪乡土小说、长篇小说时也始终秉持着批判性思维，例如他认为新世纪小说“乡村衰败”的文学书写遮蔽了乡村现实的丰富维度，忽视了农民的需求，也造成了小说艺术上的同质化倾向；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文体“本土化”追求存在着本土化的艺术形式与精神内质脱节、审美现代性缺位、文学性削减、生活同质化等问题；等等。雷鸣的这种批判性思维使得他的学术论著极富启发性。
再次，主体性的价值追求。虽然雷鸣在研究当代生态小说时也批判过过度强调主体性的现代文明，认为正是现代文明的欲望主体、理性主体、科层主体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但是他对主体性还是情有独钟，还是启蒙现代性的维护者，他渴望自由、民主、平等，赞美独立自主，反对文化霸权，欣赏文化多样性。例如他在《汉族作家书写西藏几个问题的反思——以新世纪小说为中心的考察》（《西藏研究》2013年第5期）一文中就指出，汉族作家在书写西藏时要么以史诗情结，记叙西藏历史风云人物异类传奇，要么以宗教情绪，把西藏独特地域文化的神秘演绎到极致。但是文本中唯独没有当下西藏的日常生活状态，没有真实的充满血肉和肌理的西藏城市和乡土，没有普通藏族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很少去挖掘新世纪的西藏人在社会转型期的丰富的内心世界与精神变迁，很少去呈现西藏当代社会前行与嬗变的蛩蛩足音。总而言之，它们所呈现的西藏匮缺时代的面容和表情，一如既往地披着神秘、玄奥的外衣，在腾云驾雾，高居仙境，而非一个实实在在、切切可触的真实西藏。雷鸣在批评汉族作家的西藏书写遮蔽了西藏的主体性时，表达出了他的主体性价值观。其实，雷鸣研究生态小说也强调大自然的主体性，研究乡村小说时也重视乡村主体性的呈现。他认为王蒙对新疆的书写比红柯对新疆的书写更为真实，更令人尊敬，原因就在于王蒙在小说中能够充分地展示出新疆人的主体性，而红柯往往只在乎主观情感的肆意宣泄。对于雷鸣而言，好的作家是能够充分呈现各色人物的主体性的作家，好的世界是平等共处、万物互为主体的世界。
雷鸣才到中年，就已经取得了如此丰硕的学术成就，可喜可贺。在可见的未来，我们必定会读到他更多的好文章好论著。愿他在当代文学研究之路上勇攀高峰，再创辉煌！
（作者单位：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武汉大学文学院）
刊于《文艺论坛》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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