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百家||张光昕：无用的逍遥——与《无用的文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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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鱼儿的信》中，麦克卢汉如是写道：“让鱼儿浑然不觉的正是水，因为它们没有反环境，不能凭借反环境感知到它们生活其间的水。”这是麦克卢汉常常举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反环境的重要性：鱼儿只有到了岸上，才知道水的存在。相对于水这种习以为常的环境，陆地成了鱼的反环境。陆地对鱼来说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也因此成为它的极限。正因为在鱼的感知中，偶然遭遇到陆地这种反环境，给自己带来意识上的震荡，才对它生活在水中这一事实恍然大悟。自此以后，鱼儿似乎不再能够像以往那样，无忧无虑地在水中巡游嬉戏了。因为它多少会对自己的生活世界投去注意力，操心自己的生存问题，这也往往成为它焦虑和抑郁的来源。鱼犹如此，人何以堪？环境因其强大的文化惯性，会让主体陷入麻木之中，一种凭空而出的新环境（反环境），会给主体带来空前的刺激，让他/她再也无法忽视自己的生存环境，也同时更为增强了主体意识，激起了改造旧环境的决心。

对于那些终生不曾上岸的鱼儿来说，又有什么可以充当它的反环境呢？或者说，鱼儿赖以生存的水体本身，是否能够提供让鱼儿见识反环境的机会呢？这似乎也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困局。在鱼儿那里，一系列的现代性问题所促发的水危机，当然会加剧反环境的消极生成：水资源枯竭、生态失衡、工业排放、环境污染……诗人闻一多写于上世纪20年代的名作《死水》已经对这一系列灾变做出预示。然而，水体自身是否存在成为反环境的可能呢？水中的鱼儿究竟能够依靠哪种来自环境内部的否定性力量来消除麻木，从而洞穿自己熟视无睹的环境之真相呢？A中能生成反A吗？这似乎是一个普通辩证法问题，答案是肯定的。正因为鱼儿对水的绝对依赖，构成了无孔不入的“有用性”环境，如若能将这种既定环境翻转为它的反面，我们对环境的理解将会天翻地覆。这个反环境就是“无用性”。假如水体对鱼儿变得无用，鱼儿渐渐被日益坚硬的水挤了出去，将会发生什么？

卡夫卡曾在一篇叫做《邻村》的微型小说里写道——“生活被压缩在一块了”——他的另一层意思难道不是在说，世界正在变成“一沟绝望的死水”？当水体被极寒和强力高度压缩，当普适性环境被极端暴政和全球资本碾压和褫夺，那些曾经在简朴环境中获得至乐的游动生命，不得不被迫选择更严苛的生存环境。鱼儿被水挤走，可依然在水中，但这时的水已不再是水，而是接受自身的极寒和固化。封冻和停滞形成了新的自然（也包括日益泛滥的人工自然），层峦的冰体成了鱼儿屏息闭气被挤进来的临时家园，它不再流动翻涌，也不再至柔至善，而是变异为陆地的拟像和水体的超我。冰层不再是水，也不能成为陆地，它只是一种末世环境的一般样本，毫无疑问地成为鱼儿（人类）无可选择的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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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被压缩在一块了”，这句充满卡夫卡意味的断语，吁请了原初世界的冷感和萧瑟，也成为现代社会的谶语。在每个现代人身上，时间流动的愉悦感被转化成空间堆积的负重感，人们愈发孤独，相互抛弃，作茧自缚，无限压缩。我们不得不皈依冰的价值观，使用冰化的语言，成为自己的钻石和琥珀，自我包裹，自我石化，专注内在体验，锁定自己的时间与空间，拒绝被政治强权把控和资本媚俗渗透的大时空观。难以被什么超验力量救赎出来，阅读似乎成为仅有的自我启明和内心行动，我们迫切呼唤一种与这种“活法”相切的“文法”。

2020年，在我们高度压缩的精神空间里，一本名为《无用的文学》的著作诞生了，为我们的阅读延展出一种思想的反环境。维特根斯坦揭示过：“问题的含意在于回答的方法。告诉我，你是如何探求的，我就告诉你，你在探求什么。”《无用的文学》是思想写作的一次内爆，犹如鱼儿遭遇到它自身的反环境，该书作者讲述了汉语思想里鲜见的涉险体验。这里并不是演绎基督行走在水上的神话，而是靠思想的聚合力把泛滥无形的现实经验无限压缩，形成新的平面。只有踏上冰湖的旅人才能再现那种心跳、喘息和步态。读者只有做好如是准备，才可能去侧耳倾听那串势如破竹的思辨混响和秩序错动，才有机会接受这个块茎般的作品朝向我们的锤击和棒喝，等待思想空间在极速压缩之后纷呈的爆破。

跟作者此前出版的《一个等待与无用的民族》和《无用的神学》等“无用”系列著作类似，《无用的文学》将长久作为幕布的“无用性”思想邀请到前台的聚光灯下，接受打量和分析，开采其“无用之用”的内核，让不可见的变得可见，让读者在“如何探求”中得知“探求什么”。作者在多年的哲学思考工作中，已经先后在中国思想和艺术现场镌刻下“无余”“虚薄”“无用”等原创观念谱系，使用万里长城分段修建的方式，绘制诸理论的文辞和语汇也无不透出发散、拓扑和解构的气息，进而发明一套全新的格式塔文体：结论与材料、目的与手段、启示与理性、狂想与计算、反讽与陈述、虚拟与历史混杂于一处，在此基础上，形成多维的分类叙述。

这种无法归类的文法，最直观地体现在书的标题上：论及文学之“无用”，作者却要大胆架设从作家卡夫卡（这条冰河游鱼）到中国之间的形式指引，不可谓不壮观犀利，这俨然是依靠共通体的想象力搭建的一座救生之桥。卡夫卡更是在致未婚妻菲莉斯的明信片上，写下了如下匪夷所思的句子：“我想，我若是一个中国人，而且马上要回家的话（从根本上我就是中国人，并且正在回家）……”。读完此书，我们大概会同意，正是靠着“无用性”思想，才能完成卡夫卡作为犹太人的他者性与中国的“自然性”之间的嫁接。《无用的文学》全然是对卡夫卡这句私言的全息爆破，它成为全书的号角和每一页的画外音。以“无用”为火花，现代西方最沉湎于内在体验的作家与隐藏在古老中国智慧最深处的观念之间，发生了奇妙的引力。《无用的文学》借此发明了一整套思想生命的泅渡法和嫁接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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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环境的作用，即是创造感知。我们的感知常常被旧环境收编，蛰伏在持久的麻木性中。当反环境横空出世，环境就立刻成为被人注意的对象，感知才可能被唤醒，带上了反环境的色彩或艺术品的特质。长期以来，在我们久居其中的生活世界，人们注意的是事物、事件和事情的“有用性”（比如鱼儿生存所依赖的水），这也堂而皇之地成为人类历史进步的动因。反过来，“无用性”却遭到漠视（比如不适宜鱼儿生存的陆地，乃至严酷的冰层），人们对之置若罔闻、缺乏关心，甚至任其灰头土脸、自生自灭。在日益缠紧我们的功绩社会，级别和数量成为新资本，强权和欲望荣膺为新晋大法官，能力、能量和能耐成为社会成员趋之若鹜的冠冕和财富，这些都是“有用性”逻辑的正出子孙和嫡系部队，直接灌注进一个现代人的世界观。为了进入这一强者的秩序，“无用性”是率先被人们不假思索抛弃掉的空布袋。它成为一种禁忌，一种唯恐避之不及的瘟疫，竟被挤兑出药性猛烈的否定性价值，每个人都不想跟“无用”这个词沾亲带故，因为它直接宣判了当事者的失败人生和被放逐的命运。

《无用的文学》启迪读者严肃讨论了“无用性”的诸多话题，这个沉默的存在现已被我们重新激活后的感知模式所捕捉，成为我们的反思结构所关注的对象。按照麦克卢汉的理解，在一个标榜“有用性”的环境里，被扫进墙角的“无用性”将成为一种反环境，它也将势必创造一种全新的感知方式。或者说，因为诗歌创作和艺术活动依然健在，所以它们能够极为敏锐和犀利地提示我们，在这个空气般的“有用性”环境里居然存在如此多的虚伪和空洞。换句话说，正是诗歌或艺术作品中被公认为“无用性”的部分，成为我们生活世界的奇妙试剂，预示了一种自我活化的逻辑。在城市里，我们随便走进一间美术馆，欣赏日新月异的艺术品展览，能够身临其境地感知到，当代艺术完全将“无用性”作为自己的内核，以便生成反环境，完整地提供对我们生活世界的感知和测绘。

在反环境中，若彰显的是消费逻辑，那将最终滑入“有用性”的海洋；只有把反环境作为感知环境的触角和天线，也就是重视诗歌和艺术实践所引起的心理和社会效应，才能找到与“无用性”对话的入口。“一旦一方成为环境，另一方就成为反环境。它们仿佛是自行车的两个轮子，在历史的路途上，两者分别担任的角色就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叮叮和当当两兄弟的角色，一路向前。”反环境的辨认和应用依赖的是人类技术的更新、进步和飞跃（比如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所分析的大量例证），但“无用性”作为反环境，却仰仗的是人类的意识延伸和拓展，以及判断力的强化和跃迁。这取决于我们对艺术的真正态度。在消费主义进入饱和与危机阶段以后，在大数据时代笼罩全球之际，在官僚网络和强权逻辑将规训个体叠加上功绩个体的历史时期，“无用”的艺术似乎成为一种末日般的拯救力量，也愈来愈自觉地扮演阀门和杠杆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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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但在“无用性”的维度上，这套经典表述就显得简单呆板，甚至遮蔽了真正的洞见。因为它们遗忘了伊卡洛斯的寓言，并且缺乏为无限延展的欲望和能力设置边界的精神。讨论了鱼儿的处境之后，我们再以鸟儿做例子，似乎会更容易理解。在《庄子·逍遥游》的开篇，鱼和鸟的寓言浑然一体，成为道家世界观中的两条壮美的阈限，被铭刻在迢迢海天之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当中国的庄周在讲述“化鱼为鸟”的变形记之时，“正在回家”的卡夫卡或许在某个将醒未醒的早晨决定开启一段“逍遥游”。在卡夫卡的箴言中，曾记载着一句被频繁引用却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字：“一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

卡夫卡此句表达了一种与我们的常识思维和惯习知识发生悖逆的情形，《无用的文学》的作者曾对这则著名箴言做出过各种解释。并非一只鸟逃离一只笼子（逃离禁闭、牢狱、咒语、噩梦……），也并非一只鸟在寻找一只笼子（可能是寻找家园、栖息地、避风港、舒适区域、安全地带……，也可能是自投罗网、自我囚禁、自讨苦吃……），而是一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寻找一个主人、一位伴侣、一只爱宠、一星火种、一处风景……）。这样一讲，似乎带有些时光倒流或空间易位的错愕感，也会让我们惊呼：是不是一副躯体在寻找一颗丢失的心，一具尸体在寻找它云游的灵魂，或是一个古老的语言整体（大他者）在寻找那个流亡在母语之外的诗人？在笼子与鸟儿这桩公案里，究竟谁是谁的反环境呢？

从最常规而自然的视角来看，天空是永恒不变的背景和幕布，鸟是流动的装饰和点缀，它们一同构成我们最为熟视无睹的环境，并成为一幅经典的象征原型。当然，我们也会说，天空是鸟儿的家园，就像水是鱼儿嬉戏的乐园。话也可以反过来讲，天空是一只巨大的笼子，包括鸟在内的世间万物居于其中，各安其位，同样逍遥快活。在这种陈旧的意义上，说“一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等于什么也没说，天空和鸟这对欢喜冤家，毕竟已麻木于合谋关系，体现的是相互需要的有用性，缺乏环境的张力。这里可以举到的例子，是新诗之父胡适最著名的一首白话诗译作《关不住了》（收入《尝试集》）。关不住的是爱情的小鸟，它向往自由的天空，实现自身的独立，笼子也奈何不了它。这里的逻辑很简单：挣脱有形的笼子，投奔无形的笼子，是为进步之应有之义。天空和小鸟相互成全，彼此有用，合乎五四时期所需求的“解放”和“人道”，一切都在“有用性”的框架里天衣无缝。尽管胡适仅是移译了美国女诗人蒂斯黛尔的作品，但在那个大变局的背景下毫不违和。它朗朗上口的“五四”腔调与“文载道”“诗言志”的文统相互配合，亦奏响了一曲内容与环境的高山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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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引入反环境，情况就变得相当不同了。尤其当我们将在天空中扇动了亿万年翅膀的鸟类视为反环境时，便不能再人云亦云地说，鸟是天空（“笼子”）的内容，而是要猜想，两者的关系是不是颠倒了过来？天空变成了鸟的内容？在我们的仰望中，鸟儿不知疲惫地掠过天空，成为某种虚无宇宙勤奋而徒劳的测量员。并不是天空豢养了鸟儿，而是鸟儿的日常飞行让我们意识到天空的存在：“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小到蜂鸟，大到鲲鹏，鸟的标志在于其一对翼翅的矫健扇动。上天入地间，翅膀之下生出的不只是虚无的风，同时也唤醒了天空的睡眼。当天空在鸟的拍打下重新启蒙，鸟就成了天空的环境，天空成了鸟（的翅膀）的内容。

鸟自由无拘地飞翔划定了天空的边界，成为无边天幕上一种随处游动的界限。在我们的视野里，没有鸟飞不到的地方，只要我们愿意仰望，鸟无处不在。鸟让至大无外的天空得以显现，让人类能够清晰感知到天空的辽阔和浩渺，也同时认识到自己的低矮和孱弱。鸟以一种游刃有余的姿态规定了天空的边界，形成了悖反效应：越是强调边界的意义，越是证明了天空的无边无垠。在我们的视野之内，这种界限并未显露，它只会存在于人类的无穷想象中，生成“天外有天”的无限连绵感。这种能够确立边界但却无法触碰边界的体验，鸟获得了天空之下最高的特权，仿佛在若干块无限摊开的布料之间蹁跹地穿行，化身为一根锋利的银针。鸟在哪儿栖息和回返，哪儿就是天空的边界。从自然的维度上看，天空是广大无垠而凝滞不变的，鸟是轻盈敏捷而灵活多动的，因此鸟是天空的媒介，天空靠鸟得以延伸和再生，也心甘情愿地成为鸟的内容。

如果我们把天空想象成一只世界上最大的笼子，同时也是最大的媒介，古老而天然。鸟却能一改宠儿的印象，转而扮演天空的媒介。当由铁丝编制的鸟笼被发明出来以后，笼子与鸟的关系更加复杂化了。尤其是这对关系被上升为现代社会的镜像之时，文学和艺术不再将鸟的形象浪漫化或象征化，而是更加关注鸟的潜能、异质性和内在体验，以及鸟与笼子的角色反转和主体间性问题。在我们高度压缩的现实生活中，鸟与笼子似乎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鸟入樊笼，早已是人类文明逐步发达后的高度缩影。这让我们最终承认，从来不是鸟逃离笼子，而是笼子始终在寻找鸟。虽然天空是原生的笼子，但不得不承认，作为一块有限的人工自然，铁做的笼子将天空始终缺席的边界予以有形化了，鸟的的确确被关在里面了，而不是采取革命行动，或是日夜歌唱《关不住了》。

笼子成为新环境，曾经测量过天空的鸟儿仍不辱使命，在笼中依旧化身为感知环境的探针。笼子的存在让鸟意识到了有形的边界和生存的界限，比起无边界的天空，这里为它许诺了一座不完美的乐园。笼子是对天空的截断和封闭，是对虚无空间的部落化；但从另一种角度说，笼子让天空得到了延伸（而不是分割和禁锢），这种延伸体现为“再辖域化”的可能，让抽象的天空变异为一种充满现实感的具体环境——笼子内的生活——这让触碰不到天空边界的鸟，终于能够触碰到笼子的边界。笼中的鸟儿携带一种新感知，能够准确测绘到笼子的阈限，也便形成对自身生存价值的度量。笼子由此具有了内向超越的含义，笼中生活也生成出内部的无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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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儿最终舍弃了在无边无际的天空里漫游的权利，委身于鸟笼，认同了界限内的生活。这种有限生活也让鸟摆脱了在天空遨游时无边界的麻木和对无限飞翔的浪费，从而让它对环境的感知永葆敏锐和新鲜，对自身的认同亲切而具体。鸟儿封闭在笼中，开始无尽地狂欢，它锋利的喙一刻不停地在啄来啄去，要么啄向笼子的铁丝网，仿佛想要毁坏这间铁屋子；要么在栏杆上反复摩擦，以便让喙更加尖锐；要么在食槽里频频埋头，用力衔住谷粒，然后迅速脱壳；要么耐心梳理自己的羽毛，仿佛它小巧轻盈的身体里还珍藏着什么没有公开的秘密……笼中鸟被主人豢养，鸟的笼中生活便成为一道景观。“关不住了”的理想被废除了，飞翔之梦破碎了，笼中鸟在不断感知环境的过程中，终于变成一个无用的存在，也就成了此时诗歌和艺术的真正对象。

“一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这句出自卡夫卡的令人困惑和好奇的著名箴言，在他者性（犹太人）和自然性（中国）的相互辨认过程中，难道不正揭示着一种陈旧秩序的升华之旅？正是我们的意识要求不断自我更新，才能获得别样的视界。旧环境迫切想成为新环境，以便让它的内容更好地适应自己。在笼中不断做啄食状的鸟喙，就是一支感知新环境的探针，当这种新环境已经内化到鸟的精神世界之后，频频啄食的动作变得多余，甚至有些滑稽，成了完全徒劳而无用的重复。鸟在笼中的生活，其实仍是一种在时空中连绵的飞翔，只是因为“生活被压缩在一块了”，故而采取了一种内部迂回的形式。在“有用性”的旧框架下，这种弃绝了飞翔的生活毫无意义，也可以说是生不如死。但相较之于天空与飞鸟的合谋，这种在边界内不飞翔的无意义，胜过了漫无边际飞翔的无意义。在今天，我们不会太多留意天空中是否划过鸟儿的翅膀，但观察鸟儿在笼中的重复生活，却让我们乐此不疲。谁都知道，后者才是我们人类的真实境遇；正是后者所坚持的“无用性”，前者的理想性才弥足珍贵。

鱼与鸟在现代寓言意义上的无用性处境，揭示了人类自身无法解脱的困局。反环境同样存在自身的阈限，我们都是各自山前的西西弗。一切试图打开困局的观念和行动，都被困住了。枷锁与钥匙尴尬地咬合在一起，而绝无触动“簧片”的可能。久而久之，钥匙越是渴望解脱和出走的念头和方法，越是促成枷锁的加固和升级。而当我们历经磨难之后，终于有机会从某个“内部”来到“外部”，故事并不会因此结束。因为你会发现这个“外部”其实是另一个“内部”，无所谓挣脱和逾越，连梦也是令人窒息的。当人类饱尝了物质之梦的包裹后，数字洞穴正在向我们敞开大门。

鸟儿在笼中迂回重复的生活，只有在“无用性”的方向上，才可能得到延展和释放。鸟儿弃绝了飞翔，但并未弃绝歌唱。鸟喙内部隐藏的精致的“簧片”，又令那些周而复始的啄食动作和百无聊赖的笼中生活建立起超越性的维度。鸟儿的歌声，顺着鸟喙用力的延伸方向，是它在有限的笼中为自己无限的生命所编织出的礼物。我们常说，鸟鸣是宛转悠扬的，这种声线本身已经暗示了，它是由笼子内部的迂回形式加工而成。更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将它视为鸟在笼中以大量复杂的内在体验和内向超越为材料，创作而成的艺术作品。

在无法挣脱的生存困局面前，《无用的文学》成为一份珍贵的思想礼物，用一种探求性的矛盾修辞和内爆语言努力触及世界深处那只虚无的“簧片”，为我们这个等待而无用的民族奏响了潜能的复调。笼中鸟儿的艺术，一如冰中游鱼的冲决，开辟了“道”（Tao），也消解了“道”（Tao），只留下无内容的形式，倾听最深邃的奥妙，重复着无用的逍遥。是内部，还是外部？不知从哪儿传来一串无用性之歌，为人类指引着真正的自由。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刊于《文艺论坛》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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