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而论道者多，起而行道者少是传统社会的弊端
道所指向的是一种境界，要达到某种境界，必须循道而行。
“道”字的偏旁是“走”，而不是“口”。所以，道不是说的，不是唱的；道是行的，是做的。道需要人去遵循、从事与践履。
王凤仪先生说：“什么是道？你做好事，就是好道，好事就来；你做坏事，就是坏道，坏事就到，完全是自做自受”。“道是行的，德是做的，不行没有道，不做没有德。上天按天理命名，人要照本分行事，就合天道，本着天道所做的就是天德，也就能不思而得。”这充分表达了践履笃行的重要性。不论是社会生活的实践，还是精神境界的提升，没有践履笃行，说得天花乱坠，也是无济于事的。
坐而论道者多，起而行道者少是传统社会的弊端
传统文人有认真读书行道的，但也有不少人只读书不行道，或者只讲道不行道，言行不一者不在少数，有的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就形成了所谓“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两面人人格。
人们常常以什么几千年的礼仪之邦而自豪。但实际上有多少时代真正实现过这种道德的净土？真正讲仁义道德的宋襄公在历史上不是一直被当作愚蠢的代表吗？诚如端木赐香所感慨的那样：“国人们可能都有些‘叶公’般的心理积淀，比如一提到孔家店的‘仁义’，国人大都正襟危坐作严肃状，可是你不能动真格的，一动真格的，哗，全国人民都笑，宋襄公就是个例子。他之所以遭人耻笑，完全是因了他的‘仁’和‘义’”。“一个人的‘仁义’被国人笑了两千年，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诚哉斯言！
宋襄公行仁义（而不单单是讲仁义）而被打成历史上的负面形象，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往往是实用主义地以成败论人，而不以信仰主义的正义与否论人。只要你最后成功了，即使你丧尽天良、毫无人性、两面三刀、阴险狡诈，你也可以一俊遮百丑，成为被歌颂的对象。反之，你要是失败了，即使你笃行仁义、坚守正义、宁可失败也不违背公认的规则，也会被骂为蠢猪。
这也是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对普世价值大肆声讨的历史文化根源吧。
楚汉相争时，项羽与汉王刘邦订约，决定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西面为汉，东面为楚。按照约定，项羽解而东归。刘邦却用张良陈平之计，不西归转而进兵追杀项羽。和约刚订，笔墨未干，就翻脸不认账，毁约去追击守约者。而后人却把守约的项羽抨击为沽名钓誉者，而把一切歌功颂德之辞奉送给流氓刘邦。
汉代有一孝廉守孝20年，每天就住在墓穴当中，太守陈蕃被感动了，十分仰望，就去拜访，却不料闻知他有五个不满20岁的子女。
这种假眉三道、弄虚作假、沽名钓誉、欺骗世人的勾当，在传统社会里实际上是屡见不鲜的。
就连张扬“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集大成者的人物也在干着某种营蝇苟且的事情。唐德亮在《朱熹的另一副行状》中描述：朱大人当提官时，受人挑拨与台州太守唐与正有隙，特意到了台州把与唐与正有来往的艺妓严蕊抓起来，要她招认与唐太守鬼混，通过诗词唱和诽谤朝廷的“犯罪事实”。
任凭被打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严蕊还是咬紧牙关不愿屈服。朱熹看硬的不行，便来软的，通过狱吏劝说严蕊：“你何必那么死心眼，受这个苦？早一点承认了也不过是杖罪，朱大人说不定念你是个弱女子，年轻无知，为你开脱……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年头心眼放活些才不会吃苦头，我劝你把跟那位唐大人的事干脆说了吧！”严蕊义正词严地说：“是人都应该有良心，是人就该懂得是非真假，我不能凭空说假话诬蔑一个朝廷命官……我和唐大人有诗词往来不假，但他从没在词曲中有过诽谤朝廷之意，没有的事我不能昧着良心瞎说，就是把我折磨死我也不会诬陷好人！”这番掷地有声的言词，连狱吏听了都不由肃然起敬。
朱熹恼羞成怒，于是密令继续严刑拷打，并用竹签钉进她的十指。严蕊尽管昏死多次，但仍然坚贞不屈，绝不以诬陷别人来换取自己的自由。严蕊的冤案震惊朝野，终于惊动了皇上，宋孝宗便把朱熹调离，并亲自宣布为严蕊平反。在武夷山上，他与学生丽娘就演绎出一场缠绵的婚外恋；其妹妹丧夫，他却极力劝阻其不要再嫁，要安分守节，而自己却又娶了两个尼姑作小妾……这真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典范！
从上述资料来看，是社会地位低贱的妓女严蕊道德高尚呢，还是理学大师朱熹道德高尚？
理学大儒是这样的德行，以其著作作为试题科举考试取士而入选者，有一些两面派的人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凤凰卫视大视野》所述：1863年，由戈登率领的“常胜军”与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围攻太平军在江南的重镇苏州，太平军屯兵八万，兵强马壮。
李鸿章利用太平军降将程学启，以二品武官为诱饵，要镇守苏州的太平军八个王献出城池。八王将信将疑，提出让较有信誉的英国人出面作保，于是双方让英国人戈登作证，并折箭为盟。
几天后，太平军打开城门，将清军迎入。当晚，李鸿章便布置城外淮军在四门外埋伏，次日上午李鸿章来到城内，传令要召见太平军八个降王，并说要当场封他们为总兵副将，八个降王不知是计，兴高采烈地来到军营。酒宴开始，忽然有校兵送来紧急公文，李鸿章便趁机离开，正当八个降王酒酣耳热之际，进来八个武士，每人手拿着一套清军的顶戴官服，说请大人更衣换顶带。八个人洋洋得意地站起来，自己用手解开头上包布，说时迟那时快，八个武士手起刀落，八颗人头被斩落地上。
李鸿章、程学启在诛杀了八个降王之后，又在苏州城内大开杀戒，将太平军将士全部杀光。曾在苏州城外作过保人的英国人戈登，得知这一消息后大惊失色。戈登是以信义为第一的，对李鸿章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非常不满，于是拿着手枪去找李鸿章，有心把他干掉！戈登并以此而拒绝领取朝廷发给他的重赏。
在欧洲军人荣誉感中长大的戈登看来是不能容忍的背信弃义的问题，在清廷来说是功不可没的壮举。不久，朝廷对李鸿章残忍与背信弃义的行为做出了肯定，认为他“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云云。
在一个“政治无诚实可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老实是无用之别名”等历史经验性的判断颇为流行而且屡试不爽的国度，还能继续沉湎于“礼仪之邦”的虚幻境界中而不认真反思吗？
有人总是报怨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打断了原来的道德传统，才出现了人心不古、道德不振的局面。
而事实是，所谓道德传统从来就没有在整个社会上落实过。翻开思想史册，每个朝代都有歌德派盛赞当时是道德的盛世。而在真正的思想家那里看到的大多是对当代道德状况的谴责而歌颂所谓远古的道德风尚。
王凤仪先生在东北走了一路，没有遇见一个真正按道德行事的人，才更加激发了他办义学的决心：“这一路上，一个孝子贤妇也没遇着，要抓忤逆，闭上眼睛一伸手就能抓着。世上真是缺少明道的人啊！我劝世的心就更切了。”
有人总是说中国人道德高尚，而外国人的道德水平是多么的低下，社会风气是多么的不好，外国文化多么需要中国文化去救困解难。
这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自恋论调自大狂言。
法国《论法的精神》的作者孟德斯鸠早就说过，中国商人大都有三杆秤：分量大的秤、分量小的秤和标准的秤。收购时用分量大的秤，卖出时用分量小的秤，遇到官府检查时，或者遇到不好对付的顾客，就拿出标准秤来应付。
而外国人却是很守规矩的。中国的留学生在德国搞恶作剧：在邻近的两个公用电话亭的门上一个写了“男”字，一个写“女”字（当然是德语单词了）。结果德国人都自觉地严格按照性别要求去打电话。
中国留学生说“你们怎么这么死板呢？”
回答说：“规则不就是要遵守的吗？”
不少到过欧美国家的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人都说，那里没有闯红灯的，没有插队的，没有抢座的，没有随地吐痰的，没有乱扔垃圾的。反观我们这里，怎么样呢？人人都有切身的感受体会，无须赘述。
有一个著名的法师讲中国人多么有道德，但是他也承认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一个中国人是龙，很强，很能干；但是三个中国人就因窝里斗，闹矛盾，成了虫。而他不是深刻反思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底在哪方面出了毛病，而是用调侃来应付，说什么“这是上帝的意旨”：如果中国人团结一致了，外国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这样的说法恐怕不符合佛法的精神吧。
从佛教方面看，当年达摩西来传法，就是看到东土僧人把功夫过多地用在了玄谈上而不注重实际修行，才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正法眼藏，涅槃涅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之心法。这才带来禅宗的繁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口头禅又兴起，真修实干的也就随之减少了。
我们再不能在虚幻中自欺欺人、自我陶醉了，而应该反思我们的传统中所存在的毛病，以便克服。
王凤仪先生悟道行道注重践履笃行的思想和榜样，为我们提供了对治这些毛病的药方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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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愿: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怨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人无病厄,富贵康宁;长寿好德,善始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