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能离“八德”
在关于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特别强调修道立德的重要意义，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国家无德难以兴旺，个人无德难以立身。看起来这只是说国家和个人，实际却包含了诸如“企无德不盛”“家无德不旺”等许多方面，警醒任何集体和个人都不能无“德”、不可失“德”。不难理解，对于修身做人而言，中国传统的“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
为什么要讲“德”？
民间有句骂人的狠话，叫作“王八蛋”，据说是“忘八德”的讹传。中国自古重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八德”不齐就被人不齿。对那些不忠不孝、没有信义、粗暴无礼、寡廉鲜耻的人，往往斥之以“忘八德”。还有一种说法，因为在“八德”中“耻”列最后，无耻之人被骂为“王八蛋”，就是忘了“第八德”。这些说法，或许是后来的附会，但“话粗理不粗”，它显示了历代对“德”的重视。
那么，什么是“德”？说起来，“德”很抽象。不过，《说文解字》说得很容易理解：“德，升也。”德有登高、攀登的意思。这就不复杂了，人有了德，便不再是“俗人一个”，就进步了，就与原来不一样了。
在古籍中，“德”有时与“得”相通，有的注解说“德者，得也”。中国传统的人文教育要“止于至善”，《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人知道努力方向，明白走向哪里，才能神定心静、踏实安宁、思虑周全，才会有“得”。人生不迷茫，就能登，就能得，就具有了“德”。
“道”与“德”可合成一个词，即“道德”。“道”与“德”本来也有分别。“道”无言无形，却承载一切，只能用思维意识去感知它；“德”则用来昭示“道”，有德的人顺应道，按照自然、社会、人生的需要去做人做事。
正像老子的著作被称为“道德经”一样，孔子的《论语》《孔子家语》等也可以说是孔子的“道德经”，其中所谈也是“道”与“德”的问题。孔子常说“修道”与“立德”的问题。孔子说：“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这话说透了“道”与“德”的关系。为什么“善恶到头终有报”？为什么“多行不义必自毙”？仁、义是“人道”的要求，人不仁不义，必定不会有好结果。只有遵道而行，德行才好。
春秋末年，孔子认为“天下无道”“礼坏乐崩”。“道”就是价值体系，“天下无道”意味着价值观混乱、是非观扭曲。“天下无道”时，德行的好坏就失去了标准，人们纷纷跨越是非界限，令人咋舌的“缺德”现象频频上演。
“德”不“明”，则“道”不“尊”，就意味着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体系，长此以往，后果就极其严重。孔子说：“虽有国之良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马是良马，若不遵循驾车之道，也不会顺利前行。治国同样如此，“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如果治理无“道”，国家就不会真正强大。
“知识就是力量”，但“力量需要方向”，所以《中庸》说“道前定而不穷”。无论大事小事，都有“好”与“不好”的标准，《庄子》说“道”就在人的日行坐卧之间。遵“道”而行便是“德”，德行的好坏、高低，要看与“人道”契合的程度。在人生的道场上，每个人都是舞者，都是表演者，我们不妨“把岗位当道场”，以工作为“修炼”。事实上，人有没有“格局”，有没有“气象”；“目标”对不对，“结果”好不好，其实都由“德”来决定！
“八德”是怎样形成的？
早在几千年前，中华民族就崇德、尚德，强调“有德于民”“克明俊德”等等。《尚书》中说到了“九德”，那时，仁、义、圣、智、信、孝、慈等概念已被普遍使用，各种“德”都围绕这些概念铺陈阐发。
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春秋时期的思想家继续凝练提升，认识更加全面、系统、严谨。如管子较早提出了“四维”的概念。《管子·牧民》篇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战国时期，人们更为关注君臣、父子、兄弟、长幼、夫妇这些社会关系。如《郭店楚墓竹简》中有“六德”说，即圣、智、仁、义、忠、信。孟子提出了仁、义、礼、智“四端”之说。无论“六德”还是“四端”，所论都是中国早期思想家探讨的中心话题。从“四维”“六德”到“四端”“五常”，虽然角度不同，却都为“八德”的出现作了充分准备。
到宋代，人们对儒学与社会改良的认识更为清晰。他们更加注重自身修养，注重向人心“内求”，同时也从社会结构出发，立足于“中国”文化立场，更注重个人、家庭对于国家和谐稳定的关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
最晚从北宋真宗时期，人们已经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连用，天禧年间的杨亿（字大年，974—1020年）有《杨文公家训》，其中说：“童稚之学，不止记诵。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入之言为主。日记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事，如黄香扇枕、陆绩怀橘、叔敖阴德、子路负米之类，只如俗说，便晓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此后，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并称连用的越来越多，有的称其为“八德”，有的称其为“八行”或者“八端”。
“八德”之间是何关系？
“八德”虽然有一定的并列关系，但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孝、悌、忠、信为第一个层面，即正心诚意的内在修为；礼、义、廉、耻为第二个层面，即个人修为的外化，是修身的体现。二者紧密相联，是递进的关系。
如果细致探究，在“八德”之中，“孝”与“悌”、“忠”与“信”、“礼”与“义”、“廉”与“耻”意义相邻相近，可分别组成一组概念，而且它们同样层层递进，有内在的关联。“八德”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一、孝悌
人来到这个世界，首先得到的是父母的悉心呵护以及兄长、姐姐等人的照顾，没有父母的生养和兄姊的扶持，就没有自己的一切。人之为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必须理解和感恩这种关爱与照拂，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失去了做人的前提。因此，子孝于父，弟敬于长，是做人的第一要义。
孔子晚年，鲁哀公认为孔子教导自己很多、很完备了，可是，要从哪里具体开始做起呢？于是，孔子给他开出了良方。孔子说：“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之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之以敬，而民贵用命。民既孝于亲，又顺以听命，措诸天下，无所不可。”因此，孔子当年施教，“先之以诗书，导之以孝悌”。
“立爱自亲始”，这话极其重要！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人有仁德才算是“人”，做人最基本的就是“亲亲”。在这样的逻辑起点上，孔子儒家展开论述，中国传统伦理大厦也由此筑牢了根基。“为仁”便是修身，修身需要“恕道”，需要推己及人。由“亲亲”而“不独亲其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进而“爱众”“爱物”。
由此，我们读懂了孔子。人“敬其所尊，爱其所亲”，才能社会和睦，人心和顺。培养爱、敬之心，就要从孝悌着手。
二、忠信
在“孝悌”之后，孔子接着就讲“忠信”。《论语》记载孔子的话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后来《弟子规》总结为“首孝悌，次谨信”。“谨信”与“忠信”意思相同。
如果说“孝悌”是讲做人，“忠信”则是讲做事；如果说“孝悌”是讲情感，“忠信”则是讲理性。“忠”是无私，尽心竭力；“信”是诚实，真心诚意。
理解“忠信”，“忠”是关键。如果仅仅把“忠”理解为臣下对于君上的忠心，则是将它的内涵看得太狭隘了。“忠”字从“中”从“心”，是说一定要把握“中”、把握“度”，不偏不倚，不“过”亦不可“不及”。
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路过大河时，发现河水十分凶险，可偏偏有一位壮年男子竟从那里渡河，而且成功地从对岸游出。孔子感觉奇怪，于是问他缘故。那人说：“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忠信措吾躯于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复出也。”原来，他就是顺遂波流之性，而不敢逞一己之“私”。这便是“忠信”！
孔子弟子子张向老师请教，到底怎样做才能处处通达，到哪里都能行得通。孔子告诉他六个字：“言忠信，行笃敬。”孔子认为，人应时刻将“忠信”“笃敬”装在心中，指导行动。否则，在哪里都行不通。
三、礼义
人修身，是为了适应社会，处理好与他人、集体、国家乃至自然环境的关系，做一个“社会的人”。为此，人应该把自己放在社会中，遵守社会规范。《礼记》说“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这里的礼义，指礼的内涵。
怎样修“礼义”呢？中国古代非常注重“成人”教育。所谓“成人”，就是具备人的内涵的人。《左传》中说：“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人能“自曲直”表现在“赴礼”上，这就具备了正确的价值观，符合“礼”的要求。这个“礼”就是指礼义，即“礼”的本质内涵。
人之成人，要从最基本的行为做起，所以《礼记》说：“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
在谈到儒者的行为方式时，孔子说“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以忠信为盔甲，把礼义当盾牌，具有忠信的修养，遵守社会的礼义，人的修身功夫就差不多了。所谓“器利则事成”，一个人把礼义作为器具，做事才成效可期。“礼义”可理解为礼的本质，也可理解为“礼”与“义”。
在“八德”中，“礼”与“义”是分别说的。“礼”是指具体的仪式或者规则，“义”则是与之相适应的、适宜的做法。孔子曾说：礼者，理也；义者，宜也。广义地讲，“礼”是德与法的有机统一，内涵极其丰富宽泛。作为“八德”之一，“礼”则有道理、规章与法则之意；“义”则是“事之宜也”，人们按照该做的去做就是“义”。
孔子、孟子都十分重视“礼”与“义”。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孔子用“出必由户”来说明人遵循社会规范的必要性、合理性。比如观察一个人，只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也就无法隐藏真实的自己了。孔子说的“所由”，就是看你走阳关大道，还是热衷于歪门邪道、旁门左道。孟子也发挥了这个思想，说：“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他认为，人行走时从路上走，出门从门里过，自然而然，天经地义，人人都应如此。
四、廉耻
“廉耻”即廉操与知耻。人修礼义，才有廉耻；对于国家治理，“廉耻”二字十分重要。《淮南子》说：“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
从字的本义讲，“廉”指堂屋的侧边、棱角，比喻正直、刚直，廉洁、廉正、廉明，有节操、不苟取，指品行端方而有气节的人。“耻”即耻辱、可耻，指内心里的羞愧感、羞辱感。明礼义，知廉耻，才有行为界限，从而循理而动，否则就是不廉，就是耻辱。
中国早期特别重视为政者的廉耻教育。孔子说：“凡治君子，以礼御其心，所以属之以廉耻之节也。”管理“君子”时，首先用“礼”驾驭其思想，在具体管理细节上融入“廉耻”观念。
“君子”的本义是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统称，它的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的联系，明确昭示了一个道理：对于为政者，因为责任大，所以要求高；既然是尊贵的人，就应该是高尚的人。
以前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人们以为这是贵族享有特权的证据，其实不然。孔子与弟子冉有讨论过这一问题。孔子说得明白，这不仅不是什么特权，恰是对“古之大夫”的更高要求。大夫行为不廉，罪名是“簠簋不饬”；淫乱而男女无别，罪名是“帷幕不修”；欺骗君上、心不忠诚，罪名是“臣节未著”；软弱无能、不胜任工作，罪名是“下官不职”；违反纲纪，罪名则是“行事不请”。这些都是从正面说明该怎样做。之所以故意讳言，就是为使之“愧耻”。
还有，如果大夫所犯罪行属于五刑范围之内，就让他们自己前往宫阙请罪，而不让官吏捆绑牵引凌辱他们；犯了重罪，则接受君命北面跪拜自杀，也不派人揪按而刑杀。这样，虽然“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仍“不失其罪”。
继续讲好“八德”的故事
上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柳诒徵撰文指出：“今日社会国家的重要问题，不在信孔子不信孔子，而在成人不成人，凡彼败坏社会国家者，皆不成人者之所为也。苟欲一反其所为，而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焉，则必须先使人人知所以为人，而讲明为人之道，莫孔子之教若矣。”他说的话虽然已经过去近百年，但对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孔子儒学教人修德做人，正如一位西方作家所说：“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从孔子到今天，虽然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很多价值观念仍然是我们的立足点。
从“八德”的形成及其内在关联看，它已融入了古代中国思想精英关于德性问题的全部思考。我们不宜动辄说“道德是束缚人的枷锁”，“圣人”可不是来教训人的。“八德”之中含天理、有人意，它是武装自己的盔甲，是防身护身的盾牌，是为政做人的底气。
不同历史时期会有重点不同的道德要求，有的时候，人们也思考在“旧道德”的基础上建构“新道德”，但万变不离其宗，“八德”所深深蕴涵的道德之魂却不能离弃。近代以来，有人主张以“孝、悌、忠、信”为基础，吸收西方近代道德，建构中国道德；有人确立“礼、义、廉、耻”这“四维”的地位，发动新生活运动。这仍然看到了“八德”的价值与意义。
也有人特别强调时代的变化，试图在传统“八德”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孙中山、蔡元培等人就曾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所谓“新八德”，因为它调整了“孝”与“忠”，“家”与“国”的位置，以表示民族和国家高于家族的观念，被誉为中体西用、中西道德精华融合的“杰作”。
其实，现代“国家至上”观念与以人为本、重视家族并不矛盾。且不说中国的“邦国”观念本身有发展变化，仅传统的“教孝即教忠”的思维方式，就足以告诫我们不宜将“家”与“国”对立，更何况道德的时代性受到道德本质的制约。不论何时，人与人相处的根本原则都不应改变，正因如此，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才成为历久弥新、相对稳定的道德规范。
进入新时期以来，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中国从全新的角度进行道德建设，提出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以及个人品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我们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不同层面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与当今人际关系相协调、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新伦理、新道德。这是继承前人道德智慧，推陈出新发展道德，在修养方式和道德追求上，与传统“八德”血脉相连。修好“八德”，提升个人素养，就能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自觉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今天进行道德建设，需要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相适应，需要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相一致。优秀传统文化是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厚文化土壤，“八德”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美德，已经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构成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成为历代中国人“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因此我们不能淡忘“八德”的历程，应该继续讲好“八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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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愿: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怨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人无病厄,富贵康宁;长寿好德,善始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