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什么如此担心境外势力？

作者/谢文玉

美国联邦调查局第一任局长埃德加·胡佛

内容提要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是美国新左派运动重要组织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和民主政治改革。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尤其是越南战争不断升级，该组织在60年代中期从追求体制内政治改革转向反战运动和反权威、反体制、反主流文化运动，甚至暴力对抗权力部门。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国家安全为由，借反苏反共的冷战话语和维护美国传统价值信念之名，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实行全面监控，并于1968年启动“反谍计划”，通过渗透、误导舆论、心理战、法律骚扰等手段破坏和消解该组织的活动和影响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对60年代末“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走向衰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联邦调查局对新左派等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体现了美国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一、联邦调查局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监控

二战后美国科技发展迅速，经济高度繁荣，消费主义迅速兴起，美国社会逐渐从传统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价值观念发生剧烈变化；技术理性的蔓延和物质至上主义的浸润使社会生活日趋程序化、标准化、机器化和单一化，与人性的自主、自由和多样性形成尖锐对立；对大自然无止境的索取所造成的生态失衡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原子时代美苏之间剑拔弩张的对抗，使全人类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世界末日近在咫尺。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政治气氛异常紧张。美国知识分子对公民权利的诉求、对自由平等社会的渴望、对人人参与影响其生活质量和方向的决策权的追求，汇聚成巨大的激进主义洪流，促使普通美国人政治意识觉醒。

这个时期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试图联合自由主义改革者，团结国内弱势群体，希冀在美国现行体制内进行激进政治改革，实现所谓的“自由、平等、民主和正义”的理想。随着美国政府越来越深地卷入越南战争，1965年4月17日，该组织举行了当时最大规模的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活动。这次示威活动“突然成了发泄抗议情感的一个出口，愤怒的不仅仅是学生，也包括许多年长的一代人”。成功领导这次示威游行活动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政治组织出现在全国反战抗议活动的中心位置，在客观上扩大了自身影响。众多寻求结束越南战争的反战人士纷纷加盟这个组织，三个月之内，其分部的数量增至一百多个。

在这种思维模式指引下，联邦调查局加强了对新左派学生运动的监控。早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参加民权活动时，联邦调查局就对其进行了严密监视。1966年春季，联邦调查局给各地办事处下令，“调查所有与倡导学生权利有关的‘自由大学’的活动，搞清楚他们以何种方式与颠覆性的反战组织有关系”。胡佛表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是这个国家“最激进的组织之一”，而“共产党正积极推进和参与这个组织的活动”。因此，要加强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监视，以便能够“像（我们）对付共产党一样尽量多地收集相关信息”。不久，联邦调查局开始大规模渗透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各地所设的分部，大面积“约谈”该组织成员及其支持者，还加强与校园警察和行政人员之间的“合作安排”。特工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直接与某些大学的行政当局合作，共同对付新左派运动。联邦调查局特工罗伯特·华尔回忆说：“当（1967年）10月新左派在五角大楼举行示威游行活动时，联邦调查局的人一直在活动现场，监视、监听、拍摄并记录当天发生的事情”。被捕的示威游行者的名字很快被发送到联邦调查局各地办事处。这些情报成为联邦调查局华盛顿总部和各地调查局数据库的一部分。华尔说：“成千上万市民因为对越南战争表达了不同意见而‘触犯了法律’，成为联邦调查局监控的对象。”1964—1968年，针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反谍活动”主要包括卧底渗透和安装窃听装置等手段。如联邦调查局对该组织及其骨干成员进行了“非犯罪性调查”，包括至少150次秘密潜入、安装了八百多个窃听装置和七百多个窃听器、调动大量秘密线人和卧底等。从1964年开始，联邦调查局利用中央情报局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新左派组织进行的“邮件检查制度”也获取了大量信息。

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发展与联邦调查局“反谍计划”的出台

从1965年中期开始，大量蜂拥而至的新人改变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员构成。早期“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大多出生于中产阶级或中上层阶级家庭，是常青藤等名牌大学品学兼优的学生，具有挑战和质疑精神，倾向于浪漫主义、智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有的早期“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是“红尿布婴孩”，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左派理想主义的影响，与其父辈在基本价值观和理想抱负方面一脉相承。他们寻求一种突出自我表现、强调人文主义、注重体验和社区生活的生活方式，其思想与活动基本属于政治改良主义范畴。新生代主要来自中西部和西南部，对传统左派及其思想知之甚少，对新激进主义理论却了然于胸。他们的行为和主张比较激进，具有反智倾向，对理论争辩和意识形态不感兴趣，更热衷于行动，给“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带来的是“对行动的能量和热情”。他们倡导用自己的身体和直接行动解决问题，反叛与对抗美国中产阶级传统价值观。他们具有个人主义、暴力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主张与过去完全疏离和彻底决裂。

1966年8月29日到9月2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爱荷华州科利尔湖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领导权从“休伦港一代人”手中传到了那些在边疆个人主义传统中长大的人手中，从“职业政治家”转到了“无政府主义者”手中。新一代行动主义者主张“学生权力”，提出学生是变革社会的主体，不是要在大学校园进行教育改革，而是要打造一个全新的美国左派，从根本上实现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学生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等开展了各种反征兵、反对大学与政府军工企业合作的活动。他们还提出要“创造一场革命”，从抗议转向抗拒，最突出的就是“嬉皮士”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大拒绝”。

在美国政府和联邦调查局看来，这个不断发展壮大、日趋激进和暴力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已不再是60年代初期那个仅仅是同情和参与民权运动、可能与共产主义有关的小政治组织了，它所领导的反战抗议运动与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认同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而且日益诉诸武力和暴力手段对抗现存体制，倡导与美国信念背道而驰的另类生活方式，在文化上拒绝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反对一切父辈们所支持和代表的中产阶级价值体系、政治体制以及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对美国社会现状和现有价值体系都构成巨大威胁。联邦调查局认为，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为代表的新左派显然代表了一种反美主义“颠覆力量”，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有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存在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因素”。它并不专指某个具体组织，而是一个“松散联合、随心所欲、以大学为中心的运动”，还包括“极端的、好战的反战和反征兵组织”。其成员“对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道德和社会准则完全不予理会”；他们“忽视个人卫生，使用淫秽语言，公开进行男女性乱交”；穿着肮脏和污秽的衣服，吸食毒品，以其不为主流社会所容忍的另类生活方式腐蚀着美国社会，最终将会“彻底地推翻美国政府”。所以，联邦调查局有必要对新左派“从内部进行摧毁或使之无所作为”。

这份清单成为联邦调查局总部和各地方办事处行动的指南，上面提到的所有手段在这个针对新左派的“反谍计划”实施过程中都无一例外被用到了，实现了最大限度限制目标组织或个人实施预定计划活动的能力。在实施该项目的几年里，联邦调查局总部从被批准实施“反谍计划”的各地办事处获得了381项提议，其中有285项行动提议被实施，而且在77次行动中获得了值得肯定的结果。在针对新左派“反谍计划”行动中有40%使用了匿名邮件或虚构邮件。在25次行动中，特工们将联邦政府档案中的信息透露给联邦调查局眼中的媒体“友好人士”。在20次行动中，新左派成员的身份信息被透露给了他们的雇主和当地信用部门。在8次行动中，联邦调查局联系了处理新左派成员财务的行业和个人。在12次行动中，联邦调查局联系了新左派激进分子的家庭成员和朋友。

三、联邦调查局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渗透

联邦调查局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及其各类活动中安插线人和卧底。线人既是信息收集者，又是组织内部矛盾的谣言制造者，还是暴力对抗权力机构的鼓动家和煽动者。他们充当联邦调查局的耳目，迅速而有针对性地收集各类信息，对新左派组织的活动方案、计划等了如指掌。同时，他们还在组织内部和行动主义者之间制造矛盾和冲突，挑起事端、引发内讧。有时候，他们还充当新左派活动中的急先锋，诱惑、怂恿不明就里的参与者采取极端、激进、对抗的方式与执法警察发生直接冲突和对峙，激化警察与抗议者之间的矛盾，制造紧张局面。

此外，联邦调查局招募的线人还渗透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全国总部。因为线人告密，1970年10月“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四位参加过激进活动的学生被波士顿警察局逮捕。“这次逮捕导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全国总部内部分裂，使该组织成员特别惊恐。他们怀疑组织内部有奸细，彼此猜忌怀疑的情绪持续发酵。”线人的告密导致很多行动主义者和激进学生被捕。行动主义者都认为，“联邦调查局及当地权力机构在各种持不同政见的组织中有数量庞大的线人，因此不敢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他们被捕的行动。”联邦调查局安插在各种新左派组织中的线人，不仅在心理上给行动主义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恐慌情绪，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限制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有效开展各项活动。

联邦调查局还通过线人收集情报，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活动进行破坏和打击。1968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全国代表大会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举行，与会代表550人。联邦调查局秘密线人大量潜伏进来，全程跟进，实时报道会议进程和各项议题，内容翔实。比如，“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会议主题包括种族主义、“哥伦比亚大学事件”以及有必要招募“还没加入的大学生、高中生、工人、嬉皮士以及美国穷人”；该组织国际部秘书强调有必要联合其他国家的学生力量“推动未来几个月的运动向前发展”。

胡佛从中看到了巨大的“反谍”机会，指示联邦调查局采取进攻性策略。联邦调查局指示秘密线人到处散布谣言，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一位领导人偷用募集来的资金吸毒；又无中生有地指责另一位领导人挪用资金。这样的“空穴来风”无异于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投放炸药，引起轩然大波。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办事处的特工在呈送给总部的报告中说，“这个线人的行动导致洛杉矶‘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拳脚相向，在分部的几次会议上都彼此指名道姓辱骂对方”。随后，该组织洛杉矶分部的成员一大早就给其他成员打电话，并且“威胁他们，试图阻止他们参加‘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会议”。

四、联邦调查局的破坏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衰落

为了削弱“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参与各种活动的能力，联邦调查局想方设法阻挠组织成员参加新左派的各类活动。最常用的就是给目标学生的父母写匿名信，不遗余力地丑化学生激进分子。联邦调查局休斯敦办事处给学生父母寄了一份“淫秽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小册子复印件及一封简单描述他们的孩子参与其中的附函，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领袖描述为“绝大部分都是淫秽的、胡子拉碴的、留长头发的人，这些人臭名昭著，别有用心地利用美国社会出现的某些问题从事颠覆活动，使原本善良、单纯而值得尊敬的学生也卷入其中”。联邦调查局希望此举能激发父母亲“把他们的孩子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拉回来”，破坏“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招募更多青年人参加他们的活动。他们还给学生家长寄送大量复制的明信片作为补充手段，希望学生家长引起重视，干涉子女的政治活动，甚至断绝经济支持以阻止孩子参与激进政治组织和活动。巴尔的摩办事处一位特工说：“许多‘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乳臭未干，非常不成熟，在经济上依赖父母，给父母寄送这样的明信片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联邦调查局各地方分部给学生家长寄送各种有关“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负面消息的信函，如“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沉迷色情文学，公开倡导“自由性爱”，学生受到别有用心的左翼学生组织蛊惑而参加反对越南战争的绝食活动，组织成员吸毒、道德品质败坏、从事颠覆美国秩序、推翻美国政府的活动等。

此外，联邦调查局利用所谓的“友好媒体”引导公众舆论反对新左派，对其进行破坏。1969年6月6日，一封联邦调查局的匿名信被送到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总部的最高领导层手中，指责他们因为担心支持进步劳工学生联盟的力量过于强大而拒绝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全国代表大会原计划6月份在芝加哥举行。然而，该组织全国办公室内部矛盾丛生，甚至有人建议“让进步劳工学生联盟召开他们自己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大会”。联邦调查局抓住机会，利用与《芝加哥论坛报》的友好关系，开始筹划破坏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特工给《芝加哥论坛报》新闻记者罗恩·库奇奥提供了有关“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争夺控制权的信息。1969年6月17日，该报刊登了头版头条新闻，大字标题是“赤色小分队孜孜以求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控制权”。6月30日，芝加哥特工负责人M．W．约翰逊向总部汇报，这篇文章“使紧张局势更加恶化，成功制造了冲突，使‘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彻底分裂”。

联邦调查局希望通过杜撰各种丑化“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材料来消解其招募新成员的努力。1968年5月，纽瓦克办事处提议杜撰并散发一张具有“疯狂”因素的蒙太奇照片，凸显新左派是“嬉皮士、辍学者和牢骚满腹的疯子组成的一个奇怪的组合”，目标读者群是各地方院校的主流学生会。得到联邦调查局总部批准后，纽瓦克办事处将这张蒙太奇照片寄给了新泽西地区的各大学生联谊会（兄弟会和妇女联谊会）。1969年2月，芝加哥办事处提议散发由联邦调查局特工们写的名为“走进街道：使孩子们起来革命的指南”的小册子。这份小册子的预期读者是“负责任的、温和的学生组织”，联邦调查局担心这些组织会被“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意识形态引入歧途。所以，小册子试图呈现新左派的反面形象，将他们描述为“一群被宠坏的未成年人”。洛杉矶办事处也于当年夏季启动了一个类似的行动，将一些信息编辑成册，分发给即将入学的大学新生，目的是让这些新生“觉察到来自‘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其他新左派组织的危险”。

这样的挑拨离间极大地削弱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力量。1969年8月26日，联邦调查局巴尔的摩办事处的备忘录报告说：“‘黑豹党’成员被告知不要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有任何瓜葛，不要参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任何事情”。另一份备忘录报告说“巴尔的摩‘黑豹党’的一位负责人因为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一位成员有联系而被‘黑豹党’开除了。”这次破坏活动中，联邦调查局总部要求16个特工采取行动，“进一步扩大两个组织之间出现的分歧”。到1969年秋天，有17次行动就源于总部的要求。

1970年3月3日，联邦调查局底特律办事处的特工给“黑豹党”寄了一封匿名信，称“黑豹党”长期以来受到白人种族主义的迫害和对其命运的控制，所以“黑豹党”只有发展一套自己的理论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不需要其他人指手画脚，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只会开空头支票，对黑人事业毫无益处。“黑豹党”必须与非黑人组织划清界限，尤其要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划清界限，追求一场为了黑人、由黑人进行的、纯粹的黑人革命。这种匿名信对两个组织的合作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在目标组织之间制造纷争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镇压策略，能够有效地削弱被选定组织进行抗议活动的能力，在联邦调查局针对新左派“反谍计划”中使用了42次这样的行动中，其中有22次行动就是针对新左派与“黑人权力”组织的联盟行动。

在对这类破坏性策略进行评价时，历史学家弗兰克·J·唐纳曾经写道，针对新左派的“反谍计划”中使用的这些手段，人们并不感到陌生：对目标组织进行破坏、通过无中生有的宣传工具对个人的声誉进行诋毁，匿名邮件、约谈、污蔑某人为告密者，“故意制造虚假情报”，猜忌，给亲属写信以及利用右翼组织作为实施者等。联邦调查局采用的这些措施屡屡奏效，的确实现了“揭露、分裂新左派，使之无所作为”的目的。

1969年上半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变得日渐孤立和衰弱，失去了美国国内各个阶层人士的支持，最后土崩瓦解。6月18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个分支，一派信奉“毛泽东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强调蓝领工人的先锋作用，并成立了“工人—学生联盟”。它后来逐渐融入进步劳工党，完全脱离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到70年代初期，随着全国性政治运动逐渐偃旗息鼓而自动解散。另一派则信奉马尔库塞的“现代乌托邦革命”理论，否定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坚持杰出人物和精英革命论，组建了“气象员”组织，仍然占据“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设在芝加哥的总部。后者奉行无政府主义原则和恐怖主义的暴力策略，主要从事破坏性的爆炸活动，专门针对美国政府权力部门中的象征性机构和建筑物。他们的暴力活动“使许多本来认同其解放思想和反正统观点的左派人士也离他们而去”。1970年3月6日，“气象员”组织四个成员在纽约格林尼治村一幢空置的建筑物内自制炸药时发生爆炸，三人当场死亡，从此“气象员”组织转入地下活动。组织领导人比尔·阿耶斯描述他们第一年的地下活动时说，“（一年）搬几次家，准备了22个紧急时可用的藏身之处和8套完整的身份证明，耗费了大量时间和巨大精力隐藏身份”。

在1969年春夏之交，有四千多名学生激进分子被逮捕。新左派持不同政见者被开除学籍或留校察看。佛罗里达州、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以及马里兰州等完全禁止“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出现。联邦调查局一份报告称：“我们的内部信息促使很多地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分部变得越来越隐秘。他们要到最后时刻才制订计划……这种只能偷偷摸摸活动的情绪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该组织本身。”联邦调查局对学生运动的渗透、镇压、打击和破坏作用，很难用具体数字来说明，它也不像警察的暴力执法和司法部门的打击那样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作为公开镇压机构的补充，“反谍计划”营造了一种无所不在的恐怖气氛，对消解“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作为新左派运动核心组织的作用、瓦解其内部结构，致使其最终走向衰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结语

公民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条主线。早在1798年，美国就曾经制定《惩治煽动叛乱法》，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辩论。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为代表的新左派和反战运动是20世纪美国最大规模、最持久的政治抗议运动，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与其他政府部门也实施了美国有史以来针对不同政见者和本国公民最大范围的“反谍活动”。在标榜“自由民主”体制和宪政体制的语境下，联邦调查局严密监控、设计陷害受宪法修正案保护的左派人士，针对新左派的“反谍计划”已经远远超出了该机构实施秘密情报活动以破坏反战运动的权限范围。正如总审计长给司法部众议院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言，“司法部和国会都没有对联邦调查局国内情报活动实施恰当的控制和监督。”联邦调查局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实施的“反谍计划”及以其他名义进行的类似行动，削弱了美国人民改变政府政策和政府结构的能力，对人们争取和平和社会正义的斗争造成了极大危害，更加凸显了公民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注释略

原标题：美国联邦调查局与新左派运动的衰落——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为中心

来源：《世界历史》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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