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圣：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
2018年1月6日，电影《村戏》导演郑大圣应邀参加拙见西安新年盛典“历史与未来·掌控大趋势”，发表了题为“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对历史应该有的态度”的演讲。
他的演讲由柏林墙、“恐怖地景”展陈、柏林机场的坠毁纪念这三个场景展开，通过一座城市展现德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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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
——对历史应该有的态度
演讲者：郑大圣
2018年1月6日·西安
各位晚上好！我是导演郑大圣。非常荣幸能来到拙见，可以聆听到很多高见，然后贡献自己一点点的拙见。非常如愿地来到西安，没有比长安更合适展开历史与未来的讨论。
我的工作是拍电影，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场景。
有一座城市，有一堵墙，墙体拆掉了，墙基保存着。
我们在它的很多街口都会看到这样的标版：1961——1989，这座城市是柏林。柏林的这道墙。这几张图片是波茨坦广场，是这座城的正中心，柏林的心脏，现在还留着这几堵柏林墙残存的构建。我们会觉得这墙也没那么厚，也没那么高，现在墙体上遍布着年轻人随手贴上去的口香糖和一些涂鸦。
但是从波茨坦广场开始，从这座城市的心脏开始，柏林墙延展穿过这个城市，穿过这个国家150公里，就是这样的墙阻隔了从意识形态到社会制度，到家庭，到人情人性的诸多悲欢故事，有很多生命就死在墙内、墙外和墙体上。
墙没了，墙基被小心的保护下来，在这个城市蜿蜒纵贯，成为一条行走的虚线。这个墙曾经矗立了28年，到2017年被拆毁也刚刚28年，到2017年，距离被拆毁也刚刚28年。以中国人来看的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墙体不在了，墙基保留下来，使每一个柏林人以及全世界来到柏林的访客轻轻抬腿迈过去的时候，心理会有实实在在“咯噔”的一下，这就是历史的现场。历史永远在我们今天的现场。
对柏林墙（遗迹）的处理和规划布局，使我看到这座城市对历史的态度。这是第一个场景。
这座城市还有一条街，叫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特别可怕的一条街。
这是历史照片和它复原的模型。白色的部分是现在还残留的，灰色带标号的部分是已经被拆除的。这些灰色的建筑物曾经是纳粹第三帝国时期的总理府，希特勒上班的地方；宣传部，戈培尔上班的地方；空军总司令部，戈林上班的地方，国家秘密警察总部，盖世太保总部希姆莱上班的地方。在这条路上，柏林这座城市在历史的现场做了一个永久性的展览，下次朋友们有机会去访问柏林，我强烈地建议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去看一下，它叫《恐怖地景》或者叫《恐怖地带》。
刚才我说的所有那些纳粹第三帝国的中枢大楼在50年代初的时候，当然要被铲除、要被拆毁。在这些大楼的地基，沿着这条线砌起来延伸的柏林墙。28年以后，柏林墙被拆毁了。在这个第二次柏林墙的遗迹上，柏林人做了这个展陈《恐怖地景》。他们在现场陈列了历史的老照片：希特勒正在戈培尔的陪同下走出帝国的国宾馆。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画面底下，保护的凉棚框子以下是这些罪恶部门、建筑大厦的底座，中间部分是他们保留下来的一节柏林墙，柏林墙后面是东德时期政府建筑。
这段墙基曾经是盖世太保秘密拘押、审讯政治犯的地方。三层看得很清楚，底下是盖世太保的总部大楼地下室的拱门，中间是柏林墙，后面是东德的政府大楼，三层，层累的历史。
这恐怕是历史上最恐怖的一张肖像，当中坐着的是希姆莱，左边数过来第二个、站着的是“布拉格屠夫”海德里希，希姆莱和他的三个干将策划、发动、实施了所有最恐怖、最惨绝人寰的计划。这个展陈里特别引用了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的观点在展板上：到底为什么——如此荒谬、残忍的政权，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摄取权力、蛊惑大众？特别提到了它有效地拉动了内需，造就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它实现了经济的腾飞，特别点出了他们用宣传的手段蛊惑了大众相信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未来，而且正在参与一个正义的事业。
给我非常大的触动是，历史学家给我们的第一个帮助，是在针对一个没有那么遥远的历史，去魅和解毒。
我们都知道德国人有着高度的反省自觉和了不起的对档案、文献的尊重和维护。同样在这条大街的展陈上，这些图片尤为动人。最右边的这一幅，是当时跟非雅利安种的、国家和民族的敌人们谈婚论嫁的“生活作风堕落”的妇女被剃阴阳头、被挂牌子游街；最左边是被盖世太保秘密拘押审讯的、当时敢于在德国反对纳粹党的地下抵抗组织，每一个人属于什么组织、口供，全部整理出来。
当中那张图片，在一个群众聚会上，所有人在行纳粹礼的时候，只有一位牛逼的大哥，双手插在胸前，拒不顺从，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普通人！而这个展陈特别在底下标注，他，括号：(有可能)，叫什么什么。这个，也是柏林人对历史的态度。
这条街我以为应该是柏林这座城市最深的伤口，最痛苦的、罪恶的和耻辱的标记，但是他们没有把它掩盖，更没有把它掩埋。他们曝露着伤口，不断地在反省，不断地在追问，这个是这座城市对自己历史的记忆和对历史的态度。
1961年，汉娜·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当时是惊世骇俗。要隔好几年之后，才被学术界尊重为上个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还要到很多年以后，才能落实到一个大众的共识。
离大众的观看、视听思维最接近的媒体之一是电影，一直到2016年，才有了四部电影针对描写汉娜·阿伦特当时为《纽约客》特别撰写审判艾希曼的这个案件。德国有两部，一个角度是从老检察官角度写的，一个角度是从菜鸟检察官写的；同样这个案件，同样这个法庭，英国BBC有一部，是从直播导演的感受写的；还有一部德国电影，就是汉娜·阿伦特的传记。时隔55年以后，在电影上的显现，一个学者的思想才会变成一个公共的共识。这55年，还是发生在德国，一个以高度的哲学自觉和反省自觉延续传承着的国度。我就在想，与之相比，我们真是惭愧得紧。
还有一个小场景，如果大家以后路过柏林的机场，可能会看到，它不起眼，在候机厅的门口不远处。我当时看到都傻了——机场怎么有一个飞行员的雕像、一比一写实主义的雕像，在那“扑街”？这可是飞机场！仔细看，是当时为了解放这座城市，被击落、坠毁、牺牲的飞行员。不在意机场有“扑街”的雕像，哲学上的自觉和自信，让他们强大。每天的日常当中都不忘记让历史进入今天的现场，而且不断地持续地在精进着他们的反省和反思，我为这座城市的对历史记忆、对历史的态度而感佩。
当我跟一个柏林大学的教授表达我的尊重的时候，她很严肃地回应我说，“我还不满意”。我说为什么？她说这几年才刚刚反省到普通的法西斯，人民群众当中的法西斯思想，不再简单的只归罪于那几个党魁、那几个罪魁，她说这才开始发生。当这个人文教授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更佩服了，这是对历史的态度。
有两句话我们都知道，“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有一句，“唯一的历史教训，就是人们从未从历史当中吸取了什么教训”，萧伯纳的这句恶毒话真是让人悲哀。我想，不论我们愿意或不愿意，历史永远在现场，在我们今天的现场。
不管我们知觉不知觉，历史永远会潜入未来。当然，我们应该知觉。且不谈检讨、反思、反省，起码我们得知道，我们不能假装不知道。知道的人不说，后两个代际，很快，20年后就不再知道了。不描述、不讨论，那某一阶段的历史就真的“不存在”了。我为此而感到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