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研究 | “强省会”时代来临
古有首邑，今有省会，中国的城市演化进程中从来不乏政府的力量。随着城市化进入下半场，省会城市将凭借高行政等级在资源争夺战中持续占优，获得更强的集聚效应，并在服务型经济背景下进一步扩大优势，成为中国最独特的城市风景。
聚集全国17%人口和28%GDP
“强省会”时代来临
省会之“强”是针对省域而言的，我们在此选取位序首位度、集中首位度两个主要指标来衡量这种相对强弱。前者是用省会指标（GDP、财政收入、人口，下同）除以省内非省会最大城市相应指标所得的比值，反映省域内城市等级结构；后者是用省会指标除以所在省份相应指标所得的比值，反映省内资源的集中程度。
2008年以来，研究范围内24个省会GDP、财政收入、人口三项关键指标的首位度均呈现上升态势，人口和资源不断向省会城市集聚。（注：研究范围包括海南、广西、浙江、广东、福建、河北、辽宁、江苏、山东、湖北、湖南、黑龙江、安徽、山西、江西、河南、吉林、内蒙古、四川、云南、贵州、山西、甘肃24个省和自治区）
把对比区间放得更长些，上述趋势仍然存在：近20年来，省内资源向省会的集中程度逐渐提高，省会与省内其他城市的差距日益扩大。更进一步，我们发现总体趋势在不同空间内呈现出模式的分异：不同于位序首位度、集中首位度均明显提高的中西部省会，东部省会在集聚省会资源的同时，与省内第二大城市的差距逐步缩小。
群山无峰，还是一枝独秀
“省会经济”模式分异
2018上半年，山东省GDP（3.97万亿）超过四川省（1.82万亿）的2倍，而山东省会济南GDP（3,917亿元）还不到四川省会成都（6,617亿元）的六成。分列省会位序首位度的高低两端，“一枝独秀”的四川和“群山无峰”的山东呈现出迥异的省域经济结构。
总体来看，东部省会首位度高于中西部省会，省域内发展相对均衡，城市规模无明显断层，这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我们进一步将各省会按照“高/低位序”“高/低集中”分为四种类型，并选取部分典型省份来作进一步分析。
类别I中，省会相比省内次级城市占据绝对优势，省内城市结构出现断层，且全省经济高度集中于省会。以四川为例，成都和第二大城市绵阳之间体量差距很大， 2008年之后尤甚；省内集中首位度和位序首位度均保持稳步上升。
类别II中，省会相比省内次级城市占据绝对优势，省内城市结构出现断层，但省会在省域内的经济集中度低于平均水平。以河南为例，与省内第二大城市洛阳相比，郑州具备绝对优势，2008年以后经济体量差距加速拉大；郑州GDP占全省比重低于20%，相比四川、湖北、湖南，河南省域经济资源集中程度较低。河南政府提出举全省之力重点发展郑州，拿下自贸区试验区，获批国家中心城市，都是在全力促进省会发展的体现。
类别III中，省内存在与省会相当的次级城市，省会不占绝对优势甚至不居首位，且全省经济集中于省会及少数次级城市。以广东为例，广州和深圳差距极小，2017年双双入围两万亿榜单，省内第三大城市佛山则与广深差距明显，全省经济资源集中于珠三角地区，非珠三角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从1990-2017年省内首位度变动来看，集中首位度呈上升趋势，但位序首位度有所下降，表明资源向广深集中且两城市增速相当。
类别IV中，省内存在与省会相当的次级城市，省会不占绝对优势甚至不居首位，且全省经济集中度低，发展相对均衡。以山东为例，青岛为省内首位城市，济南和烟台差距较小，省内15市进入2017年GDP百强，但无一前十，发展均衡但缺乏明星城市，前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多次提出实施省会战略，“济南强，山东强，济南隆起，全省受益”。
城市行政等级影响资源配置
省会倍享集聚效应
无论是因市而城还是因城而市，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成本优势和集聚效应，前者来自其本身区位或资源的优势，后者则源于生产要素和人口集聚并推动核心区形成和区域整体发展所形成的正向反馈。
在等级划分不太严格、资源集聚主要靠市场经济扩张的西方城市发展进程中，首位城市的形成主要强调三种运输成本的降低，即运物的成本、运人的成本、运思想的成本。而在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所有重要资源或生产要素都是从中央到地方、从上级城市到下级城市逐次分配，城市行政等级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也就不容忽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行政等级从上至下一般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非副省级省会城市、普通地级市。行政等级越高，资源分配优势越明显。一方面，政府考虑稳定的财政支撑、区域竞赛中的话语权等发展需求，有动机重点发展权力中心；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出于自身晋升压力也倾向于保护权力中心的发展。
行政等级影响省会的现有资源禀赋和未来资源流向。行政资源、经济资源、公共资源、人口资源等从上至下分配，向高等级城市集中，形成从强到弱排布的差序格局。省会城市因其高行政等级而具备审批成本低、政策优惠多、财政自主权大、公共服务完善等众多优势，强集聚效应带来规模扩张并不断形成正向反馈。
服务型经济大势所趋
省会资源优势将进一步凸显
中国经济正面临转型，2013年以前工业化主导城市化，此后城市化为主工业化为辅，2015年第三产业GDP占比超过50%，整体产业结构的变迁不同等级城市的发展产生影响。此前，与直辖市、非省会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相比，非省会地级市发展相对较快，但2015年起，大城市的经济增速明显快于小城市。
产业结构逆序化分布规律已经在全球多个都市圈得到验证，中心城市要发展，势必要从工业中心转向为服务中心，生产功能逐步弱化，制造业转型升级并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以知识服务为核心的服务功能不断强化。转型的实现需要资本、人才和创新，而在一个省内，这些要素通常是省会才具备的。
因此，从省会在省内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来看，资源有望继续向省会城市集中。区域间将呈现不同发展特征，中西部地区城市规模结构存在断层，仍需扶持首位城市以带动整体发展，东部地区则表现为首位城市和次级城市协调发展；总体来看，省会首位度仍将进一步提高。
省域内城市发展模式是行政等级和市场经济共同作用下资源配置、要素集聚的产物。省会作为省内最高行政等级的城市，对各类资源的配置行为产生聚集力，且在后续发展中不断累积资源优势。随着服务型经济的加速发展，省会城市的原有优势进一步放大，在省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愈加关键。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省会经济”这道中国特有的城市风景已然成型，这是市场经济下资源集聚效应的集中体现，也是城市行政等级下差序格局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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