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救洋码头：欠款2亿，员工只剩50人，寻求并购
文 | 习睿
封面来源 | 图虫创意
在和Tech星球沟通前，洋码头创始人曾碧波刚刚开完一个半小时的会，当时已是深夜将近十一点。
创业12年，忙碌至深夜对于曾碧波来说是常态。但异于常人的勤劳和坚持，并未能缓解洋码头的困境，就好像一艘大船朝着错误的方向航行，将永远达不到终点。
过去12年，洋码头经历过国内跨境电商最巅峰的时期，公司迅速壮大，员工人数一年翻了一倍还多。但这两年，这家公司逐渐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如果不是创始人的公开信以及发声的卖家，大概没有人会注意到这艘已经快要搁浅的船。
融资过10亿，具备稳定盈利的跨境电商公司从顶峰跌落，洋码头已经没有了稳定的办公场地，有2亿元卖家欠款待还，创始人曾碧波甚至卖房卖车，但资金依旧不够周转。
洋码头诞生于2009年，随后中国互联网公司进入了高速扩张的十年，那是创业者的黄金时代，热钱滚烫，消费旺盛。诞生于2010年前的洋码头，没有经历过经济周期的洗礼，这家公司及他的掌舵者并不清楚，当市场向下时，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过去一周，Tech星球就此访谈了洋码头创始人曾碧波，也联系了多位卖家和公司员工，试图回答，洋码头是如何走入了至暗时刻。
曾碧波向Tech星球坦言，造成今天这一局面的原因，不是过去发展中的持续亏损，而是在资本运作过程中的浮躁心态，以及对资本市场的错误判断。他觉得自己应该赴中国香港或者美国上市，而不是谋求在中国内地上市，这一策略影响了资金的周转。
欠2亿货款、总部退租、员工只剩50人，公司每月仍盈利
一家公司的办公场地和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公司发展状况的注脚之一。
洋码头的总部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93号12层，这是上海市北高新创新园区里租金最贵的写字楼。很少有人知道，洋码头在巅峰时期还将13层给租下，但也很快退租。
“之前这栋楼进出都是佩戴着洋码头工牌的年轻人，他们公司是这栋楼里人最多的”，市北高新园区的保安告诉Tech星球。
但现在，这里已经不再属于洋码头。
Tech星球9月15日实地探访时发现，洋码头曾经的总部大门紧闭，只贴着两张告示。一张来自物业，上面写着“因洋码头长期拖欠租金、物业费、水电费，现已提起诉讼，故停止该场所使用”，另一张来自洋码头公司，上面写着“为压缩不必要的开支，我司启动总部办公地址迁移计划，过渡期间，洋码头将采取远程居家办公。”
图注：洋码头总部大门所贴告示，Tech星球拍摄。
曾碧波向Tech星球确认了纠纷的存在，他承认公司拖欠了6个月房租。
“我认为市北高新应该给洋码头免租政策的，因为上半年疫情。疫情期间两个月都不办公，没有人在公司，整个栋楼也租不出去，只有洋码头要租。”曾碧波解释道。
危机进一步暴露在公众面前，源于洋码头在公众号发布的公开信。5000字的公开信详细解释了，洋码头是如何一步一步陷入危机，以及希望卖家们能够信任平台，继续经营。
事实上，洋码头平台上的卖家早就意识到了问题。
货款拖欠的现象，从去年年中就已经出现。卖家王星就是其中的一个，从去年年中开始，洋码头累积欠王星16万货款，至今这笔钱都没有到账。
去年，洋码头向王星解释，因为疫情，再加上公司准备上市，有股权架构调整，所以资金周转困难。此前合作4年所累积的信任，让王星选择理解和等待。
但直到去年年底，王星才发现他并不是个例。信任在这刻被一点点瓦解。
随之而来的是客服越来越敷衍的回复，对接的运营人员相继离职，王星无法再获得洋码头的更多消息。最终，他选择从德国追到上海，希望拿回16万货款。
像王星一样被拖欠货款的卖家有1000名左右。这意味着，洋码头平均欠卖家每人20万。曾碧波向Tech星球透露，截至今年5月，拖欠货款累计达到2亿，还有3000多万元的卖家店铺保证金。
从今年年初开始，失去耐心的卖家们开始不时出现在洋码头总部，并且愈发频繁。对于卖家的欠款情况，曾碧波很清楚，“欠款50万以上的不超过100个，欧洲有两个卖家，确实规模比较大，快600万。”
不仅是卖家，有部分洋码头用户也向Tech星球表示，在洋码头APP里的余额提现超半个月都未到账。有的金额数百元，有的上万。
曾经是入驻企业规模最大的洋码头，如今成为最令园区保安“头疼”的公司。“三天两头就得去12层维护秩序”，保安向Tech星球抱怨，“每次警察都来调解。”
员工规模也在缩减。2020年9月，洋码头创立10周年，公司从巅峰时期的700人骤降到300人。今年年初，这一数字徘徊到100，而现在员工只剩下50人左右。
不只是员工数量。受疫情影响，从今年4月开始，洋码头实行薪资减半政策。即使已经复工三个月，这一政策仍在执行。
创始人曾碧波并没有回避这一问题。但他表示，洋码头对月收入1万元以下的基层员工不打折，管理层以七折为主，总监级别打对折，“公司目前一半左右是基层员工。”
作为曾经红极一时的跨境电商平台，洋码头迎来了至暗时刻，但曾碧波并不认为洋码头正在倒下。“50个人就已经够维持公司运转了”，曾碧波向Tech星球表示，“我们现在公司还是正常运转的，每个月还是盈利的。”
曾经活跃着七八千卖家的洋码头，现在有还有500多家卖家在继续卖货。打开洋码头APP，直播版块依然有买手在卖奢侈品包。
洋码头是为数不多吃到过疫情红利的互联网公司。
2019年，洋码头首次实现全年盈利。曾碧波表示，洋码头应该是国内首家实现盈利的跨境电商平台。
提及2019至2020那两年，曾碧波还是很兴奋，“2020年刚开始的时候，进口是很爽的，因为老百姓出不了国，只能从平台上消费，2020年流量特别大。”
仅仅2年，洋码头的交易额接近70亿，盈利近5000万，“整个跨境进口行业，只有我们一家是赚钱的，其他都在亏钱”，曾碧波毫不掩饰对于自身商业模式的自豪。
在此之前，洋码头四年亏损了近6个亿。
“你说6年烧8个亿，钱多吗？对中国做电商来讲，一点都不多”，曾碧波坦言，“洋码头这么多年把平台烧到利润来，在这个行业里，我们做的算不错了。”
曾碧波回忆，在2015至2017年是行业竞争最激烈的3年。跟天猫、京东、考拉海购、小红书疯狂竞争的时候，洋码头烧了很多钱，“跟考拉竞争是很残忍的，都是贴钱亏钱卖的。”
而卖家货款混用问题，也就是从行业混战时开始的。
曾碧波坦言，2015年至2018年，平台亏损了不少钱，确实用到了平台卖家的资金。但他并不认为这给今天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平台的模式有个投入期，有变现期。在投入期，品牌、流量、系统、基建、供应链的整个过程都需要投入。沉淀之后，2019年进入收割期”，曾碧波向Tech星球解释道，“商业模式是能够把钱给赚回来，能够把卖家的货款归还的。绝大部分电商都是常年亏损，最后赚钱清偿债务，解决历史问题。”
2016年，洋码头通过向卖家收取佣金的形式开始商业化。佣金收取比例也从3%提升至现在的8%-10%。这也是洋码头目前最主要的营收来源。
在曾碧波看来，只要运营稳定，洋码头靠收佣金也能成为一家持续赚钱的电商平台。
“2018年，平台系统就开发完善了，后续不用再投入研发成本。2019年上线的海淘直播带来自然流量，不需要再买流量；公司一年的人力成本在五六千万”，曾碧波计算着公司的成本，“我躺在那赚钱，平台已经进入收割期了。”
2020年，不到一年半时间里，洋码头拿到三笔来自资本市场的融资，每笔金额都超亿元。而在此之前，这家公司已经快3年没有融资了。
连续盈利的洋码头开始积极布局。在洋码头2020年的计划中，新零售项目的发力目标是，3年内在100个城市开1000家线下门店。2021年3月，洋码头全面启动奢品官方直营，从第三方平台成为“供货商”。
业务大举扩张，曾碧波想赚更多的钱。不过，这种想法并没有成为现实。
回顾过往12年的创业历程，曾碧波认为，自己做过最后悔的决定就是在去年选择回中国内地上市。
“的确是我战略上的失误”，曾碧波坦言，“我们就应该谋求在美国或者中国香港上，把战略继续延续下去。”
连续两年实现盈利5000万，融资数亿。疫情带来的进口红利，让曾碧波觉得自己成为了真正的“码头哥”，他仿佛看到了带领团队上岸的辉煌场面。
“2020年，我们太顺了，手里有很多现金，就有点浮躁了”，曾碧波告诉Tech星球，“同行都没有像我们这么扎实，效率这么高，商业模式横扫天下，我们零售贸易多，微博、重庆市政府都来投我。再加上寺库在美股上市，市值表现并不好。”
在2020年9月，面对媒体追问对于上市的看法时，曾碧波还在克制自己的憧憬，“资本市场是锦上添花、水到渠成，急不来。投资人急也没用，上市有他的内在规律。”
但不到半年时间，洋码头还是启动了上市计划，准备冲击创业板。尽管曾碧波早就预见到了上市过程中的潜在成本，但他还是决定奋力一搏。
曾碧波从一开始便想在海外上市，但错过跨境电商黄金时代，只能选择回国上市。这导致其不得不花大代价拆红筹结构，即拆除VIE架构。
从决定拆红筹结构开始，洋码头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最为重要的是，洋码头将资金托管至第三方平台。“当时我们将大量的资金，放第三方托管的支付结算系统里来支撑平台海外卖家的正常结算，所以这一下资金消耗得比较厉害”，曾碧波告诉Tech星球。
另外一方面，一家大股东在去年决定退出，也成为洋码头消耗资金的重头。“因为这家股东不愿意在中国内地持股，也不愿意在中国内地上市，所以我们退了一个亿。”
曾碧波回忆，拆红筹结构花了大概1.5亿元，再加上退股、还银行贷款等等，为了上市，洋码头前后花了近3亿。但他认为，只要能顺利上市，这一切都在他的承受范围内。
直到2022年的疫情，彻底打乱了曾碧波的计划。
“2020年我们对市场的判断还是很乐观的，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这个市场的形势完全不对”，曾碧波分析，“2021年，整个抖音生态崛起，国产品牌开始起来，用户渐渐地不买国际品牌。一年时间，进口不再红火，出口反而很火，再加上海疫情完全超出我们的预期。”
2022年的疫情，给洋码头从供应链、物流到消费者需求端，都带来了影响。
在供应链端，洋码头一直采取的国际直邮的物流模式，在海外建设海外仓。疫情期间，国际直邮订单的航班数量大幅下降。曾碧波回忆，之前一周能有超40趟航班把订单配送到国内，现在一周只有2至3趟航班，每周根本没有货能发回国内。
洋码头一直在机场清关，但进口物资要配合防疫，整个订单的履约速度时效特别差，出现大量消费者取消订单。而在用户端，洋码头近30%-40%用户来自上海，但今年上半年，上海用户基本不再海淘。
“现在来看，去年的步子迈得太大了，我们本来在2020年的势头很好，2021年我们可以收割行业，变成抖音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把所有的买手直播输送到抖音去”，曾碧波反思。
“从逻辑上来讲，当时选择上市的判断是有依据的，但现在来看还是不够慎重，对市场风险的判断还是偏幼稚的”，曾碧波坦言。
上市成为不可能完成的目标。还没“上岸”的洋码头，迎来的不是敲钟时的欢呼，而是失去耐心的卖家们。
8月31日，曾碧波召开卖家会议，90分钟时间全盘托出洋码头的现状，并提出希望通过“债转股”的方式来解决历史货款问题。
半个月过去，找洋码头商量“债转股”的卖家并不多。“大多是观望为主，卖家也在看我们下一步的动作在哪里，看融资的进展”，曾碧波告诉Tech星球。
实际上，对洋码头已经不抱希望的卖家们并不认可这一方案。“我们就想拿回自己的钱”，卖家王星告诉Tech星球，“变成股东了，那其他卖家就是找我来要货款了。”
尽管曾碧波怪自己太相信资本，但眼下，能救洋码头的也只有资本。
并购可能是现在曾碧波认为最切实际的解决方案。“把我们的资产、品牌、业务、资源融入到一个更大的平台体系，然后把债务清仓，我觉得这个可能更现实一点”，曾碧波告诉Tech星球，“还是要确保业务得到好好发展，在经营的卖家得到有序的资金结算，以此来获得更好的资本运作的空间，把历史问题解决。”
无论是卖家会议上，还是面对媒体，曾碧波都透露目前有四、五家机构正在对接，包括互联网电商巨头、国企以及传统国际贸易公司。
实际上，从2015年开始，洋码头就想归到巨头名下。京东、阿里以及拼多多都是其游说的对象，但巨头都未对洋码头产生兴趣。
在曾碧波看来，海外买手、卖家是洋码头现在谈判的最佳砝码。而长达一年的货款拖欠，几乎已将卖家的信任消耗殆尽。
“如果从一开始洋码头愿意和我们正面沟通，我之后还是会继续在洋码头上卖货的，因为平台确实蛮好的，要不然也不会做那么多年”，王星向Tech星球坦言。
但现在就算能拿到货款，王星未来可能也不会考虑再跟洋码头合作，“这已经不是平台的问题了，是对人失望。”
洋码头上的卖家并非仅在一家平台运营，对于他们而言，失去洋码头是损失部分收入。而对于洋码头而言，卖家是平台最有价值的资源。未来，洋码头还能凝聚多少卖家是个未知数。
“只要给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我就能还完所有钱 ”，曾碧波对洋码头依然抱有信心，“现在我们的业务在复苏，正在产生利润。上海也复工了，也有资方对我们感兴趣。毕竟洋码头积累了品牌系统、供应链资源，以及3000多万的用户。”
曾碧波估算，去年洋码头估值超40亿，其个人加上团队占股百分之二三十，“哪怕估值现在只有10亿，我们释放15%股份，就能填补上资金窟窿。”
在曾碧波眼里，2亿的货款并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大数目，眼下的危机也并非无解，作为12年的海淘“老兵”，洋码头只是暂时遇到困难，他坚信，“洋码头不会倒下”。
（备注：文中王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