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性研究：参与、解释与意义的建构

引言

9月，又一个新学年开始了，我想同学们一定度过了一个忙碌而充实或是休闲而惬意的暑期生活。很多在荷兰的博士生同学可能都会利用暑期的时光参加一些暑期课程，例如各个专业理论或实践类课程，或者研究方法类课程。因为荷兰对于博士生的培养体系是以研究类(Research work)为主，与美国的课程类(Course work)培养有大的差别，所以暑期课程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学习与充电的机会。还有很多同学可能利用暑假参加了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会议，了解当前的相关研究动向，汇报自己的研究进展并和同行开展学术交流。

在刚刚过去的暑假，我参加了一个由乌特勒支暑期学校(Utrecht Summer School)主办的“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的暑期课程，随后参加了两个与我的博士学习与研究：“性研究（sexuality studies）”相关的国际会议。尽管课程只有三天的时间，但确是我在荷兰，在乌特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 UU）参加的第一个质性研究方法的课程。课程结束以后，我于7月下旬来到了墨西哥城，参加了世界性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Sex Research）的年会。8月底，我又来到了哈尔滨参加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医科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七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

有趣的是，尽管都是“性研究”研讨会，会议中讨论的内容却完全不同，报告者使用的研究方法也迥异。第一个会议中，几乎所有的研究使用的都是量性研究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s)，从“性科学”的角度出发做与生物医学、性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相关的性与性别研究；而第二个会议则相反，几乎所有的研究使用的都是质性研究方法，从性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角度出发做与性/别相关的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面向的研究。

同样是“性研究”，以不同的研究范式（paradigm）为基础（例如性的本质主义-建构主义），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我感觉到了有关性研究的两个貌似没有任何联结的解释空间。提到量性研究，我想绝大部分的同学都会非常熟悉，尤其是关注我们荷兰心理统计联盟的同学，因为绝大部分做心理学的同学都会使用量性研究方法。大家精通统计学，擅长各种各样的建模以及数据分析。但是当谈到质性研究时，我想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的距离感，因为大家可能不了解质性研究，不了解质性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魅力所在。

质性研究or量性研究

可能熟悉乌特勒支暑期学校有关研究方法类的课程，或者说对乌特勒支大学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的主流研究方法比较熟悉的同学会有所了解，质性研究一直都不是乌特勒支大学社会与行为科学研究领域的主流方法。在谈及研究方法时，特别是该学院的心理学、社会学、跨学科社会科学乃至教育学的研究者们，包括博士研究生，可能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就是量化研究。很少有人去做质性研究（除文化人类学）。而提到“数据”（data）的时候，恐怕脑海中浮现的会是各种各样的“数字”和“代码”，很少有人会认为，“文字”也可以作为数据进行分析。

UU每一年的暑期课程中与研究方法有关的特别多，从问卷设计到问卷调查，再到建立模型，处理量性数据以及分析量性数据，会有一整套的量性研究课程提供知识与技能方面的支持。质性研究的课程恐怕就算得上凤毛麟角了，也许只有今年开始才提供给质性研究学习与爱好者一个三天的短期质性研究方法培训课程（英语授课）。一方面，作为一名喜欢质性研究且正在实践质性研究的学生，我能够上这门课感觉特别开心，因为可以巩固之前学习过的质性研究方法并且学习到一些新的知识；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不免也有一个疑惑：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不仅仅是乌特勒支大学，在整个西方学术界，甚至包括近年来我们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界都存在着“重量化，轻质化”研究的一个趋势。

当然，今天我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的，并不是从特别宏大的方法论视角以及“学术生产”的务实性去分析与讨论为什么质性研究在社会科学界被轻视，没有占据主流的地位。也并不是想跟大家分享有关质性研究与量性研究比较研究的文献回顾，因为在社会科学界，有关质性研究和量性研究方法论层面上的“纷争”与“论战”由来已久，我们无法给出“孰优孰劣”的回答。但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作为一个曾经和正在学习与开展质性社会学研究的学生，我是如何理解质性研究，我为什么喜欢质性研究，质性研究的主要方法有哪些，质性研究的“数据”如何处理？

下定义前的思考

给任何事物，包括理论、概念等等“下定义”恐怕都是比较困难的。可能量性研究者们希望能够知道究竟什么是质性研究，给质性研究下定义就成为了质性研究者们重要的工作之一。那么作为质性研究社区的一员，我想试图将问题抛回给量性研究者，如何给量性研究下定义？或许量性研究者还需要思考一下，究竟什么是量性研究呢？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特别是在涉及到研究方法的部分时，我们常常是根据课题（例如研究的问题）以及受到一些客观因素（例如研究经费以及周期）的影响，直接使用某种被认为是“合适”的研究方法，并且将这种研究方法本身与使用这个研究方法的过程视为一种“惯习”（Habitus），一种习以为常的事情，而对其本质，对某些研究现象或者研究方法背后的哲学基础（philosophy），所属的研究范式以及理论基础缺乏思考。类似的思考对于质性研究者而言同样有意义，因为所有的定义似乎都是为了做“区分”而存在，都是为了给“局外人”（outsiders）一个比较清醒的理解路径。

下定义

为了能够给作为“局外人”的量性研究者对于质性研究的一个初步的认识，我借用Hennink, Hutter 和Bailey （2011） 给质性研究下的定义：质性研究方法是一个广义的“雨伞术语(umbrella)”，其包含了十分宽泛的技术和哲学思考，因此下定义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作为一个广义的术语，质性研究是一种能够允许你去细致地了解人们经验的研究方法。为了能够了解人们的经验，质性研究方法通常会使用一套非常具体的研究方法，包括了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焦点小组访谈/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观察（direct observation），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视觉方法（visual methods），生活史（life histories）以及传记（biographies）。

也许对于质性研究来讲，其中一个主要的独特的之处在于它是一种能够让你从你的研究参与者的角度去识别问题，并且对于行为、事件、以及客体去理解其中的意义并做出解释。在这里面，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解释（interpretation）。在质性研究者们看来，不同于量化研究所秉持的实证主义的（positivism）的“科学发现”式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质性研究者们认为，解释主义（interpretivism）是质性研究的核心范式。正如Denzin 与Lincoln（2008）所强调的，质性研究所涉及的是解释主义以及自然主义（naturalism）研究世界的方法。这也就是说，质性研究认为以“自然”的方式去研究人与社会，并且得到“自然”的数据是关键的，并且所有的“知识”都在自然的条件下通过“理解”（verstehen）的方式得到。同时，质性研究特特别强调研究者本身的参与（engagement），被研究者主观性（subjectivity）表达的呈现 ，也就是说研究者的“客位视角（emic）”以及研究者反思性（reflexivity）。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与量化研究的不同之处。

具体研究方法

简而言之，从“范式”的角度出发，质性研究有着不同于量性研究的范式基础。质性研究强调的是一个主观主义/解释主义，而量性研究强调的是客观主义/实证主义（陈向明，2000）。在解释主义的范式指引下，质性研究的实际操作方法非常不同于量化研究对于“被试”/“变量”的“控制”。在“自然”/“田野”情境中做研究对于质性研究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正如上面提到，质性研究是一个雨伞式术语，它包括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具体的质性研究方法，或者说是定性的实地研究范式（巴比，2009），例如自然主义、常人方法学、草根理论（扎根理论）、个案研究和拓展个案方法、（制度）民族志以及参与行动研究。其中，最为常用且重要，也是在今年的暑期课程中讲到的是个案研究（case study），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以及民族志（ethnography）。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及不同的研究议题可能会选择不同的具体的质性研究方法。但是对于性社会学和健康社会学来讲，最常用的质性研究方法是民族志研究。因为民族志研究特别强调的是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被研究者基于其个人的、组织的、社区的、情境的的主观体验的描述与建构。

田野:民族志研究的"场域"（field）

大家可能经常听到做质性研究的同学谈到“做田野，下田野”。那么做田野和质性研究的具体方法有什么关系呢？绝大部分的民族志研究都是在“田野”中进行，这也就是为什么经常能够经常从质性研究者的谈话中听到的所谓“做田野”，或者说田野调查（fieldwork）。

人类学和社会学在“田野”研究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有很多特别精彩的质性研究来自于各类的田野：美国波士顿街角社会研究（怀特）、中国情境下的“打工妹”研究（潘毅）、“小姐”研究（潘绥铭；黄盈盈）、城市男性同性恋的空间与身份建构研究（魏伟）、农村环保抗争研究（邓燕华）、上访与抗争政治研究（李连江；应星）、中国人的社会苦难研究（凯博文）、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研究（王铭铭等）。在这些质性研究中，都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研究者试图进入一个不被绝大多数人所了解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比较边缘性的“田野”，同时研究特别注重当事人/被访者的生命经验，特别关注的是“他们”作为主体如何去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关注他们的生活史如何与国家、与社会的变迁发生关联。

数据收集：做田野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孙志鹏，2016）就是在上海的艾滋病与男性同性恋“田野”中完成的。在我的硕士论文中，我希望能够了解公共卫生机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提供的日常艾滋病自愿咨询与检测以及公共卫生机构与“同志社区”防艾小组的互动过程中是如何建构了男性同性恋与艾滋病之间的“关联”。因此，我选择了上海市某一个区级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艾滋病自愿咨询与检测门诊作为我的主要田野地点，我以该门诊防艾志愿者的身份进入田野，通过日常的参与式观察（门诊的观察以及参加疾控中心与防艾小组的相关活动），对相关的社区人员做了深度访谈并开展了一次焦点小组访谈从而收集到了质性研究的数据。这其中，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焦点小组访谈（focus group discussion）就是我基于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具体数据收集的方法。

观察法、深度访谈法、焦点小组法作为质性研究“一手数据”的最重要的收集方法，每一个方法其实都有比较具体的操作过程与技巧，但是对于每一种方法来讲，录音笔、笔记本、有的时候还需要相机，以及研究者本人非常清晰的研究角色定位是极为关键的。因为我们需要将观察的内容记录下来，形成观察笔记；我们需要将访谈的内容录制下来，后期进行逐字的转录，生成文本；有时还需要拍摄当时的“情境”。最重要的是，作为研究者，我们还需要研究者具有批判性的研究视角，思考自己与被研究者或者群体的关系，并努力保持“价值中立”。观察笔记和访谈的转录文本就成为了质性研究的一手的“文字/文本数据”。有的时候，质性研究者还会结合一手数据，使用一些“二手数据”，或者说艾尔巴比定义的“非介入性研究”。在这个过程，质性研究者会查阅之前的文本资料，例如传媒（新闻、报纸）、政策与法规等等。

数据分析

在准备好所有的文本数据以后，分析工作就要开始了。对于质性研究者而言，对文本数据的内容进行编码（coding）是一个基础且重要性的工作。陈向明（2000）认为，资料的分析有以下几个步骤：阅读原始资料、登录（编码）、寻找“本土概念”、建立编码（code）和归档系统。编码又是资料分析的核心步骤，其又分为了开放式编码、轴心式编码以及选择性编码。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各个编码可能不是一种线性的关系以及顺序，可能会循环往复，但是最终形成的编码以及对于串联整个的叙事建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和量性研究不太一样的是，质性研究的数据分析没有特定的分析模型，也不需要分析的模型，因为质性研究强调的是研究者结合自身经验，结合受访者的主体经验而探索适合的在自然情境中的解释与分析模式。在面对大量的文本数据时，早先的主要分析方法就是纸笔（paper and pencil）。研究者将所有的文本资料准备好以后，使用铅笔直接在文本上进行编码（有的时候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些基于情境的“关键词/核心概念”），然后通过铅笔在文中的勾画，寻找各个编码之间的联系并生成编码/核心概念图，找到整个“故事”的叙事逻辑，并解释背后隐藏的意义。

但是现在，质性研究也开始使用各类的分析软件，以便在编码的过程中节省时间，并且视觉化编码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整个研究情境之间的关系。比较常用的质性分析软件主要有NVivo, ATLAS.ti, 以及MAXQDA。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了质性分析软件的辅助，还有包括了一些帮助录音转录成文文字的软件，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质性研究来讲，任何的分析软件起到的都是辅助的作用，最最重要的还是研究者自己对于研究议题的熟悉，议题的理解以及对于文本资料的能动性参与，不能够视分析软件作为分析的主要依靠。大部分的工作还是需要靠研究者的思考以及对理论知识的敏感度。这就是在数据分析的过程，质性研究与量性研究比较不同的一个方面。

研究呈现

以上就是质性研究的主要操作步骤。那么在对质性的文本数据做了分析以后，就需要成文了，这一点与量性研究是一样的，因为任何的研究最后都需要以研究报告或者说论文的方式将研究呈现出来。有关具体写作的部分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因为学术写作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思考和提高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于自己研究有更加清晰认识的过程，无论是质性研究还是量性研究的写作，对于写作者/研究者本身，特别是对于我们博士研究生而言，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有一点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在量性研究的写作文本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各类的数据分析表格，这些组成了研究发现的部分。但是对于质性研究而言，研究发现通常是以引用被访者的访谈内容来呈现的。对于质性研究的写作而言，“深描”（格尔茨，1999）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写作原则。陈向明（2000）认为，质的研究报告特别强调对研究的现象进行整体性的、情境化的、动态的“深描”。因此质的研究的写作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描述详尽、细密，力图把读者带到现场，使其产生“身临其境”之感。简单来说，读者一般会发现，质性研究的论文长度要比量性研究的论文长度更长一点，作者好似在讲一个“故事”一样，会给读者一种情境的“代入感”。我觉得这就是质性研究的一个魅力所在。

反思

以上我就是结合了自己的研究兴趣，自己通过参与课程的体验以及对于质性研究的理解，为大家做了一个非常粗略的质性研究方法介绍。

那么在结尾，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大部分地质性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世界是可以被认识，被理解的，知识是可以被建构的，而并非是本质的，一成不变的。质性研究者也倾向于去理解我们的社会，理解我们人类的行为与社会情境的互动关系。这样让我联想到了近期有关“同性恋基因”的讨论。如果按照我参加第一场会议以“性科学”的实证主义“科学家”们的研究范式，他们会倾向于将同性恋者作为被试，通过高级的脑成像，通过研究他们的基因来与“异性恋”群体进行比对分析，分析究竟同性恋是如何形成的，同性恋者的基因是影响他们“成为”同性恋的。但是，第二场会议的解释主义的社会建构论的性社会学家，会严厉批判这类研究，他们会将同性恋视为一个“主体”/客观存在进行研究，研究他们自己的身份建构过程，研究他们的情欲、关系、文化、婚姻以及家庭等。因为他们认为，“同性恋”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被社会建构的，正如一段经典的研究对话：

问：同性恋是如何形成呢？

答：异性恋又是如何形成的？

这也反映了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强调的一个观点：在社会科学的学习与研究中，我们真的需要类似自然“科学”一般的社会研究吗？社会系统真的是有规律可循的吗？我们能够得到有关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的科学结论吗？同时，尽管质性研究和量性研究之间的分歧或者说研究的张力由来已久，但是我想表达的是，量性研究的魅力在于其“广”，而质性研究的魅力在于其“深” 。

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其优劣，我们可以思考：

我是秉持本质主义还是社会建构主义？

我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

希望去解释世界，还是去发现世界？

那么我又希望做怎样的社会科学研究？

作为研究者的“我”，能够如何去参与到研究当中去？

我想这些问题应该是每一位社会科学的学生“最长情的告白”。

编辑排版：林善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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