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文景之治
本文是《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读书笔记之一，更多可关注另一个公众号“切了个茄”。
背景
汉高祖刘邦跟秦始皇在一些特质上很像，比如建立超级帝国的野心，以及多疑，控制欲强，仇视商人商业。汉朝初期，高祖就采取了很多抑制商业的措施，这种情况下，如果刘邦多活几年，汉帝国多半跟秦朝一样很快崩溃。
帝国的统治成本很高，权力不事生产，统治的疆域越大，官僚系统越庞大，调动军队等等行动需要消耗的资源就越多，帝国政府没有财政系统很难维持。
摆在皇帝面前有两种选择。要么主政治，控制诸侯国势力，全国一盘棋，将中央权力伸向每一个角落；要么主经济，将政府干预减到最小，韬光养晦，让民间经济自由发展。
汉高祖选择前者，汉文帝刘恒选择后者，高祖死了，所以汉帝国得以存续。
文帝时期
汉高祖定下“非刘氏不王”的规矩，诸侯国基本都是刘氏家族成员为王，当然这些诸侯王不会乖乖做封臣，他们在封地内征税，设置官员，建立财政系统，发展军队，势力一天天壮大。
高祖的皇后吕后执政时期，违背高祖“非刘氏不王”的规矩，扶持吕氏诸侯王来保卫她的权力。吕太后活着的时候这些诸侯王还可以效忠于吕氏，太后死后，吕氏诸侯则生出反叛之心，随后被刘邦老臣除掉。
在这种环境下，汉文帝登基了，他一上来没有着急解决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而是“先放一放”，先发展经济。
发展经济的方法也不是大干快上搞基建炼钢什么的，而是放松管制减少税负，把土地税从十五分之一降到三十分之一，把人头税从每年一百二十钱降到每年四十钱。当然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民间经济大发展，但是中央财政总是很捉急。
文帝听从晁错的建议，采取买卖爵位的方式贴补军费，也就是允许富人通过捐款，想办法把粮食运到边关守军，就可获得爵位称号，用钱买荣誉。
这其实没什么稀奇的，民间经济大发展出现了很多富人，皇家贵族利用他们的荣誉资源跟富人交换，双方受益。
汉帝国初期基本保持和平局势，汉文帝以身作则努力缩减财政支出，他很快发现，光是买卖爵位再加上一定的山海税收（矿石、木材、野兽、鱼类等资源由私人采集获得收入，而政府在山海地带设立关卡收取一定的税费，是为“山泽税”），已经足够维持政府运转。于是在公元前167年，他宣布全国税收减免一半，第二年则干脆彻底废除农业税。
零税率的政策维持了十三年，直到景帝登基，不过景帝设置的农业税还是三十分之一，这一低税率一直维持到西汉末年。
废除农业税在现在看来算不了什么，因为现在农业税并不是主要的财政来源，实际上农业税的收入对财政系统来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汉文帝时期则不同，农业生产占了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放弃农业税就等于放弃了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
汉文帝了不起。作者郭建龙对文帝的评价是：谦恭仁慈、与世无争，如果一定要有皇帝，那么这样的皇帝就是百姓之福。
当然文帝的成功也有运气成分，或者严格来说，人类世界发生过的任何事都有运气成分。文帝的运气就是和平的环境，不必耗费资源在战争上面。当然和平的局面也是包括文帝在内的各方势力努力的结果，经历过战乱之苦的百姓也喜欢和平。
景帝时期
文帝死后，他的皇后也就是窦太后帮助汉朝政府把“黄老之术”延续下来，继续发展自由市场经济，延续的方法之一则是用教育的方式向皇家子弟宣扬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可以说是非常先进了。窦太后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初期。
如果说汉文帝的稳固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文帝本人的人格力量，那么文帝死后，他的继任者就会比较难办。没了敦厚长者汉文帝，诸侯对他的继任者汉景帝刘启就没那么容易臣服了。
晁错，对又是晁错，他建议景帝直接削藩，景帝削藩则很快引来“七国之乱”。诸侯国发动叛乱的理由是帮助景帝清理恶人晁错，景帝二话不说就把晁错给杀了，结果当然，诸侯并不准备停战，景帝只好正面迎战。
这一战不要紧，景帝利用这次机会直接实现了对诸侯国的财政集权。书里没说景帝为何拥有战胜诸侯国的实力，但是可以想到这跟文帝时期的韬光养晦有很大关系。总之七国战败了，景帝随后推出一系列改革，包括剥夺诸侯国的财政权和司法权，将诸侯国的矿产资源收归中央。诸侯国（严格来说是诸侯国政府）实力大减，无力跟景帝抗衡。
景帝在继续实行“黄老之术”，低税率、少管制的基础上，帮助中央帝国解决了财政问题，民间经济保持活力的同时让汉帝国的权威更加稳固。所以汉景帝也很厉害。
实际上我们并不关心权力的兴衰更替，爱谁谁，对于某个时期的普通百姓来说，庸俗无聊的经济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一点上，文帝和景帝时期都是值得肯定的，文帝更受人敬仰，景帝作为政客来说则显得更专业一些。
当然权力天然具有膨胀的本能，汉朝百姓过了几十年好日子，紧接着他们迎来一位比秦皇高祖更狠的人物。
汉武帝六年，窦太后去世，汉帝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开始瓦解，好日子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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