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中的大跃进、大饥荒（上）
【编者按】：关于大跃进导致的经济困难，进而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无论是官方著作，还是历史学家的著作，均有所反映。本文作者是四川省崇庆县退休教师。文章来自于历史之家，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饥饿童年的记忆是不易抹去的。像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飘飘的情景，我至今仍有清晰的记忆。
正当父母亲满心欢喜地耕种着那10多亩水田，享受着太平丰收的时候，从1953年起，相继出现了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生产组织形式。互助组，顾名思义，那还是农户间的生产互助形式，土地、收成仍归各家所有，农民当然欢迎。我至今还记得，轮到我家割麦插秧的大忙时节，村里各家或带上农具，或牵上耕牛前来帮忙，十多个人一两天就互助我家收割栽插完毕。母亲则在家备上好饭好菜好酒款待这些乡亲们。田间地头，酒足饭饱，乡邻间笑语欢歌，其乐融融。完了，父亲母亲则又到另一家互助，可惜，这种互助组没搞到两年，1953年，便过渡到合作社。合作社从本质上改变了生产资料私有，是完全的走集体化道路。土地、农具、耕牛等一切都入社充公，收获归集体所有。由于事前有很好的宣传动员，更由于人们对翻身的感激，对新中国的信任，入社是空前的踊跃。第一批被吸收的必须是先进分子，党、团员优先，无上光荣。第二批、三批的视为落后，单干户视为落后典型，很觉脸上无光。像我们村何跃章一家，解放前开皮革作坊，置下田产30多亩，土改时划为富裕中农，最后入社，多收了两季庄稼，灾荒来时，全家二十几口以此保全，未“损失”一人，竟因祸得福。
我清楚记得，入社那天，是个冬天的早晨，村里何学明等好多人来到我家，从拌桶里，坛子里挑走了所有的陈谷新麦，胡豆豌豆，而父亲母亲却一脸的坦然放心，乡亲们也嘻嘻哈哈，充满着美好的憧憬。还记得我们的课文就这样写道：“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多过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既然是通向天堂的金桥，人们等不得了，合作社没两年，人民公社在一片欢呼声中诞生了。人民公社的最大优越性是“一大二公”，是共产主义的具体体现。它的“大”表现在规模大：在县区以下，按35万人组成一个公社，当时崇庆县30多个公社，再由45个自然村上千人1000多亩田的规模组成一个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叫管理区，后来又叫大队。劳动者按军队的营、连、排、班组建，由连、排、班长带着生产，或耕地，或插秧，或喂猪或种菜，或炼钢或熏土，全看情况而定。为体现“组织起来力量大”，常组织“大兵团会战”。“夜战”几百上千人黑压压一片，红旗飘飘，喇叭声声，长途奔袭，就近挑战，号令一出，万人奔腾，好不热闹，好不壮烈！它的“公”表现在共产主义的精髓——消灭私有财产。土地、农具、耕牛等生产资料公有了，剩下的就是饭碗了。消灭饭碗私有的有效手段就是挖灶、揭锅、灭个体烟火办公共食堂。从根本上解决灭私为公，从“灵魂深处闹革命”。
我清楚记得，每天天刚亮，各家大小就各带着碗筷到二里外的王村王琛如的大院里“吃公共食堂”。那饭堂好大哟，分排分行安着上百张从各家各户抬来的方桌、圆桌甚至八仙桌。开饭了，炊事员抬着好几个两人才能合抱的大饭甑挨排放下，竹编的甑盖一揭开，雪白的大米饭上腾地冒起一团白雾。人们一拥而上，用大碗小盆盛上，端到自选的饭桌前狼吞虎咽起来。吃不了的，随意倒掉，家中有猫有狗的，还要给猫狗们盛回一碗。至于菜，开初一段时间是有的，那是从食堂的菜蔬地里割来的青菜、白菜、萝卜之类，水煮盐烹，每桌能舀上几勺。吃肉的事，记忆中有两回，一回是上级检查团来检查伙食团，杀了两头猪，一回是国庆节，也杀了猪，除此之外，就没有过了。因为上千人的食堂，吃一次肉确非易事，公社养猪场那80头猪，除了要为一千多亩田地积粪，更主要的是要迎接各式各样的参观团，检查团，那是人民公社的门面，怎好轻易损毁呢？
早饭吃完，营长或连长就吹几声哨子，等大家安静下来后，就安排大人们当天的农活，或到二里外的何家堰打土巴（一种农活，即把大块田土打碎以便于耕种），或到三里外的王墩子点麦，或到八里外的张河坝扯油菜秧，或就近熏土积肥，按连、排、班各自带上工具由连、排、班长带走具体实施，如果是会战，则由营长亲自带队。农活的安排往往是一天或一天一夜，所以营长特意告诉大家，为了不耽误农时又不影响大家身体，午饭、晚饭由炊事班送饭到地头，所以不要忘了带碗筷下地。除非有医院证明，不得请假。而我们学生，则高高兴兴背上书包上学。
可喜的是，我们小学生也有公共食堂，地点就在学校隔壁的“红兵连”（即今白头镇卫生院斜对门，我至今不知为啥叫“红兵连”）更可喜的是，学校离家虽只两三里远，但我们却可以在这条放学路上吃上两三顿饭：第一顿，在学校“红兵连”吃，八人一桌，白米干饭随便舀，有菜有汤。放下饭碗，一出校门便到父亲的使牛班集中的大柏树下吃第二顿饭，随手抓个馒头，啃两口丢了继续往前赶，来到二队母亲插秧的妇女连，抓个饭碗到田坎上的饭甑里按上碗白米饭刨上两口又完事。最后回到二队公共食堂里，老年人的晚饭刚开甑，又可吃耍一顿。
那时的我们，简直无忧无虑，只是听大人们说，这叫“共产主义供给制，公共食堂最安逸”。为此，有人还专门写了一篇名叫《笑声满食堂》的文章，被选作我们小学生的课文，以歌颂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有心读者可以从档案资料中查到这篇小学五、六年级的课文）。
私有制消灭了，共产主义成了人们认为马上就可以实现而且已经部分实现了的理想。资本主义的英、美算得了什么，必须超过它，甚至取代它，我的老师何玉书就顺应全体人民的呼声，将自己所生的一对双胞胎姐妹取名为“周超英、周超美”，赢得上下喝彩。要超英赶美，要“奋战60天提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必须跃进，大跃进！
大跃进，就需要大生产，高产量。于是“组织起来力量大”的半军事化的公社组织之下的各种增收措施和“科学方法”也随之出现。首先是从改良土壤，增加肥效着手，具体办法就是熏土。即将田土进行一番烟熏火烤。庄稼收割后，人们便马不停蹄地将田土犁转，在田中将大块的田土垒成半人高的土墙，再架上树枝、稻草、麦草或者木柴猛烧猛熏几天几夜，直到田土被熏黑烤干烤酥，再推倒打碎播种栽插。播种栽插需讲科学，玉米、大豆须一粒粒按序摆放，叫“蚂蚁出洞”，秧得“东西成行，南北开厢”或要“双龙出海”，还得破千年老规矩，改一季稻为双季稻，按测算肯定是双倍的丰收。尽管后来有人说“与其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指一年稻麦两熟，每季500斤共1000斤胜过两季稻加一季麦每季300斤共计900斤）人们认为这分明是攻击大跃进的右倾言论。人们也知“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猪多肥多粮才多”。伟人就明确指出：“一亩一猪，一人一猪”，然而消灭了私有制，私人养猪早已被禁止，上千人的一个伙食团，一个集体，一千多亩田，只能办起一个养猪场，喂上百头猪，已属不易，更何况这些庄稼赖以生长的主要肥源，还要靠人一担担挑到三里外的王村，五里外的李村，汤汤水水，荡来荡去，摇晃三五里后所剩无几，每亩摊下来也难得有三五担，从1959年1962年伙食团“下放”的3年中，毛猪更是绝迹，庄稼全都种在“卫生田”（指未下粪的清水田）里了。大减产甚至绝收在所难免。实在不行了，人们就靠洒石灰、积草皮渣肥来养庄稼（那时还没出现化肥）。洒石灰倒能在当季起一些作用，但这四川盆地是典型的水稻土，使用石灰后，第二季就板结了，无疑于挖肉补疮。至于土肥，人们铲草皮扫地灰打扬尘，推倒各家院墙打老墙土，挑至地里当肥用。但人力毕竟有限，肥力毕竟有限，对上千亩庄稼来说，仍是杯水车薪，“庄稼不吃瞒心食”、“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结果是地里草比禾苗高，“一趟都跑得过”，割谷时，有人一手就捏完48窝（现在最多10窝），有的地头甚至长不出庄稼，完全荒芜了。这，大概就是后来人们归之为“自然灾害”的理由了。这种减产甚至绝收在之后的三年中恶性循环，所以就叫“三年自然灾害”。我们那里的农民都认为，这是三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哪有什么自然灾害！
面对庄稼歉收减产，有人另想出增产办法：平坟造田，一是增大种植面积，二是坟地肥沃，用不着施肥。直到今天，我仍记得跟随父亲带人平祖坟的情景——我家是“湖广填四川”时迁来的大家族，祖籍据传是湖广北省麻城县孝感乡。解放初未入社那几年的清明节，父亲都要带着全家老小去“上坟”。那是好大一片坟地哟，古柏森森，鸟语阵阵，坟茔座座，一片庄严肃穆。父亲带着我们在一座座坟前烧香化帛，除草垒土，并告诉我们那是一世祖、二世祖，这是爷爷、奶奶、二伯完了，一家人就在古树下的草坪上吃着供品，喝着美酒。在我的感觉中，那简直就是一年一次的难得的踏青春游。而现在，父亲却正领着全村人在早已砍光树的坟地里平坟造田。我亲眼看见，一座座的新坟古墓被铁锹钢钎撬开，有的棺木白骨已朽至酥脆发黄，人们几锄敲碎，几脚踏平，填上土即成平地。有的棺木还很结实，红漆黑漆还闪闪发亮，人们就将长板拖来搭桥，短的劈开送去公共食堂煮饭，白骨就地埋掉。挖到爷爷坟时，父亲显然没有了往年上坟时的安详坦然，他满脸忧伤，把爷爷骨骸深深埋下，并又在上面盖上推倒的墓碑，然后才在上面填上一层厚土，并做了记号。难挖的是一座用红沙石条砌成的大墓，人们用钢钎撬，用十字锹挖，好半天才撬开一个大洞，有人好奇，大着胆子进去，捡出几柄生着绿锈的铜剑，觉着无用，几锄头打弯，丢了。最后全撬开，棺木骨头都烂完了，一地都是亮晶晶的液体，父亲说那是水银。还有许多怪模怪样的陶罐、陶人、陶兽之类，也都打碎埋了。只是有两对玉圈，有人不怕不吉利，拿去给娃娃耍了。
印象深的是挖本家何益林大老爷的坟。以前何益林是村里首富，白头场(即今白头镇)的袍哥舵把子，有田100多亩。他孙子何尽义毕业于四川大学，解放前一年接任其叔伯兄长何学涵出任成都兵工厂副厂长职务，时年30岁。何益林死于1950年9月，何尽义为祖父大办丧事广散家财，让全村人熄火3个月，天天在他家吃丧饭，猫狗都全包，活活吃完了两仓米。就在1950年腊月三十那天，在解放军攻取崇庆县城的炮火声中，他匆忙将祖父抬到祖坟下葬。不几天，他便在成都投降了。据说他可以飞台湾的，一因祖父死而未葬；二因形势吃紧，他想飞时已不准带家属了，想到自己是学生出身，刚接手别人丢下的乱摊子兵工厂，无多大罪过，留下陪着老婆孩子或许无妨。但是，何尽义还是在成都被当成坏人惩办了。而他的川大同学，他的前任何学涵却比他聪明，一看形势吃紧，马上从重庆赶回老家，在劝说父母兄弟一起飞台湾无效后，就带上老婆孩子飞去台湾了。20世纪90年代初，何学涵回大陆探亲，虽说已退休，但鉴于他在台湾空军中的官位太高，影响不一般，崇州市政府按有关政策给白头镇政府的请示复函仍是：不公开宣传，不官方接待，按一般台胞探亲低调处理。尽管如此，何学涵回家仍很风光，办了十几桌酒席请乡亲父老，并一一送了礼物，在听说何尽义情况后，唏嘘不已。
再说何益林的坟被挖开后，只见棺木衣衫如新，尸身完好。有人把他从棺木中扶起，还能端坐如生。村民龚裁缝见了，一锄头打去，头即飞走。尸身上穿的9层寿衣，结实光鲜，村人何祝安见了，甚觉可惜，一一脱了下来，带回家中洗后，父子四人便一人两件三件分而穿之。说来也怪，这绫罗绸缎制成的衣服裤子，穿不上几天后，就化丝破碎，穿不上身了。第二年下半年，何祝安父子四人连同何祝安老伴，全都死于饥荒，成为村里第一家死绝户，惹得人们议论纷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