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中的大跃进、大饥荒（下）
【编者按】：关于大跃进导致的经济困难，进而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无论是官方著作，还是历史学家的著作，均有所反映。本文作者是四川省崇庆县退休教师。文章来自于历史之家，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大跃进使得“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民公社是“组织起来力量大”“一大二公”，地也扩了，土也熏了，双季稻也种了，就连偷吃庄稼的麻雀也被划为“四害”发动全国上下的人摇旗呐喊万炮齐轰给消灭了，农业当然该空前大丰收了。苏联人卫星上天，咱中国农民也应该放“卫星”，遵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原理，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后浪推前浪地创造着胜利，放射着“卫星”。
今天，王村才报亩产千斤的喜讯，明天李村又报产双千斤，后天陈村更传出亩产万斤……到处的墙壁上，黑板报上，报纸上，广播里，都画着、写着、登着、喊着亩产千斤万斤放卫星的喜讯号召和决心，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气魄啊！我学的一篇课文《我来了》就这样宣告：“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便可看作是当时人们伟大气魄的真实写照。
光是报喜还不行，因为千斤、万斤还只是嘴上纸上的数字，于是就有了半成熟的稻田密不透风，稻穗紧密得上面放上个鸡蛋掉不下，坐个小孩压不弯。可有人说，这奇迹是人们在事前便将十多亩快成熟的水稻连根拔起，连夜移栽在一块田里创造出来的。尽管如此，照片也登出来了，新闻也广播了，紧跟着，各种各样的参观团，检查组来到村上，要实地看丰收的成果。于是，人们打开粮仓，一看果真是满仓满囤的黄谷大米，玉麦小麦，可知情人知道，只有上面薄薄一层，下面全是稻草麦草，检查组也心知肚明，拍拍仓，吃完招待的酒菜，满意地走了。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浮夸风”。
农业放卫星
大跃进光有农业的丰收还不行，要使国家富强，还得靠工业，而工业，必须以钢铁生产为基础。于是，一个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同时在全国上下推广开了。一时间，公社的院坝里，学校的操场上，一座座“土法上马”的小高炉建成点火了。炉火熊熊，人们日夜奋战，从百多里外的山里肩担背驮背来矿石、煤炭投入炉中，一天两天后，终于流出了铁水，尽管只有那么可怜的二三十斤，但毕竟出铁了，于是一张张喜报飞向公社，飞向县府。在得到肯定和表扬后，人们干劲更大了，信心更足了，热情更高了，决心干出更多的成绩放大卫星。但靠人力从百里外背来挑来的矿石煤炭毕竟有限，难以维持。于是人们就地取材，没有矿石，便把家里的饭锅，废弃的犁耙，铁钉铁丝甚至家具上的铜铁饰件献出，无偿支援这伟大的事业。煤炭不够，就砍树代替，不管是柏树榆树，见树就砍。不久，树没了，但钢还得炼，于是人们便又拆起房子来。
拆下房料送公共食堂煮饭或送高炉炼钢并非难事，一点也没有阻力，因为已经“公共食堂”了，“公社化了”，“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私有财产早已姓“公”，“家”的概念也大为淡薄。吃在食堂，干在连队，“家”只是个晚上归来睡觉的冷冰冰的空房子。所以有好些人，为图吃饭近方便或睡得舒服些，干脆卷上被盖收拾起碗筷迁到食堂附近的公房住下，把自己住了几代人的老屋丢下不闻不管。比如我家隔壁的何纪云家，祖上行医，置下了一座面积达一亩多的农家小院，小青瓦房的大院坝里是个果园，院门一关，小院里鸟语花香，幽静清爽，果子成熟时，我们常去摘桃子李子吃。
公共食堂了，何纪云到公社皮革厂做工，吃住都在那里，他媳妇王淑君就带上孩子回到紧挨食堂的娘家去住，空下这么好的农家小院没人住，果树砍了，家具烧了，自然成了第一批拆来送食堂、炼钢炉的柴火了，毫不在意，毫不可惜，十分自然。同样的还有何学川家，何学贞家，原都是独门独户的农家院，到公共食堂了，不分彼此了，结果何学贞一家搬到富农何德兴家，何学川家搬到何益林家的老房子。而他们两家的20多间草房瓦房，最终当然也进了公共食堂的灶膛，而住何益林老房子的还有从三队双庙子搬来的李治安一家。总之，那时真是吃有定点，居无定所。人们随遇而安，头脑也相当单纯，任由别人支配。仅凭队长一句话，人们就可以腾出自己住了几代的老屋而去和另一家挤在一起，或凭自己几句话就可以进入别人家的大瓦房而丢弃自己的茅草房。所以说要拆张家李家几间房来送食堂煮饭或送炼钢炉炼钢，并非难事，并无阻力，这话的确不是天方夜谭。
土法炼钢铁
我家老宅是一世祖何痴入川择业时置的，黑漆雕花大龙门楼，进门后有前后两进正房。我们住的前面大院里，有4棵上百年树龄的大油板栗树，将整个大院盖得严严实实。春天，每当栗花开放时，花粉如雪飘飘而下，满院飘香，树上浓叶密枝里，红嘴八哥、灰色斑鸠甚至猫头鹰都在上面垒巢栖身，生儿育女。每当黎明时分，鸟儿们便呼朋引伴，嬉戏打闹，使得整个院子热闹非凡，生机勃勃。不几天，栗花谢了，掉下无数二三寸长的毛茸茸的条状花穗，我们便把它收集起来，编成酒杯粗的长绳，晚上点燃当蚊香用，既清香满屋，又能驱蚊避臭，一直要用到整个夏天结束。
10月，板栗熟了，“娘开胯，儿落下”，这是母亲给我们猜的一个谜语。谜底是说板栗熟时，栗苞裂开，落下红油油的大板栗来。多年来，这几棵板栗树都当成全家的摇钱树，年份好的时候，卖的钱可抵得上两头肥猪的价。记忆中，我们没少吃母亲做的干炒板栗，鸡烧板栗。最好吃的还是母亲把板栗埋在沙中一直放到过年挖出时吃，仍新鲜如旧，或是放到厨房中的炕笆上，过年时取下，板栗肉已干缩金黄，吃起来香甜得腻人。至于落下的栗苞，虽满身是刺，却是上好的燃料，整个冬天，我们都烧它——或用它烧火煮饭，或用它烧火取暖，而用它燃后剩下的火炭装烘笼子，烤上一夜都不灭。可以说，我的童年就是在闻着栗花香、吃着板栗果、烤着板栗火中度过的。
可是现在，这祖上留给我们的板栗树保不住了，不属于我们了。先是板栗熟了，谁都可以来打，来拾。有一天，我对来打栗子的何学松说：“这是我们的！”而他却恶狠狠地说：“现在连命都是党的了，树还是你们的？”我只得悄声走开了。有天下午，母亲见没人，就悄悄拿竹杆打了些下来，正在往一书包里装时，一个驻社工作组的人来了（不知为啥是位军人）硬是把母亲手中的栗子连书包一起提走了。这又是我亲眼所见，母亲那悲愤的表情，至今仍深深印在我脑中。
不久，这几棵上百年的板栗树也没逃过被砍掉的命运。这就是人们后来说的“共产风”，或叫“一平二调”。再后来，1963年吧，国家对这样的事有过“赔退”，即将两年前无偿征用毁掉的房屋树木等私有财产给予一定数目的经济赔偿，还在的给予退还。我们家4棵大板栗树、5棵百年的青冈树(又名青冈栎)和几十棵大柏树等，统共退赔了24元钱，买了几斤米吃，那几家房子没了的，各领了百多元，相继在原宅上建起了草房、瓦房居住至今。
农业、工业都大跃进，放卫星了，教育当然也要大跃进。四哥进了县城里中学，我和五哥进本地完小，父母们则进夜校，一些年轻人则进“红专大学”。中学毕业的三哥和几个高小生晚上就当夜校老师。那几个高小学生当老师的班，大都是青年妇女，姑娘小伙，上课的主要内容就是教唱歌跳舞，那“南风赤溜溜地吹，吹到南山去，锄头犁耙下粪水，今年收成一定好”的歌儿，至今我还能哼唱。而三哥教的班，大都是如父亲一样的四五十岁的男人，虽然冷清，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认认真真学了几个字，如“萝卜、茄子、挑篼、扁担”之类。至于“红专大学”，校址在今何家坝群众桥头的一座小院里，从外观看，院墙粉刷雪白，大红的标语口号格外醒目，里面不时传出歌声，里面的大学生是些经过挑选的男女青年，比如村里的何俊瑶就是其中之一，这里既有歌声笑语，又免去熏土炼钢，能进去确也让人羡慕。至于里面什么人在当大学老师，上什么课，结果如何，因人小，不敢进去，就不得而知了。只是那地方，至今上了岁数的人，仍管它叫“红专大学”。
上述一切，大都发生在大跃进的1958年，发生在热情奔放、理想辉煌、三面红旗迎风飘扬的1958年。可以说，这一切，恰是三年大饥荒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