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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一个问号——黄颂杰自述
黄颂杰先生不幸于今晨逝世，现推送黄先生发表在《实践哲学评论》（第四辑）上的文章《哲学是一个问号——黄颂杰自述》，以表纪念！黄先生千古！
编者按：黄颂杰先生1938年生于上海，是我国著名的西方哲学研究专家，曾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和《复旦学报》（社科版）主编。2015 年4 月17 日，受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邀请，黄颂杰先生就其人生经历跟听众作了一次分享。2017年10月28日，黄颂杰先生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和《复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多维视角下的西方哲学”研讨会上就自己的学术历程作了回顾。现将黄颂杰先生的这两次发言综合整理成文，用他自己在发言总结时的一句话作为标题，刊载于此，以飨读者。
一、家庭背景
当然我们家的“黄”与他家的“黄”是不是一个家族，我没有考证过，我对这方面也不是很感兴趣。我简单谈一下自己家的情况。我们家之前本来是川沙的农民，川沙农民普遍都会与建筑行业有关的手艺活，我祖父也不例外。从我祖父那一代开始从川沙跑到上海城里，在上海市中心内的一带，也就是现在的延安东路（以前是洋泾浜，是一条河）、浙江路，开了一个与建筑相关的手工作坊，好像是做房子需要的水管，还有各种用具。那是民国初期，就是上世纪20年代，上海正处于工商业的短暂发展时期，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化昙花一现的时期。那时候上海到处造房子。我祖父就在那个短暂时期在上海凭借手艺发了一点小财，在黄浦江畔的浦东那边买地造房。北边和东边是邻居们的家园，南边隔一个像池塘样的小河就是浦东大道（当时已经有浦东大道，但远没有今天的浦东大道那样宽大），西边是歇浦路，现在还有。实际上就是现在上海杨浦大桥浦东一边引桥下面的那块地方。我祖父在那里造了一幢很不错的房子，一个美丽的庭园，我至今还有印象，我们在那里住了十几年。一直到1949年5月，房子在战争中被毁了。当时有批国民党军队败退下来，当地有个吸毒的人，像地痞流氓一样的人，带着国民党败军把我们周围那一带房子全都烧掉了。当时我们家人全部都逃去浦西城里，村里其他人也都逃跑到外面去了。那时候我们那一带有点像城乡结合部，人们在经济上已经不依靠农活，大家都到工厂里去做工。因为江对面就是杨浦区，在那里有各种各样的纺织厂、织布厂、肥皂厂、发电厂，还有一些机械厂之类的工厂，人们纷纷去那里做工。而在浦东黄浦江畔这边也有一些如炼油厂等之类的工厂，人们基本上是靠在这些工厂做工来生活的。
后来想想被烧掉的那些房子很令人痛心，它们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昙花一现的建筑。那时不仅我们家，还有好多家的房子都建得比较好，比如说我的亲戚们的房子以及和我父亲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们的房子，但它们全都被烧掉了。我们的房子前面就是现在上海的浦东大道。我记得当时有些外国人来上海旅游，经常会来我们家或者其他家找房子居住，类似于想在这里度假，享受一下，但我们一般都不愿意接待他们。那个时候我们那里已经有一种小康家园的样子，但可惜的是它们一下子就被毁掉了。当然中断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是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的侵略。
我父亲是弟兄两个，我有一个伯父。我父亲大概在12岁左右的时候从乡下农村到我祖父在上海的工厂里。那个时候我的祖母还在乡下老家里面，即现在高桥东边的高东乡。我父亲当时跟我伯父一起被祖父带到上海，在上海接受了大概5—6年的新式现代教育。他大概不到20岁就进公司去当小职员了。那时候6年的现代化教育和现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他当时进的是上海的肥皂厂，在当时也算是一家大型企业。我父亲在那里工作时积累了一些钱，到20岁就结婚了。那时候人们结婚都比较早，我母亲结婚的时候才18岁。从30年代末到40年代这段时间，我父亲就经常处于一种失业半失业的状态。但由于我祖父当时打下的基础还不错，所以之后我家的经济生活一般来讲还是可以的，超过了当时一般民众的生活。我伯父在年轻的时候比我父亲活跃得多，抗战时他参加了国民党的远征军——现在我们对远征军有了比较公正的评价。我伯父在远征军里主要做后勤工作，而且当了军官，获得了上校职位。抗战胜利后他又回到了上海，在上海的一个港口司令部里面做官。解放后，按当时的反革命惩处条例，他毫无疑问地被关到监狱里了，一直到文革前才被放出来。因为这件事，我父亲在解放后就非常谨慎。我祖父去世比较早，大约在30年代中后期，即1936年之后到1938年之间的这段时间。我没有见过我祖父。我哥哥出生时我祖父还在，而等我出生时，我祖父已经去世了。所以我祖父那一辈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到了我父亲这一辈，由于我伯父的事情，就比较不安全了。按照当时的规定，连长以上的国民党军官都是反革命分子。没有现行罪行，则被认为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我伯父毫无疑问是反革命分子。这件事情让我父亲从解放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战战兢兢、小心谨慎。为了不在政治上遭到什么灾难，他在经济上就很注意，他把所有的房产、地产、工资等等全部要到最低，单位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祖父留下的一大片土地都比较好，但最后全被交公了。房子烧掉后废墟还在的，当时有好多人家又重新建了房子，我们家没有重建，因为我母亲家有房子，所以我们大部分兄弟姐妹都搬到我外婆家去住。这样在被烧的废墟上就没有再建。改革开放后，我们家那边的房子要被拆迁，那些在当时重新建了房子的人就高兴了，他们得到了补偿款、房子等等，而我们作为土地所有者，什么也没拿到。
当时除了我伯父的这个问题之外，我父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与天主教的关系。我们家是祖传的天主教家庭，因为我祖父、祖母原来居住的川沙和南汇是天主教传教的地方，那个地方天主教很发达，到现在还都有。我祖父后来在浦东新建的家园那里也有很多天主教徒。我的祖父是不是有意将房子建在天主教徒聚居的地方，我没有考证过，也许有这种可能。反正黄浦江边、浦东沿江的那些地方天主教徒很多，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教堂。我小时候家附近的那个教堂到现在也还在。每隔两三公里就会有一个教堂。我童年时代也接受过天主教教育，我小学前一半就是在教会办的学校读书的，受其影响蛮深的。我外公和外婆家也在川沙，在高桥镇附近的高行镇，那里也有教堂，但我外公外婆都不是天主教徒。其实当时那里的天主教徒也蛮多的。
我父亲解放后在政治上紧跟中国共产党走，一点不敢马虎。他当时差不多也就30多岁，但子女已经一大堆了。所以为了我们的家庭，我父亲在经济上各方面做出牺牲，在政治上也是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做任何违反党的要求的事情，因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们家在政治上都平安无事。这主要表现在我们家的子女都能够顺利地考上中学或大学。我们兄弟姊妹一共十个，大部分是在解放前出生的，文革前有六个都上了大学，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因为那个时代不仅看学习成绩，还讲究你的政治背景。我哥哥考大学的时候是1955年，当时上海正好在反对与一位天主教主教有关的反革命集团。那一年，所有天主教家庭的子女都不能上大学。因为我父亲表现比较积极，所以我哥哥破例地上了华东化工学院——当时刚成立的一所重点大学。所以我父亲还是特别注意保护家庭的。当然，我们兄弟姊妹读书都读得比较好。文革之前，我哥哥就是华东化工学院的老师。我有两个弟弟都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其中一个是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的学生，学的是物理，毕业分配时也进了华东化工学院。另一个是在文革那年毕业的，学的是力学，文革结束后他被公派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国家地震局任职。我姐姐上了华东师大中文系，我妹妹读的是北京轻工业学院，我们六人都是文革之前的。后面的四个人因为文化大革命就被卡住了，没有上大学，但一个弟弟在插队落户的时候上成了上海科技大学的工农兵大学，后来是上海大学物理系教师。
我母亲的家庭背景情况更加复杂。按照土改规定，我母亲的亲生父母被划分为地主，而且他们也在镇上开杂货店，所以他们也被定性为工商地主。他们生了六个女孩，没有儿子，后来领养了一个儿子。由于当时旧社会，社会状况比较复杂，领养的那个儿子后来被土匪杀害了。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很难过，希望再生个儿子。在这期间把我那时年龄还小的母亲过继给了另一家人，这倒不是因为养不起，他们家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主要希望通过过继给另一家人，然后再生个儿子，但到最后也没有再生儿子。我外祖父的这六个女儿嫁的人都不是一般人家，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因此我父亲的社会关系也就显得很复杂，里面有资本家、有政府官员等等。我大姨嫁给的是一个开店的，她丈夫去世得比较早，她的儿子后来投奔了新四军，成为了共产党干部，解放之后，在浙江省委管科技方面工作。我二姨妈嫁给的是一个资本家，他不仅在当地镇上开厂，在上海也开了好多纱厂，在杭州也开厂，一副民族资本家的样子。他和我父亲也比较谈得来，后来公私合营，他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全家都搬到杭州去了。我三姨妈嫁给了一个在上海开旅馆的资本家。四姨妈嫁给了一位医生，是位妇科医生，在当地非常有名，是四代祖传的妇科中医，后来做了浦东某一个医院的院长。我母亲嫁给我父亲，我父亲家也算是一个小康之家，也蛮不错。我母亲被过继给的那家人和她原来的家实际上都在一个镇上，过继的那家人正好跟我父亲同姓，都姓黄。由于与过继的家很近，所以我母亲也还是与原来的父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就等于说我有两个外公外婆。
我母亲被过继去的这家房子很大，我这个外公外婆买了一套明清时代的房子，解放后我在这个房子里一直住到上中学。那个院子确实是明清时期的。当时这个房子的主人姓朱，传说是朱元璋的后裔，到底是不是就不太清楚了。他这个败家子吸毒，吸得没钱了，后来就变卖家产，他将大院后面的一半卖出去，我外公买的就是这个大院后面的一半，也就是整套房子的四分之一。就这四分之一我们家十几个人住也已经绰绰有余，很宽敞了。那个房子有一条备弄。古代的大宅一般都会有备弄，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消防通道一样，平时用作通道，有紧急情况时就从那里出去，和周庄的江南故居一样，但那里的备弄和我们家当时房子的备弄差远了。我们家的那个备弄有一米多宽，有八十米左右长，可见这个房子有多大。这个备弄的特点是晒不到阳光，夏天是纳凉的好地方。不论外面怎么热，备弄里面始终是凉的，而且是阴凉。我在那里一直住到上高中为止。很不幸的是，我的母亲在1953年由于大出血去世了，那时她才40岁。我母亲是传统文化养育出来的典型的贤妻良母，现在恐怕很难找到像她那样的女性了。
二、复旦学生时代（1957-1968）
在1957年我为什么会考哲学系？按照我当时的情况，我的班主任很不愿意我去考哲学系。因为我那时候各门功课都不错。1957年考大学，是解放后历年来最难考的一次。因为那一年的招生人数大幅减少。而前几年高中生不多，基本上读了高中的话几乎都能进大学。1956年全国招了16万名大学生，而当时高中毕业生还不到16万。于是政府就动员了一些在机关里面已经工作的年轻人来考大学，称为“调干生”，文科特别多。我们上一届的师兄，一个班里面超过一半都是“调干生”。所以，在高二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以为下一年我们考大学没问题了。谁知道下一年国家形势变了。1956年我们国家形势非常好，因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巨大胜利，工业增产，农业大丰收。但是到了1957年的时候风云突变，到春天的时候反右运动就爆发了。
反右运动发生以后，政治形势一下子变化，这导致我们那一年的招生录取人数一下子从上一年的16万跌到了10万零7千，远远低于当年高中毕业生的人数。我们那年录取率只有1/3，大约30%的中学生考上了大学。这跟前两年反差很大。我那个时候之所以要考哲学系，主要有几方面原因。一是当时自己有一个宏大的志愿，想要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包容进来，填志愿的时候就觉得哲学专业挺不错的。另一方面，当时社会流行批判和学术争论，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舆论上面造了很多声势。那时候我还年幼无知，看到报纸的报道就觉得很不错，觉得将来如果能在哲学领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也不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195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那真的把我吸引住了。我非常认真地读，没有任何人来监督我，也没任何人来督促我，我就一边读一边做笔记。我利用暑假和其他时间，从头到尾把《毛泽东选集》好好地读了一遍，而且每一篇都做了笔记。笔记的开头还有一个感想，像序言那样，其中第一句话就是：“我试图从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里面寻找出我的世界观。”那个笔记本我一直保存到现在。很多年以后，看到那句话，我觉得我当时的想法还是很纯真的。记得《毛泽东选集》里有这么一句话：“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我想，这个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这两个我都要。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我就填报了复旦哲学系，考上了哲学系。
我在青少年时对毛泽东还是非常崇拜的，这个感情一直持续到文革中后期。之后，我就产生了一种怀疑。当然，我的怀疑也不是说要彻底否定毛泽东。到现在为止我仍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当然了，后来看的东西也多了，我觉得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等都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伟人。所以，虽然我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破除了，但我绝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他。我当时读毛泽东著作这件事，比后来六十年代全国兴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大概在60年代前后）早了好多年。而且，我是在没有人逼迫下，自己完全自觉自愿做的一件事。也正是这件事情使我后来下定决心考哲学系。但那个时候，文科不好选，因为文科的专业不像现在那么多。
刚开始接触了哲学著作以后，我对哲学的兴趣反而不如中学时候那么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很多理论的东西不好理解，抽象难懂。我当时就感觉我读哲学系有一点填错了一样。实际上并不是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概括总结一下就能够产生出哲学来了。所以我在复旦大学哲学系本科阶段，大概最多有一半时间看哲学书，另外一半多时间看非哲学类的书。我在大学时期看书看得非常非常广。除了哲学之外，还看史学、文学、文艺理论等方面的书。自然科学方面的也看，如心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等，当然都是概论性的。这个不是瞎吹的，我当时看了以后还做笔记。每个学科我都想知道它在讲些什么东西。我把一些基本的东西记下来。那些笔记直到现在我还留有一些。哲学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概括总结嘛。所以特别是在头几年时间里，我想如果要把哲学学好我就得把这些东西都看了。但实际上哲学并没有真正入门。一直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才慢慢有些领悟过来。我记得当时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译本刚出版，里面有一句话：“哲学不是铸就的货币，可以现成地拿过来就用。”我当时看到这句话，心里有点激动。我想，对啊，我们讲的很多哲学原理、概念等等，我看是看了，也背得下来、记下来了，但这并不就是掌握了这些真理。诸如此类的话使我在那个时期慢慢地入门。六十年代正好是我们国家阶级斗争波浪式发展中比较平稳的阶段。教育部出台高教60条，强调教育制度化和正规化等等。所以那个时候我读了一些哲学原著的书，我对哲学的兴趣也浓了。我记得，1961年，全增嘏老师给我们讲《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批判》这个课，我当时听得很认真、很仔细。可以说，我在本科阶段听得最仔细的就是全老师的这个课。我笔记也记得非常好，非常整齐。我本来在大学上课听课很认真的，但是我笔记记得不好，可以说记得很差的。所以，我的考试成绩并不是十分优秀的。我的老同学胡瑞文（上海教科院院长）说我本科阶段的成绩优秀，其实我有几门优秀但也有一些是良好。当然那个时候给成绩大多是良好以上，“中”是很少见的。所以，我进大学以后要入哲学的门的时候，已经是到本科快毕业以及之后研究生的阶段了。
我读本科的那个年代，读书是非常珍贵的。因为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我1957年进大学，1958年就开始大跃进、人民公社、下乡下厂。1959年反右倾。1960年以后碰到自然灾害、中苏论战。这些政治运动、上山下乡加起来的时间，恐怕要占到我们五年时间的一半——我们当时大学是五年制。我们读书的时间实际上就两年半。但我们都非常想读书，因此读书抓得很紧，下乡下厂的时候我都偷偷地带书去看。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们到上海冶炼厂去劳动的时候，厂里面有中南矿业学院的一些学生在那实习。那些工人也分不清楚我们是哪个学校的学生，有一个工人就问我是哪个专业的，我说我是复旦大学哲学专业的。他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哲学是什么。他问我哲学是什么金属，因为到他们厂里去实习的大学生都是跟冶金有关系的。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一边劳动，一有空就读书。到了1962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好碰到教育部出台研究生制度。我就赶紧报名去考研究生。在这之前实际上也有一些研究生，但都不太正规，如有很多研究生班，但这和研究生制度不一样。
之前也有过正规的招收研究生，刘放桐等就是那时候的。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那时候提出的是考副博士。刘放桐考进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跟的是何思敬先生，一位老革命知识分子。但是读了不到一年，这个政策就取消了，那个副博士都没有了。我们那时候有新政策了，开始搞研究生制度。我跟后来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姚介厚属于同一个导师，即全增嘏先生。我们在研究生时期的头两年非常正规，也确实读了些书。
全增嘏先生是美国留学生，他的祖先是清代非常有名的文史大家，我们学中国文化的可能都知道。全增嘏先生从小就读了很多古书，但是他家里还比较开明，除了中国传统文化外，他还学习西学，所以他很小的时候中学、西学都学习。他13岁进清华，学了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很活跃，在清华时还曾发表过英文演讲。1923年，他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去念哲学。1928年回国后在上海几所大学任教，30年代起又兼任两份英文报刊的编辑。一份是《中国评论周报》，另一份是《天下月刊》。这两份刊物周围聚集着一大批民国时期留学欧美名校的知识精英，是30年代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两本刊物。《周报》创刊于1928年，随着日本加紧侵华，中国民族意识日益高涨，中日关系成为《周报》主要关注的论题和内容。《月刊》创刊于1935年，由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主办，时任立法院院长孙科是它的后台。其宗旨是：“向西方解释中国文化。”即向西方介绍中国，而不是向中国引进西方文化，进而推动国际文化交流。1938年《天下月刊》编辑部迁往香港，全增嘏也随之去了香港，直至1941年底香港沦陷，他返回内地，去了重庆，1942年成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并任系主任直至1950年。1956年被调任新建的哲学系任教。无论从学术思想还是从生活方式来看，全增嘏都是20世纪中国知识界中西教育和中西学术文化相结合的典型代表，在内地、港台和国际上都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和声誉。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一再拉拢他，两次委任他为立法院委员，专事法规翻译委员会。但他拒绝加入国民党。所以后来每次政治运动虽都波及到他，但他还是都能安全过关，直至“文革”受到严重的冲击时，文革后期他被安排翻译西方自然科学哲学著作。他在中国学术界不仅是元老级的西方哲学专家，而且被认为是中国英语几大家之一，他的英文作品得到英美学术界的很高评价。所以，他的名气不仅在我们哲学系，还在外文系。一提到他，外文系的老师都肃然起敬。遗憾的是，他在中外哲学方面的深厚功力始终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在我们读研究生的头两年，他觉得机会来了，他比较活跃，心情也非常好，劲道特别足。因为平时他都不说话，不吭声的。但是那几年，他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了，他想他能够带研究生了。所以他对我们两个研究生都非常用心地指导，而且制定了一个很好的计划。他把西方哲学分为三大板块，然后就按部就班地教我们学习，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真正对哲学下功夫，就是在全老师指导下的那几年。他对我们的精心指导，我觉得真是堪称模范。我们第一次到他家去，他就在书架上拿了本英文书《学生哲学史》（A Student’s History of Philosophy），他随便翻到一段，然后就对着我们说，你们看一下，然后各自把它翻译出来。之后我们每两周到他家去上课，第一件事情就是叫我们把专业英文书上的一段话翻译给他听。然后再讲解，叫我们提问等等。一个月交一篇小论文。我举一个小例子说明他对于我们研究生的培养。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他每一次都是把好多英文参考书借好。所以我们每次到他家去，回来都带来一大堆的英文书。当时我非常感动，因为哪有导师给学生借好书叫你去看的。现在我们根本做不到了，我自己后来做指导教师的时候，只有叫学生去帮我借几本书，哪有我借好了给研究生去读的。他当时跟我们说，这种书你们借不到的。当时六十年代，国外有关研究西方哲学的书，可以说他基本上都掌握的。在那几年，我真正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如果说我现在关于西方哲学可以讲得出一点东西、写得出一点文章的话，这个根基真的是要追溯到那里。所以说到全老，我们真的是心怀感激。我真的是感恩，不是说客套话。
我当时觉得很苦。因为我在高中学的是俄语，不是英语。我是在大学三年级以后才开始自学一点英语，所以我的英语发音很不标准。当了研究生以后学校规定研究生必须通过一门外语考试，因为全增嘏先生主要用英文，于是我就进了一个英语班。那个班里面的学生在中学时期就学英语了。所以研究生班的英语水平要求是比较高的。我们班的英语老师的水平很高，他虽然是个副教授，实际上他足够教授的水平。他1957年被划为右派，打成右派以后职称就升不上去了。他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英语非常好。上他的英语班使我收获不少。他教英语跟别人不一样，对一个单词，他能分析出很多意义，能写一黑板那么多。由于我的英语落后于其他同学好多年，所以我在这个英语班里面拼命地赶。我在第一学年的时候，晚上睡觉梦里全都是英语。结果，第一学期考试的时候，我的英语总算是过关了，考了88分，接近优的水平了。第二学期我就松口气了。通过一学期拼命的学习，我的英语水平从非常差的状况提升到了研究生的水平，适应了全先生对我的英语要求。
全先生给我们开的书单都是英文的。他把柏拉图的对话，以及许多欧美学者写的柏拉图的专著，都吩咐我们看。我们当时还做了很多笔记。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康福德，他到现在还被认为是蛮有名的柏拉图研究专家。这个集中学习的时间大概持续了两年多，后来逐渐不行了。1964年搞四清运动，各种事情和运动就来了，所有的学习计划都被冲掉了。还有一点，哲学系的其他三个研究生都是党员，我不是党员，所以每逢劳动锻炼、下乡下厂什么的，我都是第一个，逃不掉的。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从来不去找借口，所以所有的下乡下厂什么的总是轮到我。所有人中，我的劳动时间是最长的。因为我最需要“锻炼”。连比我年级低的本科生（他们有些人参过军或者工作过）也说我一副书生气的样子，需要锻炼。在这方面，我花的时间比别人更多，相对而言，读书的时间就少了。
当然哲学系还有几个老师，比如胡曲园老师、严北溟老师和陈珪如老师等对我的影响都非常深。严老才华横溢、口若悬河的讲课，让我曾经想过搞中国哲学，后来想想我的国学底子太差，所以没有敢走这条研究道路。胡老对我的影响也非常深刻，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他在讲课、讲话中经常提到的“学哲学一定要学好哲学史，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哲学”。这个和我后来搞西方哲学关系很大。另外一个，胡老特别强调唯物辩证法。他讲要尊重辩证法，谁违反了辩证法谁就会受到惩罚。对此我印象非常深。因为想想我们国家发生的事情，我们个人经历过的事情，的确任何一个人都是不能违背辩证法的。遵循辩证法，你就能够取得胜利、成功。违背辩证法，你就必定会遭到惩罚。这是我当时在复旦念书时印象很深的东西。
我在复旦读书的时期真的是寒窗十年。因为本来本科五年加研究生三年是八年，后来因为1965年我们文科研究生毕业之际，当时的复旦党委把我们文科的研究生全部扣留下来，说你们先留在学校参加学术大批判，一搞到了1966年。1966年文革一来，我们就全部滞留在复旦校园里走不出去了。到1968年我才到西北大学伊斯兰研究所去工作，所以说在复旦读书时期整整十年。六十年的哲学人生当中（指从1957年至2017年——编者注）整整十年就是在这里。
在改革开放年代，有一次我跟哲学系的一些青年教师谈话，我说，你们现在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你们也不要翘尾巴。想想我们当时那个条件，我的英语在本科时是躲在蚊帐里学的，研究生时是在看英文文章的时候学的，所以我发音不准。后来全先生就让英文系的一位老师帮我纠正发音。所以说啊，我们这辈的人要读几本书，真的非常辛苦，不过反过来我们有了更加旺盛的求知欲，真的是如饥似渴的那种感觉。读书时间少，所以只要有一点时间就看书，而且很容易看得进去。我的西方哲学的基础就是在那段时间打下来的。
三 、工作经历
1. 西北大学伊斯兰研究所（1968-1975）
2. 复旦大学的一名平凡的教师
3. 在西方哲学领域里做了一番浅层次耕耘
我自己的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包括两大块，即西方哲学史和西方现代哲学，或者说前黑格尔哲学和后黑格尔哲学。兼带着我稍微关注了一下有关基督教哲学的东西，也写了一些关于基督教哲学的论文。这两部分的话，无论在教学上面还是科研上面，做的情况都差不太多。有人问：“黄颂杰你到底是搞哪一个？你是搞古希腊的？还是搞什么的？”我自己也讲不出来。因为我的研究完全是按照教学走，教学上面需要搞一些什么，我也就着重研究一些什么。我们系里的外国哲学也主要分为这两部分。从教学上来讲，我在八十年代基本上研究现代西方哲学比较多一点，因为那个时候要上课。那个时候西方哲学课的重要性，我现在不用多讲了，因为改革开放刚开始，大家都想了解西方到底是什么情况，所以出现了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现代西方哲学的课，我大概是从77届的同学讲起，一直讲到哪一届我记不清楚了。在这期间，西方哲学史课我也上过，70年代末期的时候我就上过。后来我们系宗教专业成立的时候，给宗教专业的同学也上过几次西方哲学史课。因为王雷泉老师总喜欢叫我给宗教专业的同学上，我也就给他们上这门课。上西方哲学史，我一般都是从古希腊到黑格尔一口气讲下来，讲了几次。从研究角度来讲，这两方面更加难以分开。因为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主要是编两本教材，就是全老一本教材，刘放桐一本教材。我一方面帮全先生做西方哲学史，另一方面配合刘放桐老师做现代西方哲学。
全增嘏先生那个时候年龄已经很大了，很多事情没法做了，所以我就帮全先生编写两卷本的《西方哲学史》。我除了写我自己那部分外，还要帮全老看稿子、改稿子，到最后统稿，做这一类事情。刘放桐老师那本教材我主要写里面的一些章节，另外支持他做这个工作。刘老师读研究生时就做现代西方哲学，他立志要在现代西方哲学里面做出点成绩来，后来也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的研究从西方哲学的“人”、“派”慢慢转向综合性、整体性的一类问题。这种问题往往是要把哲学史和古今联通起来搞。比方说西方形而上学的思路、本体论、知识论，还有哲学与科学、哲学与宗教、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等等。这四十多年，我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当然也有一些有新意的想法和看法。到后来我总的一个想法是很希望从“思辨和实践”这样一个进路来重构西方哲学史。我真的有这样的想法，真的很想从这个角度来写这样的一种哲学史，但是根据我现在的状况，我也写不出西方哲学史的重构这样一部历史来了。我不反对唯物、唯心这套体系，但是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讲，从“思辨和实践”或者“理论和实践”这个角度切入进去写西方哲学史，可能会更有意义。具体的、详细的方面我这里不谈了。总而言之，我在西方哲学领域里面是转了一圈，做了一番浅层次的耕耘，或者说做了一番研究。就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讲，受教育都是在五六十年代。当时教育的各种条件和资源的匮乏，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痕迹是很多很多、很深很深的。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我也到一些国家访学，在这些国家我还是非常认真地蹲在图书馆里整天看书，领悟到、感觉到以前的一些不确切、不正确的东西，领悟到要重新开始，但是可以说是为时已晚了。
4. 在复旦做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西方哲学的学科建设。大概在1978或1979年，哲学系领导把刘放桐和我从西方哲学史教研室中抽调出来成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全老任主任。由于全老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好，当时的副系主任胡景钟就要我抓一下具体工作，后来因为全老身体越来越差，学校就任命我为室主任，那已经是八十年代初了，这个工作大概直到2004年前后才正式交给张庆熊。我现在还常想起，八十年代的时候跟刘老师、还有我们当时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的张庆熊、陈学明老师经常在一起，我们大家一起为开创现代西方哲学所作的一些努力，为学科建设做的一些工作。我真的常常怀念起这段时期。现在高校里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研究已经很普遍和平常了，但当时开始的阶段确实很不容易，因为现代西方哲学在很长时期被划为禁区。当时刘老师专心致志写那本书，为那本书可以说是尽心尽力、呕心沥血，最后取得了这个成功。
但是这个成功真的是来之不易的，我们无法描述当时的具体情况。那个时候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是成立了，但那个时候我们还是遇到了很多矛盾和复杂的情况。因为这个学科要撑起来，要得到全国的承认，遭受到的内部外部压力是很大很重的。八十年代，我们经常跑上海图书馆查资料，到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到处奔波到处跑，复印大批资料回来。我和刘老师两个人比较默契，就是说，他要干这件事情我支持他，他要把这本书写好我支持他，还有他其他的有关事情我都充分支持，我就是这样一种态度。教学方面呢，那个时候不只是给本系本科生上课，我们还办了全国性的培训班，还要到其他兄弟院校上课，我们跑了很多地方，包括高校、部队院校，还有党校。当然，学科建设还是成功的。
后来我和刘老师聊过，实际上这不仅仅是我们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的事情。因为成功与否，对于我们整个西方哲学学科，甚至对于我们整个哲学系在学术界的地位影响是很大的。这不是要抬高我们西方哲学学科点，因为后来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复旦哲学系之所以在全国的学术地位提升上来，西方哲学，包括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还是带了个头的。如果没有这个成功，也就没有后面的成功。实际上，复旦哲学系这几十年的发展是很清楚的：先是西方哲学学科上来，然后是马哲，以及马哲和西哲的结合，也就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或者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科突出起来，而中哲学科的崛起比较慢，差不多到了2000年以后了。这三大学科的发展把其他学科都带动起来了，对宗教和伦理这两个学科的带动最明显，其他学科像科哲、逻辑还有美学等也逐步被带动起来。所以我想，一个系的学科，一下子全部发展起来不太可能，究竟哪一个学科先发展起来，有时候你可以有意识的去引导，有时候也不一定的。世界上一些偶然性的东西实际上比必然性还要强大。文革之前，我们系的三个学科点，马、中、西是差不多的，从能力上来讲，我们西哲并不一定就比中哲、马哲强多少。后来之所以发展起来，我觉得与西哲学科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们做西哲的这帮人勤奋努力真的是很厉害的，确实是这样。后来许多学科发展起来也是靠勤奋努力，因为勤奋努力是第一条，有勤奋努力的话你才能有学科建设的成果。我还是非常怀念当年西方哲学的学科建设，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当了十年的复旦哲学系副系主任、系主任。我是从1986年春开始当副系主任的，这主要是因为系里当时出了一点事情，从现在看来完全是冤枉的。1983年秋，俞吾金等几个研究生到桂林开会，提出了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同的一些新观点，当时在意识形态上遭到批判，即所谓的“桂林会议”事件。带队的是一个副系主任。他们回来以后，整个系领导班子重新改组。那时候我们流行选举，自由选举，就是大家推选某个人当系主任或副主任。1986年初春我们系改选副主任，我没有参加推选活动的全过程，但他们都说叫黄颂杰当副系主任去。为什么叫我去当副系主任？因为我1984年底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关于萨特的存在主义的。而且当时全增嘏主编的《西方哲学史》上册也出版了，我是这本书的主要作者之一，还是全书的统稿人。他们还说我的年龄也合适。于是，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当上副系主任了。我当时很生气，我说我不想做，但是没办法，他们硬是把我弄到副系主任那个位置上了。
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副主任，作为一个管教学和科研的副系主任，我实际上还承担了全系的主要行政工作。我连续当了两届副系主任，当得很辛苦。因为教学科研这些事全都归我管。当了两届副系主任之后，就当了系主任。其实当时我本来真的是不想再做了。但是没办法，上了这条路不做不行。当然，这也跟我的性格有关，因为我这种性格比较好说话，人家坚持说，我也就被说动了。可以这么说，我当时是全国哲学系第一个非党员的系主任。当时高校哲学系的正主任都是共产党员。
关于这方面我不想多讲了，因为这个里面的酸甜苦辣都过去了，要说做副系主任、系主任这十年的成就，也谈不上，因为那时大家很艰苦，特别是创收创不出来。对我来讲，搞创收比上课都艰难得多，没有太多的成绩可言。但是我一直坚持哲学系的课程建设，在老课改进和新课建设上面我下了很多的功夫。第二个是在学科点建设和培养人才方面毫不松懈。我在当正系主任的时候经常想一个问题：哲学系出路究竟在什么地方？综合大学为什么要办哲学系？我后来提出了一个看法，哲学系第一要培养哲学专业人才，第二更重要的是应该为全校开设各种提高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的课程，那时候叫素质教育。我们办哲学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应该是为全校开设各种素质教育课程，在这个方面下工夫、多努力。这么一来我们哲学系的路子就开阔了。1994年，我把这个想法写成一篇文章，发在《中国教育报》上，即《综合大学为什么要办哲学系？》。这与现在开设“通识课程”是相吻合的。这篇文章，据我所知，后来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我后来到北大参加哲学系建系80周年的系庆，这个系庆开会的时候临时把我叫上去作为兄弟院校代表发言，之前没有和我说要发言，我一下子手足无措，后来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个事儿，我主要就讲了希望我们哲学系在提高学生以及全民素质教育中发挥巨大作用。
1994年，教育部第一次评基地。我当时作为系主任，申请哲学基地的时候我真是提心吊胆。因为当时复旦哲学系在全国的排名大概是第六、七的样子，我很担心能否评得上。当时的北大、人大、武大的哲学系力量都已经很强了，吉林大学哲学系也很有名，中山大学哲学系历史也比较久，有经验，后起的南京大学竞争力也很强。后来，复旦哲学系总算也评上基地了。
我不习惯当众即兴讲话，小时候老师叫我给大家读报，我就用报纸挡住自己的脸，我性格就是害怕这种讲话。开会的时候，我一般都是躲在后面。第一次当副系主任的时候，管教学工作的学校副校长非常强势，我们哲学系搞系庆30周年活动，他就说你们哲学系拿什么东西搞系庆啊？你们有些什么成绩啊？你们系主任来了没有？他还到处找。我当时都不敢站起来。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当副系主任，所以就有点手足无措。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成长经历。你想啊，我是到1995年五十六岁前后，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人家都是二三十岁入的党。这个事情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在这一点上，大家不要向我看齐。
总起来讲，这是复旦哲学系在困难中成长壮大的十年，我作为系副主任、主任在坚持课程改革、学科建设和培养人才等方面还是尽心尽力的，为哲学系后来的快速发展做了铺垫。
第三件事情就是当《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十七年。这件事，我怎么也想不到，可以说完全是偶然性制造的。因为卸了系主任以后我本想一心一意再搞点科研，可是学校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去做文科学报主编，我拖了好几个月，我说我不想去，我说我已经做了十年的主任，给我一点时间做科研。最后主管的党委书记来找我谈，他非常严肃和我谈，谈来谈去。我说我的年龄已经五十六七了，你还让做主编，我有点太老了。后来他说：你有五十六七？可能他们组织部把你的年龄搞错了，他们以为你五十出头一点。我想，当时他这个话是策略性的话。最后他拿了一个杀手锏出来，我没有办法了。因为1995年，我系主任退下来那一年，我们系总支书记陈根发同志发展我入党。当时做学报主编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党员，我后来知道还有一个条件是最好要从退下来的系主任里面寻找，因为学报也与系一样是个正处级单位。校领导就表扬了我几句，肯定了我的成绩，然后说，你是一个新党员，要服从组织的安排，我没有办法了。一做就是十七年，中间不知道多少次我提出希望不要再做主编了，请其他人，但是没有能够成功。做了两三年以后，我得到英国学术院的奖教金去英国访学。去了半年，回来以后，我以为从此就可以摆脱主编这个工作了。没想到还是不行，还要继续做。有一次政治学习的时候，校领导到我们组来，我和他谈这个事情，他说学报主编不是行政工作，是学术工作，学术工作没有年龄限制，我被他说得毫无办法。在“六四”以后，教育部特别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学报被提升为一个正处级的单位，具有行政级别。我就这么一直当。
当然，我当主编后来还是投入进去了。我们期刊界的几个高手把我表扬了一通，我真的有点不大好意思。后来我确实是动了一些脑筋，因为这个工作不太好做，和系主任工作相比，有它自己的难处。总的来说，我花了十七年的时间，把我们的学报提到了我们学校在全国的地位。因为有的学校的学报超过了他们学校的地位。但我不能这样说。我只能说，我把《复旦学报》（社科版）提高到与复旦大学的地位相称、相等的水平。这是我对自己办学报的一个评价。当然，有一件事我们学报走在其他高校学报前头，那就是我们创办了学报的英文刊，而且是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有正式刊号的，这在当时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说是当时全国文科学报第一家。
2003年起教育部启动名刊工程建设，《复旦学报》入选第一批名刊工程。此后我投入《复旦学报》的名刊工程建设，比以前花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2004年开始试办英文刊，当时其他学报都没有搞，觉得这事不好办，新闻出版总署也不可能批一个新刊号。不过我不这样想，因为我认为，中央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学术文化要走出去，这不可能是空话，只要做出成绩一定能得到刊号。在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支持下，我们在2004年出版了第一本学报英文刊，2005年和2006年又逐步增加到出2本、3本，2007年增到出4本。2007年6月，我们的英文刊获得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正式刊号，成为全国学报第一家英文刊。那些年我确实很辛苦，搞两份期刊，还有教学科研任务。直到2012年年底，我才从主编职位上退下来。这是我在复旦做的第三件事。
四、哲学是什么
因为我感觉到，我在西方哲学领域里面的确留下了很多问题，我还是很想写，但是很多是留在电脑上面，很多放在肚子里面了。如果打个比喻的话，哲学是一个问号。这话我在给博士生讲课的时候也讲到，就是哲学必须不断地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如果一个哲学工作者，一个哲学家，他不能提出问题，他对这个时代，如果只能说一些套话，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工作者。“哲学是个问号”，有几层意思：问题意识、怀疑的精神与批判的思维。这些东西构成我们搞哲学的基本的素养和素质，我自己还够不上这个。但是越到后来，我越是体会到这个事情。但现在我没有时间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
说句实在话，我现在想的不只是哲学的问题，我脑子里面从做学报主编以后的几年里面常常想到我们国家的现代化问题。我感觉现代化不只是我们国家的最主要的事，也是全世界的主流。世界各个国家都在搞现代化，现代化已经不是欧美国家的专利，而是全球国家的现代化。全球究竟怎么搞现代化？我想到了三点，第一个就是高科技。没有这个高科技的话，现代化就飞不起来。第二个是资本的运作。通过资本的运作，高科技才能发挥作用。关于资本的运作，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来讲，资本是一个否定的东西，资本是一个魔鬼，资本从头到脚都是带着人民的血汗的。但是从我们国家四十年的开放来看，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国家四十年来很清楚地开始了市场经济，开始了我们资本的运作，而且我们在资本运作领域越来越开放，越来越下工夫。实际上，资本是一把双刃剑，是一个魔鬼，也是一个天使，任何一个国家不管你什么制度，如果不能运用这个资本，现代化是搞不成的，你的经济搞不上去的。那么，我们国家搞的资本运作和西方国家的资本运作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在资本这个问题当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最明显的一个点。实施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大量的现实的问题和理论问题。第三个更重要因素是我们人的思想观念素质等等，借用古代的话就叫做灵魂。因为资本也好，高科技也好，都是人去运作的，要通过人去做。所以人的素养，人的思想道德品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人的素养不好的话，高科技也没有用的。人的灵魂一方面需要净化。我们现在追求名利，不只是我们中国，这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即要钱，要利，要名。怎么净化灵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的使命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方面还要完善灵魂。这包括，你要有高度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我总觉得，我们搞哲学的人尤其应该在净化和完善灵魂的问题上面发挥我们的巨大作用。我总是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我们学哲学搞哲学的话，是有大量的问题值得去思考的。我把哲学看作一个问号，就是说你的研究没有终止，还要继续地努力去做。
注：本文载于《实践哲学评论》，徐长福主编，第4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99-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