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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中学反叛者真实口述 : “考上北大,我依然不能原谅我的母校”

王露晓、张紫璇 头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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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清华,和主席总理称兄道弟!”


这是每年中国考上北大清华人数最多的中学,碾压一众北京重点高中,素来以铁腕著称。

超高的升学率吸引家长把孩子送往这座高考工厂,但泯灭个性的管理制度也给学生带来不可磨灭的阴影。


当我们走进学生真实的内心,会发现他们建立了一套对抗环境的生存策略。


本文作者王露晓、张紫璇,曾为衡水中学学生,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不吃蛋糕的人

在衡水中学,激励学生的方式五花八门。


林禾青高三那年,一次月考过后,学校组织了一个活动:


本次月考前30名的同学,和下次月考想考进前30名的同学,被集合进同一间教室。考了前30名的人吃蛋糕,其他人看着他们吃蛋糕。


林禾青考进了前30名,是可以享用蛋糕的人。但她没去。


我认为这样的激励方式对我没有意义。


她一本正经地回答老师的询问。


在整齐划一的强压教育下,林禾青试图保持某种清醒。

凌晨五点五十,学生们已经集合完毕,迎着晨曦进行操前晨读。

这所全国知名的中学以铁腕著称,它是应试教育体制下诞生的超级学校。


一方面以极高的升学率为人熟知,许多家长挤破头想要把孩子送进这里;另一方面它以整齐划一、泯灭个性的管理方式强压十几岁的少年人,给不少人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


每周日一次的班会,和誓师大会、月度总结颁奖大会、班级挑战大会一起,组成了衡水中学的精神方阵。


“我傲立九天之上,恨不能万世为王”;


“进清华,和主席总理称兄道弟;入北大,与大家巨匠论道谈经”;


“两眼一睁,开始竞争”;


以及更为打动少年人的关键词“青春”、“梦想”、“奋斗”、“热血”,这些豪气冲天的口号飘荡在大会之上,又在高声演说中注射进学生的大脑。


在这些统一思想、鼓舞士气的活动面前,甚至学习也需要让位。


开班会的时候,林禾青把桌子上的书摞得老高,躲在后面学习,努力屏蔽班主任滔滔不绝的激情演说,班主任说:


你就差这一个小时吗?磨刀不误砍柴工!


她也常常怀疑,比如老师在黑板上写的“考个高分报亲恩”,林禾青想了很久,前四个字和后三个字到底有没有关系。


在密不透风的铁幕之下,林禾青理所当然成为一个异数。她至今可以逐一数出自己在三年间留下的“违纪史”。


高一,晚上睡着后翻了个身,被查寝老师看到,扣分,理由是“在床上翻来覆去不睡觉”。


高二,被班主任搜到一本从图书馆借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被没收,超期了三个月没还书,班主任执意不给,还给家长打电话说:


这个孩子有问题,她竟然在看《霍乱时期的爱情》,她是不是想谈恋爱呀!


高三,晚上睡觉时脚抽筋,她坐起来,正好被查寝老师的手电照到,扣分。


高三,午休结束后,拿着一个没吃完的苹果向教室走,被年级部老师抓到,要求拿着苹果拍照留证,到教务处写检查。


有段时间,她总是做梦。梦到老师同学在班上发现了蛛丝马迹,巧克力皮、橘子皮,都说是林禾青吃的,她拼命说“不是我不是我”。


那段时间连续违纪,防不胜防,莫名其妙就被抓,特别崩溃。


离开衡中三年后,她讲起这些故事,像是说着别人的笑话,又像是看到了彼时的自己。嘴角带着一丝苦笑。


除了这些“小事儿”,她还做了一件“大事儿”:逃操半年。


跑操是衡水中学的标志性场景。


每周的开放日,甚至会有人花上两百元的门票,来参观这一人间奇景。


每个班七八十人,排成六列,脚尖贴着脚跟,前胸挨着后背,距离近到鼻息都会打在前面人的脖梗子上。每个班的队伍,挤挤挨挨组装得像一架坦克。

每天跑两圈,每圈喊一次口号。


在那些口号里,出现最多的,是“拼搏”“必胜”“青春”“清北”这类词汇。


有时候,身高一米九的校长张文茂会站在行政楼的高台上,俯视他的“孩子们”,威严的架势如同检阅军队的领袖。


高二夏天,早操刚开跑,林禾青的鞋带开了,后面的人踩住了她的鞋带,她失去平衡,向前扑倒,其他人的步伐跟着乱了,踢踩磕碰,最终大片倾倒,林禾青被压在最下面,还有一个同学露着的胳膊上擦破了好大一片。


两个星期内,她以同样的方式摔倒两次,她说:


我不敢跑操,特别害怕,一跑操浑身都在发抖。


更令人痛苦的是,夏天跑操后,同学们身上散发着的汗味。


这涉及另一个问题,洗澡。


衡中的澡堂是2011届学生们的集体记忆,所有的女生采访对象聊起衡中的澡堂,都是一边说一边笑,笑得要流出眼泪来。


当时的衡中,每周给一次洗澡时间,吃饭加洗澡,50分钟,珍贵得不可一世。


澡堂没有隔断,因为人多,每次洗澡时间,都是两到五个人围着一个淋浴洗,人挨人人挤人,满目都是白花花的身体,几乎类同于生鲜市场。


出于对跑操的极度恐惧,林禾青想要向老师请长假,老师一句话就把她噎了回去:


就你特殊?


林禾青依旧我行我素。


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他说的那些东西。我学习不是因为环境让我学习,是我自己要学习。


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在衡中奇妙的氛围中成为一种难得的清醒觉悟。


2014年,她参加高考,谁也没有料到,她是那一年最大的黑马,她成为了河北省高考状元。

执法者毁于执法

她是一个十足的叛逆者。


李翰是林禾青高三时的同学班长,在北京昌平的一家烤鱼店里,他这样评价林禾青。


高三的周测,林禾青情绪不好,作文写了两三行,实在写不下去了,就交了卷。


第二天,李翰宣布:周测名次退步的同学,交份检查。


林禾青没交。


他气冲冲地走到讲台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指着林禾青吼道:


你作文就得了五分,还不交反思?


林禾青回击:


你说的时候我没在,没听到。


那天两人吵得很凶。


三年后,北京大学的学生林禾青和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李翰一块吃饭。


李翰说:


那天说完你,我就后悔了。


林禾青说:


我也是说完你就后悔了。


林禾青早就完全地理解李翰。


衡水中学的压力是层层传导的,李翰的压力来自班主任的要求,李翰既是被管理者,也是执法者。


他勤勤恳恳地帮学校和班主任维持秩序,还为了“心中的正义”,给班上同学告御状。


量化是衡中管理制度的核心。成绩、纪律、卫生、跑操,是量化考核的四大指标,事关班主任的奖金,以及班干部的荣誉。


量化掌握在“年级部”、“小黄帽”和查寝老师手里。


所谓小黄帽,就是戴着黄色棒球帽的年级部学生会成员。


跑操前,跑操时,早饭后,晚饭后,还有把十分钟课间挤压成八分钟的“预备铃”前,他们都在盯着手表计时,拿着纸笔计分。


他们站在教室后门,从窗户往里看,并记下“上课喝牛奶”“上课转笔”“上课扭头笑”这类的违纪事实。为方便记录,每个学生的座位都可以用方位表示,比如“北一后一北二”,就代表北边第一大组最后一排从北数第二个学生。不久,班主任就会找那个同学兴师问罪。


高三,一次跑完课间操,一个女生“小黄帽”告诉李翰:


你们班队形乱,要扣分。


他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


我一听到乱字,脑袋就像炸了一样。


李翰也做过“小黄帽”,那是高二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说:


是一种投机主义。


“小黄帽”像个护身符,给他带来过不少好处。


比如,假期不用写作业,打通学生会的人际关系,就不用被查。比如,课间操的时候去班里查零食,想查谁查谁,查到了直接自己拿走吃掉。比如,借事翘课,拎着帽子出去溜达溜达。他甚至悟出一个道理:


一旦跻身了权力阶层,你会发现人跟人都是有利益交集的。


回味过去,李翰感到一阵荒诞:


我不认识那时的自己。我现在想想我好搞笑啊。


在衡中时,李翰并不是什么异数,他曾是衡中评价体系中最优秀的那种学生。


从文理分科之后,就做班长,一直做到高考。高三一年,成绩长期保持在文科实验班前五名,这意味着他是个极有希望考上“清北”的学生,是像大熊猫一样的保护动物。


但规矩的守护者也会被规矩所摧毁。


高考前一个月,一个周六的晚上,难得的放松时刻。张家口人李翰离家远没回去,他和朋友从外面带进宿舍一只烧鸡,想在熄灯后,偷偷摸摸地大快朵颐。


一只鸡翅膀还没吃完,年级部老师一脚把门踹开了。


那天,李翰彻夜未眠。他有一种感觉,自己往日磨的薄得不能再薄的刀,一刀劈在了石头上,咯嘣一声,断了。


第二天,他等来了处理结果:回家。


这么严重的处理是出自学校考前抓典型整肃纪律的需要,对他这样的好学生毫不手软,更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李翰的妈妈从家里赶来接他回张家口。从衡水到张家口火车要走10个小时,因为远,他平时放假都不回家。爸妈开车来接他回家,一趟是四个半小时,来回花费大于1000元。


对父母的歉疚,给他带来了最大的痛苦。他描述回家那几天的感觉:


如同万箭穿心,很复杂,后悔,愧疚,愤怒,委屈……


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之大,直接影响了他高考的发挥。本来对于清华北大胜券在握的李翰,因为高考前的情绪崩塌,最后只考入中国政法大学。


而这一事件留下的阴影仍然笼罩在李翰身上。进入大学之后,他变得内敛,与学院系统保持距离,对“集体”保持高度警惕,学校的组织和活动,能不参与就不参与。


他现在信奉美食,经常一个人下馆子,但就是没有当初那种味道了:


那个鸡是真香。


他笑了一阵,又停住了。

结成团队对抗

如果说林禾青是叛逆者,那么康乔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不稳定因素。


他和李翰从小一起长大,但到了衡水中学之后,放纵不羁的康乔无法忍受严守规矩的李翰,于是两人分道扬镳。


康乔高高瘦瘦,是那种很讨人喜欢的阳光大男孩。入学之后,他很快有了一帮兄弟,组成了自己的小团体。


他们靠小团体的力量对抗环境的巨压,用朋友之间得到的善意的理解,来消解少年人被压抑的巨大不满。


学校规定,22:10熄灯睡觉,23:40之后才能去厕所。他们就经常等到23:40之后,在厕所相会,蹲在一个个坑位上夜聊。


小团伙中有一个男生的父亲是开书店的,经常能打印一些资料,他们就如饥似渴地传阅,那里隐藏着跟历史课本上不太一样的历史。


他们高谈阔论,谈国家和社会,也谈衡中体制和教育制度,评析和批判每一个标语、每一句口号,颇有些“恰同学少年”的感觉。


康乔颇具领袖气质,讲义气,周迎是被他影响的人之一。


周迎刚进衡中的时候,从不敢违纪,学习成绩一般,调研考试考年级1000多名,在实验班里排倒数,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


他来自秦皇岛,距离衡水 500 公里,几乎每次放假,父母都会开四五个小时的车来看他,车上塞满了家里带的零食。考不好,他觉得愧对父母,一给家里打电话就哭。


自从进入文科班,结识康乔后,他慢慢地变了。他开始参加厕所夜谈会、打球、阅读开书店的叔叔打印的资料,渐渐明白生活中不能只有学习。


高三,他的叛逆达到顶峰,以至于班主任在班上对他做出这样的评价:


有些同学很愚蠢、幼稚,想以自己的成绩为代价反抗教育制度。


高三时,他参与自主招生,申请了校荐名额,按照当时的成绩,预期会拿到复旦的名额,结果被分到了西安交通大学。他发现很多成绩比他差的同学,分到了更好的大学的名额。


他开始意识到,这里除了成绩,还有一些不能言说的东西。


家人劝他去参加西安交大的自主招生,他不听,意气用事放弃了这个名额,就因为这件事“很不尊重、很不公平”。


那天晚上,天很冷。跟家人打过电话,周迎突然想哭,他走到操场上,躺在凉飕飕的草皮上,望着深蓝色的天空,告诉自己:


只能靠自己了,只有高考一条路了。


班主任的一句话他听进了心里:


如果你自己不够强大,就只能做教育制度的牺牲品。


三年后,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周迎回想起高中生活,仍然无法抑制激动的情绪:


压迫无孔不入,如果顺从,会迷失掉自己非常信仰的东西!


他庆幸自己没成为老师说的那种牺牲品,但是他知道,在光辉灿烂的成绩后面,有太多人当了炮灰。


上海的雨夜,刚从CBD高层写字楼里一家投资咨询公司实习下班的周迎身着西装,看起来神采奕奕,几年前衡中操场上那个跑操一摇一晃的胖子已经不见踪影。

聪明的人会钻空子 

和林禾青一样,黎方也不想跑操。不过相比林禾青硬碰硬的办法,黎方更懂得钻规则的空子。


高一军训,他看了两天跑操训练,断定这样跑操既不能起到体育锻炼的效果,而且像马戏团耍猴一样滑稽,主要是为了领导们看着爽。

作者图 | 衡水中学候操的学生们

于是他找到班主任,义正言辞地说:


我想当体委,为班集体做贡献!


老师没有拒绝的理由。


就这样,黎方每到一个新班,都当体委,当了三年。


体委在队伍两侧跑,负责把握队形整齐,带着喊口号,不用和别人摩肩接踵。黎方甚至连口号也不喊,因为体委不止一个,他不喊,自然有人愿意喊。


当体委后,他顺理成章地从被耍的猴变成了看耍猴的看客。


又没有尊严又没有发言权,一群奴隶才能练成这样。


他说这话时,平静的表情,无所谓的口吻,带着一贯的自信和自负。


黎方是个物理奥赛生。他热爱物理,是那种有天赋的人。初中自学了微积分和高中物理,40分钟就能把高考数学卷做到140分以上,20多分的椭圆解析几何大题非要用三角形证全等去做。


到衡中以后,他就像被戴上了紧箍咒。


虽然高一物理的知识他初二就会了,但是还得按照老师的要求认真做笔记,刷那些在他看来很弱智的习题。


他想看国家队难度的奥赛题、学大学物理,被视为歪门邪道。


他精力旺盛,努力了三年都没有能在午休时间睡着过,所以只好偷偷带个不能上网的手机,午休时间用衣服蒙着头,看手机上的小说。


手机里只有一部《龙族》,他来来回回看了十遍以上。黎方喜欢看书,高中三年,他的阅读资料极度匮乏。


只有一部《龙族》,一本《法医学》,和一本《丑陋的中国人》。在衡中,“闲书”是受到严格控制的。


他甚至把抄书当成一种放松。


一本大学教材《热力学》,他从头到尾抄了一遍,包括前言、序言、目录、插图。


在衡中,每天晚饭后有20分钟的新闻时间,播放老师剪辑过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新闻直播间》等节目。


新闻是必须放的,因为学校会派人检查,但是高三的班级,新闻都是静音放的,所有人都低头学习,任主播在屏幕上滔滔不绝。


整个班,只有黎方会抬头看,但是好几次,他正看着,冷不丁地后脑勺就被班主任按下去了,被按了几次之后,他也不抬头了。


衡中给每个奥赛生上了双保险,所以学竞赛科目的同时,高考科目也不能丢下。但是对于黎方来说,给他学物理的时间太少了。他想学物理。


化学课,他学物理,生物课,他也学物理。为此,被老师没收书、和老师吵架、被赶出教室。


他陷入了极端的理想主义,越是不让学,越要学。


被赶出后,他就没再回去,找了一间空教室,自己在里面偷偷学物理。跟老师撕破脸,老师不再理他,也相当于达成了某种妥协。


事实上黎方为自己争取到了一部分自由。但是他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比如精神上巨大的压迫感,整个人变得歇斯底里。


我本来是一个情绪很稳定很理性的人,被他们逼得很疯狂很极端。给我自由的话我是不会放纵的,我是可以把我自己管得很不错的。但是他们给我一顿乱管,我就什么都不会了。


这是一个天才少年的自述。


衡中的学习方法是为多数人准备的。黎方这样的异数,只能在挣扎中自求多福。


他没赌赢。


物理奥赛的省赛中,因为一道“有争议”的题目,他与省队失之交臂,无缘保送,只剩高考一条路。


幸运的是,他通过了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的自主招生。高考之后填报志愿,出于某种仪式感,他就填了一个学校一个专业。这正是他最喜欢、也最适合他的。功德圆满。


但是让他哭笑不得的是,高考之后,老师对他说:


你如果那时候再听话一点,就能走清华了。


清华北大高于一切,只管学校不管专业,这是典型的衡中思维。黎方谈起这事时,露出难以掩饰的轻蔑神情。


我们在中科大见到了“出狱”后的黎方,彼时他正在主导一个投入上百万的科研项目。


幸运的是,摆脱极端疯狂恢复理性平静后的黎方,发现自己依然还是热爱物理。

如果重来一次

2014年夏天,高考完的林禾青重回衡中,她的身份是高考状元,任务是给高三的学弟学妹做分享。


以衡中的标准来衡量,黎方和李翰,都是失败者。因为他们本应该考上清华北大的。


林禾青则是成功者。


在衡中,分析行为与结果的关系,最通用的逻辑是“成王败寇”。


如果我没有考好,他肯定会说,你当时不听我的话你活该吧?但是最后我考好了,就会说这个孩子很有自己的主意,很乐观心很大。


林禾青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坦诚。


高考之前大家水平都差不多,这次考第一的下次可能考三百。所以我觉得高考,运气的成分很大。


高考之后,林禾青成为衡中的骄傲。像所有衡中的高考状元一样,她获得了中国奥运冠军式的荣誉和褒奖。


让我惊奇的是,她清晰的自省力,和对待过去记忆的诚实,没有被“胜者”的身份模糊掉。她对衡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做了深入的反思。

摄影师:Mika Suutari

林禾青回溯高中年代:


我始终在摸索,自我和环境之间的界限。我不甘心把自己缩在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五点半起床,跑步,读书吃饭,吃完饭继续读书,吃饭,睡觉,睡完觉继续读书,读完书又睡觉……这样的三年对我来说,太无聊了。


我还有精神世界、自我发展和人格健全。我试图找到一个界限,在这样的氛围和管理中,我能够得到的自我到底有多少?


她渐渐发现,摸索就会越界,越界就会冲突,冲突就会受伤。和环境抗衡,受伤的永远是自己。


每次违纪被叫家长,她都会怀疑自己的人品,怀疑自己犯了天大的错误,是个不孝女。


衡中最令她畏惧的是,每一个小小的行为都可以和很大的东西挂钩,上升到人品问题。


以至于你上课偷喝牛奶影响到你父母的幸福,你睡觉翻一个身也会影响到你室友的人生。


我并没有找到那个最大的界限,最后我变成了那个最小的我。


那个班会课上躲在书堆后面学习的,那个考了前30还不去吃蛋糕的林禾青,并非从一开始就明确“我要为了自己学习”。


经过很久的思考和挣扎,她才搞清楚自己为什么不学习,又为什么要学习。


她设想了另一个情境,如果自己不在衡中,而是在一个普通的高中,那么她肯定会像初中的时候一样,比其他同学都更努力,她是一个并不缺乏自制力的优等生。


但是为什么到了衡中,她成了一个叛逆者?


林禾青给了这样的答案:


在衡中,我表现出对学习不屑一顾的态度,是因为我想要与这个压迫我的环境去抗争。


如果你要抗争这个环境,就要抗争这个环境中最强大的东西,那就是学习。


这个环境和制度,从上到下,都告诉我要学习,我就只想,我不听你的,我要证明我自己,我要反抗,我不学习。


但是我忽视了一点,学习对我本身来讲是重要的,我自己是想学习的,这是一个矛盾的事情。我那时叛逆,但是很多东西看不清,是为了抗争而抗争,而不是为了自己而抗争。


时间逼近高考,她不再“为了抗争而抗争”,开始“为了自己而学习”。她尽量不理会整个环境的影响,并最终证明了自己。


站在台上,林禾青发现,她看着台下的这些人,发自内心地希望他们好好学习,希望他们不要跟环境抗争,希望他们能平平安安地度过高三。


那个时候她明白了当初老师们对他们说那些话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让他们学习。


她把很多话,换了一个说法,讲给学弟学妹们听。她告诉他们:


我高二的时候也总是违纪也很叛逆,因此我很痛苦,影响了我的学习,所以希望你们高三规规矩矩的,不要像我一样痛苦。


如果让你重新过一遍这三年,你会规规矩矩的吗?


不会。


她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觉得很悲哀的一件事是——

很多人拿在衡中牺牲的三年青春,和后半生高大上的人生做对比权衡。


这是个伪命题,在衡中的三年牺牲未必会换得后半生的辉煌,你后半生的辉煌未必会因为是在衡中的原因。


再说句刻薄的话,即使是上了北大清华,也未必会有后半辈子的辉煌。


但更残酷的是,有人拿北京四中的民主氛围、深圳中学的自由自治,和衡中作对比。


同为高考名校,同样的高重点率,北京四中把“民主”二字作为校训,深圳中学极自由开放,以校园自治著称,重点率还在全国名列前茅。


批判衡中的同时,我们应该想到是,这样的对比是不公平的。


四中的权力背景是衡水中学不敢想的,每年学校运动会在鸟巢举行,还有奥运冠军助阵。


深圳那么多高中,深中只有一所。挑的是七八万中考生中最优秀的那800个,这是别的学校都没有的筹码。


有河北的家长说:“衡中是河北最好的高中之一,甚至于要去掉之一两个字,进入衡中就等于一只脚跨进了985或211,在未来的日子里会有一个体面的工作,有一份体面的工资,我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批评的声音?”


一句老生常谈的话是:


无论有多少弊端,高考仍然是寒门学子向上的唯一独木桥。


对于生命的挣扎,我们都需尊重。


也许对于衡中最真实的一句评价,是来自一位衡中毕业生,她说:


“我很感谢母校把我送到了好大学,但我永远不会说我爱我的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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