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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 |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目录和摘要

为学求实 2024-02-05











目录

摘要

2023年第1期


特    稿


剩余价值:劳动异化与资产阶级经济剥削的秘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章”再研究 


作者: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摘要: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由作为资本的货币转换而来的对象化劳动“消失”的物质对象——原料和工具都不会自己跳起来活动,更不可能塑形和构序对象以创造新的用在性,所以,在劳动过程的视角上,只有非对象化的劳动才是生产性的。然而,工人自己的劳动活动的“生产性”本身畸变为奴役工人的“异己性权力”,这就是劳动的自我异化。资本家获得超出他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本的剩余价值,来源于他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而这种无偿占有的本质,是资本家用工人过去的对象化劳动(工资)换取了一个可以利用劳动工具塑形和构序劳动对象的活劳动,这种在生产过程中已经属于资本的劳动能力(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在使商品获得使用价值的同时,既补偿了工资,也保存了原料和工具中已有的价值(异化的劳动),并且还额外创造出一个资本家投入生产过程时全部已有价值总和的余额(Δ),这就是由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史学研究


王朝时期“天下”的范围


作者:成一农,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摘要:虽然学界对于王朝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知不存在太大的争议,但对于“天下”的范围则存在不同的观点,或认为相当于“中国”“九州”,或认为相当于“世界”,或认为两者并存。通过对文献和地图的梳理,可以发现王朝时期“天下”的地理范围是变化不定的,变化的两端分别是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域范围和现代意义的“世界”。更为有趣的就是,这种变化不定的“天下”的范围,并未引起古人的焦虑。之所以如此应与王朝时期构建的“天下秩序”密不可分。大致而言,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对王朝而言,最为重要的是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域空间,而其又以“九州”“中国”为核心;同时环绕在周围的“蛮夷”在不同语境和场景下,其价值和重要性是变化的,由此也就形成了以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域空间为核心的多变的“天下”。归根结底,王朝时期的“天下”只有一个,只是根据实际需要和情况所强调的范围有所变化而已。



敦煌本《文场秀句》

 “事文兼采”编撰体例考察


作者:高静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平仁,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摘要:《文场秀句》是唐五代民间流传的启蒙教材,可惜是书在传世典籍中已散逸,幸赖敦煌文献得以部分保存。从敦煌本《文场秀句》的情况来看,是书虽采用了类书的编撰体例,然尚有其独特之处。《文场秀句》 “事文兼采”的体例与《编珠》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本文主要通过考察敦煌本《文场秀句》的“事文兼采”体例,探讨“事文兼采”体例的来源与发展,从而更好地认识其在类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与

相关书籍的关系。



古代文明研究


迈锡尼时期希腊与

埃及的物质文明交流


作者李永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摘要:关于古代希腊与古代埃及的文明交流与互动,传统的重点关注方向已经形成了一些“刻板印象”。本文尝试跳出这些“刻板印象”,具体分析和考察迈锡尼时期希腊与埃及的物质文明交流。迈锡尼时期从希腊传到埃及的物品主要是生活用品,最多的是陶器。从埃及传到希腊的物品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和仪式性物品。迈锡尼时期希腊与埃及的物质文明交流,呈现出了几个重要的特点。这些特点既是由希腊和埃及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又反映了这一时期两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基本特征。



论普尔克里娅所享拜占廷

帝国皇权之三重来源维度


作者:董晓佳,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摘要:塞奥多西二世7岁成为拜占廷皇帝,其姐普尔克里娅在414年成为奥古斯塔,此后长期为塞奥多西二世摄政,掌控帝国事务,在塞奥多西二世统治时期的帝国政府中具有巨大影响。身为女性的普尔克里娅之所以能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拜占廷社会中掌握权力,除了她本人的性格与能力之外,在于其身份、现实政治环境以及基督教禁欲主义这三个来自不同维度的因素的结合。皇室成员身份作为一种结构性因素为普尔克里娅的摄政提供了可能性,现实政治环境是普尔克里娅有必要并且有机会利用其能力的决定性因素,独身守贞的理想与实践则进一步为普尔克里娅参与政治提供了帮助。



美学与美育研究


跨文化书法艺术的基本原理


作者李庆本,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教授。

摘要: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不应该被理解为是对汉字中心主义的召唤。无论是中国文字还是西方文字,其本性都是社会性的,它们与意义的联系都是约定俗成的。《天书》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明,汉字形式可以不表意;《方块字书法》则表明,汉字形式也可以通过英语这种拼音文字来表意。鉴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侧重于强调文字对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而徐冰的书法艺术则侧重于对汉字本质主义的解构,所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是无法完全解释徐冰的跨文化书法艺术的。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回到马克思”,采用马克思关于语言文字是社会性的理论论断,来认识汉字的本性问题,以便有效阐释跨文化书法艺术。



戏剧空间的诗学本质


作者:顾春芳,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摘 要: 20 世纪以来哲学美学领域的“空间转向”更新重塑了原有的时空观念,本文从空间诗学的角度研究和阐释戏剧的诗性空间。戏剧的诗性空间重构时空、超越有限,它融合各类艺术和舞台构作的形式,并通过舞台意象力求呈现事物的本真和意义。诗性空间不仅凝固了流动的时光、动态的历史、激变的人生,它包含着的形而上的哲理意蕴,超越现实时空的关于整个宇宙人生的感悟,充满着形而上的哲理的思考,充满着超越和解脱的精神性体验。今天,一切与造型有关的艺术,其空间观念和空间构成相对于传统的空间意识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此,如何通过艺术创构一个“诗性空间”,成为诗学现象学的重要命题。同时,诗性空间还承载精神性的内涵以及历史文化内涵。从中国美学的角度研究戏剧的诗性空间,对中国戏剧艺术工作者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新媒体与网络文艺研究”笔谈


主持人语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文艺展示出了勃勃生机和巨大潜力,也为当代文艺带来了许多新鲜的、具有冲击力的话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网络文艺值得关注的不仅包括审美形式、创作主体、受众数量和影响力的变化,还包括其创作方式、传播路径、评价方式和评价体系等领域的系统性转换。本次笔谈的四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新媒体语境下网络文艺研究的特征和趋势。胡疆锋教授的《事件研究与新媒介艺术批评的创造性生成》引入了近年来西方学界的事件理论,尝试分析网络文艺的断裂性、生成性、悖论性等事件性特征,探讨新媒介艺术批评的创造性生成。黎杨全教授的《诗可以群:社交媒体时代文艺评论中国传统的重建》激活了中国传统文论中的“诗可以群”概念,借以阐发当下网民文艺评论的交往功能、趣缘化、分众化现象及其集体创作属性。秦兰珺副研究员的《通向算法合成时代的文艺评论》提出了“算法合成时代”这一新概念,认为当下的文艺评论需要把曾被忽视的算法、数据等技术因素纳入分析框架,需要综合考量“人”和“非人”的因素,赋予“物性”以能动性。杨慧博士的《扩音、噪音与消音:互联网时代文艺评论及受众使用》分析了互联网技术对于文艺评论的赋权和剥夺,揭示了文艺评论在多声道的互联网时代所具有的复杂模式和可能。希望本组笔谈能够为“新媒体与网络文艺研究”这一课题的推进贡献绵薄之力。(胡疆锋)



事件研究与新媒介

艺术批评的创造性生成


作者:胡疆锋,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文学博士。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以网络文艺为代表的新媒介艺术发展迅猛,但相应的文艺批评却经常处于滞后、缺席或错位的状态。在事件理论的视阈下展开网络文艺批评研究,更多地关注文艺活动的断裂性、生成性、悖论性和互动性,让研究重心从意义研究转向过程研究,这有助于准确把握网络文艺的特质和趋势,为网络文艺批评摆脱话语困境提供可行的策略,有利于新媒介艺术批评的创造性生成。



诗可以群:社交媒体时代

文艺评论中国传统的重建


作者:黎杨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摘要在社交媒体时代,网民养成了一边欣赏网络文艺一边集体评论的习惯,文艺消费总是在热烈的讨论中进行。中国传统文论的“诗可以群”可有效阐发当下网民文艺评论的多方面特征,比如文艺评论的交往功能、趣缘化、分众化现象及其集体创作属性。通过“诗”(文艺)实现“群”(交往)的作用,这构成了中国的固有传统。针对性地改变文艺观念,从审美性走向交往性,将交往媒介视为文艺活动的要素,构建公共性文艺交往平台,以实现社交媒体时代文艺评论中国传统的重建。



通向算法合成时代的文艺评论


作者:秦兰珺,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摘要数字媒体时代的艺术作品是算法合成时代的艺术作品。算法合成时代的文艺评论需要把曾被忽视的算法、数据等技术因素纳入分析框架。技术和算法不仅深刻影响了国家治理和政治经济的格局,也重新塑造了数字媒介时代媒介自身的定义,进而全面中介和介入着今天纷繁复杂的文艺和文化问题。算法合成时代的文艺评论,需要给“人”的因素和“非人”的因素以同等重要的考量,这不仅是为了赋予“物性”以能动性,更是为了呈现和批判“物性”中内嵌或隐藏的“人性”。



扩音、噪音与消音:互联网

时代文艺评论及受众使用


作者:杨慧,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摘要在当下,互联网几乎成为各种文艺作品势必身处的评论场域,互联网的技术与文化构成的可能性赋权,催生了文艺诞生以来最大体量的“文艺评论”群体。多元主体、多重媒介形式、多维话语使互联网时代的文艺评论获得了巨大的扩音效果,这构成了庞大的融合文化与“集体智慧”,但情况也并非全然乐观:受众对文艺评论的使用面对多重噪音,还存在着消音的现象。多声道的互联网时代文艺评论作为融合也作为创作,势必开拓出更多模式和可能。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

美国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作者:李启洁,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梁德惠,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语言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博士。

摘要美国中文教育低龄化和孔院在美国发展状况的改变给中小学生汉语考试(YCT)带来了机遇与挑战。研究显示,(1) YCT的目标用户是汉语沉浸式项目小学生、汉语外语教学项目初中生以及华裔儿童;(2) 目前,YCT缺乏与当地外语标准的衔接、试题偏重知识考查等问题制约了其发展;(3)未来YCT可通过与国际主流语言标准接轨、分技能测试模块化及核心大纲与拓展大纲互补设计等方法提高测试科学性,使YCT成为国际权威测评工具;(4) 在推广上应强调课标与考试配套,并丰富成绩汇报的诊断功能和资讯功能。



再解读


论鲁迅的生产者意识与杂文写作


作者李国华,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摘要鲁迅以生产者自居的主体意识是一以贯之的,萌生于早期拟想的建构二十世纪的“意力之人”,发展于前期对消费知识的批判中,展望于对“第三样时代”的文化实践中,成熟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实践中。在这一过程中,鲁迅杂文的形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鲁迅最终产生了对自身知识阶级性质的批判以及对生产者的审美认同。



《从文自传》与20世纪30年代

初沈从文写作的视觉转向


作者:王子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文学博士。

摘要:20世纪30年代初,沈从文提出由于文坛过于看重作品的“思想”,文学正丧失其独立性,同时其创作也出现了某种“视觉转向”。这导致《从文自传》描绘了一个与“新文学”关系甚微的自我形象。沈从文一面强调文学须摆脱“思想”左右,另一面则以“观看”的方式进行书写,让文字成为独立的视觉化风景。这使他在《凤子》等作品中改变了利用湘西歌谣的维度,并以一种视觉方面的转喻式抒情,代替了传统浪漫主义“自然流露”的隐喻式抒情。



儿童语言教育研究


学前儿童拟声词习得研究


作者刘楚群,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摘要拟声词是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的重要观测点。1岁左右儿童开始习得拟声词,1-2岁即习得A式、AB式两类基本形式,4-5岁已习得拟声词绝大多数变化形式。3-4岁是儿童习得拟声词的重要转折期,习得词种数量最多;此期之前,习得的拟声词以生命体发出的声音为主,此后习得无生命体发出的声音明显增加。句法功能上,2岁半儿童已可使用拟声词来指称事物和动作行为,3-4岁即习得了拟声词充当独立语、宾语、状语、补语等基本句法功能。研究发现,自主习得是儿童语言习得的主要方式,但模仿也起重要作用。



汉语儿童基数词的发展研究


作者:严小香,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研究生;苏新春,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教育教材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摘要:汉语儿童数词获得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时间线条上观察儿童获得十以内数词的时间点。本研究以《人生初年》为个案,辅以已有研究结果印证,认为儿童基数词的习得过程是呈阶梯式的、阶段性的,经历了萌发阶段(获得数词“一”)、初步发展阶段(获得数词“二(两)、三”)、爆发阶段(获得数词“四-十”)、高阶发展阶段(发展大数目数词),后一阶段的发展以前一阶段为基础,在时间上交叠向前。前两个阶段,儿童通过具体的、现实的事物的数量特征获得极小基数词,后两个阶段儿童逐渐摆脱现实的事物、以数为认知客体获得数词。此外,数词获得的情感动因值得进一步关注。



2-5岁儿童无定NP

主语句的习得与发展考察


作者:刘琪,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储泽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书编纂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本研究基于儿童语言是成人语言的初级阶段的理念,来考察2-5岁儿童无定NP主语句的习得与发展情况。因此,本研究首先对成人无定NP主语句进行描写分析,再观察2-5岁儿童的无定NP主语句。通过对比儿童与成人在无定NP主语句方面的异同,总结出儿童无定NP主语句的习得特征和发展规律,并据此推导出2-3岁是儿童习得数量名短语的关键时期,3岁5个月左右是儿童萌发“有定”和“无定”概念的关键时期。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对儿童看护者提出建议,以期帮助看护者更好地理解和引导儿童,促进成人与儿童进行更有效的沟通与交流。



心理扶贫专题研究


主持人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包括“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曾强调,“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2020年,我们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实现了现行标准下的全面脱贫,使农民摆脱了贫困,这是几千年来的第一次。然而,农村的富足仍然停留在物质生活方面,农民的精神生活并不富裕,即还没有完全摆脱心理贫困。

其实,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心理扶“贫”所关涉的议题众多,不仅关涉农民,还关涉乡村儿童、贫困学生等群体,心理贫困对其影响更是巨大而深远,因此,我们特设此“心理扶贫专题研究”专栏,系统阐释精神贫困及其心理扶贫的观点和理论,并通过实证研究予以解析,一方面,为精神贫困人士扶“贫“提供心理帮助,增进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们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内贫困研究领域在心理贫困方面的不足,丰富减贫心理理论,为拓展贫困研究领域提供心理学的脚本,也为讲好中国的扶贫故事、总结中国的扶贫经验提供一种心理学的视角。(傅安国)



共同富裕新阶段的

精准心理扶“贫”


作者徐富明,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心理学博士;黄龙(通讯作者),皖南医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讲师,心理学博士。

摘要我国在2020年彻底消除了极端贫困,为全人类的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扶贫事业已进入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新阶段,面临的贫困问题也从绝对贫困转为相对贫困。本文拟从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角度,探讨贫困陷阱的理论基础和内在心理机制。并在“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方针的指导下,尝试提出共同富裕阶段精准心理扶“贫”的新思路,旨在帮助相对贫困者提升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从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并从中提炼出可供乡村振兴政策参考的行为干预对策。



中国乡村儿童认知发展:

特征、影响因素以及干预对策


作者:赵鑫, 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傅安国, 海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摘要中国乡村儿童认知发展滞后是一个巨大的隐形危机,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让乡村地区的孩子更好地发展,是当前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途径。鉴于此,本文通过整理当前国内外关于乡村儿童认知发展的研究成果,以国外研究作为背景,重点分析中国乡村儿童认知发展的主要特征,并进一步梳理出造成该特征形成的影响因素,以促进对中国乡村儿童认知发展问题成因的理解。另针对中国乡村儿童认知发展问题的干预方案进行介绍与展望,并提出相关研究建议,以期为有效介入中国乡村儿童的早期认知发展,提升我国人口素质,增加未来高质量人力资本供应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信用研究


便利与约束:守信激励与

失信惩戒机制的功能定位


作者谢勇,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五志,湘潭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在各地、各领域的迅速发展为维护社会诚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此过程中也暴露了其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功能定位不清晰的问题。明确其功能定位对于理论上消解失信惩戒与“一事不再罚”的紧张关系,立法上为守信激励及失信惩戒机制入法铺平道路,实践中改变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运用中出现的泛化问题等均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在重新梳理和界定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社会交互成本概念对如下判断进行了论证: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不是行政奖励和行政处罚而是交互便利与交互约束,这种便利与约束不是现行民事法、行政法或刑事法层面的奖惩机制,而是新型的社会治理工具;对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功能的这种定位,既适用于商务和社会诚信建设,同样适用于政务和司法领域的社会信用建设。



论个人征信中信息主体与

征信机构间的权益平衡


作者:翟相娟,国立华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摘 要: 个人征信中信息主体与征信机构之间的权益冲突是信息保护与信息使用之间矛盾在个人征信领域的具体化。平衡协调原则要求法律对个人信用信息保护与使用给予同等重视,在此基础上核心隐私优先保护原则要求法律向具有人格属性的信息主体权益倾斜,社会本位原则要求法律优先保护具有公益属性的征信机构权益。化解权益冲突的基本原则和个人征信法律关系理论相结合,形成了判断重点保护法益的考量要素,即根据个人征信法律关系主体、个人征信法律关系客体和个人征信行为阶段的不同,法律天平会在信息主体权益和征信机构权益之间作出不同的倾向性选择。



法学研究


我国宪法序言的历史叙事:

规范的发生及实施


作者马宇飞,首都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干部、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郑贤君,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摘要我国宪法序言中的历史叙事是我国宪法的核心价值与精神所在,同宪法其他条款一样,具有规范性,即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历史叙事规范实施包括法律实施和政治实施。前者通过价值指南、宪法解释、立法实施和合宪性审查,后者通过执政党政策、党的章程、政协组织和群众性组织章程实施。两者共同为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推进提供宪法支持。




二零二三 • 癸卯兔年

吉祥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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