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瓣·书评】货币的制度之维与东西大分流——评《白银帝国》

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货币领域，危害最大的混乱思想就是认为当利率引起物价水平下跌的时候，银行利率的作用就已经完成了；而不管物价水平的下跌是由于销售价格低于生产成本造成亏本经营时引起的，还是由于生产成本下跌引起的，即不管利率变化引起的紧缩是利润紧缩还是收入紧缩。

——凯恩斯《货币轮（第一卷）》

目录

一、引言：货币的制度之维

二、大分流：人口、资本、宗教与制度

三、大分流：货币之维

四、未来货币与人民币的位置

五、后记

一、引言：货币的制度之维

制度，是自发演化的产物，还是人类的一种构建？我们总是不自觉地沦陷于这样的二元论怪圈，殊不知纯粹的自然演化论或主观建构论都是一种理论上的虚妄。关于制度，已然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本文也并不是去泛谈制度的起源或作用，而是要聚焦于其中的一个维度——货币制度。

货币，它重要吗？如果仅仅把货币看作交换媒介，那直接的推论是其物理形态并不重要。黄金、白银还是纸币，只要币值稳定，其作为货币的差别也仅在于便利性程度不同而已。我们所熟知的货币演化史更注重货币形态的演化，即实际上是某种形式的“铸币史”及其扩展，从原始的实物货币（如贝壳等）到金属货币（金、银、铜、铁等，实际上也是一种实物货币）再到信用货币（纸币）。至今，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纸币或将逐渐退出流通，数字货币或登上历史舞台。

依稀记得高中政治课本中就有关于货币的论述，主要是马克思的货币演化理论，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是人类社会交换关系的产物。随着劳动分工和交换关系的扩大，一般商品货币不能满足交换的需要，货币遵从一条内生的线性演化路径。但即使是历史，也多少带有主观性，货币演化史也是基于已发掘的人类学或考古学资料归纳得出，结论至少是可商榷的，民族志中并没有发现这样的轨迹。

铸币史偏史学，少有经济学的思考和逻辑。笔者长期关注货币史的经济学维度，可以说是货币理论史，即从宏观经济学的视角探讨货币问题，深知史学视角的货币史对于理解经济运行，甚至是人类社会和世界格局的变迁都至关重要。如果非要给历史维度与经济维度的货币史的“交叉”取个名字的话，最接近的或许应该叫“货币制度史”，将货币作为一种制度，嵌套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范畴。要想写好货币制度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金融时报（中文网）财经版主编徐瑾的《白银帝国》或可以看作一个尝试，本书历经4年多终于付梓，这心路历程或许只有作者自己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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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经济学中，货币乃至金融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货币被看作交换媒介，银行也只是资金融通的中介机构，货币扰动是实体扰动的外化，是为“货币面纱观”。货币对不同商品物价的影响是对称的，相对价格是固定不变的，所以货币数量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没有影响。随着信用货币和现代金融体系对经济周期的扰动越来越显著，这种观点逐渐被视为一种遗迹。但是，这一切真的只是当代的故事吗？东、西方分流只关乎科技、劳动力或者文化的因素吗？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将经济上的货币秩序看作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有效的互信系统，货币一定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或许只能从历史中寻找答案。《白银帝国》正是基于自宋朝（始于960年）至中华民国为止的千年中国货币制度变迁和王朝更迭来阐述东西分流的专著。关于大分流，在正是探讨货币的作用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其它的解释。

二、大分流：人口、资本、宗教与制度

为什么是欧洲？这种宏大叙事的主题极其难把握，想象空间太大，反而有些不着边际。这个问题从19世纪后期就开始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圣杯”，研究者们从宏观与微观、物质与观念等各个不同视角做了回答。为了说明为什么欧洲在19世纪崛起，而亚洲则走向衰落，社会学家们总是习惯性地从历史上开始找欧洲与中国的区别。先找到差异之处，再探寻是这种差异造成了东西分流的理论或者经验证据，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实际上，这个证明的逻辑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它致使研究者忽视相似之处，所以他还应该回答为什么这些相似之处并不构成大分流的障碍。

大分流是一个现象，现象背后的解释是研究者们关心的问题。追本溯源，最早可以回到中世纪。一谈到中世纪，人们总是想到“黑暗”二字，但人类最擅长的恰恰是从黑暗中寻找光明。荷兰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范赞登（J. L. van Zanden）教授就是从1000年开始谈欧洲漫长的工业革命之路。作者认为，从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特别是英国和北海低地国家）在制度、人力资本形成和经济绩效等方面就拉开了与南欧的差距，所以在东西“大分流”之前实际上在欧洲内部先有南北“小分流”。作者充分利用了各种计量与统计工具定量研究了各种制度（如婚姻制度）和历史事件（如黑死病）的影响，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证据。他认为民主制度在北欧的发展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民主程序为改变不理想的博弈规则提供了一种透明的方式，为保护了人们的财产权利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民主提供了一种“元规则”，它是相对稳定的，再配合具体规则的灵活性，才能保证社会的良序运行。

支配人类行为的是观念，而观念的形成根植于文化之中。宗教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观念对人的行为的指导和社会变迁的影响是社会学家们进行现象剖析的一个常用视角。以古典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斯·韦伯为代表，他认为西方文化中所固有的、特殊形态的实用-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是解释东西方社会经济“大分流”的原因，而这种资本主义的起源正是韦伯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之目的。路德宗教改革削弱了基督教传统中的禁欲苦行伦理观，由“尘世外的禁欲者”向“尘世内的禁欲者”转变，人们重新认识“善行”的意义，对“救赎”的方式也给予了新的诠释。改革后的禁欲主义者开始认为“这个世界便是他们的责任”，致力经济活动成了他们的“天职”，“营利”行为被视为体现上帝荣耀的丰功伟绩，价值合乎理性的逻辑就这样嫁接起来了。

当然，观念并不意味着经济绩效，这其中还需要许多相辅相成的条件和制度上的革新，如自由劳动者、系统、专业的科学研究、货币资本的精确计算与记录（会计）、企业家精神、法律与行政的理性结构等等。但这些大都是工具性的，都是观念到经济绩效这两极中间（非线性）的要素，而且都发源于观念本身。没有观念的转变，也就没有这一系列的链式反应。（我们在论证过程中常常会陷入一种被称为“价值链谬误”（Value Chain Fallacy）的认知误区，将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视为一种因果联系，这即使在实证研究中也是很难处理的问题。）

金融分析师中间有句流行语：先开枪，再瞄准。是的，挺不靠谱的（自黑）。但这远不是分析师的专利，学术研究也不例外，大量所谓意外的收获多少都有些这个味道。毕竟，也不是说瞄哪儿就能打哪儿的。另一种看似更合理的逻辑是：先瞄准，再开枪，这至少听起来靠谱多了，这个逻辑应用相对广泛一些。体现在“大分流”这个主题上，就是“欧洲中心论”和“冲击-回应模式”长期占据中西比较史研究的主流地位。现象背后一定有解释，欧洲赶超中国一定有其内在的逻辑自洽的理由，这种带着问题去找原因的思维模式会引导研究者关注差异之所在，就像笔者上文说的，即使逻辑自洽，也只是解释了问题的一个侧面。

对这种方法论的批判最著名的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先生，他在名著《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对各种解释作了回应，主要篇幅均在列举各种证据证明在1800年前，欧洲并没有出现显著的超越中国的迹象，中国在自由市场、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甚至走在欧洲的前面。在中西比较时，他觉得将英国等局部地区与整个中国进行比较有失偏颇，容易得到错误的结论，故他专门选取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带作为比照对象。他的研究结论是：1800年以前任然是个多元的世界，欧洲并非一定是欧洲，亚洲也并非一定是亚洲，只是等到19世纪后，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才成为我们后来认识的欧洲。彭慕兰强调全球性的关联与长时间跨度的比较，并将计量方法应用到历史分析中，提供了许多新颖的历史视角。

原来的研究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江南没有变成西欧，忽视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欧没有变成江南。这是因为研究者先验性地认为这就是事实，西欧就是西欧。可能大家还是很难认识到问题的反面的重要性。笔者换个角度来说，研究者往往更加注重的是欧洲成功的经验，这种视角确实很有市场，就像大家热衷于成功学，而没有所谓的“失败学”一样，但成功的模式是很难复制的。统计学里面有个术语叫“幸存者偏差”，用个故事来说明其内涵。二战时期，英美空军在德国境内损失惨重，美国国防部请来了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教授沃德来分析原因。大家可能你觉得诧异，为什么不请军事专家研究所谓的战术，而是请跟数字打交道的统计学家。沃德研究了返回军事基地的战斗机，发现大量飞机的机翼受伤，很少有机尾受伤。直觉上，应该加强对机翼的防护。这就落入了“生存者偏差”的陷进。机尾受创的飞机占少数，并不是被击中的概率低，而是击中后还能安全返航的概率低。所以，现象之后，并不是想当然的那样，人类认识的误区真是无所不在，防不胜防。

但是，彭慕兰也并没有给我们特别明确的答案，问题还是得继续问，寻找答案远没有问问题那么容易。货币的制度之维一直被忽视，即使有所涉及，也并没有那么不可或缺。徐瑾的《白银帝国》正弥补了这一遗憾。

三、大分流：货币之维

黄金或者英镑的时代，英国定义世界秩序；美元的时代，美国主导世界秩序；此处并不特别强调某种单向因果关系，据笔者的理解，货币的“硬度”来自于综合国力，同时也有利于提升综合国力。二战末期，英国与美国的博弈体现在英镑与美元的较量上。货币战被称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杀伤力不可小觑，畅销书《货币战争》虽因抄袭广被诟病，但不失其精彩的成分，各大财团与政治的纠葛引人入胜。英美的“战场”是战后新秩序的建立上，这又主要体现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上。众所周知，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受益人，其综合实力也正是在此期间反超英国而成为世界霸主的，只是由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美元国际货币地位最终奠定了美国的国际地位，直至今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布雷顿森林体系货币战》或《货币大师》这两本书。

可见，探究“李约瑟之谜”，货币是不可少的维度。从结果来看，大分流开始于18到19世纪。随着西北欧低地国家和英国的工业革命的开展并向欧洲其他国家推进，世界逐渐呈现出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在《白银帝国》推荐语中写道：“人类各个社会均处于自发演进的必然王国之中”，西方的崛起和东方的落后不是朝日之功。要厘清这背后的纠缠，还是要基于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追问这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政治上的国家秩序和观念上的宗教秩序是经济解释之外的维度，而经济上的货币秩序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历史学或者社会学专著中比较少出现货币的身影。

1. 宋朝（960-1279）:首创纸币

《白银帝国》考察了自960年建立的宋朝到1930年代的中华民国时期白银本位制度的缘起缘灭。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在宋朝达到了峰值，同时为了避免重蹈前朝覆灭之辙，宋朝加强了中央集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开始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纸币实验，同样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纸币实验失败了，白银异军突起。金属货币的一个特性是缺乏供给弹性，生产能力的扩大和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若超过货币的供应，就会出现货币贬值的状况。所以，为了满足交换的需要，宋朝成为世界上首个发行纸币的国家，金属货币与纸币并行流通。宋朝幅员辽阔，各诸侯国均有内部通行的货币，但只有宋钱可以被称为硬通货，不同货币之间可以兑换。纸币发行机构在无约束的条件下存在天然的滥发倾向，这在中央集权的宋朝也不例外，纸币贬值和黄金短缺为白银成为本位币创造了条件。宋朝末期，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国库日益空虚，最终不敌蒙军南下，北宋和南宋相继被金朝和元朝灭亡。

2. 元朝（1271-1368）：纸币流通，白银储备

蒙古帝国吸取宋朝的教训，建立了“银本位”的纸币制度。书中详细介绍了元朝的货币制度，有些类似于后来的金本位制度，即以黄金为储备的信用货币制度。元代实现了纸币的全流通，并以白银为储备，纸币与白银之间自由兑换，无限法偿。信用缺失的时代，金属本位的纸币制度的良序运行依赖于储备的数量，一旦储备数量不足，人们的信心就会动摇，元成宗（1295-1307）时期就是例证。随着民间信心的动摇，将纸币兑换为白银的需求越来越多，国库白银尽数流逝，最终难以为继，元朝的灭亡也伴随着元朝货币制度实验的失败。

不得不说，宋朝和元朝的货币制度是先进的，但政治制度是“落后的”，正是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加速了王朝的灭亡，作者将宋元的纸币实验比喻为“早产儿”，恰到好处。这让笔者联想到了清末的戊戌变法，或许这注定就是会失败的。中国好像历来就擅长“三级跳”式的改革，宋元的纸币实验越过了金本位，新中国也是从封建跨越到了社会主义，这种跨越不是说一定失败，而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建设一定要同步，否则就会出现彼此掣肘的尴尬状况。

3. 明朝（1368-1644）：白银帝国的确立

明朝正式确立了“自由银”的货币制度，并延续了500年。这得从1540年代说起，它是重要转折点，明初实施的宝钞体系正式瓦解，朱嘉明老师在序中总结到：“中国开始向‘白银帝国’的演变，开始于16世纪40年代”。1530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规定田赋一律征银，元朝末年民间的白银存量在初期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但民间储量还远远不足以支撑起整个大明王朝的经济运转。但好在西方国家在15世纪末开启的地理大发现中发掘了大量的银矿，相比于西方的金贵银贱，中国官方高估白银兑换价格，导致了大量的货币套利行为，殖民地白银大量流入中国。

另一方面，中国也通过海外贸易换取了大量白银，弥补了国内白银产出不足的状况。“明朝中后期的白银货币化启动了中国的双转型：从内向型农耕经济向外向型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型经济转型，从古代社会结构和国家模式向近代社会结构和国家模式转型”。在全球化1.0的浪潮中，中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对白银的大量需求依赖于海外白银的流入，这实际上就相当于明朝的经济命脉实际上掌控在别国的手中。1644年明朝覆亡，就与海外白银供给骤然中断有关，这导致了通货紧缩和经济的崩溃。

明朝的教训对当下非常有借鉴意义。货币的是经济的命脉，是经济体系良序运行的基础，常与一个国家的主权联系在一起，其流通和价值的稳定都是由主权信用背书的。正是清楚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各个主权国家才发行自己国家的货币，强势大国才积极推行货币的国际化，包括中国很早也就明确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并于2015年由央行正式明确提出。国际货币发行国为国内货币政策腾出更多的空间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好处多多，不胜枚举。作为超主权货币的欧元，在方便了成员国贸易和资源有效配置的同时，也牺牲了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调节，前英格兰银行行长Mervyn King认为欧元是导致欧债危机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主要原因。

4. 清朝（1644-1912）至南京国民政府：东西分流的偶然与必然

东西分流在清代开始显现。历史研究特别有意思，当你从某一个视角去看待趋势形成的原因时，偶然性因素多少带点决定性的色彩。这是因为历史是无法重来的，假设也是不可被证否的。如果说货币制度选择真的是清朝走向衰亡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的话，那大清曾经有两次机会改写历史。

清朝自始至终实行的是“银铜复本位制”，银两和铜钱并行流通，“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银铜比价由相对数量决定。但是到了19世纪中后期，清代货币体系日益复杂，金、银两、银元和铜钱等金属货币与各种银行券并存，彼此之间的比价又大幅波动，这造成了极度混乱的局面。这是因为这段时间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金本位，具体时间开始于1870年代。中国国内流通的白银仍然依赖于海外，海外金银比价波动自然会影响流入境内的白银数量与价格。货币充当交易媒介职能的前提条件是币值稳定，否则非但不能降低交易成本，还起到了反作用。

中国自15世纪开始白银货币化，直到世界开始确立金本位，这段时间中华帝国可以被称为“白银帝国”，西方虽在追赶，但尚未真正赶超。清朝原本有机会扭转覆国的命运，但僵化的制度和利益集团的阻碍使得尝试确立金本位的努力始终没有兑现。第一次是1904年的“精琦方案”，第二次是北洋政府时期，《修正国币条例草案》确认了向金本位过渡的方案，1917年的《金券条例》准备实施金本位改革。但第一次由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的阻碍而作罢，第二次则由于五四爱国运动不得不中断。最终，北洋政府仍然实行的是金银自由流通的制度，1933年“废两改元”，确立银本位。货币供给成为由国际市场决定的外生变量，政治上的混乱与货币上的失序并存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典型写照。

然而，银本位刚刚建立，就被美国1934年的白银收购风潮打乱。美国高价收购白银，导致白银大量流出，国内通货紧缩，经济秩序混乱。纵观历史，南京国民政府深刻地认识到银本位制度的弊端，力主废除银本位。最终是在美国的协助下，时任中华民国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于1935年11月4号发表《关于发行法币的宣言》，废除银本位，禁止白银出口，推行白银国有化，实施自由兑换的法币制度，以美元和英镑为准备金，政府垄断法币发行权，1936年《中美白银协定》成为其保障。

本质上而言，这与银本位区别真的有那么大吗？法币币值的稳定仍然是建立在美国信守承诺的基础上。同时，当无约束的政府控制无实际“价值”的法币，滥发货币的倾向迟早会暴露，“金圆券风潮”再一次证明了一点，当信用货币成了无信用的政府的工具，信用也就成了政府悄无声息地向民间掠夺财富的“霓裳”。

“以海外白银流入开始，以收缴真金实银结束，这就是中国白银数百年的循环”。金属货币本位制度与法币制度的故事不尽相同，可以说，金属货币是非主权货币，但法币是。法币“制序”（韦森教授用语）下，货币似乎可以看成是政治秩序的一个维度，但它更重要的还是体现的经济层面，很难想想在一个无序的货币秩序下会存在良序运行的经济。到底是政治统御经济，还是经济倒逼政治，多少有些无趣，事实与借口往往是同义词。东西分流的讨论远没有截止，货币的维度也还需要进一步考察。或许，现在我们又处在另一个分岔口。

四、未来货币与人民币的位置

以史为鉴，是为更好的预判并引领未来的方向，纵使笔者认为预测是高风险的，但不预测风险会更大。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老师总结了全球化的4个阶段，1.0是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大航海时代，由堪称白银帝国的中华帝国主导；2.0是以英国和英镑为主导的殖民时代，以迪亚哥、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英雄事迹”为开端，以西欧的殖民掠夺和工业革命以及东西分流为主要内容，二战为其画上了句号；3.0则是美国与美元为主导的相对包容的时代，是从三足鼎立到美国称霸的故事，但2008年金融危机可能也宣告3.0模式结束。所以，我们正处在3.0向4.0转轨的过程中。美国正在进行战略性收缩，但中国仍在继续前行。

全球化4.0会是中国的崛起嘛？因为回答了这个问题，其它方面也就基本上可以想象了。笔者的看法是，在这个确定性混沌的世界，由于蝴蝶效应无处不在，所以一切皆有可能，不过在某一结果前面可能要加上大量的假设。笔者更愿意相信，未来是一个更加包容的世界，但不是单一国家主导下的单极化的包容，一定是多点式的包容，不仅是小团体之间抱团取暖，更是彼此之间的和平对话。也许很多读者感觉到了现在的“逆全球化”和民粹思潮，但很多学者不同意这个提法。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确实在逆潮流而动，但这个趋势能维持多久还有待观察。英国脱欧是在寻求更多的政策自主性，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的潘英丽教授的解读是“脱欧入亚”，因为英国是欧洲第一个加入亚投行的国家。目前来说，除了美国而外，世界上其他国家还是在朝着全球化的方向迈进的，只是新的对话机制和协调机制的建立还需要时间。

笔者对于主权货币和全球货币体系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货币领域最热门的或许就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不少人觉得它会代替主权国家货币，并最终成为世界货币。笔者并不太认同这个观点，主权货币是主权的衍生物，没有主权就不会有主权货币，但是有主权的国家倒是可以选择自己的货币形式，如欧元就是一种区域间的超主权货币，但这也给欧元区国家造成了各种麻烦，欧债危机就是一个体现。

未来会不会有全球性的超主权国家货币，答案是肯定的，现在就已经存在，特别提款权（SDR）就是，但是SDR行使的职能非常有限的，很难将其与主权货币的地位进行比较。笔者所说的是在全球范围内行使交易媒介、价值尺度、贮藏手段等职能的货币。不知道何时会实现，但是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全球的紧密度像当前欧元区国家一样，甚至需要更加紧密，因为随着参与者数量增加，协调的难度会指数增加，这从欧元区的问题就能看出统一货币的难度了。

虽然笔者不看好比特币的货币属性，但是却看好数字货币的未来，但这一定要在前面加上主权二字，即主权数字货币。中国央行在这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并且中国人民银行也公开申明将会发行数字货币。以何种方式发行，数字货币与纸币职能区分等细节还有待研究，但方向是明确的，而且应该很快了。关于数字货币笔者在这就不作更多展开了，后续会专门写一篇书评。货币发展至今，人们已经形成了“集体意向性”，具体物理形态就是次要的了。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位置，取决于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位置了，如果人民币国际化走在前面，它会进一步提升中国的政治话语权，如果中国的政治话语权走在前面，它同样也会提升人民币的重要性，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自古以来，政治与经济要么是良性循环，要么是恶性循环，稳态，恰恰是一种非常态。

五、后记

与以往的书评不同，这次笔者并没有严格按照原著的章节一一介绍，而是像写作学术论文一样，引用了一些相关的文献并对其作了相对详细的阐述，我想这可能也是与这个主题有关。但笔者罗列的还只是九牛一毛，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参考桑巴特、布罗代尔、戈德斯通等，华人学者中如李伯重、王国斌等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家。笔者在这个领域算是小学生，若有表述失当的地方，还请留言指正，另外也可以向笔者提提意见，如写作的风格，文章的长短等等。笔者略自私，所有想说的都写上去，太短了觉得不过瘾。所以非常希望大家提意见，包括给笔者推荐一些好书，我读完之后可以写书评与大家分享。笔者从本科到博士学得都是经济学，虽说也会读一些其它领域的书籍，但深知知识面还是很狭窄，所以希望读者朋友们也可以向《一瓣》供稿，虽然还在起步，但是过往文章的好评率几乎100%，许多教授和业界前辈都成了《一瓣》的忠实粉丝。笔者要感谢《一瓣》，让我养成了阅读、写作和思考的习惯，这种感受只有笔者自己能深深体会，如果你想尝试，就得立即行动了。

已发表于《上海证券报》，原标题为：《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地预判未来的方向》，点击“阅读原文”可查看。（原文有删减）

本期主笔：

陈达飞

复旦大学 经济学博士

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

高级宏观研究员

财经媒体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