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 | 皇权专制政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下）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题：《皇权专制政制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兴衰—— 一个依照斯密－哈耶克市场秩序自发生成和扩展的理论视角研读中国明清经济史的读书笔记》。“一瓣”已获韦森教授本文授权发表，如需转载，请在后台申请。
正文
4.清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衰与近代工商业的萌生与发展
4.1 从清初中国经济的恢复到康乾盛世时期市场经济的繁荣
1644年满清入关定鼎北京后，为了巩固其统治，满清王朝采取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以及一些促进并保护商品贸易等措施，力图在明末清初的战争废墟上恢复经济。这实际上为一个以小农生产为主的前现代工业社会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扩展，提供了相对合宜的社会环境。结果，在无重大战乱和社会相对稳定的近百年时间里，中国的市场贸易又自发成长起来，到康乾盛世时期[1]——尤其是康熙年间后期到乾隆年间中期，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又趋于鼎盛。除了这段社会相对稳定时期中国市场经济的自发成长外，前清政府所采取的有利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大致如下：
首先，清朝政府鼓励垦荒，促进农业的发展，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顺治建国初期，为了恢复明末清初的战争摧残的残破不堪的经济，清政府首先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发展农业生产，包括数次颁布垦荒的命令。对无地农民开垦荒地，清廷“永准为业”，承认并确保他们的产权和使用权。在招民垦荒的过程中，清朝政府还给垦荒者必要的耕牛、种子、口粮和贷款，分期缴回。此外，满清朝廷还把垦荒多寡作为各地官员政绩考核的标准（参李龙潜，1988，页302－304）。按照梁方仲（1980，页334）的估算，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代中国的耕地面积为5.75亿亩；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年），全国的耕地面积则达到了近7.89亿亩，增加了2.14亿亩。除耕地面积扩大外，单位面积上的农产品产量也有很大提高。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单位耕地面积产量的提高，促进了商品粮的贸易和流通。棉花、烟草、花生，桑蚕、茶叶等农业经济作物大面积的种植，也刺激了与农产品和相关手工业的发展，并促使全国范围内商业网的建立，从而为各地商品流通创造了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以致长途贩运“史不绝书”（参童书城，1990，页271－274）。
其次，鉴于明朝倾覆的历史教训，为了在立国后恢复农业和刺激工商业的发展，清朝政府对农业和工商业均采取减免税额的办法，对各省荒地粮额，减免税收；对遭兵荒、水旱等灾荒地区的税粮，也予以减免。同时，清朝政府还废除了明代的工匠制度，解放了手工业者的匠籍身份，“令各省俱除匠籍为民”，并免除手工业者的徭役。尤其是在清朝政府在采取地丁合一税制后，一般只征收钱粮，不再有丝绢纺织品之征。官府所需的布匹和官局织造需要的丝织原料，也以市价向布商和丝商购买（见彭泽益，1981，页369－370）。这些措施对促进清初经济的恢复和自然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的自发成长，无疑有一定的作用。纵观整个清朝267年的统治，除清初和清末战争、平叛和对外赔款需要外，清政府对民众税负是比较轻的，相应地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也不大（图1）。从税制上来看，在清初，为了筹集军饷来稳固其政权统治，清政府采取“天下天赋，悉照万历年间则例征收”政策，并仍然采取明代田赋和丁赋分别征收的办法。然而，到其政权稳固下来之后，清朝改为“摊丁入地、地丁合一”的税收制度，并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皇帝下诏提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著名税收政策（见黄天华，2007，页564－568，李龙潜，1988，页392－400）。自清初废匠籍，到实行摊丁入地的税收制度后，清政府也把匠班银并入田亩征收，一般不再采取纺织品（丝绢与棉布）的形态，从而使工匠的税收负担也明显减轻，从而有利于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参彭泽益，1981，页371；孙翊刚、王文素，2007，页282－283）[2]。另据美国华裔中国近代史研究名家徐中约先生的研究，“在顺治朝（1644~1661年），清廷的岁入约为2,800万两；康熙朝（1662~1722年），约为4,000万两；而在乾隆朝（1736~1795年）岁入在4,300万两—4,800万两之间”（见Hsü，2000，p.53）。考虑到这一时期中国人口和耕地面积均大幅度的增长，这一时期民众的税收负担几乎没有增加，甚至还有所减少。清廷的低赋税政策，显然有利于民间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长。结果，到康乾期间，中国的棉纺织业、丝绸业、陶瓷业、制茶业、制醣业、造纸业、冶铁业、造船业逐渐发展起来（参孙翊刚、王文素，2007，页282－283）。中国市场经济经历了康熙和雍正时期的恢复和发展，到乾隆中期，已臻鼎盛，以致于一些研究清代经济史的学者认为，在前清时期，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到达了一个“高峰时期”：“这时商品流通的条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而日臻完善，远非昔日可比”（方行，经君健、魏金玉，2000，页927）。
图 1，清朝政府的财政支出（马德斌制作，见Ma, 2009, p.31）[3]
第三，在前清时期，朝廷在缩小官营手工业的范围和规模的同时，对所有官营手工业的工匠均采取雇募制的方式，“按工给值”（《皇朝文献通考》，卷二），“按件给工价”（《苏州织造志》，卷五，工料）。在缩小官府手工业的范围和规模的同时，前清政府还放宽了对民间经营的手工业的限制。例如，尽管在清初朝廷鉴于明代矿税之害和畏惧流民聚集矿区闹事而对采矿业采取一段时期的封禁时期（方行、经君健、魏金玉，2000，页715），但在其政权稳固下来后，清政府吸取了明代官营矿冶扰民的教训，放宽了对民间经营矿冶的限制，一般只征收课税，而不再干预其生产[4]。另外，除了在一段时期中对金银矿进行官采并对民间禁采的政策外（侯家驹，2008，页690－691），对于其它矿产，准予各地“任民采取”，即采取比较放任的政策，而只征收一定比例的矿课而不再直接干预其生产。对四川的井盐，清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宽容态度。在清代以前，四川井盐业的井灶皆由官置，采取由官府机构“募灶丁煮盐办课”的经营方式，盐的运销也由官府控制，官府专卖。自清初开始，满清朝政府就让四川井盐任民自由开采，遂为民之私产，政府只就井灶征以课，就盐引榷以税，同时对井盐贩运征收税票（彭泽益，1981，页372－373；李龙潜，1988，页307）。
第四，为了促进商品交易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清廷制定了一些保护市场竞争的法律、法规（见经君健，1994），如在法律中规定，“凡占据市行，与民争利”者，“定置重典”（《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765，刑部，户律市廛）。除了在立法上对保护市场贸易和竞争做出一些制度性的规定外，清廷还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在大市镇派驻机构和官员管理市场，保证市场运行秩序，并统一度量衡，打击制造贩卖伪劣商品（参方行、经君健、戴金玉，2000，页1422－1429），从而为前清时期商人的经营和贸易创造了一定的合宜环境。不仅如此，清朝政府还修道路、建桥梁、疏河道、建驿站，为全国的商品流通提供一定的交通便利，以致于“相对于前代而言，清代的水路交通和陆路交通都比较通畅。水、陆两系交通的主要干线都由国家各级官府负责管理和维修”（同上，页927－947）。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在清初满清统治者对国内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采取了许多有利的鼓励政策和措施，但是为了维持其政权的安全，以防国内的反清复明势力与在台湾的明朝旧臣郑氏的来往，清朝政府在清初曾采取了非常严格的“禁海”和“迁海”政策。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清廷开始禁海，次年六月，正式禁海：一方面，“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货地方官查出，或被人告发，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正法，货物入官。……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举报，皆论死”；另一方面，“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清世祖实录》，卷一0二）。在顺治十八年，清廷又下令沿海居民内迁。到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沿海居民被迫再迁、三迁，从福建“迁及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五省之界”。清初朝廷官府的禁海令，显然阻碍了清初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尽管当时仍然有官方的对外“朝贡贸易”和民间的走私贸易，但对清初市场经济发展的整体而言，显然有一定的限制。直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统一台湾后，清廷才在次年下令开海禁，中国的对外贸易才开始有了一定发展。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的对外贸易也随之则有很大发展：“江海风清，梯航云集，从未有如斯之盛者也”（嵇曾筠，《乾隆浙江通志》，卷八十六）。对于前清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我们下面还要专门谈到。
在稳固其政权统治后一个中央帝国的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下市场经济的自发成长，加上清代前期清政府所采取的上述几项鼓励经济发展和商业贸易的政策，导致了康乾盛世期间中国市场经济有70余年的繁荣。经济史学界许多学者均注意到，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中国市场经济曾出现了一个高度发展的繁荣时期（见彭泽益，1982，页378；张研，1998，页430）。
首先，从经济总量上来看，经过康乾时期130余年的经济恢复和增长，到18世纪末的道光初年，中国无论GDP总量，人均GDP，以及工业化水平，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例如，瑞士经济史学家拜罗克（Paul Bairoch）就曾估计到，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占当时世界的总额中比例是32.8％（而当时欧洲制造业的总量才占世界的23.2％），是法国的8.2倍，英国的17.3倍。到1800年，即乾隆驾崩的第二年，中国的制造业占世界总量的份额则上升到33.3%，依然超过欧洲总量的5个百分点，为当时英国和法国的7.8~7.9倍，俄罗斯的6倍，日本的9.5倍（见Bairoch, 1982; Kennedy, 1987,p.149）。值得注意的是，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曾对拜罗克的上述历史估计数字持怀疑态度，甚至说他完全杜撰了历史[5]，但尽管如此，麦迪森对前清时期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同样也给予了很高的估计。譬如，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麦迪森（Maddison, 2001, p. 117）就表明，“19世纪之前，中国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强大。……14世纪以后，虽然欧洲的人均收入慢慢超过了中国，但是中国的人口增长更快。1820年时，中国的GDP比欧洲及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
对拜罗克和麦迪森的这类大范围、多国家和长时段的历史估计数字，虽然我们今天不能尽信，但是他们的研究和估计至少从一些方面——或言在整体上——反映出了前清时期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情况，且在尚缺少精确历史统计数字的情况下，通过这些历史学家的估计数字，我们至少可以大致把握某一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整体经济发展的大概情况。除此之外，从国内明清经济史的零散研究数据中，我们同样也可以从某些方面确信清初至乾隆末年中国市场经济的大致走向和发展脉络。譬如，现有清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些文献综合表明，在顺治十八年（1662），中国的丁数为1900万，按每户一丁五口来推算，这时中国总人口还不到一亿（参Ho，1959，中译本，页40；方行、经君健、戴金玉，2000，页182）；但是，到乾隆六年（1742），中国的人口就增加到了1亿4千多万；到乾隆48年（1784），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2亿6千多万；到乾隆55年（1791），中国人口已经超过3亿（见Ho，1959，附录，表1）。在人口快速增加的同时，中国的耕地面积也不断增加。据《清世祖实录》的记载，在顺治八年（1652），全国的耕地面积仅为2.9亿亩（仅为明万历年间的40％左右，这其中可能有漏报之处），在康熙六十一年，已经达到7.2亿亩（方行、经君健、戴金玉，2000，页105）。在雍正、乾隆年间，清廷又继续鼓励向山区、口外、边疆如新疆、内蒙、东北、台湾等地的垦拓，更进一步增加了中国的耕地面积。按照许涤新、吴承明（2003，页194－196）等后来的估计，在清朝嘉道年间，中国的耕地面积甚至会达到11亿~ 12亿亩。因而，单从人口和农业增长来判断，在康乾经济繁荣期，中国的综合经济国力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应该是没有任何疑问的。[6]
从康熙二十三之后中国社会的相对稳定、清廷对工商业和采矿业的相对宽松的管制和激励政策，加上垦地拓荒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康熙末年到乾隆中后期中国工商业的自发成长，慢慢蕴生了合宜的环境，随之，整个社会经济趋于繁荣，城镇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均逐渐发展起来。从手工业来看，除官营的铸币业、织造业和瓷器的官窑有一定的发展外，民营手工业发展尤为突出。譬如，就丝织业来看，到乾隆时期，江宁已达3万张织机，苏州1万余张，盛泽、杭州等城市也多达数千张（李龙潜，1988，页420－421；朱伯康、施正康，2007，下卷，页254；张研，1998，页431）；并且，除江苏、浙江外，在广东、四川、福建、陕西、山西、河南、以及山东的茧绸都有一定的发展（参方行、经君健、戴金玉，2000，页582－608）。
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在这一时期，民间丝织业向城镇的集中，不但加速了这一时期的城镇化过程，而且其生产过程的社会分工也日益深化和细密，一些工序独立出来，形成了专业化生产。与丝织业一样，前清时期的棉纺织业也发展很快，不但在江南的松江、太仓、苏州及其周围城镇形成一批以棉纺织、棉花加工、和棉布贸易的专业市镇，而且在北方的山东、河南、直隶，乃至西南部的四川、湖南、湖北、贵州的棉花种植、棉花加工和棉纺织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并在康乾经济繁荣时期形成了全国性的棉布贸易网络。除纺织业外，在康乾盛世期间，中国的农产品加工业，如制茶业、制糖业、榨油业、酿酒业、造纸业、制烟业等也有很大发展。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由于这一时期清政府采取了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和管制措施，前清时期的采矿业、制盐业和陶瓷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据有关专家（张研，1998，页432－433）研究，从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三年（1712~1725）每年的采矿厂稳定在60多到70厂左右，到雍正十一年（1733）则上升到158厂；到乾隆八年（1743）上升到204厂，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则多达313厂。随着采矿冶炼业的发展，前清时期的铁器制造业（如佛山铁业、苏州、上海等地区的铁器制造、四川、山西、陕西、湖南、山东等省的铁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尽管与前朝相比，前清时期的制铁业的加工工艺和制造方法没有多少改进，但是仍然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作坊（见方行、经君健、戴金玉，2000，页793－807）。与制铁业相似，在前清时期，中国的造船业也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同上，807－833）。
前清时期农业中的经济作物的增加和手工业的发展，自然与商业和国内贸易的发展密不可分，或者说互为条件。棉花、蚕丝、烟草、花生产量的增加，加上前清时期田赋的货币化和人口的增加，这些因素均有利于农业产品的商品化，从而促进了棉纺业、丝织业、制盐业、制铁业的发展和全国销售网络的形成。前清时期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国内商品的贸易和流通网络的形成，也促使了一些专业化城镇开始出现。在雍乾时期，一些工商业大城市开始形成。当时，除著名的北京、佛山、汉口、苏州这“天下四聚”（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外，还有南京、扬州、杭州、广州、重庆、芜湖、淮安等重要的商业贸易都市（见李龙潜，1988，页432）。在北方，除北京外，天津、开封、临清、济南、莱登、张家口等商业城市也十分繁荣。这一时期，一些著名的商业和贸易城镇也大批出现。除著名的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这些专业商业贸易中心外，还有丝绸业巨镇南浔[7]、乌青、震泽、菱湖、濮院，绵织业和布匹转运城镇新泾、朱泾、枫泾、南翔、高县（山西曲沃县），粮业巨镇枫桥、黎里、平望、长安（海宁县）、阿城（山东阳谷县）、枞阳（安徽桐城县）、邵伯（江苏扬州府）、鱼洞（四川巴县）等等（方行、经君健、戴金玉，2000，页1128－1130；张研，1998，页502－503）。康乾时期的这些商品制造、销售和转运的巨镇如此众多和发达，以致于一些研究明清经济史的学者认为，在这一时期，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在江南地区）是市镇星罗棋布，“差不多每隔十里就有市，每隔二三十里就有镇”（朱伯康、施正康，2007，下卷，页274）；“雍、乾时期的城市和市镇，无论从城建规模、人口结构、商品交换等方面看，都有较大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许多综合和专业市镇的发展，是由于经济的因素即商业的发展而“自下而上”地形成的（李龙潜，1988，页433，王家范，1984）。
康乾时期中国市场经济的自发成长，一些商品的全国性市场贸易网络的形成，以及一些商业都市和专业化商品贸易市镇的大批出现，也导致了一些著名商帮的形成，如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晋商、徽商、陕商、以及宁波商帮、洞庭商帮、山东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这号称的“十大商帮”。这些商帮还在一些商业都市建立会馆、公所，有的商帮还在明代“贷金制”、“伙计制”的基础上实行过“股份制”（股俸制）。随着康乾盛世时期市场贸易的扩大和商帮出现，一些典当、钱铺、账局以及票号、钱庄等民间金融机构亦应运而生，后两者在后来的嘉道时期（1796~1850）繁盛发展起来。
康乾盛世时期——尤其是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期间——中国国内市场经济的自发成长，也引发或者说推动了这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前清历史上，从顺治十二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55~1683），满清政府实行国非常严格的海禁，在康熙五十六年到雍正五年（1717~1717）年也实行过部分海禁，并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撤销了泉州、宁波、松江三个海关，实行“一口通商”、“防夷五事”的政策。除这三个时期外，前清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还是有一定的发展。根据童书城（1990，页288）的研究，乾隆时期，开放给中外商人进行贸易的大大小小的港口有100多处，如广东有5大总口及43处小口，福建有20余处，浙江有15处，江苏有20余处。北方有天津，其次是山东的登州，辽东的牛庄等港口。除此之外，山东，河北、辽宁的港口的“轻舟”贩运也十分活跃。据此，童书城（同上）发现：“当时虽然政府规定是广州、泉州、宁波、松江四口通商，但实际上中国整个沿海的大小港口都是开放的”。
如此多的港口开放和进行海外贸易，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商人纷至沓来。中国进出口的商品也不断增加。这一时期，中国除出口茶叶、生丝、土布、瓷器和丝织品外，还大量出口各种文具和日用品；反过来中国则进口黄铜、白银、香料、海产品以及一些海外珍奇制品。从外贸总量上来看，按照彭雨新（1994，页36）的研究，从雍正七年到乾隆二十一年（1729~1757），福建的对外贸易量约为22,747万两白银，到乾隆五十三年至嘉庆二年（1789~1798），则增长到512,90万量，增长了一倍多。另据黄启臣（1986，页161-163）的研究，经过前清政府放开海禁后80年的对外贸易的增长，仅通过广东海关海外贸易总量就达致422,717万两，比乾隆二十二年前清朝4个海关贸易总值40,821.6万两还增长10倍以上。另据许檀（2000）教授的研究，在康熙二十五年，清朝沿海诸关的税额仅18.2万两，并且只占全国关税总额的14.9%；到乾隆十八年，这一数字则增加到103.2万两，占全国关税总额的22.5%；到嘉庆17年，清朝沿海诸关的税额则进一步增加到177.5万两，占全国关税总额的36.9%。以上这些数字足以说明这段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基于上述史料，近些年一些研究前清经济史的学者大致趋向于认为，尽管在前清时期满清政府实行过几次海禁，并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发生过撤销闽、浙、江三海关的事，并且清廷还实际上在管理外贸易中实行过种种限制和管理（如采取特许“洋行”——如广州的“十三行”——经营外贸的制度）[8]，但在康乾盛世期间中国的对外贸易还是“以不可抗拒的势头”发展起来，“其规模和贸易总值远远超过前代，达到了新的高度”（童书城，1990，页292）。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从现有历史材料来看，尽管康乾盛世期间中国的人口、耕地面积、经济总量，以及国内市场交易和海外贸易总量均超过前朝，但是，从市场的分工和深化程度、手工业技术和制造业水平，以及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组织和交换形式来看，清代中国与前朝尤其是明朝中后期市场经济繁荣时期来对比，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和演进，这一时期中国市场分工和深化程度，大致重复了明朝中后期中国市场经济自发扩展的格局和水平，而嘉庆、道光时期的经济萧条，又似乎重演了万历末年到崇祯年间的情形。明清时期中国市场经济的两次周期性兴衰，正好说明了皇权专制制度下市场经济自发成长总是难能超越一个制度局限，或者反过来说，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安排终究不能孕育出并确保一个现代市场秩序的自发成长和良序运行。由此来判断，那种认为没有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技术、现代社会的理念以及近现代法律与政治制度的传入中国也能自发走向现代（化）市场经济的观点，现在看来仍然值得怀疑。
4.2 从嘉庆、道光年间的政府官吏腐败的普遍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衰颓
到咸丰朝的外国列强的入侵和内部的社会动乱
康乾盛世期间中国市场经济的自发成长，到乾隆朝晚期似乎已经达致了其极限。在国内外研究清史和清代经济史专家中（Fairbank & Reischauer,1989，pp. 238-243；Hsü, 2000, pp. 123-133; 郑天挺，1989，页433－483；张玉芬，2003，页2－43；吴承明，2001，238－288；李龙潜，1988，页503－534；王业键，2003，卷2，页251－287）的一个大致共识是，到乾隆末年，大清王朝已经走过了它的巅峰，并且已经埋下了在嘉道年间政治衰朽、经济停滞、萧条和社会动荡的种子。究其原因，我们会发现，与明代中后期嘉庆到万历年间的情形几乎是一样，这完全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皇权专制政制架构下王朝兴衰更替的一种新的一轮历史重复：政府官员的贪腐的普遍化以及社会财富向官家望族的急剧集中，最终导致了皇权专制王朝的衰朽和社会的动乱，并进而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的衰败。
按照徐中约（Hsü, 2000, pp. 124－126）、李龙潜（1988，页503－505）和张玉芬（2003，页15）的研究，在乾隆朝的最后20年，朝廷上下和各地官吏已几乎普遍腐败。在清代历史上，最著名的便是乾隆后期大学士和珅肆无忌惮地贪腐和祸害朝纲的例子。自1775年受乾隆垂青而擢升为户部侍郎和军机大臣后，珅侵吞国家财产几达二十余年之久，并运用自己掌控的大权恣意聚敛财富，以至到嘉庆朝初年，和珅个人拥有当铺75座（本银3000万两），银号42间（本银4000万两），田地80万亩（估银800万两）。据《清朝野史大观》中的“查抄和珅家产清单”称，在嘉庆四年（1799）诛除和珅及其党羽时，共查处和珅8亿两巨额财富（约合现今15亿美元——见Hsü, 2000, p. 124）[9]。虽然新近的严肃清史研究对对上述和珅贪吞数字有所怀疑（参张玉芬，2003，页58－62；李治亭，2002，页1350－1352），但是，在乾隆和嘉庆时期从和珅到朝廷上下各级官员贪腐普遍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嘉庆缉拿和赐死和珅后，在嘉庆朝和道光朝，清朝政府官员的吏治腐败不但没有制止和消除，而是呈现出了一个愈演愈烈的趋势。
朝廷的奢侈铺张、各级官吏的贪腐，以及社会财富向官家望族的急剧积聚，导致了乾隆朝晚期和嘉道时期社会财富占有上的极度两极分化，从而破坏了清初市场经济在传统中国社会内部的皇权专制政制下进一步成长的基础：一方面，政府官员和缙绅地主大量购置和兼并土地，[10]过着奢侈淫逸的生活，另一方面，大批农民失地破产，成为流民，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在此社会格局中，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全国各地民众起义此起彼伏，如乾隆晚期的甘肃回民起义，东南沿海地区天地会的武装起义，台湾的林爽文起义，湘黔苗民起义，以及嘉道时期川楚陕地区的白莲教起义，直隶、河南、山东的天理教起义，等等。朝廷的穷奢极侈、挥霍无度，各级政府官员的贪污腐化、吏治败坏，加上满清政府要为镇压各地民众起义筹集军饷，[11]也导致了嘉道时期清廷的财政拮据。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满清政府加强了对城乡手工业者和采矿业的苛征暴敛。这又导致嘉道时期采矿业和城乡手工业的萎缩，尤其是丝织业和棉纺业的停织歇业和贸易量减少。尤其是在苏州、南京、嘉定、湖州等江南传统纺织业的重要基地，出现了“机坊大坏，失业尤多”，“自屡经荒歉，贸易日就消减，以今较昔，不过十之二三”的情形（甘熙，《白下琐言》，卷八）。
在嘉道时期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萎缩甚至萧条的时期，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却异常地活跃起来（见李龙潜，1988，页525），不仅地主、官吏、商人放贷，甚至皇帝、政府和军队也参与到高利贷的的业务[12]。据潘敏德（1985）、方行（1984）和叶显恩等（1987）历史学者的研究，仅据不完全统计，雍正、乾隆两朝升息本银约187万两，到嘉道时期则达到700余万两，增长了近3倍。在官府财政拮据、工商业不景气、民生凋敝的情况下，典当业也在嘉道时期迅速发展起来。譬如，在嘉庆时期，陕西西安、凤翔等5郡40余州县有质库800余座，平均每县20个；珠江三角洲20个县中有1,381个典押铺，平均每县近70个；仅山西一省，就有当铺4,695家（彭信威，1958，页643）。嘉道时期高利贷的兴盛和典当业的普遍发展，更进一步加深了贫困农民和中小工商业者的窘境，导致许多人倾家荡产，沦为流民，结果，穷人和失业者或沦为匪盗，或加入到起义的行列。
在嘉道时期清廷财政拮据、吏治腐败和农民窘困的同时，中国的人口却在继续增长。按照何柄棣（Ho, 1959，p.64, p.278, p.282）的研究，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中国人口为2.75亿人，道光元年（1820）为3.5亿人，道光二十年（1840）为4.13亿，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则进一步增长到4.3亿人，共增加了56.3％，年平均增长率为6.3‰ [13]。在嘉道时期中国人口继续增加的同时，中国的耕地面积不但未增，反而有些下降。譬如，在乾隆十八年（1753），全国的耕地面积为7.08亿亩，人均为6.89亩，到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朝的耕地面积只是略增到7.17亿亩，人均已经下降到2.5亩。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全国的耕地面积则下降到了7.05亿亩，结果，人均耕地只有1.95亩了（见李龙潜，1988，页513）。人口增加和耕地面积减少，政府官吏和豪强地主土地兼并激烈，加上繁重的赋役，导致大批自耕农无业可守，弃地抛荒而变成流民（秦晖，2006，页132；2007，页136），从而使清政府直接掌握的纳税丁户急剧减少，而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又隐匿占有土地，采取各种办法逃避田赋。在清代中期，繁复发展起来的土地租佃制使土地的使用权一再转让，这也给官府的田赋的收纳增加了困难，从而更进一步恶化了嘉道时期清廷的财政困难。
就目前笔者管窥所见，国内清史学界乃至国际经济史学界对清代嘉道时期的经济史研究在整体上来看还比较缺乏，以至对嘉道时期中国经济的整体状况，我们目前还很难给出一个较为清晰和准确的判断。从一些现有出版物和间接文献上来看，对于嘉道时期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状况，史学界有大致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经济的衰退时期，具体表现是举国上下吏治腐败、朝廷财政拮据，加上人口增加、农业日趋凋敝、城乡手工业萎缩、社会严重两极分化、人民生活日趋贫困化，从而这一时期被一些史学家称作为“嘉庆道光中衰”（李龙潜，1988，页503－516；张研，1998，页609－615；李治亭，2002，页1339－1483）。吴承明（2001，页238－288）先生在一篇“18与19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的长文中也曾指出，“进入19世纪不久，发生第二次市场萧条，三四十年代达于低谷。其影响面广，较前次（这里指17世纪下叶的“康熙萧条”—— 引者注）为严重”（同上，页238）。他还把19世纪上叶的这种市场衰退称作为“道光萧条”，并指出“这次萧条是在清国势已衰，农业生产不景气，财政拮据情况下发生的”[14]（同上，页240）。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综合研究发现，尽管嘉道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均出现的停滞甚至衰退的势头，且巨大的人口压力和耕地不足使中国的发展趋于停滞，朝廷的财政窘迫和社会动乱又使嘉道时期社会乱象横生，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整体总量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嘉庆朝时期）可能还是有一些缓慢增长的[15]，并且农产品（尤其是其中的经济作物如棉花、桑蚕、烟草、甘蔗、茶）商品化程度有所提高，手工业、工矿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金融业也均有一定的“进步”（见Hao, 1986；张玉芬，2003，页2－6），美国华裔学者郝延平（Hao，1986，p.1）甚至认为，“在19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之间，市场结构、商业的金融方面、贸易中心、航运，以及经营方式等变化如此广泛、显著和迅速，以致从总的后果来看，似乎是革命性的”；“因此，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商业革命，看来是恰当的”（同上，p.335）。
另外，根据许涤新、吴承明（2003，第一卷，页289－336）对鸦片战争年前中国主要商品市场量的估算，在道光二十年（1840），中国的粮食产量为2,320亿斤，其中商品粮为245亿斤（其中进入长距离远销的粮食有54亿斤），占10.5％；全国棉花总产量达到970余万担，其中商品棉255余万担，占总产量的26％；棉布产量59,732.7万匹，其中商品棉布量31,517.7万匹，占总产量的52.8％；丝7.7万担，丝的商品量为7.1万担，占92.2％。全国的茶叶总产量也达到260.5万担，除主要在国内市场消费外，还有60.5万担出口。在鸦片战争前，盐的商品量也达到32.2亿斤。另据彭泽益（1962，页342）的研究，四川的井盐业，在康熙时销售额只有5,000余万斤，到嘉庆时则达到35,000余万斤。除此之外，嘉道时期的海外贸易似乎也有一定的增加。譬如，按照聂宝璋（1983，页61）的研究，在嘉道时期，行驶往东南亚的中国帆船就有近300条，总吨位达到8.5万余吨，是当时东印度公司航行到中国船只吨位的4倍。
尽管由于缺乏全面且大视角和第一手资料的综合研究，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得出一副较为完整和清晰的嘉道时期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整体图景，但是，从目前所能查阅的文献中我们至少可以判断，随着人口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的2.75亿人增加到道光二十年（1840）4.13亿，尽管朝廷财政拮据、官府吏治腐败、社会乱象横生，但中国的市场容量和总体经济规模随着人口增长在嘉道时期（1796 ~1851）的55年间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缓慢增扩的。但是，由于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的持续增加，当时中国社会的可能情形是“有增长，但没有发展”，甚至人均经济总量在这一时期还有可能是一种下降的趋势（见Maddison, 2001, p.264，Table B-21）。尤其是在道光朝中后期，中国的经济总量还有一定的下降（见Maddison, 2001, p.264，Table B-18）。
与此同时，西方世界正在19世纪上半叶经历着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快速经济起飞时期，而嘉道时期中国的市场经济，基本还是在近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没有发生的条件下在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体内运行，并呈现出各种乱象和衰颓趋势，这大致也就是吴承明先生所言的“道光萧条”。由此来看，费正清和赖肖尔（Fairbank & Reischauer, 1978, p.263）在其名著《中国：传统与变革》中所提出的如下判断，应该说基本上是有道理的：“1800年的中国经济不仅与欧洲经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而且结构不同，差异迥然。……技术水平仍然停滞不前，人口增长趋于抵消生产的任何的增加。简言之，生产基本上完全是为了消费，陷于刚好维持人民生活的无休止的循环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净节余和投资是完全不可能的。”
正当嘉道时期国势衰微、经济发展停滞甚至陷于萧条，各地起义此起彼伏的社会格局中，以英国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进一步加重了清朝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按照马士（Morse, 1918，参中译本，页194－240）、张馨保（Chang, 1964）和（许涤新、吴承明，2003，页44）的研究，在嘉庆五年（1800），英国从印度运输到中国的鸦片为4, 570箱，到道光十年（1830）增加到了19,956箱，至道光十九年（1839），则激增到40,200箱。另外，美国也从1800至1839年间向中国输入了10,000箱鸦片（Hsü, 2006,p.168）。另据美国人（见许涤新、吴承明，2003，页44）估计的材料，从1800到鸦片战争前，英美共向中国输入鸦片约424，620箱（每箱约1.1担）。在道光朝初期，中国在对西方诸国的贸易上还保持着长时期的贸易顺差，导致这一时期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譬如，在1781－179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1,640万两，1800－1810年达2,600万两（见Chang,1964, p. 41; Hsü, 2006, p.165），可是，到道光年间，随着鸦片大量输入中国，白银大量流出。至道光十七年（1837），“广东海口每岁出银至三千余万量，福建、浙江、江苏各海口出银不下千万，天津海口出银亦两千万”（见李龙潜，1988，页533）。另据当时英国政府的蓝皮书的记载，从1838到1944年，仅中国对印度的白银流出就高达3,000多万两，1845年中国的白银外流一年又约达1,100万两，1846年进一步攀高到1,350万两（严中平，2001，页350－352）。
鸦片的输入和白银的大量流出，对嘉道以及后来的咸丰年间（1851~1862）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十分巨大：（1）大量烟民（有许多政府官吏和依附者）吸食鸦片，不但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消弱了大清军队的战斗力，而且“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贪污也从精神方面使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完全腐化”（马克思，1850/1972，页2）。（2）由于大量吸毒者把钱花在吸食鸦片上，无钱消费其它商品，导致道光年间商品市场需求停滞，结果导致市场的普遍萎缩[16]（Hsü, 2006, p.169）。（3）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中国的贵金属货币涸竭，加速了清王朝的财政危机，各省拖欠日多，国库存银日少。为了维护其统治和国防的需要，清政府只好加强对农民和工商业者的税赋收括，这更进一步打击工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正如当时的清朝重要学者包世臣在19世纪40年代所观察到的，“商贾不行，生计路绌，推原其故，皆由银贵”（《安吴四种》，卷26，页37）。当时的另一位大学者冯桂芬注意到，到了19世纪40年代，出现富商大贾“倒罢一空”，“凡百贸易，十减五六”（《显志堂稿》，卷11，页33－34）的现象。（4）白银大量流出，导致银贵钱贱。譬如，在乾隆五年（1740）时，1两白银换800文铜钱，到道光八年（1828）年时，1两银在直隶值2,500文铜钱，在山东则值2,600文（同上）。（5）银价上涨后，由于按照清朝的规定缴纳税赋仍要以银计算，这无疑加重了农民、工商界人士和其他税赋缴纳者的负担，导致民众生活日益贫困化，从而加重了道光和咸丰年间的社会危机。
在清王朝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鸦片输入中国的变得毫无约束。按照徐中约（Hsü, 2006, pp.225－226）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一书中所给出的数字，中国的鸦片输入从1842年的33,000箱上升到1848年的46,000箱和1850年的52,929箱。结果，仅1848年一年，就有1,000多万两白银外流，“加剧了业已恶化的经济混乱和铜银兑换价格”，又更进一步加重了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危机。对于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格局，远在欧洲的马克思（1850/1972，见中译本，页3）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做了这样的描述：“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非生产性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所有这些破坏性因素，都影响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而到1840年就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被英国的暴力所打破时，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就如小心保存的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当时的这段评论，非常恰当地给我们描述出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经济社会情形。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清廷必须支付大量战争赔款银达2,800万元[17]，折合白银1,960万两。鸦片战后，鸦片到中国的输入由走私进口变为半公开，并自1858年与西方列强签订的《天津条约》之后，鸦片输入合法化了。结果，输入中国的鸦片鸦片又不断增加。譬如，到咸丰十一年（1861），输入中国的鸦片竟高达72,424担，并同治元年（1862），进一步攀升至83,051担（（见许涤新、吴承明，2003，页80，表2－20）。[18]
巨额战争赔款，加上鸦片输入不断增加，导致白银不断大量外流和政府财政窘迫。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巨大军费开支，战后战争赔款，都迫使清政府加征赋役，税赋加重，银贵钱贱，加速的工商业的破产和民众的贫困，致使使许多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除此之外，为了应付窘迫的财政困难，在咸丰三年（1853）4月，清朝政府有开始发行票钞、大钱21种至多。票、钞、大钱的大量发行，导致了恶性的通货膨胀，使更加重了民众百姓的贫困化，更使农民和小生产者和小商小贩不能进行正常的生产和买卖活动。加之，在道光朝后期的19世纪的40和50年代，在中国又发生了多次大的自然灾害，如1847年的河南大旱，1849年的湖北、安徽、江苏和山东的洪涝灾害，1849年广西的大饥荒，1852年山东境内的黄河改道（淹没了大片地区），等等。在此内外交困、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社会格局中，先后在广西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爆发了长达1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在山东、河南、安徽和江苏爆发了捻军起义（1853~1868），以及在云南、甘肃、陕西、宁夏和新疆地区爆发了的回民起义（1855~1873）。这些规模巨大、且历时均十几年的大起义和满清政府的平叛战争，对内忧外患中的中国市场经济产生了巨大破坏，不仅导致中国7千万以上的人口丧生（严中平，2001，页635－638；亦见朱伯康、施正康，2007，下卷，页354），而且使江南、华东这些明清时期时期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破坏得千孔百疮，一片凋零[19]。对此，清道光和咸丰时期的朝廷重臣曾国藩曾描述到：“自池州以下，两岸难民，皆避居江心洲渚之上，……老幼相携，草根掘尽，则食其所亲之肉。徽池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另一位参与平叛的朝廷重臣李鸿章也评论道：尽管过去“苏省民稠地密，大都半里一村，三里一镇，炊烟相望，鸡犬相闻”，但战争之后，“今则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芜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转引自朱伯康、施正康，2007，下卷，页351）。[20]另外，太平天国起义也对非太平军占领地区的城市的市场贸易、商业信贷、交通航运，以及农业收成产生了诸多影响。除了对起义和战争地区经济的直接破坏之外，这三次起义以及义和团运动也对上海、广州以及沿海地区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Hao, 1986, pp.277－295）[21]。
4.3 晚清时期中国国门开放、近代工商业的萌生与市场经济的成长
1840年之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大清帝国封闭的国门，一方面加重了中国的社会危机，以致发生了像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这样十几年的社会大动乱，从而对清朝中期的市场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另一方面也唤醒了中国的有识之士，使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现代工业科技、近现代工商业组织形式，乃至国内市场和国际交易的巨大优长，并开始反思数千年中国皇权专制制度的根本问题。随之，中国各界人士——从朝廷大臣、开明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和乡绅——均开始学习和研究西方，不但学习的科学知识，引进西方的机器和制造业技术，也开始研究西方的文化、制度和法律。在经济方面，一些朝廷重臣则主办“洋务运动”，建立近代钢铁、军工和民用企业，修建铁路，开放通商口岸，引进外资和发展外贸，从而开始探寻社会学家所常说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之路”。
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了圆明园，并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1861年8月（咸丰十一年七月），清咸丰帝驾崩，随即其不满6岁的儿子载淳登上皇位，开始了同治朝，中国随即进入了慈禧太后那拉氏48年实际掌管朝政的晚清时期。1860年与英法的屈辱媾和以及1864年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使清王朝消除了内外两个致命威胁。随后，在19世纪60－70年代，清王朝表现出一个相当显著的经济社会复兴气象，史称“同治中兴”。
19世纪60年代后，清政府的一些大臣——如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思想下，主张采用西方国家的近代工业技术，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即开展“洋务运动”。从1861年到1872年，洋务派官僚和人士先开始成立翻译官、新式学堂，并派留学生出国留学，以广泛接受西方的火器、机器和科学知识，并在60年代后半期设立了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金陵机器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等中国第一批官办的近代工业企业。在70年代后，洋务派官僚又开始从“自强”转向“求富”，创办了一些民用工矿业（包括纺织、煤矿和炼铁）和交通运输业（如轮船、铁路、电报），并开始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开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天津电报总局（1884年改为中国电报总局）等。在此期间，一些省的督抚也开始设立并经营各地的新式军工企业，成立了兰州机器局、云南机器局、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等。从1865年开始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这30年期间，清政府建立了21个大小不等的军工企业（严中平，2001，页648－653）。1881年，在清政府洋务派官僚主持下，开平矿务局集资建成了唐山至胥各庄的10公里铁路[22]。1885年中法战争后，唐胥铁路又分别向山海关和天津延伸，路长发展到130多公里。加上关东铁路和台湾的铁路，到1894年，中国已有了477公里的铁路（许涤新、吴承明，2003，第2卷，页402，表3－14）。
西方列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大清帝国长期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外资开始进入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有一些外国商行进入了中国的港埠城市。在1843年，在上海就有洋行5家。到1847年，在中国注册的进出口洋行已经有24家。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华外资企业数量迅速增加。据清朝海关官册统计，在1865年，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还只有78家，但是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外资企业已达580家（见许涤新、吴承明，2003，第2卷，页90－91）。这一期间，外资企业主要分布在金融业、轮船航运业、轮船修造业，贸易商行，砖茶制造业、机器剿丝业，以及出口加工业等领域。在船舶修造方面，到1894年，外商在上海、香港、广州、福州、厦门、汕头、烟台等地先后开始建立了60多家船厂。在轮船航运领域，也先后有50多家外国洋行和轮船公司在沿海和内河经营航运，并先后成立了20多家轮船公司（张九洲，2007，页270）。在金融和贸易方面，到甲午战争前，外资在华设立银行9家，设分支机构达45处，外资保险公司有9家，外资贸易商行则高达241家以上。在加工工业和轻工业领域，外资也在茶叶加工、机器剿丝、轧棉、制糖、火柴、面粉、制药以至印刷等工业领域设立了一批工厂。另外，外资还建立了煤气、自来水、电厂和电灯照明等公用事业企业。按照许涤新、吴承明（2003，第2卷，页135）等经济史专家的估价，至1894年，外资在华投资总额约为1.2亿美元。其中，贸易业约4,195万美元，占35.1％；银行和保险业3,408.8多万美元，占28.5％；航运业1,334.2万美元，占11.2％；工业约1,425万亿美元，占11.9％；其他商业约54.3万美元，约占4.6％。
通观中国近代经济史，我们会发现，与英、法、德以及荷兰等西欧国家的工业化的历史发展路径不同，中国的近代工业主要不是由传统的手工业自发成长和转变而来，而是外国资本企业进入把西方的机器工业设备和技术带入中国所带入，以及洋务派官僚学西方办洋务乃至国内一些开明士绅学习、引进和移植西方工业技术开办近代企业的结果[23]。另外，中国的近代工业也不是发端于民用商品的制造，而是经由官办洋务的军事工业起始。然而，在19世纪60至90年代中国近代工业产生的初期，官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经营非常差。由于清朝洋务大臣个人掌管着各官办企业的经营管理大权，导致这些企业内部非常腐败。清政府官僚不但在其中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而且他们对近代工业技术和管理方式也不通，结果，经营绩效非常低下，最后大多数流于失败。另外，一些贸然进入大清帝国这个古老中央王国的许多外资企业，也因文化社会环境和其他诸多因素而经营不善，也最终倒闭破产。[24]然而，尽管这一时期许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后初始经营不利，尽管洋务派所创办的近代官办工业经营不善和内部腐败，但他们毕竟把近代工业技术和近代工业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带入了晚清中华帝国这个皇权专制的封闭王国。洋务派引入的西方近代军事工业、矿业和交通业的机器工业技术，外资进入带来的西方的机器设备和近代经营方式，也激发了中国人学习西方、追求富强，从而萌生了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企业的热情。这就导致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过程表现为一个由军事工业到民用工业，由官办到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到完全商办的渐进演变轨迹。
在19世纪60至90年代，中国民营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开始出现了。中国民营近代工业的产生，大致产生自三个途径：一是由某些原来在洋行的买办、华侨、商人、地主、官僚和钱庄主直接引进西方国家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而建立起来的；二是由原来的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厂引入西方机器设备和制造技术而发展出来；三是少量民营资本工业企业是由原来的官办工业企业转化而来的。中国最早由私人资本建立起来的近代工业企业是1869年在上海出现的发昌机器厂。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民营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还只有20家左右。到了80年代，这类企业逐渐增多起来。到1894年，民营资本共设立了200多家近代企业（其中工矿业和航运业180家左右，雇佣工人62,640人），主要分布在机器修理、剿丝业、采矿业、轧花业、棉纺业、面粉业、火柴业、造纸业、印刷业、制茶业，以及航运业等行业中（许涤新、吴承明，2003，第2卷，页458－509；张九洲，2008，页302－303）。
从地域分布来看，这些民营近代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广州，并零星散布在其他一些通商口岸城市及其附近地区。与官办企业和外资相比，这些民营近代企业的规模较小，机器设备落后，生产技术也很低。在近现代企业资本总量中，以及相对于当时中国农耕社会的“自然经济”总体而论，这一时期中国民营资本经营的近代企业无论是其数量，还是其规模，显然都还是微不足道的。按照吴承明（1985，页114，表二）先生的估计，到1894年，中国的全部近代企业的资本已经达到8,952.6万元。其中，外国资本占大部分，为5,433.5万元，占60.7％；官僚资本为2796.6万元，占31.2％；中国民营资本722.5万元，还只占8.1％左右。另外，据有关专家估计，到1894年，在中国本国近代企业（包括官办和商办）中，共雇佣了65,000多工人（见孔经纬，1988，页125）。
随着国门的开放，这一期间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了一定发展。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清朝政府开放了国门，也随之使中国逐渐陷入了对外贸易中的被动地位。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朝政府原来垄断对外贸易的公行制度被废除，关税税率也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25]随之，中国的对外贸易量亦有所增加。按照郑友揆（1984，页334－335）先生的研究，在1864年，中国的进出口总值为9,486.5万两，其中出口4,865.5万两，进口为4,621万两，顺差为244.5万两。到1874年，中国的进出口总值为13,107.4万两（其中出口6,671.3万两，进口为6,436.1两），相对于1864年增加了38.1％。到中日甲午战争前的1894年，中国的进出口总值为29,020.8万两（其中出口12,810.5万两，进口为16,210.3万两），已经为1864年进出口总值的3倍多。
随着贸易总量的增加，这一时期中国的外贸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出口商品以茶叶和丝绸为主，19世纪70年代之后，这一状况有了很大改变。以上海口岸为例，到19世纪70年代后，受国际市场上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叶的竞争，在中国商品出口中，茶叶的比例有所下降。譬如，在1867年，中国出口商品准中茶叶的比例是59.7％，到1877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9.4％，到1894年，则进一步下降到24.9％。在中国传统的出口主要商品之一生丝出口方面，在19世纪70年代后，受意大利和日本丝的竞争，中国的生丝出口量了出口价格均趋于下降（参许涤新、吴承明，2003，第二卷，页246－248）。另外，按照汪敬虞（1983，页78）等的研究，在1867年，西方世界生丝消费量的36％，茶叶消费量的90％都是由中国提供的。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由于印度、日本和锡兰在茶叶方面以及日本在生丝方面与中国的竞争，使得在19世纪70年代后中国的这两种主要传统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有所下降。结果，从19世纪60年代到甲午战争前，基本上出口数量没有多少增加，甚至在90年代后，茶叶的出口总量还有所减少（见严中平，2001，页1180，1201）。在这一时期，中国其他农副产品，如豆类、花生、皮毛、桐油、猪鬃等出口迅速增加。在进口方面，在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在160多种进口商品中，鸦片入口的比例仍然约占45%。到了1894年，进口洋货品种已经达到580多种，鸦片进口则下降到20.6%，而棉花和棉纺织品的比重上升到32%以上，超过了鸦片的进口。毛织品、食糖、煤油、机器、火柴和其他工业品的进口在这一时期也呈现了一个上升趋势（严中平，2001，页1146－1203；张九洲，2008，页351－352）。随着外国洋货逐渐进入中国，加上世界上银价汇率的下降，中国由19世纪60－70年代的顺差逐渐变为逆差。尤其是到90年代后数年，中国的贸易逆差年均大约770多万海关两。用白银支付的鸦片的进口，加上不断出现贸易的逆差，加重了中国的银荒，导致流通货币的短缺，迫使一些私人钱庄发行“钱票”，清朝政府于1853年发行纸币，亦称“银票”和“钱票”[26]。西方的在华商行和银行也开始在中国发行纸币。甚至这一时期鸦片也在许多地方等地充当了货币的功能（即经济史学界所说的“苏州制度”）（Hao, 1986, pp.47-71），以适应当时国际贸易和国内市场贸易扩展的需要。
鸦片战争后国门的开放、外资的进入、官办和官督商办的近代工业的初始引进以及对外贸易的增加，自然会对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的国内市场的发展产生一定激励和推动。[27]内乱的平息，对外强所强加的一些屈辱性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也为同治中兴时期到甲午战争前中国国内市场经济成长争得了20多年的和平发展时期。[28]在这一时期，尽管外国洋货的进口——尤其是外国机制棉织品的倾销——对中国的城市的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产生很大冲击，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家庭手工业的开始解体与衰落，[29]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在这一时期应该来说还是有了进一步的成长。按照许涤新、吴承明（2003，第2卷，页309，表2－64）等专家的估算，在1840年之前，粮食、茶叶、蚕茧、棉花、罂粟五种农产品的商品值（折银）为19,243.81万两；到1894年，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55,984.06万两，净增加了36,740.25万两，净增加了1.9倍。按照（骆毅，1998，页126－128）的研究，1840年，中国的人口为4亿多一点，但到了1894年，中国的人口降为3.89亿。故从仅从上述5种农产品商品的商品值来计算，这一期间中国的人均农产品的商品量也增加了两倍以上。[30]另外，张仲礼（Chang,1962，见中译本（新版），页466）先生也曾估计到，到19世纪80年代，大约有50％的中国农产品会进入交易渠道，总额约为8亿两银子。[31]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尽管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从整体上来说分工和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且主体上来判断仍是所谓的“自然经济”[32]，但中国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化程度确实是加深了。对于这一时期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美籍华人史学家郝延平（Hao, 1986, p.335）曾认为是中国近代的一场商业革命：“近代中国沿海生机勃勃的贸易的最终结果是中西商业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革命的出现”，并认为，这种由布罗代尔所见的“由诸多因素所综合起作用而导致的”商业的根本性的变革，“到19世纪60年代已十分成熟，并且维持着强大的势头进入80年代”，因而是“罕见的”[33]。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芮玛丽（Mary C. Wright）也曾在《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一书中评论道：“整个清代商业活动的水平比以往估计的要高”（见Wright, 1962，中译本，再版序，页3），而19世纪60年代的同治中兴则体现了“重新强调中国传统制度有效性的最后一次巨大努力”。芮玛丽认为，这一在近代外交、军事和商业方面“巨大努力”“虽然其十分辉煌”，但“最终归于失败”，其原因在于，“现代化的要求与儒家社会追求稳定的要求水火部相容”：“中国之所以不能成功地适应近代世界潮流，其障碍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是满清统治，不是官场的愚昧，更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儒家学说及其体系本身的基本构成因素”（见Wright, 1962，中译本，页11－12）。
如果说从同治中兴到甲午战争期间中国近代工业、近代金融业和近代市场经济秩序还只是一个萌生阶段话，那么，从甲午战争到1911年清朝灭亡期间中国近现代工业、金融和市场经济秩序的相对快速的发展时期。在这期间，戊戌变法的失败清朝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和腐败，以及甲午战争和1900年的“庚子国变”及其两次战争的巨额赔款，似乎都没有完全阻止中国近代市场经济秩序的扩展。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的惨败，一方面在政治上说明了清朝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另一方面则在经济上也表明了在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和自强运动的彻底失败[34]。《马关条约》签订后，举国上下各界人士群情激愤。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许多商人、实业家、思想家以及爱国士绅们纷纷设厂自救，并敦促清政府变法维新，建立适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与政治制度。迫于国外列强入侵的压力和国内进步士绅发展近代工商业的强烈要求，清廷于1897年1月明令各种官办事业准许个省官商量力附设，放松对民族私人资本的限制，允许他们在一些领域的发展，并对建立实业给予议定的鼓励与资助。譬如，在1898年7月，清朝光绪皇帝采纳了维新派的意见，颁发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专利性质的法规，以法规的形式鼓励商民讲求工艺。同年11月，清政府刚成立的矿务铁路总局又制定了《矿务铁路公共章程》。1903年，清政府派27岁的贝勒载振出洋考察各国工商企业，并在他返国后设立了商部，同时设注册局。从1904年到1910年晚清政府又制定了诸多商法（如《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等）和财政金融法（《印花税则》、《试办银行章程》等）和其他行业管理法规等数十部。后来，清政府在分别颁发了以及商标法、著作权法等（参汪敬虞，2000，中册，页1442－1515；孔经纬，1988，页135－136）。除了制定商法、金融法和行业管理法规外，1905年，清朝商部还在天津成立劝工陈列馆、高等实业学堂等。结果，在清政府内外交困的的最后十几年中，中国的市场经济和近代工商业却有了一个较快成长时期。
按照汪敬虞（1962）先生等经济史学家的研究，从1895年到1913年，仅本国资本新开设的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有549家，资本总额达12,029.7万元；平均每年增设28.9家，新投资本633.1万元。这一期间，一些行业的年增长速度甚至高达15％到20％。这一现象“不仅过去所未有，也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所谓黄金时代”（吴承明，1985，页122）。随着民族私人经营的企业数目的增加，民营资本的总量也增加了很多。譬如，在1894年，民营私人资本的总额为710万元；到了1913年则达到1.62亿元，翻了22倍（张九洲，2007，页305）。
除本国资本新办的工矿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外，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也较大规模地进入中国，从而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有一个更快的发展时期。按照汪敬虞（1962）等经济史学家的研究，从1895年到1913年这13年期间，外资在中国设立10万元以上的工厂和矿场共有136家，资本总额为10,315.3万元，加上1894年以前进来的外资，按资产净值估计，到1913年，工矿业的外资总额为18,349.4万元。按照吴承明（1985，页124，表四）先生的估计，在全部制造业、矿业、铁路和航运业的154,095.6万元的资本总量中，外资为123,709.4万元，占80.3%，本国资本仅为30,386.2万元，占19.7％。在1894年，在近代产业资本中，外资仅为国内资本的1.5倍。但是，到1913年，前者已经为后者的4倍多。这足以说明这一期间外资进入和发展更快，以致于在中国工矿、交通、航运等行业外资均占据着支配地位。譬如，按照宓汝成（1980，页670）的研究，到1914年，外资直接和间接投资控制的铁路占中国全部铁路的93.8％。在煤矿业中，1913年全国机器采煤产量为787万吨，其中外资控制的7大煤矿产量就达600万吨以上，占机器采煤总量的80％。在棉纺业中，尽管在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兴建的棉纺织业有了很快增加，但是到1914年，外资厂家仍拥有纱锭为464,976枚，织机2,310台，分别占中国当时纱锭和织机总量的46％和50.1％（参张九洲，2007，页275）。
这一期间，外资不但在中国工矿产业方面增加了投资，而且投在金融、贸易、公用事业和其他行业的资本也有较快的增长。按照民国时期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专门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尤其是近代以来外资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贸易——的教授雷麦（Charles F. Remer）在1933年的研究，在1895~1914年间，外资在中国制造业的投资总额为11,060万美元，其中投在制造业中部分只占外资在华投资总额的6.9％（见Remer，1933，参中译本，页51），而其他部分则投在贸易、金融、交通运输，以及公共事业等领域。譬如，在1895~1914年间，新设的西方银行约有10家，分支机构40余处。除此之外，还有日本的在华银行和中日合资银行连分支机构近30处。到1914年，外资在华金融业的投资约7,560万美元，比1894年增加了近两倍（但在这一期间外资金融业在华投资占外资在华投资总额的比例则有所下降，从1894年的31.28％下降到1914年的7.86％。见许涤新、吴承明，2003，页537－538，表4－7）[35]。在贸易业中，外资在华企业的投资为14,260万美元，占外资在华投资总额的14.83％（许涤新、吴承明，2003，页538，表4－7）。结果，到191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90％由外国洋行控制着（张九洲，2007，页275）。
随着甲午战争国门的开放和外资的涌入[36]，加上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这一期间中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按照汪敬虞（2000，页174－176，表17）等经济史学家的估算，甲午战争前的20年，中国对外贸易就有一定的增长，进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4％，出口增长率为2.54％。甲午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加快。如果以1890~1894年5年平均数为100，按照当时中国的货币本位以银两计算，在出口方面，1895~1899年年均则为142，1910~1914年已经达到315，即比甲午战争前增长了2倍多，年平均增长率为5.9％；在进口方面，1895~1899年年平均为153，1910~1914年年均达417，增长了3倍多，年平均增长率为7.4％。另外根据当时德国统计年鉴的统计，中国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以德国马克计，1896~1898年3年平均约占1.5％，1911~1913年3年平均约占1.7％（参Remer，1926，中译本，页93；何炳贤、华国章，1939，页17；汪敬虞，2000，页178）。虽然相对于一个4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说，这一比重在当时世界上还很小，但仍说明这一期间有一定的增长。
甲午战争后，在国门的进一步开放以及对外贸易增加的同时，中国国内商品市场的流通也明显扩大。在交通运输业方面，1895年中国的铁路总里程还只有467公里，到1911年已经达到9,292公里。1895年中国轮船吨位也只有32,708吨，到1911年已经增加到90,169吨，翻了2.76倍。这一期间，中国通商各关进出口轮船的吨位也由1895年的496.5万吨增加到1911年的12,830万吨，翻了2.58倍（见汪敬虞，2000，下册，页2021、2034，表49、表51）。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市场的扩大，国内商品的贸易量迅速增加。1870年，国内埠际贸易（各关土货运出总值）[37]还只有7,898.4万关两，到1894年则增加到18,610.3万关两，而到1913年则进一步增加到57,944.9万关两，即从1894年到1913年增加了2.11倍。进口到中国的洋货净值也从1840年的6,369.3万关两上升到1894年的16,103万关两和1913年的57,016.3万关两，即从1894年到1913年增加了2.52倍（见许涤新、吴承明，2003，第2卷，页1015）。另据吴承明（2001，页303，表6）在“近代中国市场商品量的估计”一文中的估计，包括国内生产商品和进口净值两项的中国市场商品量从1869到1894年的增长率为1.25％，而从1894到1908年为4.02%。这些数字均说明，在甲午战争后到清朝灭亡期间，尽管政府软弱无能，政局动荡不已，但中国的国内市场经济还是有一个较快发展时期的。
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加、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商品流通量的增长，新式商业和近代金融业也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也从而加快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这一期间，除原来的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福州、南京、重庆和成都等通商口岸的数十万乃至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外，也因铁路的兴建等原因而出现了石家庄、郑州、青岛、济南、唐山、大连、哈尔滨、齐齐哈尔等一批新兴城市。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些传统市镇也在20世纪后空前繁荣起来（张九洲，2007，页327）。尤其是上海这个城市，在晚清后期不断增长。譬如，在1843年，左右，上海县城人口有20余万，在全国排名第十二位（参Skinner，1977，中译本，页）。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在当时上海还不能算是一个中心城市。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1843年11月17日上海开埠，之后，上海快速成长起来，在中国城市中的地位迅速攀升。在开埠后10年左右，上海取代广州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其进出口货值占全国进出口货总值的50％以上；在开埠后30年左右，上海成了全国内河、长江、沿海和远洋四大航运系统的航运中心；1895年以后，上海又成为中国外资企业最集中的城市。[38]1900年，上海城市人口突破100万，到了1915 年，超过200万，已成为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都会。[39]
就在晚清中国市场经济开始其新一轮增长和“现代转型”之际，满清政权也迫于国内国外的压力而试图建立适应近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如在1908年8月27日发布了“宪法大纲”，准备实行“君主立宪政制”，但这已经太晚了。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中国也随即进入了一个北洋军阀割据的历史时期。尽管这一时期各军阀走马灯式式的上台和交替交接政权，且内战此起彼伏，但中国市场经济和中国对外贸易却在1912年后却始终保持着一个较快增长速率，并1927年后进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增长期。[40]因而，在20世纪初中国独特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局中，清朝的衰亡以及中华民国的建立似乎还是在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没有造成巨大经济波动的朝代更替。
5.简短的结论
通过整体回顾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下传统中国社会内部的市场经济发展史，我们今天可以发现以下三个特征：
1. 自秦汉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呈现了比较明显的周期性兴衰特征。这一显著特征与王朝的更替有关，且市场经济的兴衰和王朝的更替，常常互为因果。自西汉时期的文景之治，到清末民初现代市场工商业的萌生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5次市场经济繁盛发展的时期。
2. 给定一定的社会安定环境（即没有战争和兵荒），无论在任何艰难的社会安排中，市场经济都会自发成长。自汉武帝开始，中国历代王朝中朝廷所屡屡采取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和“禁榷（官工业）”制度，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滞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然而，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朝代中，市场经济还是在皇权专制政制下艰难和强韧地成长起来，尤其是只要皇权专制朝廷稍微放松对市场经济自发成长的管制和压制，市场经济就会很快繁盛发展起来。但是，历史的悲剧是，当中国的市场经济稍微有个几十年最多百余年的繁荣后，总会在官府腐败、社会动乱或外族入侵的战争中周期性地衰落下去。
3. 从文景之治时期的市场经济繁荣，到康乾盛世时期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的市场分工和深化程度基本上没有多大进展，中国的科学技术进步整体上来说也不大，因而中国的市场经济两千多年来大致是在同一个水平上“内卷”（involution），或者说只是在同一水平上进行历史的重复。只是到了清末的同治中兴后，随着近代西方列强用舰船利炮强行打开了满清帝国的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的近现代工商业才开始萌生，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才真正开始起步。然而，一个巨大的历史不幸事件是，这一进程很快被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所打断了。只是到了1978年之后，中国的市场经济才真正开始在一个相对安定社会环境中以及在一个极其难得的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中的真正起飞。但是，为什么两千多年来在皇权专制政制下中国市场经济总是呈现出这种明显的周期性兴衰特征？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注释
[1]研究清史的学者有人把“康乾盛世”界定为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嘉庆四年（1799）。这些学者给出的理由是：到康熙二十三年，三藩平定了，台湾收复了，一个满族统治下的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基本稳定了下来。嘉庆四年是乾隆驾崩的年份，尽管他在1795年就已经退位了，但作为太上皇仍然实际上掌管朝政（参郭成康等著，2002，页1－3）。
[2]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对于清朝政府对工商业的政策和征税水平，经济史学界甚有不同的看法。譬如，李龙潜（1988，页479－480）教授在谈到清代“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原因时就提出，除清政府颁布种种法令干预和限制手工业的生产和流通外，“清政府对工商业征收课税，名目繁多，十分苛重。……凡此种种，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手工业的繁荣，成为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绊脚石”。然而，杨联陞（1976，页380－381）先生对此好像有自己的看法。譬如，在“传统中国政府对城市商人的统制”一文中，他就曾指出：“如果回顾一下清代最初两百年间政府对城市商人的统制，很明显的是，这段时期我们见不到什么特别的障碍妨害商人改善他们的地位；政府对商业活动的控制是有限的，加于他们身上的课税与勒索，相对来说较轻（或至少说不特别重）。”在翻译这篇文章的前言中，译者段昌国（同上，页376）也指出：“一般而言，清政府对商人，尚属宽大。商人之苦于苛虐者，罢市、请愿、乃至短期暴动，虽有其例，大规模之变乱，则未有商人之领袖者。此中因素，虽甚复杂，与政府对都市商人统制之缓和，似不不无关系”。方行、经君健和魏金玉（2000，页1453）等学者的研究也发现，清朝时期“抑商”思想、思潮的存在，“与王朝制定商品流通政策是两回事。……清代前期的几个皇帝都不是经济思想家，没有完整的商品经济思想。但他们也并非采纳了‘抑商’的经济思想来制订政策。如前所述，清廷的商品流通政策与管理，尽管主要目的是维护政权统治，社会安定，但政策落实的效果，或者说在客观上，是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历史事实也是如此，清代前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是史无前例的”。
[3]从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博士所制作的这一图表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和直观地看出，在整个清朝250多年的统治中，政府的财政支出一直很低。在绝大多数年份中，整个清朝政府的支出在人均10斤米之下，而只有在清初和清末出于战争的需要而高于这个数字。故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似乎部分印证了亚当·斯密的经典名言：“除了和平、轻税赋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原始的国家发展为最大限度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反过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各种数据计算，2007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已经超过每人8000元。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4]根据《清史稿·食货志》的记载，侯家驹（2008，页690－691）注意到：“清初，鉴于明代竞言矿利，举国恍然，于是，听民采取，输税与官”。
[5]参伍晓鹰为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译本写的序，“写在中文版问世之际”，见Maddison（2001）中译本，页2。
[6]通过对前清时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整体研究，吴承明（1983）先生曾得出如下三点结论：“国内市场显著扩大了，市场结构的力量也略有变化。这表现在：（1）商运路线增长，水运已具近代规模；商业城镇增多，并有汉口、广州等大埠及若干大米市同现；大商人资本量增大，由五十万两级增至百万两级以至千万两。（2）长距离贩运贸易品种增多，贸易量增大，以粮、布而论约为明代的二、三倍；经营逐渐专业化，并开辟东北、西南市场。（3）布代替盐，成为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品，市场上工业品总值超过农产品。整个市场已是以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为主，传统的劳动产品与封建收入（地租转化形态）的交易已退居不重要地位了”（见吴承明，2001，页162－163）。
[7]按照樊树志（1990，页212）教授的推算，在乾隆年间，南浔镇一天售出的丝就在数十万量到百万量白银左右。结果，蚕丝贸易旺季的四个月贸易额高达500万量，盛极时出口额就高达1000万两以上。故时有“一日贸易数万金，市人谁不利薰心”（温丰，《南浔丝市行》）之说。
[8]黄启臣（1986）的研究发现，在清代前期的196年中，只有顺治十二年（1655）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实行了比较严格的海禁，康熙五十六年（1717）至雍正五年（1727）实行了部分地区海禁，总计不过39年，其余157年的海外贸易基本上是开放的。另外，他的研究也发现，即使在满清政府禁海期间，也没有完全断绝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因此，不能笼统地说清代前期的海外贸易是实行一条闭关锁国政策，它实行的乃是开海设关、严格管理贸易的政策。
[9]和珅到底侵贪和聚集了多少财富，在学界一直是个难以确定的迷。据晚清和民初学者徐珂（1869 ~ 1928）年的《清稗类钞》中所言，“和珅在乾隆朝柄政凡二十年，高宗崩，仁宗赐自尽，籍没家产，至八百兆有奇。时人为之语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清稗类钞》，第四册，第1569页）。8亿两白银，在当时甚至今天也均是个天文数字。如果按和珅从政20年计算，如果这么巨大的财产全是来自贪污，那么就意味着和珅每年竟贪污了清朝国库收入的一半还多（见Hsü, 2006, p.125；张玉芬，2003，页60）！这显然不能置信。当然，和珅的大量财产主要来自的以权谋私，或具体来说来自他的当铺、银号和田产。不管和珅被查处的财产到底有多少，但在当时以至现在来说均是个巨大的数字，这一点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10]如和珅在各地占有民田80万亩，嘉庆时期广东巡抚百龄在各地有田地50万亩，道光时直隶总督琦善在各地占有土地竟高达256万亩（参李龙潜，1988，页504）。
[11]譬如，仅从嘉庆元年到嘉庆十年镇压川、楚、陕地区的白莲教起义就花费白银二亿两，以致于嘉庆朝的临时军费平均每年多达800多万两。加上每年朝廷的常额军费，只军费一项就把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全用光了（见郑天挺，1989，页476）。
[12]如雍正帝在藩邸时就开了不少当铺，即位后有继续增设（见李龙潜，1988，页519）。和珅更有“当铺75七十五座，本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本银四千万两”（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三）。
[13]骆毅（1998）和张岩（1999）等国内人口史学者前些年的研究对嘉道时期中国人口的这些数字略有修正。
[14]吴承明（2001，页240－242）先生还具体分析道，这次“道光萧条”的突出现象是“银贵钱贱，物价下跌，交易停滞，商民皆困层”，例如江南米价下跌25％，银价由每两合钱1000文增至2200文。谷贱银贵，导致农民难以纳赋，也导致商人折亏：“商贾不行，生计路绌”（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二十六）。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上半叶清朝的“道光萧条”，在西方社会工业革命和整个经济兴起大潮同一时期发生的。这也说明，那种认为没有中国近代国门开放和近现代经济组织、近现代法律和市场制度的引入，中国也能慢慢自发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15]譬如，尽管美国华裔学者郝延平（Hao, 1986，pp. 338-339）在他的《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中也注意到19世纪“清代国家的没落”，但他通过一些研究数据而判断道：“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中国经济继续在发展”。
[16]譬如，林则徐在谈到当时苏州、汉口等城市的行商铺户时，就曾哀叹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五）。
[17]按照严中平（2001，上册，页426）的研究，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巨额赔款，清政府直接取自商民的约计1,510万元，占54％，余下的1,290万元，则取自官库，占46％。
[18]按照郝延平（Hao,1986，p.336）给出的数字，到1879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最高达到年83,000箱。
[19]如杭州这个明清时期的商业大都市从80万减至只有数万人。也有人估计，仅苏南地区（常、镇、江、苏、松和太仓一州）在战争期间就丧失人口达1720万人。安徽、江西两省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的战乱中也丧失两千多万人口（见严中平，2001，页633－636）。另外，王业键（2003，第2卷，页251，注1）等经济史专家也发现，在太平天国战争本身到底所导致的中国人口减少多少，何柄棣、帕金斯等各家的估计数字相差很大，从2千万到4千余万不等。但是，这场战争对长江中下游、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城乡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却是各史学家的共识。
[20]另外，按照郝延平（Hao,1986, p.282）的研究，在1861年4曰11日，一个叫JohnHeard的美国商人从上海溯江而上做业务旅行，他发现当时沿长江每一座城市不是像镇江那样被摧毁殆尽，便是像南京那样一片荒芜。
[21]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太平天国运动也从某一方面对上海在近代的崛起有一些正面的作用，这就是档太平军攻克南京前后，江浙一带富户豪右就开始移居上海，以求避难。上海城市史的专家马学强（2003，页45）的研究曾发现：“此后随着太平军向上海的逼近，苏锡常、杭嘉湖先后为起义军所克，江浙一带富豪相继掀起了一股向上海急速流动的大潮流。短时间内上海人口猛增，1860年仅在英美法三租界内的华人就增至30万，到1862年更猛增达50万。流寓的人群之中，有不少是拥有大片田地房产、挟资万贯的富贵之族”。
[22]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条铁路为吴淞铁路，由英国资本集团建于1876年。这条铁路经营了一年多时间，就被清政府赎回拆除了。五年后，在清政府洋务派官僚的主持下，开平矿务局于1881年负责集资修建唐山至胥各庄铁路，从而揭开了中国自主修建铁路的序幕。此后又在台湾修筑了台北到基隆港和到新竹的铁路。然而，由于清政府的昏庸愚昧，在19世纪8－90年代在中国修建铁路的阻力很大，一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近20年的时间里，清朝仅修建约400多公里的铁路。
[23]对此，郝延平（Hao,1986, p. 342）曾评论道：“中国与西方工商业发展的一个显著差别是，西方商业资本主义主要是自然的、自发地产生的，而在近代中国，工商业资本主义主要是由西方所强加而来的。”
[24]譬如，在甲午战争前，外商在中国上海、香港、广州、福州、天津、厦门、汕头、烟台等地先后建立了60多家船舶修造厂，但由于相互竞争和其它环境因素，大多数船厂很快倒闭、破产或被兼并了。后来，只有香港黄埔船坞公司、上海耶松船厂和祥生船厂发展了起来（见张九洲，2007，页269）。另外，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也有一些开始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倒闭破产，并出现了1866年和1883年两次“上海金融危机”（见严中平，2001，页1055－1056；Hao,1986, pp.323-334）。
[25]两次鸦片战争也使晚清的经济地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鸦片战争前作为中国的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广州的地位迅速下降，而上海则迅速崛起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和近代金融中心。到19世纪60年代末，上海的对外贸易的总值已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
[26]直到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清朝的官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才正式发行纸币（包括银两票、银元票两种）。
[27]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1967，页589）曾认为，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况……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市场。”毛泽东的这一判断道出了晚清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
[28]尽管在这一时期，曾在1884~1885年发生了中法战争。这次战争使清廷耗费了1亿两银子，并欠债2000多万两（见Hsü, 2000, p. 336）。徐中约还认为，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标志着有20年历史的晚清的自强运动的失败，因为它意味着这一时期清朝帝国的外交、军事和技术上的有限现代化未能令中国强盛到足以抵御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
[29]例如，1872~1885年间，中国洋布的进口量增大了52.5％，结果，在旧手工棉纺织业比较发达的淞江、太湖一带“近日洋布大行，价当梭布三分之一”。就全国情况来看，到1892年时，已是“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参童书城，1990，页325）。另外，按照许涤新、吴承明（2003，第2卷，页278，表2－50；页283，表2－52）等经济史专家的研究，在1860年进口洋纱仅占全国棉纱总量的0.56％，进口洋布也只占3.18％。但是，到了1894年，进口洋纱已占23.42％，进口洋布也占14.15％。这也就是近代经济史专家梭常说的这一时期“洋（机）纱挤土纱”、“洋布挤土布”的过程。
[30]当然，这里要注意到，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并不一定反映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更不一定反映社会分工的深化。特别是按照刘克祥（1988）、汪敬虞（2000，页53）等的研究，在晚清中国农村的粮食商品化中，常常出现售粮农民一手出售精粮，一手又购进粗粮的“粜精籴粗”现象。但是，这种农民“粜精籴粗”现象应该在各时期都有的现象，而不是19世纪90年代后才独有的。
[31]张仲礼先生还接着估计道，这一时期贸易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约为22,000万两银子，约占他所估计的这一时期的278,127.2万两银子的8％（参同上，页466和页446表28）。
[32]按照费维恺（AlbertFeuerwerker）在“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见Fairbank & Liu, 1980, 中译本，页2，表1）的估计，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农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66.79％。而按照张仲礼（Chang,1962, p.296，见中译本（新版），页446，表28）的估计，这一时期农业总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60.1％。
[33]郝延平（Hao，1986，p. 350）还认为，“事实上，19世纪[中国]的商业革命在许多方面都是一场本土的运动。中国的传统经济组织十分精致复杂，足以提供一个能使中西商业资本主义茁壮成长的结构。因此，在近代非洲和拉丁美洲未曾出现过类似的商业革命，便不足以为奇了”。现在看来，郝延平的这一判断有些太过乐观，尤其是考虑到道光到咸丰年间的巨大的社会动乱，说“中国的传统经济组织能够足以提供一个中西商业资本主义茁壮成长的结构”，这一判断可能有过于太过乐观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无法理解后来的“戊戌变法”的维新运动和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等清末中国社会的诸多危机现象了。
[34]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尽管洋务运动在近代中国经济历史上迫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学习和引进西方近代工业和军事技术的努力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参孙毓棠，1957），但是在一个皇权专制的政制中，仅依靠政府官办来实现工业的近现代化的道路不通。
[35]在这一期间，中国人自己办的银行开始大量出现。自1897年5约在上海设立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后，到了20世纪初，出现了中国人兴办自己的银行的热潮。例如，在1902年在天津建立了直隶省银行，1904年在北京建立了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在民国时期又改为“中国银行”），1906年在成都建立的浚川源银行和在北京建立的信成银行，1907年在上海建立的浙江兴业银行，1908年在北京建立的交通银行、在上海建立的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以及在镇江建立的信义银行，1909年在杭州建立的浙江银行、在贵阳建立的贵州银行以及在昆明建立的广西银行，1911年在天津建立的殖业银行、在福州建立的福建银行、在成都建立的四川银行和北洋保商银行等。另外，在这一时期，传统的钱庄的业务和资本量也有很大发展（但是从1900至1911年是票号盛极而衰的年代。参孔经纬，1988，页145－148；汪敬虞，2000，下册，页2188－2198）。
[36]在甲午战争前，清朝政府已经在西方列强的炮舰压力下开放了广州、上海、天津等34处通商口岸。甲午战争到1914年，中国又新开通商口岸54处（见严中平，1955，页44－47；汪敬虞，2000，上册，页125）。
[37]许涤新、吴承明（2003，第2卷，页1016）等专家认为，清政府海关统计的“土货埠际贸易值可代表国内生产的商品的流通”。他们的研究还估算，1840年左右中国国内市场几种主要商品值为38,762万两，“全部市场交易可粗估作4亿万两，即5.6亿元”。许涤新、吴承明（2003，第2卷，页1016－117）等专家还认为，按照1894年中国国内市场交易量14亿计算，1840年至1894年增长了1.5倍，年增长率为1.8％。而“到1920年为69.4亿元，可作70亿元计，即26年间增长了4倍，年增长率为6.4％”。按照刘佛丁（1999a，页70，表1；1999b, 页66，表1－2）先生等的估计，在1887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大致为143.43亿元，到1914年27年才增长到187.64亿元，这27年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相比而言，甲午战争后市场商品量的增加要远远快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这些数字均说明，从甲午战争到20世纪初，中国国内市场商品贸易量的增加是比较迅速的。
[38]按照伦敦经济学院马德斌（见朱荫贵、戴安钢，2006，页24）博士的研究，上海的工业化起飞时间大约是在1986年：“由于甲午战争后日本强加给中国的《马关条约》允许外国人在条约口岸建立企业，从而打开了外国直接投资的闸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清宪政改革之下的自治运动的一部分，1904年上海士绅和商人建立起了作为他们以租界工部局为模式的市政机构，在华界实践伊懋可（Mark Elvin）所谓的绅士民主。他们尝试着将立法和行政分离、公开辩论及多数投票决定的制度，规范税务（以取代包税制），维护和改善公共设施，发展自己的商人武装（商团），由选举产生的法官来组成法庭，并颁布各种法律和道德条规，让人想起李光耀领导的现代新加坡政府。这一市政机构似乎也是廉洁的（同上，亦见Elvin, 1996, Ch. 5, Ch.6）。在这种政制与法律架构下，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进一步快速发展，成为全国货币发行中心，外汇和金银交易中心，以及远东著名的金融中心。譬如，在港口规模上，1931年上海港进出船舶的吨位已在当时世界上名列第六（马学强，2003，页41）。
[39] 1934年，上海人口数量在世界大城市中排名第六，达到335万（1934年，世界大城市人口的排名是：1、伦敦820万，2、纽约693万，3、东京531万，4、柏林400万，5、芝加哥337万，6、上海335万。参熊月之，1999，页29－30）。
[40]譬如，按照美籍华人学者章长基（John K. Chang）的估计，从1912年到1920年，中国工业生产年平均生产率高达13.4%，1912年到1936也平均为9.4%（见Chang，1969，p.311）。从市场发展来看，按照许涤新、吴承明（2003，第2卷，页1016）等专家根据吴半农（1932）在19世纪30年代初的数字估计，1913年，国内生产商品流通总额为9.3亿元，1920年为14.9亿元，1930年为24.64亿元，即从1913年到1930年增加了1.65倍。另据美国经济学家邓伯格（RobertF. Dernberger）综合各家的研究发现，在1901~1914年间，中国的进出口商品总额平均每年约为494.8百万美元，到1915~1919则增加到1,092.0百万美元，到1920~1929年则进一步增加到1,418.6百万美元。到1920~1929年间，中国的出口已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3%，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总额的比例也达到了2.4%（见Perkins, 1975, pp.19-47, Table 1）。刘佛丁（1999b, 页300，表12－6）等的研究也发现，从1914年到1931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1.58％，外贸年平均增长率则为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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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达飞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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