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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的“宗教”:论传媒生态与众生百态

2018-02-04 陈达飞 一瓣

克罗地亚100000第纳尔


目录


一、引言:三类100000+

二、从印刷机到AI:自我救赎,还是自甘堕落

印刷机与理性文明

电视机与娱乐“文明”

互联网与低俗喜剧

AI与文明的终结

三、制度:一种“元文化”

四、结语:相忘于江湖的100000+

 


一切都很平静,但似乎已经暗流涌动!

 

原来天真的以为,来一场知识的供给侧改革,就可以改善一些媒体和媒体人无底线的低俗、媚俗和恶俗。现在才发现,“劣币驱逐良币”的背后,更是“体制驱逐良知”。不仅缺乏供给,更加需要改革。而且真相往往是,改革的滞后抑制了供给。

 

一、引言:三类100000+

 

2017年11月7号12点47分,笔者给上海书评的主编发了一条信息,说我想写一篇波茨曼《娱乐至死》的书评,主编表示支持。我一个长期学习经济学的人,写反乌托邦的话题,实在Hold不住,所以一直拖到现在也没写。但我一直牵挂着,因为这是一本极好的书。由于本书最早出版于1985年,那是电视兴起的时代,现在已经进入新媒体、流媒体和自媒体时代,书中观点是否还经得起考验,笔者把握不好。如果自己不能够提出有力的说法去反驳,那文章就会和苍白无力。笔者开公号的一个原则就是——环保,不制造垃圾。这期间又有几次想动笔,仍觉得不到火候。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再加之笔者一直对媒体生态和众生百态有些微词,多股想法和现象交织到一起,就成了此文。

 

先是央视知名主持人王某晒“100000+”事件。因得以而忘形,遭到网友集体吐槽。这儿我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替当事人说句“公道话”。“人血馒头”本不应该是件稀罕之事,有多少媒体和文章靠这个赚点击量——“美联航暴力强拖华裔乘客下飞机”,“又一中国留学生被黑人强奸了,这次是男生”,“难民又犯事儿了,中国女留学生被强奸”……哪一篇文章不是将100000+埋在别人的“尸体”上?王某错就错在知名度太高,而且与其往日塑造的公众形象反差太大,再加上高兴过了头,所以就被网友们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让其尝到了当馒头的滋味。原本想就这件事写一篇文章的,但我想这没什么好写的,写出来也是口水文,没意思!

 

近日还热传一篇文章,说的是洛阳一老爷爷从上海坐车回家,由于突降暴雪,汽车停运。打车回家的话,起步价就要200多,但如果住旅社的话,开销也不小。所以最后只能步行80公里回家。更让人心酸的是,老爷爷在上海打工,在工地上干点打杂的活,又脏又累又辛苦,年底了还被没心没肺的老板扣下一半工资(1万多)。笔者看到这儿,好像是从自己身上割了块肉似的,多希望那篇文章的影响力大一些。让那些当老板的也看看,他们的一场应酬可能就是十几个农民工一年的工资了。结果翻到阅读量一看,怎么才1万多?这个难道不应该是100000+吗?

 

2号下午,著名作家土家野夫的公众号《苍山夜谈》(另一公号为《苍山夜雨》)发了一篇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先生在天则研究所的发言——《保卫“改革开放”》。当时笔者心理就想,大家这样积极地转载,虽是在支持,但实际上是在毁灭。可惜的是,笔者猜对了,文章果然被删(“余地先生”微博转载,又被删;凤凰新闻重刊了,应该可以找到,找不到可以找笔者要pdf版本),还好公号还没被封,但笔者点进去一看,发了3篇文章,被删了2篇。如果这篇文章不删的话,现在应该是100000+了吧。有些文章总是死在100000+的路上。我想,野夫先生一定知道这篇文章存活率很低,许教授也一定是担着风险的,我也担心天则是不是也会受到牵连?当我看到野夫先生在公号底部说,“世事艰难,改卖蛋蛋。绝对土鸡,就像我生的,保证好吃”。一股酸溜溜的味道涌上心头。这儿还立马联想到了杨恒均先生,他也回美国专心卖保健品做代购了。悲凉!

 

有的100000+,众望所归;

有的100000+,文化鸦片;

有的100000+,死在半路;

 

二、从印刷机到AI:自我救赎,还是自甘堕落

 

奥威尔在《1984》中预言人类将会遭到独裁者的压迫而失去自由,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预言人类会变成工业技术的奴隶而失去自由。“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中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娱乐的无尽欲望”。“简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而我们所爱的东西,都是来自于语言的创造。

 

语言即媒介,媒介即认识论,认识论就是一种文化偏见,而每种文化偏见都是根植于特定的语境中钟表把人分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奴役于时间的人,语言媒介的形式也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人类思考的方式和话语的结构。口语、书面语和网络用语的表达习惯是不一样的。在相对比较严肃的场合,我们只听说过“书面证明”,很少听到“口头证明”。书面文字代表的权威性、真实性和严谨性超过了口头语言,因为书面文字大都是经过作者深思熟虑、反复修改之后的凝结,而口头表达更具随意性。没有文字,就没有法治社会。就像西非有个部落,至今还没有文字。每当出现纠纷的时候,部落首领的决断就成了唯一的“法律”。自从有了文字,人类才逐渐步入文明社会。所以,从口语文化到印刷文化,是一个进步。但是随着技术日新月异地迭代,印刷文化的认识论在日渐衰退,先是电视文化,而后是互联网文化,再然后就是AI文化。这个过程似乎是人类的自我解放和救赎,但实际上,是不断被新的形式奴役。


印刷术现代化的奠基人——约翰内斯·古登堡(德国)

(1400年-1468年)


印刷机与理性文明

 

文明出现的标志是城市和文字,但文明得以延续的最大功臣是印刷术。众所周知,印刷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历史上最早的雕版印刷书发明于唐朝,宋仁宗时,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元朝农学家王帧用木活字代替泥活字,提高了印刷的质量和速度。到了明代,华燧首创了铜活字印刷术。但将印刷术发扬光大的还要归功于德国人谷登堡,他于1440年发明铅合金字印刷术,这种印刷术比较适合于西文。而且谷登堡的印刷术使得印刷品变得非常便宜,印刷的速度也提高了许多,这就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一千个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位读者在读《哈姆雷特》的时候都在重构。如伟大的文学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说,“书面文字远不止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并且给了我们震撼人心的浓缩的想象”。对于文字这种媒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技术),柏拉图在构建其理论的初期就有深刻认识,他认为语音的书写形式创造了一种新的认知理念,它是对口语表达的升华和沉淀。在他那个时代,由于还没有发明印刷术,书写的成本是很高的,更要精益求精(如中国的文言文)。这样一来,人们也会在有限的文字读物中翻来覆去地批判。没有批判,哪来哲学。关于这一点,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说到,“没有一个有智力的人会冒险用语言去表达他的哲学观点,特别是那种会恒久不变的语言,例如用书面文字记录下来。”所以,在我们生活的周遭,有一些爱吹牛的人,被称为“嘴炮”

 

在《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中,有一段富兰克林与德美浸礼会创始人——威尔法尔的对话,可以很好的阐述印刷文明时代的认识论。威尔法尔向富兰克林抱怨,说其他教派在散播德美浸礼会的谣言。富兰克林建议他们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信仰和原则,但威尔法尔与教友们商讨后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们不知道自己是都已经发展到了极致,是否达到了精神知识或神学知识的完满,所以他们有一条教义规定:不可记录汝等之教义,更不可将其印刷成文,否则汝等将永远受其束缚。正是因为他们对书面文字的严肃态度,以及对文字这种媒介的认知,他们担心会束缚自身和后人,认为这是先辈创立的,所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形式决定内容,印刷机使人变得严肃和理性。就像笔者写这篇文章一样,3个小时过去了,才写了1000字。印刷机这部机器,不仅仅是被动的输出文字,更在潜移默化的塑造语言的结构。

 

印刷文明时代,作者的特征是: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的耐心。读者也能在阅读过程中促进理性思维,培养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因为阅读文字,常常是跟作者一起在思考,而且速度可以自己把握。在印刷术占垄断地位的传播时代,即使是口语,也带有书面语的思维。1858年8月21日,是林肯与道格拉斯著名的7场辩论的开始。即使在这样口语化的场合,他们的句法结构也是复杂而微妙的。而那时候的观众,也能够津津有味地听完7个小时的辩论。还有那个时代的商业广告需要的是理解,而非激情。但是,这儿并不是说,文字即真理,它只是一种语境,而在这种语境里,会孕育特定的思维——理性思维。

 

而这一切,在19世纪中期开始变化,首先是莫尔斯发明电报,它消灭了空间的局限和国家的边界,但同时也将文字变成一种商品。人们更加注重它的实用价值,这种语境下的文字,内容苍白、表现乏力、形式散乱。梭罗说,“电报使相关的内容变得无关”。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中,“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是可以喝的”,除了标题之外,人们一无所知。我想这一点,互联网时代的我们更有体会。但这还不是印刷文明的终结,它仍然算是印刷文明不怎么理想的延续,虽说是狗尾续貂。终结印刷文明的是电视的发明,因为它开创了一个新的“文明”——娱乐“文明”。


电视机的发明者——英国科学家约翰·洛吉·贝尔德

(1888~1946)


电视机与娱乐“文明”

 

精神病学家指出,我们每个人都会筑起自己的空中楼阁,但如果我们想要住在里面,问题就出现了。继印刷文字之后,电报和摄影技术为人们构筑空中楼阁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但在电视出现之前,还没有人想要住在里面。一个表现就是,看电视会上瘾。但相对于现在的互联网而言,对电视的上瘾程度还是轻微的。电视第一次将所有媒介融合到一种形式中,它获得了一种“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队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罗兰·巴特说,电视还赢得了“神话”的地位。而当我们以神话的态度看待世界,人们就会因为敬畏而不去怀疑,就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神话是一种深深扎根于我们潜意识中的思维方式,所以电视对我们的影响,不局限于特定的放置电视机的房间。电视成了一种超级文化基因,它有强大的外溢效应,其它媒介都成了它的自媒介。这一点在互联网时代愈加凸显。很多时候,互联网的点击量成为引导电视台节目制作的方向。所以,电视不仅仅是在反应文化,而是在塑造文化。内容决定形式的同时,形式更是在塑造内容。而且,在技术演化的过程中,形式也在取代内容,成为本质属性。

 

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没有人愿意看一个毫无喜剧特点的人演小品,所以赵本山、潘长江、小沈阳和小岳岳火了;电视“文化”里的人们,需要一种对于视觉和听觉都没有过高要求的平白语言,所以百家讲坛火了;电视需要挑逗的是人们的感性思维,而非理性分析能力,所以求职、相亲、家庭内部或者邻里纠纷类的民生类节目火了。别人的成功、失败、生死和悲欢离合都被商品化了。任何主题严肃或者是沉重的话题,都可以变成毫无意义的娱乐消耗。娱乐成了目的,而非手段,为了娱乐而娱乐成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一切行业都可以称为娱乐业。然而,这只是开始。

 

万维网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


互联网与低俗喜剧

 

互联网始于1969年美国的阿帕网,是网络与网络之间所串连成的庞大网络,这些网络以一组通用的协议相连。它与计算机一样,一开始都是被用于政府与军方,只是后来拓展到民用领域后,才获得了快速的发展。1994年,Mosaic浏览器及World Wide Web的出现,互联网才正式进入公众视野。到1996年的时候,在互联网上做广告成了一种潮流,它也成为互联网公司的主要营收来源。互联网发展至今,经过了好几个阶段,至今已经到了万物互联的时代。

 

互联网已经取代电视成为当今这个时代的“元媒介”,一切商业行为都要冠之以“互联网+”的概念;一切产品都要电子化,以方便在互联网进行投放;一切人和物都要在互联网上找到位置,不然就会被这个时代淘汰;更让人“细思恐极”(互联网语言)的是,我们已经不是这个地球的主人,互联网才是。我们甚至还算不上互联网上的节点,因为电脑才是,人类只是互联网上的附庸。没有互联网,开车的找不到回家的路,老师和学生无法完成学术论文。特别是现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到了用餐时间,我们习惯性地拿出手机,打开app搜索一下;睁开眼的第一时间和闭上眼睛的最后一刻,陪伴我们都是手机;手机正在代替我们思考,人类正在迷失。

 

娱乐自然也是这个时代的最基本元素。特朗普也只有在这个时代可以成为美国总统(Twitter总统)。内容工作者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抓住受众的眼球,或者是耳朵。就以时下最流行的知识付费类音频节目为例来说,笔者与两位老师在喜马拉雅开了一个节目,讲授经济学。由于在严肃语境里泡了太久,一开始很难适应这种单线条的语境,每篇稿子都要被编辑改的体无完肤。笔者一直坚持以知识传递为目的,也就是内容重于形式。但编辑更了解音频节目的受众,认为形式非常重要。没有好的形式,再好的内容也没人会买单。所以我们在磨合中取了一个折衷的方案,只能是形式与内容的结合,而不是偏废于一方。但是至今效果还是不太理想,我知道问题出现在自己身上,因为我把所谓的底线设置的太高。所以笔者能够深刻的体会到,每一种媒介都会创造一种语境,而每一种语境,都有其独有的文化偏见。而在互联网时代,要么庸俗,要么孤独

 

再来说说微信公众号的生态文明,特别是将有些媒体的纸媒与公号版本对比起来看会更加一目了然——它们的语境是有显著差异的。纸媒更加严肃,但微信体更加“活泼”,即使是以严肃著称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是如此,记得前段时间甚传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小编与读者的互动反客为主,成了焦点。在这样的语境里,严肃内容的提供者必须面对严酷的事实,那就是受众面狭窄。这一切,是弗洛伊德时代神经官能症的后遗症,是人类任凭上帝毁灭而遭到的报应,还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贪婪和欲望的产物?

 

哈耶克所言,“长远而言,是观念,因为也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进程”。但在这个时代,这种使命感本身也成了一种媒介。

 

理性,总要有人去坚守。


似人非人生物的大脑


AI与文明的终结

 

如果说电视和互联网毁灭的是理性,那AI或许将要毁灭人类。笔者并不是说AI会像核武器那样毁灭人类,或者如有些人所说的会抢走人类的工作。其实,人类发明AI的终极目的就是代替人类工作,实现人类彻底的自我解放和绝对自由。而后,人类就可以尽情娱乐,直至死亡。那时,AI也会代替人类思考,人类的思维能力逐渐退化,直至消亡,只省下程序语言。这才是文明的终结,也意味着历史的终结。福山先生,您怎么看?

 

21世纪的今天,印刷机、电视、电话、互联网和AI仍和谐相处,但互联网已经成为主流,AI正在发挥力量,人类逐渐式微。自视清高的人类认为会永远主宰万物,殊不知,自14世纪钟表诞生以来,所谓的永恒就消失了。在AI 的世界里,100000+也会消失,因为人类不再需要通过阅读获得知识。

 

悲壮!

 

儒学文化超强基因的代表人物


三、制度:一种“元文化”

 

“如果复杂性引起超级文化基因,超级文化基因引起单一性,单一性就会引起灭亡”。科斯塔(R.Costa)在《守夜人的钟声》中如是说。

 

濒危生物史密斯蓝蝴蝶的唯一食物是生长在加州海岸丘陵地区的一种枯瘦的野生荞麦。但是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随着工业的发展和非原生作物的入侵,威胁到了野生荞麦的繁殖,从而也威胁到了史密斯蓝蝴蝶的生存。正因为史密斯蓝蝴蝶没有替代食物可以选择,其自身的进化太缓慢而难以适应新的生存环境,所以,它只能走向灭亡。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单一性带来毁灭,正如不能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但是,这种单一性的趋势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随处可见。以经济上的单一性为例,大航海时代之前,世界虽然有交往,但仍然有明确的界限。但人类过去200年的发展将不同国家缝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命运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国家的相似性至少跟差异一样地多,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来“规范”商业活动,不同国家的经济运行也有着相似的机理。一旦哪个国家获得了成功,它就会被当作典范被其他国家学习,一个国家想要制定新的制度,都得拿着成功的例子来学习。而且在这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学习也从未达到如此快的速度。

 

有一类单一性是“人类扩展的自发秩序”。例如,全球用统一的语言或者是货币,那么人们的交流和商业活动就会减去不少的麻烦。我们也习惯于将持一致意见的人看作志同道合的人,而将与众不同者看作异端,予以排斥。但有时候,这种单一性的简单逻辑也带来了大麻烦。赤壁之战,号称80万大军曹操大军就是“一个篮子里的鸡蛋”。同样,西班牙无敌舰队在时隔千年之后重蹈覆辙,也将舰队串在一起,最后也是被英国皇家海军和海盗联合部队以火攻的方式打的落荒而逃。

 

但崇尚自发秩序的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是几乎是普适规律。互联网让信息获取更加便捷和快捷,但是人们却更加难以辨别好坏和真假。在每个先进的文明里,当获取真实的知识非常困难时,信仰就会战胜知识。顺从比自己做决定容易太多。我们自己一个人不敢做的事情,当有很多人的时候,恐怕我们还能成为最抢眼的——这就是《乌合之众》的精神实质。这种“集体思维”想必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了,如当年打砸抢日本车事件,同时还有股市中的“羊群效应”等等。我们习惯于相信集体智慧,但集体行动正是纳粹、美莱村屠杀和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的原因。这种集体行动下的单一性背后,是超级文化基因——所有普遍且根深蒂固的信仰、思想或行为的力量。它会污染或压制社会上的其他信仰和行为。它是生成信仰的母体,适用于任何领域——经济、宗教、司法或者自然。

 

超级文化基因会阻碍发展。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启了近1000年的黑暗的中世纪,正是因为其复杂,三大宗教兴起并广泛传播,成为人们心灵的寄托。中世纪初期日耳曼人上自国王,下至平民,都是文盲。他们文化上的这种原始状态,使其不可能一下子吸收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各项成果。较高文化在蛮族中的普及与提高,需要一个过程,而当时有文化的人只有基督教士,这就造成基督教会在中世纪的文化垄断地位。基督教运动在十字军东征时达到顶点,它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排除异己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几百万人成为宗教迫害的牺牲品,科学家和理性思考者被监禁、严刑拷打和杀害。发展因此而停顿。

 

超级文化基因抑制多样性,就像垄断者永远会威胁试图挑战其地位的人所以,只有那些能够与超级文化基因和谐共处的思想、行为和信仰才能生存下来,而这个过程只会使得超级文化基因的地位更加巩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有洞见的思想难以付诸行动。这与观点对错无关,关键在于超级文化基因的态度。什么态度?每当你打开一篇微信文章,出现如下画面时,你就明白了。所以,笔者认为这一类文章是死在100000+路上的好文章(当然并不绝对),如荣剑老师、王五四(化名)等老师的文章就是如此。剩下的100000+,要么就是周小平之流的爱国野鸡汤,要么就是低俗喜剧。


超强文化基因统治下的一种非自然性死亡现象


四、结语:被遗忘的100000+

 

超级文化基因是人造的,也是人为加强和维系的。所以,它并不是不可以消除的。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认识到它的存在。我们所学的知识是构建个人文化基因的元素,它无时不刻控制着我们的思维,永远挣脱不了。笔者曾说过,知识既是武器,也是枷锁。知识使人聪慧,也会使人盲目。意识到它的存在是第一步,就像作家理查德·布罗迪说过,“理解文化基因论的人在生活中越来越占优势,有其是在避免被操纵和利用方面。如果你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心理作用机制,就能更加游刃有余的应付周围日益微妙的操纵所以,净化100000+生态,应从我们自身开始,我们都有投票权。

 

第二个消除压制性超级信仰的方法是对范式的变革。比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人权法案》等等,都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念。但是,这需要一个相对包容的思想市场。科斯在生命的最后还告诫中国,说“缺乏思想市场是中国经济险象丛生的根源”。强大的超级文化基因是一个过滤器,它有能力审查或毁掉每个有洞见的解决方案。所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缺的不仅是供给,还有改革——制度的改革。因为制度是一种“元文化“”

 

这篇文章是笔者写的最艰难的一篇,倒不是希望成为众望所归的100000+,而是担心在超强文化基因的审核下,被误认为是那种死在路上的100000+。这样想来,还不如相忘于江湖,成为那类被遗忘的、最具“潜力”的“100000+”。


当然,笔者还不清楚这篇文章能否降生!



主要参考书目:

1. 波茨曼:《娱乐至死》

2. 科斯塔:《守夜人的钟声:我们时代的危机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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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达飞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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