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常识:全球化不可逆!
当前全球秩序,是逆全球化,还是向新全球化转型的过渡阶段,我认为是后者。
新一代全球化是过去的副本,还是崭新的,我认为还是后者;
一、基本观点
1.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战争是永恒的主题
人类与自然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当人类凭借聪明智慧成为地球的“主宰者”之后,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似乎比人与动物的战争更残暴,更血腥。现代意义上的“世界秩序”建立在1648年签署的《西荷合约》之上,它正式确立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此之前,世界秩序的主要特征是“无序”。自此之后,按照史学家彼得·威尔逊(Peter Wilson)的论述,“主权国家不论规模大小、实力强弱以及内部结构,都在一个世俗的法律框架下,以平等的地位互动。”只是,这种“有序”并没有消灭主权国家间的摩擦与战争。规模庞大的现代战争的代表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核武器发明之后,大国之间的博弈换了一种形态,热战变成冷战。冷战的形式更加丰富,如间谍战、货币战、贸易战等等。战争,或者说是“摩擦”,似乎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只是战争思维取得了贸易的形态罢了。
基辛格在《大外交》中说,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企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17世纪的法国在黎塞留(Richelieu)枢机主教领导下,引进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终极目标的近代国际关系的作风。18世纪的大英帝国将“均势观念”(balanceofpower)发扬光大,使这个观念主宰了后两个世纪的欧洲外交。19世纪梅特涅领导的奥地利重新建构了“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而俾斯麦主政下的德国又使欧洲协调瓦解,使欧洲外交成为冷酷无情的政治权力斗争。20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则非美国莫属。
数据来源:wind,笔者整理
2. 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中美摩擦很难避免
修昔底德说过,既成大国与新崛起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对抗是国际事务的自然方式。就像中国人民大学向松祚教授所认为的,中美摩擦,“一切均源于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崛起”。虽然向教授说,中国并不是有意与美国争世界霸权,只是希望通过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的,这句话绝对正确。但在主权国家的政治博弈中,它并不可信。即使可信,美国也不会心甘情愿接受。就中国来说,即使知道美国一定会抑制,仍然会选择发展,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做出的选择。全球化的今天,“闭关锁国”根本就不是一个选项,想都不用想。
再从特朗普本人来说。基辛格博士就说过,特朗普与众不同,或是一位书写历史的美国总统。商人出身的他,流淌的就是“现实主义”的血液,这在他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报告中也有体现,即“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领域,笔者不敢妄议,引用我认同的一个观点:“对于中美贸易,川普就是认为中国的羊跑到美国吃草,还偷美国的食料,回头还嘲笑美国不会养羊,这样的局面必须改变。川普不是汉密尔顿那样的全球主义者,也不是讲求美国价值观的保守主义者,但也不是孤立主义者,而是代表美国蓝领的所谓威尔逊主义者。他很务实,太务实了。他现在就是以务实的思维在和中国摊牌。”(赵晓)
笔者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也讲了一个故事:如果生产牙刷是中国的比较优势,生产牙膏是美国的比较优势。那么,中国用牙刷换美国的牙膏,两国居民福利都会改善。假如技术进步使得中国生产牙刷的效率更高,那么其生产成本也会下降,美国用同样数量的牙膏可以换到中国更多的牙刷。专业的说法是,美国的贸易条件因为中国的技术进步而改善,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技术进步一定持包容态度。当然,我们可以把贸易的产品换成不同行业的,比如中国生产袜子,美国生产飞机,中国用袜子换美国的飞机。这就是“比较优势”理论描述的故事,它是自由贸易理论之根基。
但是,囚徒困境是大国博弈的永恒主题。基于要素禀赋的专业化生产符合经济效益原则,但也会提升国家综合风险。所以,后发国家的优势策略一定是发挥后发优势,不断学习和创新,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直接生产牙膏或者是飞机,这就是正在中国发生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通过“市场换技术”,中国也学会了生产牙膏。当美国发现国内的牙膏都是“Made in China”的时候,他自然会联想到,如果有一天,芯片、飞机、半导体等都贴上了“Made in China”的时候,中国也就成了今日之“美国”。
这是萨缪尔森(2004)说的新故事,他指出,如果贸易双方中的某一方,将原本“比较劣势”的产品变成了比较优势,那么贸易的另一方将会受损。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罗德里克在《全球化悖论》中指出,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类似于技术进步,会改善双方的福利。所以在原有的逻辑体系内,很难反驳李嘉图。但是,经济效益并非国家战略的全部,收益分配的不均衡以及全球话语权的争夺,都是曾经倡导自由贸易的美国转变成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所以,中美的这场贸易战,只是节奏上有些难以把握,但并非出人意料。而且,从历史上看,贸易战是大国博弈的常态,比如英美、美日和美德之间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领域内有过交锋。贸易战只是手段,是谈判的筹码。虽然中美第一轮交锋暂告段落,但必须认识到,这只是开始,中美贸易战争是一场持久战。
3. 对华贸易政策改变不了美国的失衡状况
表面上看,美国的经常账户失衡,中国应付主要责任,因为美国的贸易赤字,中国占比达到了一半。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赤字,实际上是对亚洲的赤字。很多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实际上只是在中国组装而已,因为中国处于产业链分工的末端,上游零部件等都是从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进口的,所以中国对其长期保持着贸易逆差。但美国把账都算到中国头上了。即使中国对美国减少贸易顺差,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否有显著缩小,笔者对其持怀疑态度。中国对美缩小的顺差,可能会转移到东南亚或者南亚其他国家。但是,这对美国来说,就足够了。它只需要遏制中国,而越南、印度或者是菲利宾等国的发展对美国而言反而是好事,亚洲内部正好可以相互制衡,同时美国本来就想将第一岛链延伸到印度洋。
美国对外失衡与内部失衡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从最基本的开放经济下的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就可以推导出来。国民储蓄=投资+资本净流出。长期以来,美国国民储蓄率都非常低,金融危机之前维持在1%左右,危机以后,提高到5%左右,但与中国仍不可同日而语。美国人之所以这么任性,又与全球化3.0体系密切相联。说白了,美联储是全球央行,美国可以靠印钞满足国内投资和消费。要是印的不够,其他国家还紧张呢。这就是为什么美联储收缩流动性,全球央行和资本市场都魂不守舍的原因。所以,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是想重新分配蛋糕而已。
4. 中美贸易摩擦,是政治和政治家的牺牲品
比较优势等价于技术进步,全球分工在经济上的逻辑仍然成立。笔者认为,全球失衡更多的是国际货币与经济体系的不合理导致的,本质上是以美国和美元为代表的全球化3.0体系的失衡。我们与英飞咨询合作,用全球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和美国的关税政策进行了模拟,都是不符合经济效益原则的。比如美国对中国征收进口关税,必将导致美国制造类产品价格上升,居民生活成本上升,就业率有所下降,整个社会福利水平也会下降。当然,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所以贸易摩擦,背后仍然是政治的逻辑。如前文所述,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中国崛起。就像上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战一样。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是在兑现其选举的承诺,也是在为中期选举和下一届总统连任拉选票。这也不是什么“不能说的秘密”了。当然,政治与经济,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还需要看中国的应对,以及最后的结局。如果中国“让步”,对美国而言自然是政治与经济双丰收了。
5. 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定价权是一定要争的
有人说,美国攻打伊拉克,是因为萨达姆“无意中”说了一句话——石油也可以用欧元定价和结算,挑战了美元霸权。美国便以“莫须有”的罪名单方面发起战争。这次,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也是因为中国正在与美国争夺金融定价权,人民币加入SDR,人民币在世界外储占比的上升,石油期货和铁矿石期货人民币定价,“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都会威胁美元霸权地位。当然,以战争思维来看中美摩擦,是非常务实,也是很现实的。
金融定价权必须争。或者说,这不是一个争不争的问题,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问题,是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争取的。从商品贸易来看,中国在2012年就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至今商品贸易占全世界的比重约为15%。或许您会问,一定要争吗?是的,一定要“争”。定价权,也是一种制定标准的权力,这与企业间的竞争似乎是一样的道理。就好比中国已经是国际贸易中的老大哥了,但用的却是老二家的票子,总觉得有点别扭。
人民币定价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人民币结算。再次就是储备,而后就是整个开放格局和人民币的发行机制的转变。这对中国至关重要。“一带一路”是中国依托市场、劳动力和政策红利“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的重要战略部署,海南自由港建设,是“蛟龙出海”的出海口。因为再不出海,就被美国构建的北起日本群岛丶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丶大巽他群岛的第一岛链给封死了。而这一切,金融定价权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人民币不被认可,中国只能靠贸易盈余赚取美元,再走出去。但中国不会再出现像过去十几年那样的贸易盈余了,4万亿的外汇储备几乎已经是历史天花板。假如商品和服务贸易盈余为零,中国企业和居民每一笔海外投资,都意味着同等额度外储的损失。红线在哪里?只有触到了才知道。但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安全为题会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只有人民币国际化才能改变。
6. 中兴事件:自己理亏,活该!
进入2018年,“232”是特朗普的第一张牌,对全球征收铝和铁关税,现已对墨西哥、加拿大和欧洲等主要经济体暂时免税,主要针对中国,中国的应对措施是拟对美进口中的30亿美元产品加征25%的关税;第二章牌是“301调查”,美国宣布对中国的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针锋相对,同样是500亿,各自也都给出了产品清单。中兴通讯是第三张牌,这次更加精准,而且没有预留谈判空间,立即实施,英特尔已宣布禁止向中兴通讯出口芯片,谷歌也正在考虑禁止其使用安卓系统。
对于中兴事件,站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当然可以反思中国缺失核心技术,并对美国的制裁感到气愤。但除此之外呢?其不顾美国法律约束而铤而走险的行为,反应的是管理层“契约精神”的缺失,也是无效率的产业政策和政府补贴的后遗症(销售毛利率近十年连年下跌,主营业务不赚钱)。美国指责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的同时,中国国内不公平、不合理的政策也不在少数。近年来,国内的产业政策大辩论持续不断,有为政府该如何有为,“国进民退”的状况如何改?这些不都是自然延伸的话题吗?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于中美贸易战,笔者持谨慎乐观态度。按照清华大学魏杰教授的观点来看,“和美国打贸易战的目的不是打贸易战,是要推动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全球化形式。”第一次是以殖民方式的全球化;第二次是以国际贸易方式推动的全球化;第三次全球化是在全球配置资源。资源的再分配,也就是权力和利益格局的再分配,这也是美国的诉求。崛起中的中国要想赢得话语权,恐怕也只能硬着头皮应对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应对的问题了。这个问题笔者还是不要妄议的好。
特朗普是在以“逆全球化”的方式推动新一轮的全球化,以“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式寻求更多的重新制定贸易规则的权力。全球化是不可逆的,认清这一点,我们仅需要常识就够了。
二、经济全球化为什么不可逆?
读书人想问题(喷子除外),要么基于历史的视角,要么基于理论的视角,还有就是用数据说话。关于战争、贸易和全球化的问题,笔者从历史、理论和数据上都有发表过一些观点,但从任何一个维度来理解当今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都是局限的。所以,笔者打算从“常识”出发,来回答“全球化为什么不可逆”这个问题。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维度,是人的全球化,而这才是根本推动力。上海在中国是走在国际化前列的城市,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来自各个国家的学生、上班族或者是游客。如果你走在静安寺和南京西路这一块,你甚至会产生错觉,觉得这是在异国他乡。这一点也是笔者从英国回来之后才突然意识到的(滑稽的是,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来的那天,跟笔者回国是同一天),觉得跟在英国没有太大差别。在英国的时候,也是满大街都能见到中国人的。联合国每年都会发布世界移民报告,从最新的2017年《国际移民报告》来看,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移民数量约为2.58亿人,比2000年增长了49%。国际移民对于世界多个地区的人口增长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甚至缓解了某些国家或地区人口衰退的状况。2000—2015年,移民对北美地区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2%,对大洋洲国家的贡献率为31%,如果没有移民的人口贡献,欧洲2000—2015年间的人口总数将会下降。虽然特朗普上台后开始收紧移民政策,但长期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互联网掀起的“第四次浪潮”具有天然的全球化特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认为,人类对价廉质优产品的需求不会改变,信息全球化的趋势也不可逆转。全球化分为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互联网精神内核就是开放、共享、去中心、平等、自由选择、普惠和民主,基于互联网的新经济大大拓展了经济可能性集合。就拿肯尼亚的互联网银行服务“m-Pesa”为例吧。以前,由于银行的物理网点非常少,银行服务的覆盖率非常低。但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网络的覆盖,人们通过手机短消息就可以享用支付、转帐、兑现等银行服务。互联网经济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固定成本非常高,但边际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规模”是互联网企业竞争的关键要素,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将竞争对手“拒之门外”,否则就可能陷入持久的价格战怪圈,即使两分天下,只要还在竞争,那么就无法盈利。网络效应的发挥,规模是最关键的因素。所以,互联网企业有一种开疆拓土的内在动力。
人类社会的经济与金融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降低交易成本的历史。从货币到数字货币,从钱庄到银行,从咖啡厅到资本市场,都是在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扩大而产生和发展,本身是一种经济规律。而所有政治行动、政党主张、政治人物竞选纲领、所有的贸易安排和对它们的立场都是上层建筑,它们反作用于前者,但不可能决定前者。因为经济基础才是最终决定上层建筑的因素。在世界经济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下,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经济规律也不会逆转。”不能仅因为贸易的全球化出现了(暂时的)倒退就否定全球化仍在推进的现实。并且,打击恐怖主义、遏制核扩散、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等各项工作都需要全球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历史上,战争是重塑全球秩序的主要力量,这次换成了金融危机。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全球化的趋势都是不可逆的。美国也无非是在玩以退为进的把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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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达飞
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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