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幕僚 专栏-4 | 班农对中国的态度，为何出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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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为高级宏观研究员。原文首发于《华夏时报》

如何定位中美之争，是经济利益、国家安全还是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一直是今日中美关系的中心议题。问题的答案决定了冲突的形式，经济摩擦的形式是经济制裁，如正在进行的贸易战；国家安全矛盾会引发军事冲突。中美尚未出现军事对峙的场面，但美国制定的一系列的技术制裁措施就是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的。第三个层次是体制、模式与意识形态的冲突，它将导致全面对抗，即“新冷战”。至今为止，美国只有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务卿蓬佩奥分别在国家战争学院和非洲演讲时提过中美的矛盾源自模式的冲突，特朗普仍然将问题定位在国家安全领域。那么，班农是如何看到中国的？

毫无疑问，班农认可中国是美国在在经济领域的头号对手。在2014年的梵蒂冈演讲中，班农将“中国模式”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另一个国家是俄罗斯）；2017年，班农在东京第十二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上发表了演讲，将“中国模式”定义为儒家重商主义。他认为，中国并没有按照尼克松和克林顿预期的模式发展，中国在走一条有别于西方的崛起之路。而中国自己设计的崛起之路，是以美国为代价的。

在克林顿2000年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开演讲中，他向国会阐明与中国建立永性正常贸易关系的好处和必要性，称其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通过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不只是同意进口更多我们的产品，它还将同意引进民主国家最珍视的价值观之一——经济自由。中国越是开放经济，就越能充分释放人民的潜力——他们的主动性、想象力和非凡的进取精神。当个人不仅拥有梦想，而且拥有实现梦想的能力时，他们将需要更大的发言权。”这符合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壮大，人们会有更多的政治诉求，从而推动其向民主政制转型。班农说：“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现事实恰恰相反。这并不是一个小的战略错误，而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错误。“他认为：“是中国出口的通缩和中国的产能过剩，毁坏了位于英国中部的哈特曼工业中心，也毁坏了美国中西部地区。”

班农在东京的演讲是在“十九大”之后举行的，他演讲的主题，可以被看作是对十九大的一个解读。他将“十九大”报告曲解成是中国对犹太-基督教的西方民主政制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宣战，认为是中国在向世界宣扬儒家重商主义模式的胜利。班农剑指5个方面：“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5G网络、金融技术和人民币国际化。在班农的思维中，所有这5个方面，都是为中国称霸做准备的。“中国制造2025”是为了抢占高薪技术产业的领先地位；“一带一路”是“真正大胆的地缘政治扩张”；5G网络是一场标准之争，代表性企业就是华为；金融技术目前仍然是中国的弱项，也是中国想要实现“弯道超车”的领域；与之相应的就是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从而取代美元的国际地位。班农认为，这就是中国从崛起走向霸权的道路。

班农并没有明确指明中美关系正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但可以肯定的是，班农深受修昔底德的影响。在竞选过程中，每当特朗普面临挫折的时候，班农都鼓励道：“请记住，修昔底德说，幸福生活的关键是自由，自由的关键是勇气。丘吉尔曾说，勇气是所有美德中最重要的，因为勇气是所有其他美德的基础。”这种勇气，自然也会被运用到与中国的竞争中，班农也明确承认，自己很早期就参与到针对中国的“301调查”之中。班农认为，创新是美国“自由资本主义之花”，但它被中国摘走了。那么，中美关系是否会遭遇“修昔底德陷阱”？

班农并不这么认为。在班农的世界里，最主要的敌人仍然是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尤其是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联系在一起的恐怖主义。在班农的语境下，美国是人类第四次文明的冲突的中心，但文明的冲突的内涵并不是一维的，它包括血统、语言、习俗、体制、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等。“正如雅典人所强调的，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1]。在班农的意识形态优先级中，宗教也居于最重要的地位。

亨廷顿在认为，当前世界上有八种主要的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其中，“只有最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他们把电视机扔到河里，禁止戴手表，拒绝使用内燃机。”[2]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威胁，从人数上就可以做出判断。亨廷顿在书中预测，到2025年，基督徒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将从上世纪80年代的30%下降到25%，而穆斯林则会从世纪之交的20%上升到2025年的30%。因为，伊斯兰教通过繁殖与皈依两种途径传播，基督教基本基于一种途径——皈依。而且，伊斯兰教徒的繁殖速度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快的。结合当前的美国政策来看，排在伊斯兰文明之后的，应该是以俄罗斯为中心的东正教文明。以儒教为表征的中华文明，自古就相对包容，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并非水火不容。

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认为，中国与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是有交集的，“比如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民主、平等；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中有仁、义、礼。仁是公平，是以平等为基础的，所以这两者可以结合到一起；民主讲程序正义，义是讲结果正义，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是可以相结合的；礼是讲规范，规范可以和自由结合，自由要在规范限制之内，比如每一个人都有言论表达自由，但是不能骂人，侮辱人就要受到惩罚，自由和规范这两者是需要结合的。”所以阎教授认为，当务之急，就是避免冲突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

“十九大”之前，2017年9月份，班农在香港的一个演讲中提到，特朗普与习近平主席的私交甚好，超过任何一位国家领导人，特朗普在推特中也多次强调这一点。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他也强调中美在历史上保持了非常友好的关系，这种友好的同盟关系始于二战。对于当前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班农也表示，与中国打贸易战，对美国而言也是极大的风险。所以，创造条件，和平谈判，才是上策。班农指出了人们对“美国优先”的错误理解，认为“美国优先”并不等同于孤立主义。“美国优先”真正含义是，特朗普政府将逐渐退出多边贸易协定，转而追求双边贸易协定。实践证明了班农的说法。在班农的支持下，特朗普退出了TPP和TTIP，还推出了《巴黎协定》，并多次威胁要退出WTO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所以，中美经贸冲突并不一定会升级到全面对抗，关键还是要看两国领导人能否找到利益的交汇点，求同存异。

美国与中国的冲突，是美国想要再次伟大的直接结果，而非相反。美国在寻找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道路上，只能在厘清与众不同之后才能成功。社会学的研究发现，贸易和通信未能产生和平与认同感。社会心理学上的差异性理论认为，人们为了界定自己，必须寻找自身与其他人的差异。“与12名从事其他职业的妇女在一起是，一个女心理学家把她自己看作是心理学家；当她同12名男心理学家在一起时，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女人。"[3]班农认为，“美国价值观”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被淹没了。所以，班农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那就是找回伟大的、传统的“美国价值观”，凝聚力量，重建国家认同。必须认识到，正是在全球化的浪潮里，自我意识才变得更加剧烈。

或许，某个层面来说，过去几十年，是过渡全球化了。而现在的一切冲突，只是一种纠错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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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7年版，p. 21.

[2] Pipes, Path of God. p. 349.

[3] William J. McGuire and Claire V. McGuire, 1988. Content and Processin the Experience of Self.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1, 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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