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瓣 · 2022年度书单 | 与我而言，阅读是自私的事，不功利是为了保护这份“自私”

刘野 作品

荐书人：陈达飞  博士

写在前面的话：

各位读者朋友，元旦快乐！

这是第4篇年度书单，前3篇都获得了不错的反响（一瓣 · 2021年度书单 | 精选66本（套）：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一瓣 · 2020年度书单 | 12个主题，112本著作：经济、金融、贸易、科技、文化等；一瓣 · 年度书单 | 一瓣 · 2019年度书单 | 11个专题，73本经典作品：货币、经济、文化、国际政治、传记……）。此外，还写了一些专题书单。如果没有读者一路相伴，我很难坚持。本次年度书单共推荐66本书。（导读部分都是我自己写的，内容简介非原创。）

相比以往，今年读书更聚焦了，基本还是围绕写作的专题展开。今年大多数时间都在写美国，关键词是白宫、美联储、通货膨胀、贫富分化等。参考资料主要是论文和报告，书只读了十几本。希望2022年自己也能出一本，借此机会也立一个flag！另一个专题是创新，读的书相对多一些。此外，还零星地读了些经济增长、经济周期、货币、资本市场、投资等方面的书。书单并未全部列出，有机会慢慢与读者分享。“一瓣”6岁了（2017-2022，虚岁），内容不太聚焦。所以今年开始写的“每周一本书”栏目，算是有了一个“标签”——一个荐书（+赠书）的公众号。

有些读者会说，读这些书有什么用啊，能不能推荐一些实用的。于我而言，阅读是一件很自私的事情，我不带有功利心地阅读和写作，就是想保护这份“自私”的权利。按斯密的说法，利他来自于自利。

一如往常，笔者从出版社或作者/译者处“化缘”了一些书籍赠送给大家。本次赠送图书30册。获奖规则：留言，点赞数排名前30的读者即可获得赠书一本（点赞数多优先选择）。时间截止2022年1月3日20:00.

赠书清单：

1. 格致出版社：《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规模：企业创新、生产率和国际竞争》、《个体性与纠缠：社会生活的道德与物质基础》（任选，共6本）

2. 中信出版社：《灰犀牛2：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3本）

3. 比较编辑部：《人口大逆转》、《不平等的代价》、《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任选，共3本）

4. 一页出版：《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欧洲悲剧：欧元如何一步步将欧洲推入深渊》（任选，共2本）

5. 李井奎：《大侦探经济学》（3本作者签名书）

6. 于杰：《老奇才的自白》、《日本的凯恩斯——高桥是清传》、《美日博弈》（任选，共6本）

7. 应俊耀：《加州淘金热的产权研究》（3本译者签名书）

8. 陈达飞：年度书单中任选4本。

1

内容简介：

日本二战前经济崛起的核心人物高桥是清传记，记录了一个日本没落家庭的领养子，如何漂洋过海学习语言、跻身日本明治官僚体系、推动日本采行金本位、斡旋欧美借债击败俄国、努力融入英美体系实现日本强大的过程。

高桥一生先后担任日本银行(中央银行)总裁、大藏相（七次出任）和首相。通过金融、贸易提高日本在亚洲包括中国的影响力；

通过财政、货币政策促进日本国内经济增长，是日本战前经济快速发展的灵魂人物，其政策理念要早于后来对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凯恩斯。

日本国力的增强成为其后来发动侵略战争的因素之一，高桥因反战而被暗杀。高桥是清和稍晚时期的德国央行行长沙赫特是二战前世界上影响力较大的财经官员。

2

为这本书专门写了一篇书评，近期将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届时再转发。

3

导读：

在考虑中国的人口挑战时，日本常被作为参照系。本次推荐日本知名经济学家吉川洋的《人口与日本经济》。吉川洋师出名门，博士毕业于耶鲁大学，师从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他自身也被誉为“日本宏观经济学泰斗”。这本书是一本小册子，仅11万字的篇幅，不到一日便能读完。虽是一本通俗读物，但其对于日本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分析，仍然很有启发。

略作延伸，值得强调的是，日本经验有两大特殊性，第一，1990年，日本出现人口红利的拐点，恰逢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但人口红利拐点并不会立即刺破泡沫，其影响是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体现的；第二，日本人口红利的拐点早于全球拐点15年，其国内的劳动力短缺状况可由其他国家弥补，具体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的。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人口挑战更为严峻，原因在于：第一，中国人口红利与全球人口红利的拐点几乎同时出现，全球整体上将面临劳动力短缺难题。当然，资本和技术仍然可以替代劳动，但资本有机构成是有最有边界的。并且，机器人可以代替人劳动，但不能代替人消费（衣食住行……）。

第二，经验上，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间早于老龄化拐点。两个拐点之间的时间间隔对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它决定了坡度，即斜率。日本刘易斯拐点出现在1960年代初期，人口抚养比的拐点出现在1990年代初，两者相隔30年。韩国分别在1970年代初和2010年前后，相隔40多年。而中国的两个拐点大约出现在2005年和2010年，相隔仅5年，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退更迅速；

第三，1990年，日本早已经成为高收入国家。按美元不变价计算，1962年，日本人均GDP就超过1万美元，相当于美国的50%。1990年，增加值3.8万美元，首次超过美国，并保持到了1997年。即使是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日本GDP和人均GDP的下降幅度也是有限的，人民生活水平并未明显下降。反观中国，2010年，中国人均GDP仅4,500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10。2020年首次突破1万美元，也仅为美国的1/5。

第四，劳动力数量短缺需要靠质量提升来弥补，这主要依赖于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中日都属东亚经济体，有共同的文化基因，但若将两国都概括为“东亚模式”，将会掩盖有价值的信息。在开放进程中，中日对待外资的态度截然不同。日本更保守，中国更积极。日本更强调对技术专利的授权，而中国更强调技术的外溢效应。简而言之，日本是在全世界开工厂，而中国成了世界的工厂。这种差异，既反映了创新实力的差距（尤其是基础创新），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差距。虽然已经失去了近三十年，但在中国生产的上游，日本仍具技术领先优势，集中体现在汽车制造、机械设备和金属等行业。技术和产业链层面上，中国双循环绕得开美国，也绕得开日本，但很难同时绕开美国和日本（以及德国）。

所以，在进行中日比较时，需要留意这些差异。但是，日本经验仍是最好的参照，因为日本是最早进入“超老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1%）的国家，时间点是2007年。而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占比超过7%）和“老龄社会”（占比超过14%）的时间分别是1970年和1994年。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2.6%，2020年数据尚未公布，有可能成为“老龄社会”转折之年。

4

内容简介：

《气候赌场》是一部新、前沿经济学著作，自问世后伸到全球经济学界、政界、企业界和大学师生的广泛欢迎和好评，已被越来越多的学校指定为大学生基本读物。该书集结了作者长期以来研究自然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人类命运的关系的深度思考和规律探索，作者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气候赌场”，正在摇动全球变暖的骰子，但仍有时间转身走出赌场，改变人类暗淡的前景。作者分析了当今重要的气候变暖问题，指出了气候变暖给人类带来的各种确定与不确定的影响与灾难，如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物种减少、森林火灾、疾病流行、作物减收，等等，作者结合福利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国家与区域政治政策，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学方法与途径，而这些都已被证明是正确可行的，因而需要人类更多的共识和更高的执行。

5

内容简介：

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Smil）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作者，本书单中的《美国制造》也写的非常好。

他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杰出荣休教授，是一位科学家、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名政策研究者。他是一位备受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推崇的科学家和科普作家，经常现身世界经济论坛和气候变化国际圆桌会议，担任主要发言人，在能源、环境、食品、人口、经济、历史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均有突出建树，并且非常善于进行跨学科研究。他著述颇丰，主要作品有《增长》《巨变》《美国制造》《能源神话与现实》《石油简史》等。2010年，入选《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评选的“全球百位思想者”。2013年，比尔·盖茨在他的网站“盖茨笔记”（Gates Notes）上写下了如下文字：“没有哪个作者的书能像斯米尔的新书那样让我满心期待。”《科学》（Science）杂志则对他如此评价道：“他（斯米尔）悄悄塑造了整个世界对能量的看法。”

6

导读：

对于预测，经济学家们众说纷纭，或将其作为判断理论是否靠谱的标尺，典型代表是弥尔顿•弗里德曼；或对其不屑一顾，认为经济系统是复杂系统，是非线性的，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有些认为短期可预测性较高，长期不可预测。从实务角度而言，预测的必要性不可置否，预测的准确性很难简单地依据时间长短而论，因为经济有短中期和长周期。3年短周期预测中，2年可算长；50年长周期预测中，10年也算短。

笔者喜欢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又译为贝淡宁）的表达。上世纪70年代，贝尔开始虚构后工业社会前景时，写作了鸿篇巨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一版出版于1973年。半个世纪之后回看，贝尔在书中的描述可谓“八九不离十”。但他在导论中写道：“我不是在预测未来，而是在撰写被德国哲学家汉斯•瓦格斯（Han Vaihinger）称之为‘如果’的一种虚构，一种对可能逻辑的逻辑构想，它可以与未来的社会现实进行比较，以便观察在实际的发展中是什么干预、改变了社会”。事后看来的错误预测，往往只是人们根据事前预测而改变了行为。

《增长的极限》和《2052：未来40年的中国与世界》是根据系统动力学原理对进行长周期预测的经典作品，前者预测一百三十年，后者预测四十年。几位作者都是盛极一时的罗马俱乐部的成员，该组织旨在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稀缺性”，但经济学家们大多专注于稀缺性条件下的最优化行为，却较少关注“稀缺”本身，如地球的物质资源，如土地、水、空气等。在1972年首次出版时，《增长的极限》引起了举世轰动，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销量破百万册。但当时收获的更多数是负面的评价，人们不屑于书中的警示。

在2004年再版时，作者认为，上世纪80年代，人类活动基本处于可持续的水平，但到本世纪初，已经超出了地球承载力。共识的形成是漫长的。从共识到行动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也是“必然超载”的一个解释。50年后的2012年，作者出版了《2052：未来40年的中国与世界》一书。如果预测未来并不能改变什么，那么回到未来呢？就像经济学家朱嘉明先生说的：未来决定现在。有学者将下一场“革命”定义为“可持续（增长）革命”。人和自然的关系面临重构。国内外正在热议的“零碳社会”就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7

内容简介：

人类文明在公元1000年前，一直以一种缓慢的速度在增长，但是在西方的中世纪晚期，中国的宋元时代以后，人类经济增长的范式却悄然出现了改变。人口、科技、经济都在加速增长，并在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井喷，且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中实现了质的飞跃。

也是在这几百年的时间内，西方快速超越了东方，在技术与经济上把很多古老而繁荣的国家甩在了后面。自此，一些新的、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经济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应运而生，它们塑造了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我们称之为现代社会，或者工业化社会。

那么，支持工业化社会发展的源动力是什么？

是什么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繁荣？

本书会揭晓这些问题的答案。

8

导读：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是一本关于创新的特征事实（facts）及其背后的经济解释的综述类专著，实证主义的范例，非常符合我个人的阅读偏好。每一个观点都有详实的数据支撑。展示给读者的都是简单的曲线图或散点图，不看诠释性的文字也能一目了然地直到数据的含义。例如下面两幅图，第一幅图从创新的角度否定了“旋转门”；第二幅图对于为什么要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给出了解释。

全书15章，章章精彩，都是创新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也有很多有趣的、富有启发的发现。虽然大多都是国外的证据，但在很多国家都通用的。我想在中国也一样。

9

内容简介：

本书是由哈佛大学商业史学者、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K.麦克劳创作。熊彼特是 20 世纪享有盛誉的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他对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分析，以及他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无不影响深远。在中小企业大发展、技术不断创新的今天，重读熊彼特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书以熊彼特一生的经历为线索，以熊彼特所处的时代背景为基础，以熊彼 特的心路历程为依托，以熊彼特的感情生活为点缀，以熊彼特的学术贡献为旨归，以熊彼特的工作情况为补充，向读者讲述了熊彼特的主要思想是什么、他是如何提出这些思想的、他提出这些思想的依据是什么这三方面的问题，全面真实地展现了熊彼特波澜壮阔、别开生面的一生。

10

导读：

说来也巧，一直想向读者朋友们推荐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教授的新书《活力》，上周决定本期推送。昨日，在网易举办的青年经济学家峰会上，向松祚老师发表主旨演讲，题目是《激发和弘扬人心的无限创造性》，PPT当中专门介绍了菲尔普斯教授的两本书——《活力》（2021年，合著）与《大繁荣》（2018年）。当然了，向老师也推荐了自己的五卷本《新经济学》。因为主题和想要表达的观点一致。

向老师分享了一个故事。某年，菲尔普斯教授来中国讲学，吃饭的时候，他表示，自己最重要、最喜欢的一本作品就是《大繁荣》。书中所讨论的话题，是触及人类社会长期发展和国家经久不衰最本质的问题——创新。

那么，创新是何以产生的？是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瓦特、爱迪生、爱因斯坦、福特……。那又是什么驱动了牛顿和爱因斯坦这样的理论家和福特这样的企业家创新呢？除了这些“大人物”，“普罗大众”在创新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大繁荣》的副标题是“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

在经济学范畴谈创新，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熊彼特。据我个人的观察，熊彼特在中国学人中的受欢迎程度远不及国外，尤其是邻国日本。这实际上可以反映出一些问题的。

“好学”是积累知识和形成创造性思维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从善于学习到乐于创新、勇于创新，才是实现从追赶到超越，从高速度到高质量转化的充分条件。新时代的思想解放，首先是要完成从学习到理论创新的“创造性转化”。

11

导读：

哲学上有个概念叫“Performativity”，译成“述行性”——我们如何谈论事务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反过来，我们的行为又会影响我们如何将事务理论化。简而言之，就是“观念-行为-理论”的转化关系。

《增长的悖论》讨论的可谓经济学的“元问题”：什么是价值？只有把价值界定清楚，才能为一系列问题的讨论提供概念框架，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谁是价值的创造者，谁又是价值的攫取者？如何公平分配价值？所以，这是一本偏重于价值判断的专著，也是马祖卡托的一贯风格，如同她在《创新型政府》中的论述一样。

一以概之的价值判断大多是无意义的。马祖卡托对很多“共识”发起了挑战，例如企业家和价值的关系。市场派大多强调企业家的“创造性”，认为创新带来的垄断收益是对企业家承担风险的合理补偿。马祖卡托却强调“破坏性”，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经济的创新是美国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根源，这其中就有“金融化”的助推，如企业家的股票回购所推升的股市泡沫。（可参考笔者专题：重回进步时代：拜登新政与“美国旧疾”（4万字深度解析））故区分哪些是“价值创造”行为，哪些是“价值攫取”行为意义重大。因此，应该区分租金和利润，前者指的是未实现的收入，后者是已实现的收入。如果企业家的创新只是产生了租金，或者租金大于利润，那对社会而言就是“攫取性”的。

类似的观点在威廉·鲍莫尔的书中也有论述，比如在《创新：经济增长的奇迹》一书中，鲍莫尔就强调了非生产性的、寻租性的和破坏性的企业家才能。创造性破坏和破坏性创造是反义词。垄断是后者的主要手段。他因此指出，市场的活力源泉并不只是企业家才能，还要维护有序竞争的秩序。在12月8-10号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对于微观政策如何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会议要求“要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以公正监管保障公平竞争。”这实际上就是对企业创新和金融资本扩张的进一步规范，与后文中“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有一定关联。

马祖卡托的论述，无论是在高度贫富分化的美国，还是在力推共同富裕的中国都具有指导意义。如何促进分配正义和追求更具有包容性的和可持续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性议题。

12

推荐语：

一个社会，如果不再关心自己的既往进步，不久之后将会失去自己能够在未来进步的信念。两百多年来，史学家们始终在追问：现代经济增长是如何开始的？东西“大分流”和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如何解释？后发国家如何才能向发达国家收敛？

答案是：创新（和创新的扩散）。它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唯一解释。在库茨涅兹定义的“现代经济增长”中，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必要条件之一。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而企业家的职能就是推动创新。所以，创新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都将创新视为外生的。模型中的创新是一个“黑箱”。这对于理解理解创新的生成机制毫无益处。直到20世纪80年代罗默建立内生增长模型，创新才内嵌于经济循环过程当中，但至今为止，主流经济学仍然没法回答创新的起源问题。“索洛残差”代表了经济学家对于创新的无知。

创新（或技术）从哪里来？复杂经济学鼻祖阿瑟认为，从本质上看，技术是被捕获并加以利用的现象的集合，所有的创新都是已有创新的组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认为创新来自“活力”，创新背后的深层动力与制度综合体：革新的动力、必要的能力、对新事物的宽容度以及有关的支持制度。还可以从人的创造力、文化或文明、科学进步、发明等角度去追溯创新的起源，当然，有学者会补充说，政府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如果问“原始创新从哪里来”，答案就没那么复杂了，它只能来自人的创造力。中国人的创造力先天性地不如西方吗？这需要追问：创造力来自哪里？——教育？知识？好奇心？想象力？心智模式（mindset）？文化？抑或是语言……

它们都是密切相关的概念。以教育为例，西方的教育以启发式教学为主，学生以提出老师答不出来的问题为荣，中国则以寻找标准答案为主。以色列的家长会问孩子：有没有提出好问题，中国的家长会问孩子：考了多少分，刷了多少题，听不听老师的话。西方的学生更为关注问题本身（包括印度），喜欢问“Why/What”，中国的学生更关注解决问题的方法，常问“How”。

《钱颖一对话录：有关创意、创新、创业的全球对话》通过对话的方式将这些比较“虚”的概念具象化。本书编排的顺序是创业、创新和创意，但从副标题的顺序看，作者更想突出的是“创意”。本编共4篇访谈，对话嘉宾分别是万方、余隆、黄延复和金铁霖，主题分别是戏剧、艺术、哲学和声乐。钱颖一教授是刻意这样安排的，因为艺术与想象力和创造性密不可分。极富创造性的乔布斯称自己是站在艺术与科学中间的人。在一篇写给罗斯福总统的简短信件中，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奠基者、《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的主笔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都不忘强调社会科学和艺术对于自然科学的重要性。没有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会有英国工业革命吗？

钱颖一教授2006年回清华经管任院长，着手推行大学教育改革。在一次读书会上，钱教授称，改革的成效低于预期。路径依赖和思维定式的惯性远大于边际上的改进，至2018年卸任院长之际，反而是退步了。笔者好奇的是：最擅长解题的学生，是否最不擅长问问题？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有多大的“杀伤力”？

“标准答案”透视的是单一文化，创造力和创新则来源于文化的多样性，需要包容的思想市场。在《守夜人的钟声》一书中，科斯塔（R.Costa）说：“如果复杂性引起超级文化基因，超级文化基因引起单一性，单一性就会引起灭亡”。记得科斯先生曾说过，“缺乏思想市场是中国经济险象丛生的根源”。强大的超级文化基因是一个过滤器，它有能力审查或毁掉每个有洞见的解决方案。

每次思考这些问题，总是会陷入“文化宿命论”或“制度宿命论”的悲观情绪。模仿木心先生的话说：没有创造力是绝症，知识也救不了（原话为“审美力”）。当然，任何问题的解决都是从认识问题开始。《钱颖一对话录》可作为“巨人的肩膀”，供自我检视之用。

13

内容简介：

这本书的三位作者都是那就创新的巨擘。

不论是被誉为英雄，还是被视为贪婪的逐利者和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企业家及其创新与创业活动都对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产生巨大影响。本书汇集众多主流经济史学家，探讨古往今来的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全书详述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新巴比伦时期的创业历史，引领读者回溯至伊斯兰教时期的中东史，提出了有关中国、日本和殖民时期印度企业家精神史的诸多洞见，描述了从中世纪至今企业家在欧洲和美国创新活动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作者们不仅考察了企业家精神的重大贡献，而且探讨了创新和创业活动为何并不总是生产性的，有时甚至会破坏繁荣。他们试图说明不同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和制度如何促或阻碍了创新，如何影响了推动新技术采用和传播的各种激励机制。作者们还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全球创业活动的地域差异。书中随处可见丰富翔实的历史案例和事件，既令人耳目一新，又不乏启示意义。

本书堪称创新、创业与企业家精神的寻根之作。

14

导读：编者是科技史的业余爱好者，在写作“康波与创新”专题时集中阅读过一些作品，抽时间再单独给读者朋友写书单（部分可参考2020年度书单：一瓣 · 2020年度书单 | 12个主题，112本著作：经济、金融、贸易、科技、文化等）。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本新书《火药改变世界》，这篇文章是文一老师的推荐序。对于文一老师在本文中的观点，马祖卡托的《创新型政府》可作延伸阅读。

15

内容简介：

本书详细梳理了美国创新的重要历史，并对当下的处境表示了担忧，对未来提出了具体可行的策略支撑。本书的开头部分，聚焦公费资助的科学创新如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为战后充满活力的美国经济奠定了基础。作者通过分析美国历史上科技突破助推

16

17

内功简介：

创新活动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魅力，或者说具有某种近乎魔力的特质。每当人们初次听到某种创新产品或看到某种产品初期原型的演示，就会变得全神贯注、耳聪目明。从可穿戴智能眼镜、无人驾驶汽车，再到超回路列车和无人机——人们向来对于这些似乎从科幻小说里才能看到的未来产品和技术十分痴迷。这些创新产品和技术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实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人类评估这些新技术或新产品具有成功前景的能力。对此，没有人知道到底应该怎样去做，特别是在面对一些的颠覆性的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时候。

由于缺乏对于创新产品盈利轨迹合理、系统的预测方法， 我们通常见到的现象都是利益相关者依靠过于简单的、可能产生误导的方法来完成这项工作。而当我们把创新技术采纳和客户关系管理这两种研究领域合并到一起的时候，却可以产生非常强大的作用。

从对大量已经被市场认可的创新产品的研究出发，三位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从这些产品的发布到它们成为日常所需产品，再到消费者将“视线”转移到下一个“大事件”的全部阶段和整体过程。他们认为，消费者如何接受创新产品，整合市场，吸引新的消费群，保持客户对产品的满意度，防止客户群流向竞争对手是至关重要的。众多具体的案例有力地预测了市场将如何应对创新，也提供了一个预估未来产品价值的**工具。

可参考：创新值多少钱？——创新扩散的轨迹、微观机制与价值核算

18

可参考：创新的范式：康波、世界体系与大国兴衰——何为中美长期博弈的关键词

19

导读： 

熊彼特关于创新及企业家精神的论述广为流传，却很少有人提到，熊彼特尤其强调了金融对于创新的重要性。

在《商业周期》这本奠基性的作品中，熊彼特将资本主义定义为“通过借贷而实现创新的私有制经济形式”。他强调，重大创新的集聚依赖于资本的力量。“信用制度以这样活那样的形式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本谈商业周期的作品中，金融资本的篇幅甚至超过了前者。并且，在每一轮重要的产业创新浪潮中，都不乏金融创新的影子。如果没有“风险投资”这种新的金融资本，可能就不会先仙童半导体的传奇故事，信息技术革命或许也要晚到整整一代。

“美国模式”的内核就是：硅谷创新体系（基础创新+应用创新）+风险资本（商业化：从0到1）+纳斯达克（商业帝国：从1到100-1000）。从这个角度，就能理解当前我国正在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谈创新的作品汗牛充栋，辛乔利的《现代金融创新史》是故事的另一半。

20

导读：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创造了一种新叙事，此后，“后”（post）成为常用“前缀”，成为新旧时代的分野。本书第一版出版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美国制造业由盛而衰，经济思想正统由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本书第四版出版于1999年，美国仍处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并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在第四版中，贝尔写了一篇长达8万字的序言——技术轴心时代。此时，“后工业社会”已经成为一种“范式”。

数据：CEIC，东方证券财富研究

高铦（译者）将“后工业社会”的特征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1）在经济上，由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性经济；（2）在职业上，专业与科技人员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3）在中轴原理上，理论知识居于中心，是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4）在未来方向上，技术发展是有计划、有节制的，重视技术鉴定；（5）在制定决策上，依靠新的“智能技术”。

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一个中心特征是对理论知识的汇编以及科学与技术的新关系。每个社会的存在都基于知识以及语言在传播知识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伟大发明大多来自天才工匠，但二战之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当中的发明，如通信、电脑、半导体、新材料、光学等，都是以20世纪以来物理学、生物和化学的科学革命为基础的。理论知识积累与重组是新技术发明的前提条件，技术的重组是新技术发明的实现形式。的如同阿瑟在《技术的本质》中所说的，“把一定数量的技术当做元素组合成新的技术产品，哪怕最后成功的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甚至更低，只要初始技术元素超过一定量，最后涌现出来的成功的技术产品也会呈现出指数增长。”

当前中国处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拐点大概出现在2012年（张斌，《从制造到服务》），该过程还将继续，这将意味着：消费升级还将继续；资本边际报酬与经济增速或阶梯状下行；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与需求扩张性政策对应的可能是债务杠杆率的抬升……这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发力，需求侧政策更加精细化。

21

推荐语：

斯米尔（Vaclav Smil）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作者。本书封面最上端写道：“这是比尔盖茨最期待的作品，没有之一”。此言非虚，比尔盖茨在他的新书《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中多次推荐斯米尔的作品。例如，在前言部分谈到阅读资料时，唯一点名的就是斯米尔。“……其中就包括科学家、历史学家斯米尔撰写的多部令人大开眼界的作品，我从中了解到能源对于现代文明的极端重要性。”

当然，比尔盖茨主要指的是斯米尔在能源领域的作品，如《能源神话与现实》、《能量与文明》（见书单：东方证券博士后工作站 | 财富书单 第12期）和《能源转型》等。这三本书都非常值得推荐，但本次主要推荐的是作者的另一本书《美国制造》，书中对美国制造业起落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当前的美国政策。

在回望美国制造业兴衰历程时，斯米尔总结道：“美国制造业的兴衰源于它的内在优势、辉煌的成就、难以名状的轻率和自作自受式的失败。” 

米尔斯所说的“优势”是美国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成就”是指从南北战争之后的迅速崛起到20世纪40年代统治地位的确立，并引领战后“黄金时代”的光荣历程。“轻率”指的是一种盲目的乐观、无畏的自信和浮夸的傲慢，政商界主流观念认为：低端制造环节的外迁不会影响美国制造业的强势地位；向服务业转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代性的体现；源源不断的创新和新产业的诞生所带来的新的就业会弥补落后产业外迁造成的就业岗位的损失；用更少的劳动力生产了更多的产出恰恰体现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反映出的美国教育的退化不足挂齿；从债权国转变为债务国，并得以维持，是美元“嚣张的霸权”的体现；在历经近百年的贸易顺差后，面对1971年第一次贸易逆差，以及1985年首次对中国的逆差（仅600万美元）时，美国政策当局都没有太在意，这是对不平等的多边贸易规则的轻率。 

所谓“自作自受”，斯米尔指的是工会的力量以及频繁而持久的大罢工，以及监管层制定的严格的劳工和环保规范等，这削弱了美国企业的议价能力，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当然，斯米尔也有责怪美国政府不作为之意。

去年6月，笔者专门写过一篇关于美国制造业的文章。引用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话：“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有思想、勤勉的公民可以改变世界。实际上，一直以来，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所以，永远不要轻视特朗普带来的整个叙事的转变——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从多边到双边，从世界警察到美国优先，从“历史的终结”到“文明的冲突”。现在来看，拜登政府在很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

22

23

导读：

将G7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在全球GDP总量中的比重在1820年为20%，此后持续上升，直到1990年的67%。这就是彭慕兰所说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

实际上，东西分流正是建立在西方国家内部合流的基础之上的。合流的动力机制就是创新的扩散和工业化。同样的道理，随着冷战结束，首先是发达国家内部，其次是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逐次开始了“大合流”。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工业化进程出现了逆转，G7国家开始去工业化，新兴市场国家则加速工业化。

同时，G7国家的GDP总额占全球GDP的份额也快速下行。截止到2020年底，已经下降到45%，相比1990年的峰值下降了22个百分点。相反，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在冷战结束后都显著提速。从人均GDP增速和工业化进程上看，新兴市场国家向发达国家收敛的速度更快，而且涉及面更广泛。

基于“三级约束”——商品、思想和人口——框架，《大合流》的作者鲍德温认为，不同阶段的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1）19世纪初是全球化的“第一次解绑”。驱动力是蒸汽机的发明、改良和应用，商品的生产国与消费国开始分离，贸易的结构以初级品或工业制成品为主。与此同时，思想和人口流动仍受限制，这约束了创新的扩散。

（2）20世纪90年代是全球化的“第二次解绑”。由于ICT技术的发明和扩散，思想的交流和沟通成本大幅下降，显著提升了全球协同生产能力。“资本”的“解绑”也在同步推进。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思潮带动了跨境直接投资的兴起。发展中国家开始摒弃保护主义政策，纷纷加入到全球分工当中。这掀起了全球价值链革命，中间品贸易逐渐成为贸易的主要形式，约占贸易总额的2/3左右（Johnson & Noguera，2016）。价值链贸易不仅推升了贸易规模的攀升，也加快了思想的交流和创新的扩散。

（3）全球化正将迎来“第三次解绑”，人工智能和增强或虚拟现实（AR/VR）等技术（“元宇宙”）将使人口的流动不再受到空间的约束，面对面交流的成本大幅下降，曾经不易流通的服务将变得可流通。

归根到底，是创新和创新的扩散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版图。

24

导读：

近年来，外卖平台与员工的故事屡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近期，北京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送外卖的“初体验”和北大社会学博士的草根调研后的自述再次将外卖小哥的工作状态推上热搜。互联网是信息技术浪潮的基础设施，基于互联网而发展起来的科技巨头在全球最大市值公司排行榜中占据绝对领先地位。近二十年来，股价涨幅也是遥遥领先。然而，繁荣的代价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之一便是企业的社会责任（ESG）。当下美国，非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工资和社会保障问题已成为经济政策的核心问题，这与新经济的组织特征有直接关系。

90年代下半叶，互联网的繁荣宣告了新经济的到来。相比于旧经济，新经济企业组织的基本特征是：第一，一般没有工会，员工也很少打算在一家公司干一辈子，因为跳槽是实现待遇提升的重要途径；第二，约定提存（DC pension）的401（k）养老金计划逐渐取代雇主出资的约定给付的养老金计划成为企业首选；第三，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新经济部门多采用垂直专业化分工，常见形式是外包。这些特征对部分劳动者而言是不利的。曾经，终身雇佣制是光荣的美国传统，IBM曾长期以“零解雇”为企业形象的加分项，但在新经济中被打破，“组织人”已经成为历史。新经济中的劳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

从宏观层面谈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诸多作品已是泛泛而谈，了无新意，诸多议题也无定论。拉让尼克的《创新魔咒：新经济能否带来持续繁荣》则是从微观层面谈创新和经济发展的经典作品（直译应为《新经济能否带来持续繁荣：美国企业组织与高科技企业就业》）。作者详细剖析了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企业治理结构，认为其劳动契约关系与传统模式有较大差别。新经济中的劳动与企业的契约关系致使劳动在资本和技术面前受到压抑，这是美国贫富分化的微观解释，也为理解拜登新政提供了新的视角。

我本人是从事宏观研究的，也长期关注美国问题，本书非常有启发，推荐阅读。

相关文章链接：

25

推荐语：

不知缘何，近日国内兴起了一轮关于“德国模式”的探讨和“向德国学习”的思想热潮。（每周一本书 014 | 探寻 “ 德国之谜 ”：德国马克与社会市场经济）

笔者长期关注欧元区和德国（融合与分化：德国双循环与欧元区再融合）。但在写作德国专题时，总会受到语言的制约，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国内德语译作也相对缺乏。反之，有关美国的译作则汗牛充栋。《金融的谜题：德国金融体系比较研究》有较高的原创性，填补了国内关于德国金融体系研究的长期空白。

改革开放就是关于学习外国经验，并不断探索如何本土化的历史，师夷长技以图强。“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是传播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进程。”（哈耶克，《自由宪章》）我们大多数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都是来源于间接经验，它们在无形中影响了我们对许多国内问题的看法，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美国道路”都是我们学习和模仿的主要方向。当然，由于地缘的关系，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验也有不少参考，但从论著角度看，还是无法与美国相比。我们对于日本的认识，好像更多地是集中于1980年以后的历史——崩溃的前夜，以及崩溃后一个又一个“失落的十年”。

从经济、金融体制上看，德国和日本确实与我们相似度更高，尤其是金融市场，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主银行体制，但德国和日本在这方面又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在土地和房地产金融方面（当然还有汇率方面）。我个人的理解，德国是彼此约束，日本是互相裹挟。国内当下对于地产的调控政策，显然有德、日比较的经验。

德国的经验不仅在于其自身，还在于其在欧盟中的核心位置。从价值链角度而言，中国在亚洲的位置与之相似。在中国的双循环发展战略中，如何处理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与理好与美国关系同等重要。历史观之，大国博弈，同时也是“朋友圈”的博弈。

26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两度在德国经济最危机时刻(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和1932年失业率顶峰)出任德国央行行长，并两度力挽狂澜、拯救德国金融和经济危局的金融奇才亚尔马·沙赫特的自传。

沙赫特不仅是金融奇才(被同时代及后人称为“老奇才”，顾准将其与凯恩斯并称为1930年代的世界级经济金融专家，同时深深卷入了当时德国波澜壮阔的政治进程，曾参与创建德国民主党，又曾出任希特勒时期的德国经济部长，后又密谋暗杀希特勒，故历经纳粹、美国人和德国去纳粹化法庭的监禁和审判，一生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色彩。

更为难得的是，该书贯穿了传主的一生，从德国在俾斯麦后期的崛起一直延续到二战之后，不啻是一部个人眼中的德国现代史，传主对这一过程的深度介入，其广泛多面的社会交往，令人更为丰富立体地理解德国史和现代史上这关键的几十年。沙赫特同日本的高桥是清是二战之前德、日两国经济和军事崛起的核心人物，他们两位的财经政策提升了本国国力，同时也改变了二十世纪的世界政治版图。

传主早年爱好文学，从事过新闻工作，后专攻政治经济学，不仅文笔晓畅，刻画生动，见识更是超出群伦，即使放诸今日也不过时，其所专注的通货膨胀问题、失业问题、外汇问题，仍是今天的全球焦点，读者自能从中得到相应启迪。

27

推荐语：

周六在家刷了一天《觉醒年代》，真好啊！

知乎上有读者提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最佳回答是：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就是续集。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向何处去”依旧是时政热点问题。

国内对于美、英、日等国家的研究已相当充分。相较而言，或许是由于语言的问题，国内关于德国的专著比较少（奥匈帝国史好像不少），尤其是关于战后德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笔者曾写过一篇德国和欧元区专题（融合与分化：德国双循环与欧元区再融合），文献稀缺就是个不小的麻烦。幸好周弘、朱宁和彼得·荣根[德]三位教授引进了这套“德国之谜”译丛。除本次推荐的《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市场经济：兼容个人、市场、社会与国家》之外，还有《德国统一史》（四卷）和《329天》。个人阅读的一个浅显体会是，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体制、道路与“德国模式”的交集大于与“美国模式”的交集，甚至大于与“日本模式”的交集。

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体制改革是战后德国经济起飞的根基，被认为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实践。秩序自由主义就是基于规则的自由市场经济秩序，也可以称之为宪政经济秩序，宪法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该理念由艾哈德（L. Erhard）领导的第一届联邦德国政府在1948年提出，其核心要义是竞争机制、企业家精神和市场自由化，重中之重是价格体系。除此之外，还包括稳定货币、开放市场、保护私有产权、合同自由、个人承担责任和经济政策的一致性等原则。

马克汇率的稳定是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内容。将德国马克与日元的经验对比来看更有益。

联邦德国和日本都是1985年《广场协议》的参与方，但与日本不同的是，联邦德国从一开始就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认为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主要是由美国财政赤字导致的，且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的双边失衡。

德国和日本在看待本币升值问题上立场是不同的。德国央行认为，马克升值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所以担心的是美国提高利率（黑泽尔，2017，p.275）。日本却希望日元走弱，以助力出口。

正因为立场的不同，在如何用国内的政策缓冲汇率升值的压力时，联邦德国和日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德国采取的是相对谨慎的逆周期调节政策，而日本则更加激进——降低利率以缓解日元升值压力，扩张财政以对冲外需收缩。当然，这也是华盛顿的诉求。整个80年代，联邦德国住房价格指数基本呈现出水平状态，而日本则不然，地价和房价都在极端的时间内翻倍，并最终导致泡沫在1990年破灭，以及之后“失去的十年”。

28

推荐语：

2007-2009年金融危机是二战后全球经贸、金融秩序的拐点。2016年特朗普上台及其在执政期间推动的一系列政策加速了这一转变，而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另一催化剂，由纳瓦罗等所宣扬的“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理念在一步步转变为行动。拐点之前的主流是新自由主义，拐点之后是经济民族主义和进步主义，政府作为“家长”正在被广泛接受，这也是拜登赢得2020年总统大选的意识形态背景。有人打趣说，这是“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参考我们的长篇报告：重回进步时代：拜登新政与“美国旧疾”（4万字深度解析）；中美观察 | 混沌与秩序：两次霸权解体危机的比较）。

战争有多残酷，和平就有多宝贵。经济萧条的记忆有多无情，经济增长的激情就有强烈。对两次世界大战和期间的大萧条的反思主导着战后重建，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人们发现，全球化好像走过头了。金融危机到底如何改变了这个世界，这是图兹一直思考的问题，而这本《崩盘》就是他的答案，大危机的影响绝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还包含政治-意识形态和地缘方面的，大流行无疑是火上浇油。

作者完整的描述了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直到写到特朗普上台。如果还有第二版，新冠疫情倒是添了不少素材。

全书近800页，正文部分占了650页。如果这不是您读的第一本关于金融危机的作品，您会发现，读起来会很快。平铺直述，但不影响思考的深刻性。

29

内容简介：

1916年，世界正陷在一战的深渊中，上百万人命丧沙场，无数人员和物资被从世界各地送往前线。战争动摇了亚欧大陆的政治和经济基础，革命的危机困扰着大半个世界。而在这动荡的表面下，一场更深层、更持久的权力转移大戏正逐渐拉开序幕，并持续塑造着今日的世界格局：自1916年起，美国开始成为世界事务的中心。

在一战结束一个多世纪后，《滔天洪水》回顾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试图从新的视角回答：一战后的国际秩序缘何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联盟为何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从美国参战到全球金融危机，亚当·图兹描述了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重塑世界的过程。通过追溯各国如何适应美国中心的新格局，以及如何滑向法西斯主义，《滔天洪水》对当今世界秩序起源的论述，必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

30

推荐语：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为什么不一样？今天会不一样吗？

在《中美观察 | 混沌与秩序：两次霸权解体危机的比较》一文中，笔者从金德尔博格（参考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19-1939 ）、特明和瓦因斯（参考《无霸主的世界经济》）处得到启发，尝试着用简单的博弈论工具去解释。简而言之就是“霸权解体危机”，又名“金德尔博格陷阱”——曾经的霸权国家无力再维持国际秩序，而新兴霸权国家又缺乏维持国际秩序的意愿。当然，霸权的交替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英国霸权地位的削弱首先是在经济上，而后才是金融上，时间大约相隔30年。所以，小约瑟夫奈几年前就说，如果中国不愿意承担起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维持国际秩序的责任，世界可能再次陷入“金德尔博格陷阱”。（全文可参考：安全资产：金融危机、逆全球化与货币变局——“安全资产”专题合集（2.7万字））

当前及未来，全球的两大主题是全球化的失衡与重构，以及中美的脱钩与中国的突围，后者是前者的主要内容，因为全球体系主要体现的是大国意志，重构也主要体现的是大国利益的再分配。 

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综合视角来说，后危机时期与“大萧条”有一定的相似性。经济方面是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这个概念由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被用来描述大萧条时期的经济低迷状况。萨默斯（Summers，2013）借用其来描述2008年之后的全球经济状况，并且，人口因素都是导致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全球化方面，是旧秩序的终结和逆全球化的开始，上一次全球化的转折点是1913年，大萧条期间陷入低谷，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得以建立新秩序，这一次的转折点是2008年，目前仍处在重构之中；国际政治格局方面，是霸权解体危机，世界将临“金德尔博格陷阱”。或者说，经济停滞和逆全球化，以及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冲突，如战争和贸易战等，都是霸权解体危机的表现。 

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美国仍然坚持“美国优先”的原则，如果中、美、欧之间不能以合作的方式解决矛盾，那全球经济的“至暗时刻”或许还未到来。但是，同步地，新秩序就是在混沌中涌现的。

可参考：无霸主的世界：两次霸权解体危机的比较（77页PPT）

31

内容简介：

日本经济曾因其活力和增长而备受世界羡慕，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泡沫崩溃后陷入长期低迷，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进一步下滑。白川方明自1972年入职日本央行，2008年到2013年担任行长，在这39年的央行生涯中，参与或近距离考察了日本高速增长结束后的重大经济和金融事件，包括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泡沫经济、90年代初的泡沫经济崩溃、2008年金融海啸、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并引发福岛核电站核泄露事故，还有围绕日元升值和通货紧缩的种种问题。

在这本书中，白川方明带领我们回顾了那个动荡的时代，站在货币政策决策者角度，以全球视野反思日本经济和货币政策，包括如何管理危机，如何与通货紧缩、日元升值、经济低迷做斗争，如何与政府、政治家、产业界、媒体等的沟通交流，等等。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中国经济从容应对不确定性、避免重蹈覆辙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此外，作为一国央行行长，从更高视角对货币、财政政策进行解读，对于普通人读懂政策制定路径，理解大形势，捕捉新机遇，也具有重要启发。

32

导读：

欧元的构想是一种“升维打击”——用货币联盟推动政治联盟，用货币统一推动欧洲认同，最终实现“欧罗巴合众国”的理想（可参考《欧元的思想之争》）。事后看，欧元之父们还是低估了民族国家的历史惯性和民众们的主权诉求。这也似乎注定了其今日“背锅侠”的身份。

不少观点认为，欧债危机的本质是欧元危机，而欧洲悲剧的本源是欧元。学术讨论无论褒贬都是有益的，欧元的创立和欧元区的运行是敢为天下先，是人类首次建构的超越主权的货币秩序，其意义远甚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笔者个人认为，充分比较“怀特计划”、凯恩斯的班科（Bancor）计划和欧元体系可对国际货币体系提供有益的参考。

莫迪的这本《欧洲悲剧：欧元如何一步步将欧洲推入深渊》（英文原著直译为《欧元悲剧：一部九幕剧》）是最近出版的一部关于欧元和欧洲一体化的大部头，作者为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的教授，曾在IMF工作，任研究部和欧洲部代理主任，所以，他来写欧元问题，既权威，又合适。这本书是笔者近年阅读的同一个主题的书当中的最佳作品。

33

内容简介：

《英镑美元外交：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起源与展望》讲述了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兴衰，对二战后多边体制重建主要问题的分析准确透彻，对英美主要人物的描写活灵活现。全书史料翔实可靠，结构简明清晰，以优美的文风和令人拍案的笔触，向读者展现了二战后重建多边主义的过程中崇高理想与压力、误解、挫折、妥协纵横交错、跌宕起伏的一出大戏。《英镑美元外交：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起源与展望》介绍了美国与英国合作重建多边经济秩序，设立国际货币基金、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及缔结关贸总协定的历史，详细记录了当时英美的官方立场、民间舆论、幕后考量和多个战线的谈判较量。

34

内容简介：

从青铜时代开始，债务与战争如影随形，但凡赢得战争的部落、城邦、国家，往往通过向民众借贷而获得资金支持。甚至在一战中，参战各国都把公共债务的潜力发挥到极限。公债成为影响战争心理的核心，成为公民权的同义语。债务体系的发展成熟，是民主国家崛起和西方民主制度产生的金融根源。英国经济史与金融史专家詹姆斯·麦克唐纳以全面的一手资料为基础，用流畅的笔法、清晰的逻辑，讲述了一个债务与国家交互影响的故事，并得出一个出人意料却令人信服的结论：“国家的债务是好的。”

可参考：国家信用、财政纪律与现代货币理论——兼谈人民币国际化 / 专题合集（2.4万字）

35

推荐语：

“公平地说，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自由市场长期利率，只要收取得当（编者注：市场化利率），都能提供那个国家经济和政治健康状况的一种动态图。”霍默和西勒在《利率史》中如是说。

笔者非常认同这个说法。由于名义利率由无风险利率和（各种）风险溢价组成，这个说法也就不难理解了。每当经济、金融市场面临负面冲击时，风险溢价就会调升，而最脆弱的市场跳升幅度也会最大的。

本周要推荐的并非《利率史》，而是更少被提及的《国债的历史》，本书的副标题为“凝结在利率中的过去与未来”。作者富田俊基为日本中央大学法学部教授。从研究领域和出版物可以看出，作者的专长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而《国债的历史》，则是从国债利率看国家信用和大国兴衰，精彩绝伦。两本书配合，再加上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以及黑泽尔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史》，perfect.

如何度量金融霸权？就看其融资主体能否享受全球最低的利率，就看其国债利率是否被用做“无风险利率”，即定价中的“北斗星”。

重点推荐本书最后一章。作者回顾了美国1942-1951年2.5%长期国债利率上限的历史。这段时期的美联储货币政策背景和操作方式有极高的相似性——零利率和巨额出超准备金是约束条件；良序的国债市场和金融稳定是目的；直接购买国债、收益率曲线控制、扭曲操作、调节法定准备金率等是手段。

日本并非QE的始作俑者，美联储才是行家里手。1932年《银行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注：与1933年《银行法》同名）就赋予了美联储以国债为担保发行联邦储备券的权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可以购买国债，创造基础货币。

可参考：国家信用、财政纪律与现代货币理论——兼谈人民币国际化 / 专题合集（2.4万字）

36

导读：

价格或价值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笔者曾总结道，货币有四种价格：时间价格——利率；货币价格——汇率；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它们是宏观研究中的四大领域。无论从那个维度出发，都是透视历史的重要抓手。

非常喜欢引用《利率史》中的一句话：“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自由市场长期利率，只要收取得当，都能提供那个国家经济和政治健康状态的一种动态图。”因为在历史上，（国债）利率最低的国家往往是信用最好，从而也是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例如大航海时期的荷兰、工业革命时期的大英帝国，还有今天的美国。自然而然地，低利率国往往也是国际通货发行国。因为货币的信用来自国家。所谓美元“嚣张的霸权”，极致地体现在美国经济主体的融资成本优势上。（笔者写过利率专题，可在公号搜索关键词）

在利率的谱系中，国债利率是最重要的。它被认为是一国内部的“无风险利率”，从而是一切其它利率制定和资产定价的基准，还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物价、财政赤字等的看法。历史上，国债利率还能充当战争的“晴雨表”——战胜方利率会下降，而利率的下降也往往预示着战争赢面增加。

《国债的历史》是笔者目前阅读到从国债角度去阐述战争、大国兴衰和国际货币制度演变的最好作品。可参考：【每周一本书 007】国债的历史——凝结在利率中的过去与未来 | 国家信用、财政纪律与现代货币理论——兼谈人民币国际化 / 专题合集（2.4万字）。

研究利率，不得不关注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价格革命》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参考书目。作者通过800年价格序列当中的4次“巨浪”去透视历史变迁。不仅是实证的，也是理论的，文字和译文也很优美。

近一年多以来，笔者一直在写通胀的专题（通胀灰犀牛：驱动全球通胀上行的四个中长期力量（2.5万字全文）），其中有一块就是从人口年龄结构中去阐述价格变化。读了这本才知道，在较长的历史进程中，人口一直都是影响价格的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在农业社会里，只有农产品的价格问题，因此也只有人口的问题。只是进入到工业社会之后，技术进步、全球化、货币制度等因素才让价格分析变得复杂。

37

导读：

伯南克曾评论道：“弗里德曼的思想对现代货币经济理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无法估量，在经济学家中无人出其右。”伯南克对大萧条的研究与弗里德曼一脉相承，区别在于，弗里德曼更关注银行信用，伯南克更关注货币市场信用。

近半个世纪以来，银行在美国金融体中的重要性持续下降，货币市场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合格抵押品数量和质量是多层次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关键。只有懂了弗里德曼，才能懂伯南克，也才能更好地理解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世界量化宽松（QE）与信用宽松（credit easing，CE）的逻辑。借《美国货币史：1867-1960》（精校版）发行之际，重读弗里德曼，获益良多。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货币主义对经济周期的解释力度显而易见地下降了。笔者曾与导师说，弗里德曼的货币史，也只能写到1960年代，往后结论可能就不那么成立了。我始终觉得，货币数量论看似失灵了，但货币主义仍然深入人心，其所提倡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货币政策正是沃尔克-格林斯潘战胜通胀的秘钥。笔者也曾发问，弗里德曼如何看到2008年后的货币政策？

巴曙松老师在新版序言中写到：“今天主要发达国家央行的操作尽管未将经济引致大萧条，却走向了另一条弗里德曼先生所不愿意看到的宽松之路”。笔者在“百年美联储”专题中也写到：“QE很可能将一场经济危机，甚至是‘生存危机’扼杀在摇篮里，但经济的‘K型’复苏特征，叠加大宗商品与风险资产价格的暴涨使货币政策进退两难。”

新冠疫情冲击与金融危机冲击的一个不同较大的结构差异在于，前者以供给侧负冲击为主（产出缺口下降大于物价下降），后者以需求侧负冲击为主（物价下降大于产出缺口下降）。这种差异使得QE的效果不同，因为货币政策是需求侧的（尤其是在短期内）。在供给侧负冲击为主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只能借由财政政策发挥作用，而货币超发导致通胀的本质原因，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这也是70年代时任CEA主席的格林斯潘对滞胀的解释。

谨言货币主义失灵，货币主义的幽灵正在全球的上空盘旋。

38

推荐语：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常被简化为“双重任务”，即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实际上，联邦储备法案一直在修订，不同时期，任务的重心也不同。这又决定了货币政策规则的差异。理解美联储的行为，需要联系所处的时代背景，包括：政治-意识形态、主流经济思想、宏观经济环境、金融风险，还需要考虑部门间的协同，尤其是和财政部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

建立初期，美联储的主要任务是向货币市场提供流动性，同时防止“投机性需求”。其提供流动性的依据是“真实票据”，也常用加息的方式应对股市泡沫。20世纪20年代，斯特朗担任纽约联储主席，其主要任务是冲销黄金流入和流出。这类似于中国央行在外汇储备快速增长时期的操作。一战的爆发赋予了美联储一定的政治责任。罗斯福新政、大萧条和二战都强化了这一任务。“用非常低的利率来促进全面就业，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目标”。从1937年到1951年3月财政部与美联储就撤回支持国债价格政策达成协议之前，美联储实施的是支持长期国债价格的政策。2.5%是（25年期）长期国债目标利率上限。

1946年充分就业法案首次赋予美联储追求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稳定汇率的目标。但其能够独立自主地追求这些目标，还要到1951年3月签署美联储-财政部协议——美联储的“独立日”。美联储从控制长期利率和维持国债价格的“政治任务”中解脱。1978年《汉弗莱-霍金斯法案》重新表述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联邦储备系统的董事会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应保持长期增长的货币和信贷总量，以有效促进最大充分的就业，稳定的价格和温和的长期利率等目标的实现”。所以，美联储的三大政策目标是：物价稳定、最大可能就业（早期的表述为“充分就业”，）和合意的长期利率。

鉴于量化宽松政策在初期的效果并不理想，2011年参议院本计划将“寻求最低失业”废除，但最终并未立法。所以，还是“三条腿走路”，只是通胀目标改成了“平均通胀目标”。美联储货币政策规则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扩张-紧缩”交替，或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通过总需求管理，以实现充分就业为主要目标。其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胀是非货币现象，源于“真实冲击”。

操作上，以菲利普斯曲线为指导。此类货币政策具有内在的通胀倾向，因为紧缩是一种“政治不正确”。根据菲利普斯曲线，降低通胀的唯一路径，只有增加失业。所以，“扩张-紧缩”的货币政策是顺周期的。第二类是基于（准）规则的货币政策，如货币数量增速目标，或（隐含的）通胀目标，通过建立货币政策可信度，锚定通胀预期，稳定价格水平，降低通胀波动。其理论基础是货币数量论和理性预期理论，对应的是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最经典的表述莫过于弗里德曼所强调的：通货膨胀何时、何地都是一个货币现象。

所以，基于规则的货币政策是“逆风而行”的，且强调先发制人，将可能超过目标值的通胀“扼杀在摇篮里”。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通胀水平和波动率的下行，应归功于弗里德曼。央行也因此赢得了“通胀斗士”的称号。坊间常说，货币数量论失效了，这恰恰证明其已经深入人心。规则一经发现，当成为共识，便遁形了。

马丁-沃尔克-格林斯潘逐步建立了“逆风而行”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重建了美联储的信誉，这才有了“别站在美联储的对立面”这样的市场共识。这是未列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无形资产”，是声誉价值。金融危机之后，通货膨胀在大多数时候都不是货币政策的紧约束，最大可能就业与合意的长期利率的重要性更高。新冠疫情之后，美联储转而盯住平均通胀，使物价稳定目标更加模糊，对通胀超调的容忍度也提高。实际上，从“泰勒规则”角度说，自2014年以来，截尾平均通胀率就能更好地拟合3个月期短期利率的波动。这意味着，平均通胀目标或已“无意识”地实施了7年。

2008年之后，量化宽松的资金大量滞留于金融市场，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表现为准备金和基础货币的陡增，而广义货币（M2）增速并未大幅增长。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持续性较短，但宏观政策的刺激力度却更大，方式也显著不同，直接结果是M1、M2与基础货币增速同步提升。2020年二季度，M2同比增速跳升至22.8%，三季度为24.1%，为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大值。至今，M1和M2仍处上升阶段。覆水难收，随着需求的复苏，短期内通胀的压力将会逐步体现。通胀如果失控，将意味着：弗里德曼，大师归来！

在货币主义的经典中，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更注重论证货币与通胀的数量关系，而黑泽尔的《美国货币政策史》则揭开了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面纱”。

参考：21世纪美联储：从大危机到大流行，从扩表到缩表（2.5万字深度报告）

39

推荐语：

近日，市场高度关注美联储负债侧逆回购协议（Reverse repurchase agreements，RRP）工具的使用。本质上，RRP是一个流动性转换工具，美联储可用其来吸收过剩的流动性。主动权虽在市场，但美联储可调节收益率来增减其吸引力。

RRP创设于1999年10月6日，但直到2002年12月18日之前数据都为零。上一次使用的高峰期始于2013年11月，终于2018年10月。2013年12月，美联储taper，2014年10月，美联储停止扩表；2017年10月，开始缩表，至2019年9月停止。逆回购协议只能调节结构性、临时性的过剩流动性，如果流动性过剩是持续性的，那么，从RRP到taper的过渡就是自然的了。

正回购（Repurchase agreements，Repo）是RRP的对立面，为美联储的资产科目，用于调节市场的结构性流动性短缺，其历史可追溯至1953年4月。2000年以前使用频繁，21世纪以来使用较少，最近一次使用是2019年9月至2020年7月。(美联储的正、逆回购与国内相反)

Repo和RRP都是美联储公开市场操作的内容，而现代意义上的公开市场操作始于1951年3月3日的财政部-美联储“协议”。这一天被认为是美联储的独立日，“协议”被称为美联储的“大宪章”，意义可见一斑。对于协议和公开市场操作的起源，市场研究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这却是理解当前美联储公开市场操作的源头。

本周向大家推荐Garbade的《After the Accord：A History of Federal Reserve Open Market Operations, the US Government Securities Market, and Treasury Debt Management from 1951 to 1979》，共600多页，出版于2021年。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本书的主题内容，作者使用的素材之一就是美联储的公开市场操作年报，这是了解OMO的必读资料。智堡app正好有将其翻译成中文，一并推荐给大家：https://wisburg.com/articles/734289

40

推荐语：

本期推荐的三本书，作者都是辜朝明。他先是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任职，而后担任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三本作品都是佳作，图文并茂，理论与实践并重。

据笔者所知，辜朝明共出版了4本书，第一本叫《Balance Sheet Recession: Japan's Struggle with Uncharted Economicsand Its Global Implications》，英文版于2003年出版，应是作者首次以专著的形式完整表达“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可惜未被翻译成中文，且至今一直未能下载到电子版。

笔者最先读到的是《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英文版2008年，中文版2016年），印象深刻。《复盘》和《大衰退年代》的英文版（2014和2018）出版后就先睹为快，后来出了中文（2020和2019），重读了一遍。

这四本书所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是一样的，只是分析的问题与写作期间有关。作者利用“阴阳周期”论，将不同学术派别对于经济的诊断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下，很有启发，例如凯恩斯方案适用于“阴”周期，弗里德曼方案适用于阳周期，任何阴阳的失调都是一种灾难，例如在阴周期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并没有什么明显效果，只会陷入流动性陷阱。

辜朝明反复阐述的一个观点是，企业或个人在经济的上升周期和下降周期的目标函数是不一样的。在上升周期中，如主流经济学所描述的，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个人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但在资产泡沫破裂后的下降周期中，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了净资产为负的情况，此时目标函数就变为债务最小化。此时，企业家和居民心里唯一想的就是还债、还债、还债，哪里还想着赚钱啊！即使有了一些盈余，也赶紧存在银行，哪里还想着投资或者消费啊！流动性的问题并非出现在供给侧，而是需求侧，所以货币政策失效，财政政策应该担起复苏经济的重任，政府作为“最后借款人”要扛起大旗。这个观点对于经济建模和政策分析都非常有启发。

41

推荐语：

笔者的一位师兄把经济学研究比喻成侦探破案（即将出版《大侦探经济学》，李井奎著），无论是实证分析还是规范分析，对此应该有共识。如何从海量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数据中理解经济发展现状，并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对未来做出预期，进而给出大类资产配置的建议，是宏观研究的基本“套路”。

市场研究尤其讲究分析框架，个人理解，其实就是针对不同问题，构建一套指标矩阵。指标需厘清哪些是前瞻性的，哪些是同步性和滞后性的。短期、中期、长期需要关注的指标不一样。我们经常看到的经济指标之间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往往只是周期的同步或错位所产生的视觉效果。所以有人调侃，只要你反复敲打数据，它总是会招供的。当然了，如果历史一直在重演，相信它会再次重演，是更为确定的事情。

《驾驭周期》一书介绍的是自上而下的周期分析框架（美林时钟也是周期框架）。本书尤其适合初学者，达格尼诺30多年的实践跃然纸上。他手把手地教读者如何构建指标体系，明确说明了各指标的内涵、数据来源和经济意义。

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被分为4个阶段，在每个阶段，各指标会怎么变化，大类资产的表现如何？我们不会否认，前瞻指标很重要，但作者特别强调了滞后性指标的重要性，认为它对于预测风险特别有帮助，例如利率、物价等，都属于滞后指标。滞后指标出现波谷，往往意味着前瞻指标的波峰也不远了。

不学，无术。但尽信书，不如无书，任何经验规律都需要接受实证的再次检验。

42

导读：

笔者一直模糊地认为，MV=PQ是货币经济学中的核心方程，一个公理，也是一个好用的（周期）分析框架。基于此，可以将许多经济学流派或者经济理论串联起来。

理论上，它不存在成立或不成立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恒等式。实践中，由于度量上的问题，它看上去不等了。关于货币M，两个常见的误区是：第一，等式中的M是一个流量，如果用存量的M，一定是不等的；第二，如何进行货币的分层，M0、M1还是M2？据笔者的理解，应该是偏交易属性的M1。关于价格P，理论上本应该包含资产价格，但应用中往往将其忽略。

或许是因为货币数量论不能么有解释力了，该方程式的知名度也下降了。这实际上是一种“误杀”，它仍然值得推敲。特维德的这两本书或许有启发。

两本书的重点不同，这从其英文标题可以看出。第一册偏重于周期——cycles，第二册偏重趋势——trends，虽然两本书都涵盖了商品、股票、债券、基金、房地产，但第二册更偏重于长周期，这就难免会谈及人口、技术创新等问题，所以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阐述所谓的超级行业，如能源、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这两本书虽然在实用性和系统性方面不如《驾驭周期》（每周一本书 010 | 驾驭周期：自上而下的投资逻辑），但在知识面的延展性方面，确实是包罗周期万象。

43

导读：

好的历史剧，一定得还原历史，细节之中最能体现专业。笔者阅读也有一个心得体会，历史的学习一定得是沉浸式的，“当事人”的视角不可或缺，因为只有当事人才能掌握故事的细节、历史的真相。

随着2018年中美关系的明显反转，美日20世纪80年代的往事便成为我们思考中美经贸关系的参照系。宏大叙事的作品汗牛充栋，普雷斯托维茨的这本《美日博弈：美国如何将未来给予日本，又该如何索回》则是一位当事人的回忆录，讲述的全是细节——关于日本要求自主研发新型战机FSX的争端牵一发而动全身。全书以美国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为主线。

“没有地缘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就无从谈起。产业和金融的领导地位就是国家安全”。这具体体现为：不使用日本的半导体，弹道导弹就无法精确瞄准；如果日本不把半导体卖给美国，而是卖个苏联，日本便有可能改变世界的权力平衡（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日本可以说‘不’》）。也就是说，“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其它国家对它的依赖，日本依然成为具有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力的超级大国。”

当下更流行的说法是：“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这是特朗普总统助理、贸易与制造业办公室主任纳瓦罗的主张，也被写进了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纳瓦罗还专门写过一篇同名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纳瓦罗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为什么“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他认为，为了经济上的安全，美国家庭必须有高薪工作，有自由创业的机会。经济安全很容易转化为国家安全，因为只有通过美国的持久繁荣，才能获得增长、资源和技术创新，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提供必要的装备。在《卧虎》这本军事战略著作中，经济学家纳瓦罗称，美国不是不能与中国相互依赖，只是不能在军事安全领域依赖中国。

军事领先一直是美国的底线。关于中美关系转折的一个细节，特朗普的中国政策顾问白邦瑞在《百年***》一书中说到，大约在2007年前后（具体时间记不太清楚了），在一间有纪念意义的房间里（二战时期，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意图最早就是在这个房间被揭露的），他参加了一场兵棋推演。

白邦瑞扮演“红队”指挥官，用中国的军事思维与美军交战。兵棋推演进行了3个小时，最终，五角大楼输了，这是70多年来的首次。白邦瑞运用了所谓的“杀手锏”策略，给了美军致命一击。往后几年，五角大楼又进行了二十多次类似的兵棋推演，如果中方采用传统战略，美军就能赢。一旦白邦瑞启用“杀手锏”策略，中方就能反败为胜。这些模拟演练的结果是“奥巴马政府制定‘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原因”。

44

推荐语：

长期以来，我们个人对美国的认识常常是非此即彼的，要么是自由的，要么是保守的。实际上，主流思想是不断变迁的，内生于社会-政治-经济体系之中。正所谓“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这本书中，莱纳特认为：“自建国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两大传统中左右摇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主张推行积极政策，而托马斯·杰斐逊则信奉“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收到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两大传统之争得到顺利解决：杰斐逊主义者主导话语权，汉密尔顿主义者主导政策权。”

历史经验显示，后起大国大多是通过贸易保护政策发展壮大的，而守成大国则倾向于执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当其霸权地位受到新兴大国威胁时，往往会退回到保护主义的状态。这种政策的转换，大多发生在经济危机或者是战争时期。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保护主义是主流，代表性的就是汉密尔顿思想，这被认为是“幼稚工业理论”的起源。而当其成为霸权国家后，又转而推行自由贸易。这一转变同样适用于大英帝国（大国兴衰与贸易政策选择——理解中美贸易冲突）。 

在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追赶”过程中，美国一直奉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后开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随着德国、日本、中国的崛起，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阶段性盛行，主张对贸易顺差国进行制裁。例如在石油危机后，就分别对日本和德国等国发动贸易战。08年金融危机后，又是对中国的贸易战。著名经济学家巴格沃蒂说，美国并不是不在意贸易规则的不对称，而是不在意比自己弱很多的贸易对手。当这些伙伴国不断壮大，不对等的规则就开始是个问题了。

贸易和全球化只是《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的一部分内容，显然，莱纳特是反对80年代以来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建立在价值链贸易基础之上的全球化是一种要素的全球化，由于资本的流动性高于劳动，更多的是资本流向劳动，廉价的劳动在分工中发挥着一种“锚”的作用。虽然资本所有者在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资本要素的输出国却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现象。与此同时，在其内部，资本所有者与劳动所有者的财富分配状况也恶化。

莱纳特倡导的持续繁荣的理想模式是：实际工资水平上涨、政府税基扩大和税收增加、企业高投资率形成正反馈。更高的实际工资产生更高的需求和更大规模的市场，从而有利于生产部门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而获取高利润，推动高投资。同时，人力成本的提升又会倒逼企业开发劳动节约型的技术，鼓励企业创新。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有助于完善基础设施，对企业的创新形成“杠杆”作用，还可以增加对教育、基础研究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这又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由此形成一个良性的反馈循环，该循环的起点一定不是金融市场，而是正确的产业，而正确的产业一定来源于真实投资。

莱纳特是典型的“狐狸”型学者，博闻广识，通晓许多事情，在本书中自然也是旁征博引，论证有理有据，甚为钦佩。极度推荐一瓣的读者阅读这本书。

45

导读：

总有一些“元规则”主导着生物、企业、城市、国家和宇宙的运转，“熵增”便是其中之一，且最具代表性。爱因斯坦称“熵增”是“宇宙中唯一一个永不被推翻的物理理论”。曾经有记者问霍金，20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21世纪是否是生物学世纪。霍金认为，是“复杂性”世纪。如果说不同学科的区别只是看待世界的方法论的区别，那么它们很可能在21世纪在更高维、或更底层的方法论中获得统一。在复杂性体系中，“熵增”就是一个“元规则”。

近年来，复杂科学颇受知识界关注，国内也引进了一套译丛，《规模：复杂世界的简单法则》就是代表作。作者韦斯特是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全球复杂性科学研究中心、“没有围墙的”学术圣地——圣塔菲研究所前所长。在这本书中，作者先是从生物、城市、企业等不同领域共有的规律出发，抽象出规模法则（scaling law），表现为“规模缩放”。

从最基本的形式上看，“规模缩放”是指一个系统在规模发生变化时如何做出响应。比如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均产出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增加——“超线性规模缩放”；再比如，在生物生长中，成熟后，再怎么进食，终会停止生长，直至生命终结——“亚线性规模缩放”。所以，从复杂系统和规模法则的视角看，万物之间仅在规模缩放具体参数的差异。小而美，大才能崇高（伯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

规律总是实证的，韦斯特将“规模法则”运用到了城市化和公司治理等领域。结合当前国内外都在热议的“反垄断”和监管等问题，推荐阅读阿特金森和林德的同名新书：《规模：企业创新、生产率和国际竞争》（BIG IS BEAUTIFUL）。

如果不作延伸阅读，即使是经济学科班出身的学生对于竞争、垄断与效率的理解也只是局限于“完全竞争最有效率”，“垄断导致无谓损失”等说法，实际上远非如此，从创新和效率等维度讲，垄断竞争的效率或要远高于完全竞争（可参考鲍莫尔，《创新：经济增长的奇迹》，“比较”译丛，中信出版社）。

当然，这种关系也是绝对的，否则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小企业了。如果没能建立起强大的内部组织架构，或者维持其运转的外部网络体系不再能够赋予其强大能量了，抑或者负外部性大到其自身能够获得的正收益了，企业的规模就超边界了。

在《规模：企业创新、生产率和国际竞争》这本书中，作者持有的观点——大企业是创新和推动效率提升的主力军——对于当下中国掀起的“反垄断”潮流有一定的含义。反垄断，无非两个目的，要么是为小企业塑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要么是为消费者争取更多消费者剩余。当然这两者也是紧密关联的。

从发挥规模效应的角度看，“少关注市场结构，多关注企业行为，不把视野局限在对价格和利润的短期影响，更要着重于对效率甚至创新的长期影响。”当然，在共同富裕宗旨下，也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分配含义。

46

推荐语：

许多社会科学的大师们总是在寻找人类社会变迁的中轴原理。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认为，“平等”观念是民主在美国社会传播的中轴原理。著名的量化历史学家戈德斯通早在30年前就预言，对美国而言，21世纪20年代将是另一个“动荡的二十年代”，其依据恰恰是政治权利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那么，何以终结不平等？

基于对全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的不平等历史的考察，在《不平等社会》这本书中，沙伊德尔认为，暴力性冲击是矫正不平等的关键力量。他将其概括为“四骑士”：大规模动员战争、变革性革命、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典型案例。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有此等矫正能力？

“工业时代的战争造成的物质破坏、没收性征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通货膨胀、对全球货物和资本流动的破坏等一系列因素结合在一起，消灭了精英的财富，并且重新分配了资源。它们同时也作为平等化政策变动的一个独特而强大的催化剂，提供了特许经营扩张、工会化、福利国家扩张的强大动力。”再比如前苏联的十月革命、罗马帝国的衰败和黑死病等都实现了“大压缩”。

一方面，暴力性冲击会“公平地”消灭所有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在存亡面前，尤其是在人类公敌——病菌面前，全社会空前团结，一些曾经看似激进的方案也会得到民众的支持。与其将注意力放在暴力冲击本身，不如放在它带来的变革上。当下的美国正面临霸权解体、经济衰退、阶层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等多重冲击，拜登能否团结两党意志，将他的进步主义新政推进下去，将决定美国向何处去。一个有利的条件是，新冠疫情所暴露出来的经济社会问题将在多方面凝聚两党共识，如产业链对于国家安全和贫富分化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等。后新冠时代，医疗产业链和社会保障体系或取得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军工产业的地位，民主党必然借此大做文章，因为，没有什么能比病毒更能凝聚两党共识了。而且，与病毒的战争正好是选民认为的优先级最高的事项。

历史一再证明，不平等是有极限的，持续繁荣的理想模式是：实际工资水平上涨、政府税基扩大和税收增加、企业高投资率形成正反馈——更高的实际工资产生更高的需求和更大规模的市场，从而有利于生产部门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而获取高利润，推动高投资。同时，人力成本的提升又会倒逼企业开发劳动节约型的技术，鼓励企业创新。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有助于完善基础设施，对企业的创新形成“杠杆”作用，还可以增加对教育、基础研究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这又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由此形成一个良性的反馈循环，该循环的起点一定不是金融市场，而是正确的产业，而正确的产业一定来源于真实投资。

参考：重回进步时代：拜登新政与“美国旧疾”（4万字深度解析）

47

内容简介：

美国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不公正的税收制度。

美国超级富豪的税收下降到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同时，美国工人阶级即使变得富有，也被要求支付更多的钱。本书为这一戏剧性的转变提供了调查，两位作者根据涵盖各级政府缴纳的所有税款的新统计数据，对美国的税收体系提供了全面的看法。他们的结论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亿万富翁们比他们的秘书支付更低的税率。

参考：美国就业：劳动抑制与“组织人”的终结

48

推荐语：

《加州淘金热的产权研究》是一本新制度经济学经典著作，作者是美国普渡大学昂伯克（Umbeck）教授，他曾是张五常先生在华盛顿大学的学生。译者应俊耀和蔚怡是笔者好友，一对神仙眷侣。我们相识已有5年。二人，一位是对新制度经济学颇有研究的奥数老师，另一位是英语老师。两人合译，颇有“双剑合璧”的感觉。

说来惭愧，虽然笔者的导师韦森教授是国内较早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但我却是这个领域的门外汉，从事的是货币金融方面的研究。师门里，志华师兄和方钦师兄是最熟悉老师思想体系的。

下文有张五常教授的推荐序和译者的自述。笔者不便多言。每周一本书 018 | 《加州淘金热的产权研究》——产权理论与经济史的实证典范（赠书）

49

内容简介：

2018 年以来, 为对冲宏观经济下行压力, 人民银行多次降准、降息，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 但实体经济仍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结构性信用收缩的压力, 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未能得到根本缓解。本书作者立足金融从业者和货币理论研究者的视角, 尝试思考个中原因并寻求解决之策。

本书从总量、结构和新机理三个层次展开递进研究，全方位、多视角地剖析了近年来涉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重要问题。第一篇从总量视角讨论如何实现总量适度、传导顺畅的问题；第二篇主要剖析能否在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审慎政策并考虑金融稳定目标的条件下, 有效优化资金流向, 推动资金精准滴灌；第三篇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 聚焦全球范围内有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包括非常规货币政策常态化、“零利率陷阱” 以及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等。

50

内容简介：

此《货币论》非凯恩斯所作，而是国家外管局副局长陆磊博士及央行博士后刘学合著。在2021年上海货币论坛上，据陆磊博士介绍，共3卷本，均为纯学术著作。

基于现实的货币经济运行，本书提出：货币的本质是一种权利，即持有货币意味着获得“未来效用索取权”；货币交易是公众和中央银行作为货币供给方、金融中介机构作为货币需求方的“纯粹”货币交易。基于对货币与货币交易的重新界定，本书构建了银行（金融中介）货币需求理论的微观基础，分析了货币中性与非中性的叠加态；推导出额货币需求两大定理，证明了银行信用的独立和抵质押融资机制的形成都会驱动银行对家庭部门的额货币需求，由此形成过度投资和信贷收缩周期性经济—金融现象；后对现实货币经济中存在的两种货币循环——“产出—货币循环”和“资产—货币循环”——进行深度剖析，论证了抵质押融资机制如何驱动资产泡沫化和资产价格膨胀，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一过程中的“助推”作用。

51

内容简介：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席卷而来，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人类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整个社会经济体系正在经历“变轨”。

在《变轨：数字经济及其货币演进》中，所谓“变”，是指经济决策与支付的数字化：所谓“轨”，是指账户体系的数字化。数字账户体系是整个经济数字化的核心，数字账户体系的产生使得数字化决策和支付得以实现。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全面诠释数字经济发展进程，前瞻数字货币演进趋势。首部分阐述“变轨”的背景并对其进行定义：第二部分讲述经济数字化，包括数字经济产生的过程、新经济与旧经济的区别、经济数据化的未来趋势等：第三部分阐述货币数字化的演进过程：第四部门围绕热点数字法币展开讨论，包括数字法币的缘起、落地以及数字人民币的发展趋势等。

数字货币支付与数字经济快捷性、高效性发展方式或目标高度一致，对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相融合、相协调及金融支付数字化、生态化都将起到重要作用。

可参考：朱嘉明 | 万历十五年，你不知道的明朝那些事：账户、数字管理和数据主义——评周子衡《账户》

52

参考：【每周一本书 006】韦森：货币制度的演变与世界经济新变局

53

内容简介：

为什么一个64岁的女人敢于把自己装一个桶里，从100多米高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纵身一跃？

为什么有些人试图避免风险，有些人却乐于冒更大的风险？

为什么公司董事会越来越担心首席执行官的个人冒险行为？

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快地认识和应对流行病、技术变革、气候危机？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像指纹一样清晰地定义了每个人、每个组织和社会。了解不同的风险指纹可以让你开阔眼界，培新惯，激发创新和创造力，加强团队合作。与风险共舞，是这个世界的常态。你如何看待风险以及如何应对风险，取决于你的人格和经历。你如何计算成本和收益，取决于你所接受的文化、你的价值观、你周围的人，甚至是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你近吃了什么、你周围的温度、你正在听的音乐，甚至是空气中的香味）。警惕这些无形的影响，有助于你及时规避风险。

这本书是米歇尔·渥克继《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之后的全新力作，致力于推动我们与风险行一场全新的对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颖的框架，帮助我们刷新风险认知，升级风险应对方案。书中以世界各地引人注目的风险故事为素材，结合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观点和经过验证的实用策略，挑战了人们对待风险的刻板态度，展现了“风险人格”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健康的风险生态如何支持我们的经济与社会，以及风险同理心如何帮助我们解决人生中的冲突与危机。

54

推荐语：

曾有记者问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如果说20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那21世纪是否是生物学的世纪？【霍金】说：21世纪将是复杂性（complexity）的世纪。无独有偶，20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就颁给了三位在“复杂系统”（complex systems）科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物理学家。

长期以来，物理和数学相结合的方法统御了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性人”就是一种原子化的个体。这被认为是（宏观）经济学很难解释、更难预测人的行为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宏观不是微观的简单叠加。无论是微观意义上反复出现的非理性行为，还是宏观意义上的持续背离均衡而最终出现的崩溃，都是对理性人假设下主流经济学的挑战。

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学界对经济学的不满情绪日甚。日本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Koo）在《大衰退年代》这本新书中提出，对数学的痴迷正在扼杀宏观经济学的可信度。“天体物理学家可以把人送上月球，是因为月球不会突然改变方向。经济学家未能预测到大衰退，是因为人们总是对事件做出反应并不断改变方向。有些变化可能发生得非常突然。”

人的行为是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是一种“适应性行为”。

社会科学的研究难以脱离对人的研究，仅有理性的一面是不够的，市场也不总是有效的。在《适应性市场》这本经典作品中，罗闻全就是从生物学的视角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不足，提出了“适应性市场假说”，拓展了“生物金融学”研究的新范畴。作者不仅从事学术研究，也是对冲基金Alpha Simplex Group的创始合伙人。可见，生物金融学方法论有助于指导投资，帮助理解市场和投资者行为。

生物学与经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演化经济学”大体上就是生物演化思维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据乔尔·莫基尔在《富裕的杠杆》一书中的论述，达尔文是受到了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而提出的演化论。实际上，就像是盲人摸象，对于理解经济行为，有些学科摸到的是“大腿”，有些摸到的是“鼻子”，只有将所有人拼在一起，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大象”。

55

导读：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年报时间”。今年的年报仍然少不了疫情部分。所以，著作、paper和report都读了一些。肯尼的《瘟疫周期》就是其中之一。萦绕心头的始终是：新冠改变了什么，还会改变什么？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持久的？

历史是一幅拼图，应该从多个维度去观察。笔者并不推崇“病原体决定论”，但考虑到瘟疫的频发性、冲击力和影响的深远性，站在当下时点去思考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世界，必须重视瘟疫的历史意义，并在生物医学快速发展的今天重新审视其当代意义。

在展望2021年时，邵老师对后疫情时代提出了14大判断：（1）政治民粹化、极端化和强人化；（2）社会思潮保守化、狭隘化和仇外化；（3）经济和社会方面，首先是财政的债务化和货币化；（4）流动性推动的资产(价格)的泡沫化和投机化；（5）全球的经济增长停滞化和分化；（6）就业矛盾的扩大化、长期化和结构化；（7）产业方面的趋势是集中化、寡头化、智能化和线上化；（8）社会阶层的贫富分化加剧，导致两级化、激进化和冲突化；（9）全球化的停滞甚至是逆转；（10）供应链布局的区域化、内卷化和近岸化；（11）大国技术竞争的政治化、集团化、甚至是武器化；（12）货币竞争的割裂化、武器化、竞争化；（13）地缘风险的暴力化和显性化；（14）多边的全球治理体系日益碎片化、离群化和修正化。部分趋势已经有所体现，未来还可能进一步得到验证。在《后疫情时代》这本书中，施瓦布也给出了他的思考，多处有重叠。

病原体（或病毒）似乎改变了一切，犹如它什么都未曾改变！

56

内容简介：

《个体性与纠缠》是一本跨学科的专业书籍，作者赫伯特·金迪斯运用博弈论与数学研究生物的进化过程，将人类的道德分为自虑，他虑以及普世性三种。认为人类的进化过程可以通过博弈论进行解释，也正是因为人类的他虑性使得人类得以从所有物种中脱颖而出，区别于其他物种。本书分为12章，多个相互关联的不同主题：主题一认为社会是一种有规则约束的博弈。人们是博弈的参与者，而政治就是人们确认或改变博弈规则的场所；主题二探讨了在社会规则框架内进行社会交往所需的道德观念；主题三讨论社会性纠缠产生不同意念的过程；主题四讨论了非后果论的道德观念；主题五探讨人类道德偏好的自虑、他虑与普世维度；主题六讨论了人们对道德偏好的权衡取舍；在前述六个主题的基础上，金迪斯提出需要从超学科的角度来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主题七）。

57

内容简介：

兰老师用尽量通俗的语言，讲述中国经济的运作中政府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避免用舶来理论对中国经济生搬硬套，拒绝因与西方理论不符而不能客观认识中国经济运作机制的偏见，结合理论与实际，去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现实状况，探索中国模式行之有效的机制，实现“同情之理解”。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解释微观机制，包括地方政府的基本事务、收入、支出、土地融资和开发、投资和债务等。下篇解释这些微观行为对宏观现象的影响，包括城市化和工业化、房价调控、地区差异、债务、国内经济结构格局、贸易竞争等。

58

内容简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经济学正在悄悄地发生着一场革命，这就是因果推断革命。借助于统计学中对因果关系研究的前沿成果，经济学家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因果推断的基本框架，在经济学经验研究领域掀起了一场研究高潮。这种研究范式的改变，必将对人们的思考方式形成空前的冲击。

本书是作者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潜心学习和阅读因果推断经济学文献的一个成果。它形象地借用了经济学大侦探这个说法，精心挑选了10个主题，以探案故事的形式生动地讲述了因果推断在经济学上神乎其技的运用。这10个主题，内容涉及劳动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犯罪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经济史、货币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等多个研究领域，综合而全面地介绍了经济学家的前沿成果。尤其是作者还采用《西游记》的故事来讲述因果推断的五种武器，深入浅出地对这个方兴未艾的经济学领域进行了介绍。

本书的目的是想面向普通读者，科普这一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成果，以饶有趣味的方式，使读者认识这一激动人心的学科领域。

59

内容简介：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是一位贡献巨大却备受冷落的卓越经济学家。他是德国关税同盟的倡导者、铁路建设的先行者、国家统一的推动者，被熊彼特誉为德意志“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他更是贸易保护、国家干预、广义生产力、经济民族主义等理论的集大成者，并且是公认的“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先驱”。他还是富有才情的报人、符腾堡王国的议员、蒂宾根大学的教授、工商联合会的会长、宪政改良的呼唤者、遭遇迫害的阶下囚、四海为家的流亡者、投资经商的创业家、代表美国的总领事。如此多姿多彩、跌宕起伏的不凡人生，将在欧根•文得乐的李斯特传中得到精彩呈现。

60

导读：

《组织的极限》是阿罗的一本短篇演讲集，共4章内容，附加1篇自传。总是惊叹这些大思想家口语表达的深度。一般而言，从文字到口语会有大量信息损失。所以，只有极度深刻之人才能在口语表达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再比如以赛亚柏林的《自由及其背叛》，虽然也是演说集，依然能“力透纸背”。先摘录书中部分段落，而后附上自传全文。

“组织是在价格系统失效的情况下，一种实现集体行动的利益的手段。”

“为什么需要集体行动？……这是因为集体行为能够扩展个人理性的范畴。集体行为是一种发挥力量的手段，一种使个人能够借以更充分实现其价值的手段。”

“理性并不能明确目的是什么，它只是努力让我们知道手段和目的之间是一致的还是不一致的。所以，最终来看，任何价值讨论都必然要依据未被分析的假设。当我们参照被认为是更深入的价值判断，来设法证明某个价值判断是合理的时候，就存在一种无限的回归。”

“社会福利……是对社会成员个人价值观念的某种抽象……因此，关于集体理性，不可能有一个完全不矛盾的含义。”

“一个个体在任何时刻都必然会面对一种他的个人欲望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因此我不同意那种认为可能有一种完全统一的情况，即在社会环境和个人背景之间感觉完全一致的观点。一个人的社会态度，比如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必然总是反映了一个人的个人观点一定程度的折中。你在任意一个时刻所见到的价值必然是折中的，因为其他人见到的是不同的价值，而且，如果社会没有某种程度的合作尤其是一致，那么任何社会行动都是根本不可能的。”（想到萨缪尔森的一段自述：“为什么我是个折中的经济学家？不是因为我没有决断定夺的能力。我之所以折中，是因为经验表明大自然就是折中的。”）

“执着于过去某个目的的意识，恰恰在经验已经表明必须改弦易辙的时候，却强化了最初的约定……‘决心的鲜亮本色总是被思想蒙上一层灰色’……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时刻：我们就是必须采取行动，就算完全知道我们会忽视可能的后果，但要保持完全的理性，我们就必须在没有确定性的情况下肩负起行动的重担，而且我们必须虚怀若谷，敞开胸怀，勇于承认过去的错误并改弦易辙。”

61

内容简介：

本书关注东亚地区是如何发展演进而来的，以及历史上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书中重点关注东亚历史上的四个主要大国——朝鲜、越南、日本和中国，探讨了它们是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外交、经贸和文化关系的，并比较了“汉文化”国家彼此交往的经验与其处理同北部、西部边境游牧部族关系的做法的异同。

62

内容简介：

本书系法国著名学者雷蒙.阿隆代表作品，是20世纪重要的政治思想名著。全书包括四个部分：理论、社会学、历史和人类行为学。作者从承认国家间的部分自然状态开始，详尽论述了国际关系的一系列分析工具。在第一部分，阿隆基于权力和体系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框架。在搭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后，阿隆转向社会学和历史的分析。在第二部分，阿隆对影响外交政策的形形色色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并指出社会学原因一方面可以是物质的或者有形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道义的或者社会的。在第三部分，阿隆详尽分析了自20世纪初至1960年代早期的历史，提供了这一时期的权威性调查，深入体察了技术革命和外交全球化。在对理论、历史、社会学三个范畴的透彻思考的基础上，阿隆进入对人类行为学的分析。这是本书最深奥、最意味深长的一部分，阿隆在这部分探索了有关治国方略的两个持久问题，阐明了一个不同于马基雅维利“幽暗”观点的，也不同于理想主义者充满乐观情绪的规范的国际关系理论。

63

内容简介：

对于异域的信仰体系，我们能获得多大程度上的 理解？对于古代世界的“科学”或它的各个组成学科 ，如“天文学”、“地理学”、“解剖学”等，谈论 它们有没有意义？逻辑及其规律是普适的吗？存在一 个本体论（一个单一世界）吗？所有尝试的理解都应该被认为是指向它的吗？当我们遇到明显不同的实在 观时，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可归因于需要解释或可作为 一种解释的概念间的差异？或在多大程度上可归因于 不同的推理模式或研究风格？真理和信仰的观念代表了可靠的跨文化普适的东西吗？此外，对于当今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古代历史能 教给我们什么？人性和人权的论述是普适的吗？我们 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来帮助确保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公平和公正？G·E·R·劳埃德编写的这本《古代世界的现代 思考（透视希腊中国的科学与文化）》将着手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并使我们确信：古代希腊和中国的科学与文化为推进现代的各种相关争论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

64

这套书已经非常出名了，我读了其中3本。过去读自然科学不多，未来希望增加。

65

导读：

作者达摩达兰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金融学讲席教授，深耕财务分析和权益资产估值多年，自己除了《估值与故事》（直译为《叙事与数字》）之外，翻译过来的作品还有《学会估值，轻松投资》、《投资原理》和《投资估值》（教科书/工具书），所以做投资的中国读者应该不陌生。而且这些书兼顾了通俗性和实用性，阅读体验都还不错。从笔者个人的角度出发，最喜欢《故事与估值》。

所谓价值投资，巴菲特简单地总结为：用合理的价格买进好公司。“合理的价格”总是相对于“真实的价值”而言的。估值就是对后者的评估，这需要预测中观的行业生命周期和微观的个体企业的竞争力，进而比较价格与价值，得出高估/低估和卖出/买入的决定。在实践中，投资者更多的关注估值的比较，以为低估值的公司就是好的投资标的，没有进一步考察估值低的原因。如果该估值水平已经充分反映了企业信息和投资者的（一致）预期，那未来能否实现均值回归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对于一个衰退行业的企业，如果不转型，估值下修是必然的。

估值并非易事。越早期，越是新事物，就越多的主观成分，从而对个人经验、专业性、洞察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估值与故事》算是一个完整的叙事，不仅有方法论，还有案例剖析。语言流畅，一气呵成，层层递进，引人入胜。

66

内容简介：（华章的这个系列的书都还不错，风格很相似）

说起富达基金，人们首先就会想到级彼得·林奇，在执掌富达麦哲伦基金的13年中，林奇将旗下资产规模从1800万美元奇迹般地发展为140亿美元。

不过现在，投资专家们更关注乔尔·蒂林哈斯特的一举一动。他不仅是林奇自选定的衣钵传人，更保持了惊人的近30年的成功选股纪录。1989年，蒂林哈斯特创建了富达低价股基金，从那时起到现在，该基金年平均回报率高达13.8%，规模成长到了400多亿美元。

蒂林哈斯特记忆力惊人，说起基金持有的900多只股票，都可以如数家珍。彼得·林奇称他为投资界“会翻石头的人”，他独具慧眼，在30余年的投资生涯中，总能挑选出长期上涨的股票。

证券市场永远充满不确定性：突发的新闻可能对行业造成沉重打击；狂热的情绪可能会扭曲市场的状态；不称职的CEO可能将公司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投资者，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也会措手不及。如何才能在不确定的市场中保持理性，在逆势中保持坚守的勇气？

蒂林哈斯特在《大钱细思》中展示了自己多年应对市场不确定性的方法，以及穿越数个周期、取得长期成功的经验。不仅如此，他还毫无保留地分享了看似简单但至关重要的投资决策步骤。

凭借长期投资理念的坚守、强大的研究能力，蒂林哈斯特已成为市场上让人不能不仰视的人物，他还将在未来续写他的投资传奇。

一瓣公益

这是一瓣在2018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发起的一个公益活动。每篇文章获得的赞赏，全部捐献给“深圳市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为石门坎的孩子建一个“图书馆”。感谢各位读者的支持，目前已为小朋友们筹集约  三万元“图书基金”。

一瓣公益 | 向深圳市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的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