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公共政策讨论中，日本往往被视为现代货币理论（MMT）的始作俑者和经典案例。这种认识即使不算完全错误，也难以准确概括近三十年来日本在经济政策领域所做的种种探索，更无法描述观念和政策的动态演化路径。笔者始终觉得，我们对日本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如同对我们自身所面临的挑战的认识还不够一样。
source：China’s Three Traps & Macro Trilemma — Clocktower Group
在“失去的N年”或“日本的教训”这种语境里讨论日本，很难把握泡沫之后日本经济的全貌。需要追问的是：日本真的失去了三十年吗？果真如此的话，今天日本的社会经济状况应该比泡沫时代更差。去过日本旅行的人大概不会这么认为。日本银行前行长白川方明（每周一本书 047 | 白川方明：《动荡时代》——日央行前行长亲历日本经济起落的39年）回忆称，外国政要或经济学家访问日本时，对日本的印象是：“走在东京街头，怎么也想象不到这就是‘失去的10年’或者陷入通货紧缩的国度”。因为，日本的GDP在泡沫破裂之后整体上仍维持正增长。
与MMT一致的是，若田部昌澄在《大停滞与安倍经济学》中也强调，总量（需求侧）经济政策失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派的主导地位是日本陷入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无论是MMT还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都是总需求管理的一部分。在MMT看来，“最后雇佣者”是“日本病”的万能药方。理论上，需求侧管理只能烫平周期性波动，而无法阻挡趋势性转变。日本的“三十年危机”显然无法单从需求侧来解释，因为过去三十年日本所表现出来的是潜在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按照日本央行的测算，日本潜在GDP增速在1989年9月就达到了峰值（4.52%），早于股市泡沫和地产泡沫的破裂，其后10年都在下行，截止到1999年6月降到了0.66%的低位。1999-2006年低位震荡，期间有两次反弹，在日本央行于2006年初终止QE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下滑，叠加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截止到2010年3月降到了-0.32%。实际GDP增速始终围绕着潜在水平波动。由于日本经验的特殊性，它更适合从反面来证伪普适性，而非从正面来证实普适性。几乎持任何立场的经济学家都能从日本找到证明自己或反驳对方的证据。MMT常以20世纪30年代的“高桥财政”作为正面案例来反证近30年日本错误的财政政策。白川方明则正确地指出高桥财政时期的赤字货币化产生了通胀。其实，理论和政策立场的差异反映的无非是某种观念的差异。各个经济学流派都只是“观念的非显性集合”的一个子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