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 | 他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遇难时仅给家人留下一元生活费

【撰文/张喜斌 摄影/王学民 统筹/刘姝蓉】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他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91年前的今天，李大钊同志惨遭反动军阀杀害，英勇就义，时年尚未满38岁。日前，大白新闻（微信ID：dabaixinwen）专访李大钊之孙李建生，撰文怀念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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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毛泽东渊源颇深。李建生对大白新闻回忆称：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期间，经常同大钊先生学习交流，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在大钊先烈的影响下，毛主席迅速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李建生介绍称，毛主席是1918年的8月，和20多名湖南学生一起来到北京，准备去法国进行勤工俭学，同时接受新思想，目标也是为了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当时，北京大学是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心。

毛主席就住在离北京大学非常近的一个胡同里。到了北大，他的眼界比在湖南的时候要开阔的多。当时，他发现了一些问题。“自己（中国）的事情还没有闹清楚，就要到法国去，他觉得不妥当，所以他就没有去”，李建生说。

1918年10月，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也就是杨开慧的父亲，当时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他要帮助毛泽东解决住宿和生活来源的问题，就找到了李大钊。

后来，李大钊给他找了一个北大图书馆的工作。在毛泽东的回忆录里也说，他每个月有了八块大洋的生活费。这样一来，就解决了他的生活问题，实际上也解决了他的学习问题。

但是，也有另一种说法说是杨昌济找到了当时的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蒋梦麟，然后才把毛泽东介绍到了李大钊那去。之后给毛泽东安排了一个工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

李建生称，毛主席到了图书馆之后，实际上他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平时整理那些杂志和书，更重要的是他接触到了一些新书、新杂志以及当时有新思想、新文化的教授老师，还有同学。这样一来，就使得他的思想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飞跃。

在北大，他可以旁听一些重要的课程，也可以参加各种学术团体的活动。在大钊先烈的介绍下，毛主席加入了北大的新闻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还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李建生说，“这对毛主席后来思想上的进步，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毛主席在北京大学期间，经常向大钊先烈学习交流，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毛主席也曾说过：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1919年12月，毛主席第二次来北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见大钊先烈。大钊先烈热情的向毛主席介绍了他正在筹备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因为这个研究会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920年10月，由大钊先烈等人发起成立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大多都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李建生说。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在进行出发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周恩来也幽默地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一路上，毛泽东显得十分兴奋。他说：“30年了！我第一次到北平，到现在整整30年了！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到了一位好人，那就是李大钊同志。”

“在他的帮助下，我后来才算成了马列主义者。可惜呀，李大钊同志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左起）

李建生向大白新闻详细介绍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句话。他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时候，被北洋军阀逮捕，在监狱里关了三个月。那段时间，大钊先烈给他送去了不少关于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陈独秀也进行了认真的研读。

那年9月，李大钊带着学生们去迎接陈独秀出狱。可是，出狱之后的陈独秀的行动是受限制的，时时刻刻都有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和陈独秀研究决定，让陈独秀回上海。

1920年2月，在离开北京的车上，二人约定要成立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由来。到了1920年3月，北京大学就成立了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4月，俄国内战结束，一直到了这个时候，俄共才派出代表来，而且还是俄共的基层组织，叫俄共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出代表来到中国，了解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一些情况。

这位代表现在通常被称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实际上他到北京真实的身份和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完成共产国际的任务，而是要完成俄共交给他的任务——了解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情况，在中国寻找这样的革命者。

而后来共产国际交给他的任务是要在上海建立一个第三国际的远东支部。他是先到了北京，然后李大钊给他介绍到了上海去找陈独秀。“实际上当时他的身份也好、使命也好，并不是完全代表的第三国际，而是代表俄共一个基层的机构，”李建生说。

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最早要成立自己的党组织，是跟俄国人没关系、跟第三国际没关系的。因为按时间点算，2月“南陈北李，相约建党”，3月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直到4月的时候俄共的基层代表才过来。

李建生还说，由于历史年代久远，总有“假专家”跳出来搞什么“揭秘”，通过历史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其中就必然否定包括大钊先烈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和真实性。

所以，李建生建议，对那个时代的相关重大历史因素，应该有客观、全面的认识和正确、准确的立场。对于网上传言大钊先烈是苏联间谍、俄共党员，李建生称“这纯粹都是谣言，是否定中国的历史，用心非常险恶”。

据了解，4月27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了英雄烈士保护法，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受法律保护，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将依法惩处直至追究刑责。

李建生还提到，据有关资料记载，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并征求大钊先烈的意见，他回复说叫共产党。最后，党的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李大钊（资料图）

李建生说，从行动上看大钊精神，他是中国共产党人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牺牲的第一个高级领导，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精神——牺牲精神。“为人民的事业、为人民的利益勇于献身的牺牲精神，这是他的核心精神”。

李大钊曾说：人生的目的，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远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李建生说，第二个精神我们用两句话，也是他的一副对联来说。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这两句话就是他的座右铭，还有人说，这两句话成了大钊先烈一生的写照。这句话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据了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原是明代文化名人杨继盛所作，李大钊只是在原对联上改了一个字。明代文化名人杨继盛，因抗御强暴、反对权奸严嵩，而惨遭严嵩杀害，杨继盛就是在临刑前写下名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1916年9月，李大钊的一位朋友请他题写一副对联。他想起了这副楹联，于是就写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十个大字。后人多以为这幅楹联是李大钊所撰，误会一直相沿至今。其实，从这一个字也可以看出李大钊本人的志向和追求。

上联中的“道义”是指为国为民的理想和志向，“铁肩担道义”就是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下联的“文章”是指宣传马列主义，抨击反动军阀统治，歌颂革命和共产主义的作品。“妙手著文章”就是要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来宣传革命。

所以，这个精神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李建生说，“学习大钊事迹、传承大钊精神，不论在之前、之中还是之后，对当代人的思想建设、行为规范、道德人品，确立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平时吃的就是烙饼卷大葱”

李建生说，1918年的时候，大钊先烈被聘用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这个时候他的收入有了一个明显的增加。到后来被评为教授的时候，他的收入就更多了。单从收入来讲，确实不是很少，在当时来说也还是非常富足的。

但是，李大钊的收入没有用在自己的身上。一方面他要救助困难同学和穷苦百姓；另一方面他要参与公益事业，捐助学校；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把钱用在了党的组织活动上面。

李大钊和夫人赵纫兰

“所以我奶奶就常常面临无钱买粮的尴尬局面，以至蔡元培校长常常嘱咐会计先把生活费留给我奶奶，以解决生活难处。大钊先烈对自己的生活确实是一分钱也不肯多花，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自律性非常强。”

李建生介绍称，他平时吃的就是北方老百姓最简单的食物，烙饼卷大葱之类的。就算是家里来了客人，他也顶多就加一个炒鸡蛋，或者烙个葱花饼。他穿的衣服也很简单，冬天就是一个长袍，夏天就是一个粗布的布衫。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去世之后，曾有记者跑到他的家里去看，除了身患重病的夫人，年幼的子女，还有书之外，家里没有什么财产，仅剩下了一元钱的生活费。就连去世时安葬所用的棺木，都是靠友人筹款才得来的。

“这说明当时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全都放在了革命事业上，没有考虑家庭的情况”。大钊先烈曾说：“吾人自有其光明磊落之人格，自有真实简朴之生活，当珍之、惜之、宝之、贵之，断不可轻轻掷去，为家族戚友作牺牲，为浮华俗利作奴隶”。

“社会不情之依赖、不义之要求减少一分，即个人过度之负担、失当之应酬减少一分，亦即虚伪之过失、贪婪之罪恶减少一分。此种生活，即简易之生活也。此种社会，即简易生活之社会也。”

“大钊先烈是党的资源”

李建生说，作为大钊先烈的子女和后代，就是要扎扎实实的为党的事业工作，不去计较个人方面的利益。“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了，扎扎实实、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我父亲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时曾表示，“李大钊烈士是党的资源，这个资源不能用于私利”。这也是我们后辈的共识和行为界限。“唯一的标准是做人做事不给前辈先烈抹黑，也更要对得起前辈和先烈”。

作为大钊先烈的后人，我现在感觉我们在宣传大钊烈士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尚未完全尽到，以后还要加紧学习，使自己在这方面有所提高，为更多的深入了解大钊烈士、传承大钊精神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邓小平为李大钊同志墓碑题的词

大白新闻了解到，在李大钊烈士陵园，大钊同志的墓前是李大钊烈士的汉白玉全身雕像，墓后是一座青花岗岩纪念碑。碑的正面镌刻着邓小平同志的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

碑的背面是中央为他撰写的碑文，记载着他的生平事迹。李大钊同志虽然已经牺牲91年了，但正如党中央在他的碑文中所写的那样，他的“业绩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谨以此文，怀念李大钊同志。【部分图片由李建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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