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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读史 | 明清官员不修官衙



不能让政府管的事太多,更不能让政府可以随意通过各种渠道,为自己弄钱。只要把政府的钱袋子管住,开支就自然会降下来,否则,不管颁布多少条例,派多少机构看着,都无济于事。

现在各地政府机关,大兴土木,大修“衙门”,已经蔚成风气。一个市或者县,无论贫富,很少有不兴建办公楼的。甚至很多地方的办公楼是一个组合建筑,有主楼,有广场,还有花园。不建则已,一建则必巍峨宏丽,高大气派,有的干脆把办公楼建得像天安门,有的则像白宫或者美国的国会大楼。还有的则在建筑中,掺杂了风水迷信的要素。所有的这些,体现了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权力意识,有人甚至说,办公楼的兴建,体现了当政者独特的权力美学。

在帝制时代,以明清为例,各地地方官一般来说,如果不是在任上的时候倒霉,正赶上衙门崩坏,绝对是要避免修衙的。那个时候,地方官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官不修衙。据说修了衙,官就不能往上升了。于是,这种规矩,变成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官场禁忌。所以,无论什么档次的衙门,基本上都是破破烂烂,能对付就对付,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会主动修衙的,大兴土木,就更不可能了。

当然,古代官不修衙的风气,也并非空穴来风,是当时的制度和环境使然。首先,在那个时代,官衙的规格是一定的。中轴线包括办公区,大门,大堂、二堂,签押房。两侧是杂佐官和书吏的办公室,再加上仓库,监狱。后院则是官员的住宅,还有衙门专有的土地庙等。各级衙门,只有大门和房舍的高矮,几个门,台阶的多寡上有区别,其他的都差不多。官衙建筑,事关朝廷体制,不可能因人而异,随意添加,随意兴建,只有极少数位于富庶地区的衙门,才可能在后宅,添加一点花园什么的。一般来说,凡是官衙,都一个样子,举国一致。既然举国一致,不能随意改动,那么,即使修衙,也无非是将之修得新一点,无法展示地方官对于权力美学的认识。或者说,无法通过建大衙门,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自然,地方官修衙的冲动就不那么大了。

其次,虽然维护官衙和城墙的完好,是地方官的职责。但是,在明清两代,这种公共工程,所需费用,需要层层申报,向工部申请,然后再到户部报销。无疑,在那个时代,这个过程,无比繁难不说,而且还要经受各个衙门书吏的刁难。不打点好了,钱批不下来,即使批下来也报不了。修缮费用,按规矩是从官库里借支,如果报不了,那么就得由官员自己承担。一般来说,这种工程都不是很大,从上面要来钱,七折八扣,用到工程上,往往不够,需要官员自筹。而在当年,官员的筹款能力并不是很强,所以,通过工程克扣或者拿回扣自己发财的可能性不大,但修建工程的风险却不小。所以,地方官修衙的积极性,也就去了爪哇国了。

最后,古代的政府,是一种低能量的有限政府。政府的管事和能力有限。一般来说,除非大的涉及大面积水灾的水利工程,比如黄河和淮河的治理,政府都是不管的。乡间修桥补路,修河渠这样的事,如果负责任的地方官,也许还会操心组织一下,不负责任的,根本连问都不问。大家奉行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事,多半都是地方乡绅出面管的。严格来讲,地方官只管两件事,一是征收钱粮,二是处理诉讼案件。除此之外,还有一件名义上特别要紧的事,就是推行教化,但是这种事属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虚活儿,没有人真的当真。要做的话,也无非是宣讲一下圣谕宝训(皇帝关于教化的指示讲话),再就是把当地的孝子和节妇烈女的先进事迹报上去,在当地修建牌坊加以表彰。

地方官若要捞钱,一般都在征收和诉讼上打主意。若要因一项政府工程,向地方征收,基本是行不通的。在那个时代,地方乡绅是通天的,他们不是候补的官员,就是退休的官员,如果地方官做得过了头,他们就有办法把状子告到御史那里去,或者直接反映给皇帝。这样的话,地方官的官运,也就到头了。少数官员可以通过对轻罪的罪犯,罚款抵罪的方式筹款,但这种方式,介于违法与合法之间,弄得不好,也会有麻烦。正因为如此,没有人乐意修衙,能拖就拖,能躲就躲,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种官场的禁忌。

现在的官员,如此热衷于修“大衙门”。最根本的动力有三个。其一,权力需要建筑美学的扶持。虽然有建白宫的,但更多建筑修得就像一个巨大的宝座,坐北朝南,耸立在巨大的广场上,一方面象征权力,一方面让百姓通过建筑就产生敬畏。都不用费心去想,这个建筑,最高层的最大的房间,肯定是当地一把手的,他要在上面俯瞰众生。如果说,古代的官员,让人产生敬畏,主要是通过官员的出行豪华的仪仗。那么现在官员的出行,轿车的等级受限。就只能靠官衙自身的排场和威风了。其二,不排除某些官员,是打算通过修建新的办公大楼,来改变命运,确切地说,是改变官运。很多官场中人都很迷信,风水是他们最信的迷信之一。凡是盖楼,多半要请风水师来看看,看什么?无非是看大楼的修建,跟他们的官运有何关系。他们相信,只要办公楼修得好,按风水师指点的修,就可以改变管运。所以,现在兴建的办公楼,往往出现一些不合常理的建筑,不合常理的大门开向,更有明显的风水建筑。现在官员的迷信,或者对于宗教的狂热,往往是巫术性的,无非是想通过法师的巫术式的操作,来改变自己命运。其三,兴建办公楼,还有巨大的经济好处。由于工程都比较大,动辄上亿的工程款。主事者把工程交给哪个公司,都有拿回扣的可能。任何一个建筑公司都明白,政府的工程,都是最肥的工程,没有不“乐于奉献”的。这也是为什么各地的办公楼,要么不建,一建必然工程浩大的原因。我见过好些地方,一个县公安局的大楼,居然跟国家第一大部外交部大楼相若。按编制,一个人大约得占十几间甚至几十间办公室。用不了,就可以用来出租,这样,也可以有一笔小金库的收入。

各地建办公楼,如果由财政拨款,估计上面都不会批,即使批,也批不了那么大的面积,那么豪华的建设,乃至于豪华装修。钱哪里来?所有的地方,都有办法。因为我们现在的政府,是一个无限政府。管的事无限多,筹款的能力也无限大。政府的收支,基本上不受监督,更不受制约。连政府的预算,现在都是一笔糊涂账,更不要说还有大量的预算外资金可以掌握。多数地方,兴建办公楼,国家没有给一分钱,但即使再贫困的地方,若要想盖楼,都可以盖起来,政府总有办法把钱搞到。当然,也有极少数地方,建筑公司先垫付了资金,最后政府拿不出来。这也没关系,政府总有办法,可以拿土地来置换。置换来的土地,建筑商再来盖商品楼就捞回来了。至于因土地上的拆迁、侵占引起的纠纷,政府就不管喽。

从另一个方面说,超面积的办公楼,又是官员需要的。只是这种需要,不是人们常规意义上的,而是一种超常的需要,一种精神满足,一种自信的膨胀。官员通过这种需要,也暗中把一些公共的资源,转化成为小金库,转化为自己的私囊。反正打着“公共”的需要旗帜,无论怎么做,在官场都一路畅通。

通过官场楼堂馆所的兴建,就可以看出,中国的行政成本是个无底洞。这个成本,一方面被大量地浪费掉,毫无顾忌地浪费掉,大量闲置的办公室,以及大量消耗掉的公款吃喝,其实享用者并不是真的需要这种无节制的享受,却必须这样浪费。因为不这样浪费,第一显不出官场的派头,第二也无法从中捞取好处。因为浪费掉的,反正不是他们自己家的资源。只要拥有权力,没有限制的权力,面包会有的,钱也是会有的。权力是个取之不尽的摇钱树。

所以,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不是像古代那种低能量的有限政府,而是高能量但受约束的有限政府。不能让政府管的事太多,更不能让政府可以随意通过各种渠道,为自己弄钱。只要把政府的钱袋子管住,开支就自然会降下来,否则,不管颁布多少条例,派多少机构看着,都无济于事。

撰文丨染衣

来源丨《五光十色说历史》线装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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