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昧时代的启蒙

庚子新政之后，新闻纸普遍，这可是件难以估量的大事。新开一夜风，面貌为之变，新媒介产生新尺度，阅读兴趣取决于所载内容，新闻除具热点性，更在于灌输新理，增进常识。

国事风云，吸引眼球。阅报讲报受到底层民众欢迎，阅报者联肩而至，往来之农工商贾，听讲者颇不乏人，观其环立旁听，大有闻所未闻之状。1905年7月22日《大公报》《苦工亦喜听报》一文载，北京护国寺西口天泰轩茶馆门口，贴有《京话日报》，某阅报者情不自禁，高声朗诵，茶馆里有苦工多人，一时蜂拥而至，某君且诵且讲，苦工等侧耳而听，多有连连点头而嗟叹者。某君去后，苦工相告曰：“原来此报是我们中国报，惜无人每日在此讲解耳。”中国是世界的外省，家乡是北京的外省，京师如此，外地亦然。10月22日的《大公报》《河清民智发达》一文载：“广东西樵河清堡数月以来，有某君在乡演讲阅报纸之益，闻者皆动感情，有数农夫亦奋然兴起，相与捐银购阅各报，藉以略闻时事。”对此般情形，1906年2月5日《申报》《论阅报者今昔程度之比较》称：“昔日则不知有所谓报纸也，今日渐知有报纸。闻讲报社之讲演，则鼓掌欢呼，惟恐其词之毕，而恨己之不能读者。”报馆见此可扩大发行，遂开始设立阅报社、讲报所，据李斯颐《清末十年阅报讲报活动评析》统计，清末的阅报、讲报所至少有220家，其中，官吏主办者占35.5%，民间社团、士绅、市民主办者占64.5%，报刊传播的大众化趋势由此显示。有的讲报所还利用幻灯片等新式工具，作为配合。

救国之谋，见仁见智，真理各具一套，分不清青红皂白，谁是谁非。上有西太后、下有义和团状态下，开启民智，渐成共识，也头功。因自身觉悟，而产生社会责任，这些讲报人，或家常无奇，至琐至屑，只是力所能及的志愿者，未必全勤投入，却能全神贯注。所做不过将报端时事转述民众，进行二次传播，却是达人所难达，有“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的唤醒之力，乃平凡中的英雄，黑格尔尝言：“无知者最不自由，因为他要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黑暗的世界。”为此，卡尔维诺道：“如果你想知道周围有多么黑暗，你就得留意远处的微弱光线。”黑暗长夜的启明，即蒙昧时代的启蒙。

使用场景中，定是通俗易懂，情真语挚，家国之感，油然而生。伴随着循循善诱，释难解惑，报纸不再单独发育，而进入面对面的交互时代。文本的主体地位，也由作者转而读者，作者行文开始有意无意进行通俗化改造，白话文运动，由此发端，此为后话。

其君是恶，其民何罪。愚民者不乏其有，王小波为此道：“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锁知识、钳制思想、灌输善良，因此有很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丧失了学习、交流、建树的机会，没有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掉了。”一旦言论开禁，畅风吹遍家园，万物复苏，朝气蓬勃。强种强国、富国强兵的社会改变计划，上有目标，下无具体，终归烂尾楼进度，上有良法，下无执行，注定半截子工程。

口炮也是炮，在一个意义破碎的非理性时代，一息微弱的启蒙之声，似有诡异力量，旧时代竟无以招架，随之倒下。

孟母训子，始于胎教，而减少愚民，根本还在于根治专制，进行民主政体之设计。民初学人遂致力于由朝代国家，而民族国家，由权利社会，而公民社会的转变。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公民读本》云：“立宪与专制之别，即在主权作用之有限无限。盖立宪之国，既有宪法，以定政权所属。又设国会以立法。设法院以司法。政府失政，国会得弹劾之。诉讼裁判，法院主之。行政官不能干涉。故政治趋于正轨，人民无所冤屈。专制国则反是。政权无限，威福自专，人民冤苦，末由陈诉。积久溃决，必起革命。现代各国，或由人民请求，或由君主自动，均已改为立宪政体。否则人民革命，变为民主国体，而行立宪政体。”孩子的明天，即自己的未来，为此，世界书局还编著有民国初级小学用《模范公民——公民训练小册》之类的读本。

启蒙之于清末民初的学人，是个百年预期。旧闻缀述，藕断丝连，不过盘点一下实现程度。

文丨介子平   图丨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