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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印尼的外交危机

2017-06-02 刘一斌 思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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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1965:中国与印尼的外交危机




 文章据《湖北档案》 




1965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高层互访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这年国庆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28个,共500多人,创历年两国人员往来之最,在当时我国的对外关系中也少见。谁也没想到,这“繁华”背后,竟暗藏着外交危机。



祸起“九卅事件”


1965年9月30日午夜,以印尼总统警卫部队翁东中校为首的亲苏加诺军官,在印尼共产党的支持与配合下,以陆军中有个“将领委员会”在首都大量集结兵力、阴谋发动推翻苏加诺总统的军事政变为由,在雅加达逮捕和处死了包括陆军司令亚尼在内的六名陆军将领和一名军官。苏加诺的政敌、国防安全统筹部长纳苏蒂安本是逮捕名单的头名,侥幸逃脱,其幼女被误杀。这就是上世纪60年代世人皆知的印尼“九卅事件”。

这一突发事件,给了以纳苏蒂安为首的军人集团公开反共的口实,引发起大规模镇压共产党的行动。10月2日,印尼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及《忠诚报》被禁止发行。10月3日,印尼国家通讯社被军管。

与此同时,军人集团一方面逼压苏加诺总统逐步让权,一方面不断通过媒体诬蔑中国支持“九卅运动”,干涉印尼内政,煽动反华情绪。

1965年10月16日下午,40余名全副武装的军人,突然包围了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处。他们用枪威逼中国外交人员,逐一搜身盘问,并用刺刀劈开办公室的箱柜,搜查文件,抢劫财务,制造了外交史上罕见的恶劣事端。

当时我国定的方针是:坚决支持印尼人民的革命斗争,集中打击和孤立右派,对右派的攻击给予坚决回击。为适应印尼革命人民有可能开展武装斗争的形势,特意改派游击队长出身的姚登山去印尼任临时代办。

1965年 10月25日,印尼总统苏加诺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等领导人,对印尼反动势力企图离间两国之间的关系,对数起武装部队人员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代表机构的事件表示“最大歉意”。

信中,苏加诺总统也坦承他的难处,企望中国不要连连抗议,容他有一定时间处理好对华关系。当时,印尼政局复杂,苏加诺地位微妙,如何复信,颇费周章。被周总理从钓鱼台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班子抽回来的章文晋,领着亚洲司的几位“秀才”苦战了3天3夜,先后几次把复信呈送周总理,都未通过。最后,由乔冠华出马,亲自执笔,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和陈外长的联名复信才批下来,并于10月30日发出。

应该说,在处理中、印尼两国关系问题上,中国一直留有余地,始终本着后发制人的方针,使斗争有理,有利,有节。


中印尼关系恶化到极点


“九卅事件”发生后,印尼政局动乱。当时我国援建的班加兰纺织厂正在加紧施工,大量建筑物资和纺织机械设备装载上“和平轮”,准备运往印尼。10月16日印尼武装冲、砸中国使馆商参处后,总理指示“和平轮”停止前进,马上返航。

10月22日,印尼陆军对我国在印尼帮助建设棉纺厂的专家实行侮辱性的检查和搜身,为了安全,我们只好撤回专家。(注:直至1966年4月18日,我国才宣布中止援建班加兰纺织厂的工程,同时中断贸易。)

中印尼关系日趋恶化后,驻印尼大使馆曾建议国内撤回大使,周总理没有同意。进入1966年,印尼反华行动已经肆无忌惮,我国政府于4月7日召回驻印尼大使姚仲明,旨在政治上给对方一定压力。但印尼反华活动却毫无收敛。

1967年,中印尼关系恶化到极点。4月22日,印尼军警包围和封锁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并宣布中国驻印尼临时代办和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中国随即发表政府声明,向印尼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印尼驻中国代办巴伦和参赞苏玛尔诺也被中国外交部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6月16日,印尼国会通过决议,表示印尼政府可“根据情况发展,就印尼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采取坚决措施,必要时断绝外交关系”。由此,印尼政府更加有恃无恐,在雅加达召开的全国军区司令会议上,策划了反华排华的具体步骤后,更毫无顾忌地加紧了恶化两国关系的步伐。


不想承担断交责任,印尼“撤而不断”



1967年8月5日上午,由大批军人带领并开枪助威,上千丧失理性的暴徒用卡车撞开我大使馆的大门,狂呼反华口号,用斧头、铁棍、匕首等凶器,打伤我4 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员。

消息传到北京后,一些激愤的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到印尼驻华大使馆示威抗议。闻讯赶去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和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同志,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费尽口舌才劝说冲进大使馆的群众撤出。

但当晚8时,部分群众不听劝阻,再次强行冲入大使馆,放火烧毁南院大楼内部建筑。消防队赶至现场,于9时许将火扑灭。周总理得到报告后,指示决不能伤人。卫戍区为此又加派兵力,在印尼大使馆所在的礼士胡同和大使馆周围的房顶上全布满了解放军战土。6日,约有万名群众到印尼大使馆前继续示威,7日,示威群众骤增至40余万人。

8月24日,印尼外交部照会中国大使馆,以无法进行正常活动为由,决定将其驻华使馆全部人员撤离中国。中国使馆拒收其照会,并给予驳斥。

相隔4天,印尼指示其驻华使馆照会中国外交部,宣布奉命撤走其全部人员,但未提任何理由。显然,印尼已决定同中国断交,但不想承担断交责任,企图以“撤而不断”的做法,逼中国采取主动,把责任转嫁给中国。

鉴于中国驻印尼使馆人员安全毫无保障,为迫使对方亮明对两国关系的态度,中国对印尼拟单方面撤走使馆人员的要求未予置理。

此时,印尼的反华活动已无所顾忌。他们加紧与台湾当局勾结,印尼外交部长马利克扬言要同台湾建立“比贸易代表机构高一级的关系”,“在考虑暂时停止同北京的关系”,甚至可以承认“台湾共和国”。

10月23日,印尼外交部分别照会中国驻印尼使馆和外交部,宣布印尼政府决定关闭印尼驻华使馆,要求中国保证其使馆人员安全撤离中国。同时,要求中国自1967年10月30日起,关闭驻印尼大使馆、驻雅加达总领事馆以及其它领事馆,上述机构的全体中国人员在最短时间内离开印尼领土。


中印两国关系彻底中断



10月27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和印尼两国关系的中断,责任完全在印尼方面,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完全由印尼现政府承担。

双方虽决定撤回各自的外交人员,但在哪一方使馆人员先行撤离问题上却互不相让,一时僵持不下。

双方互不信任,都怕放走对方人员后自己的人被扣。我们主办人员绞尽脑汁,想不出一条万全之计。这时,周总理指示,派专机去雅加达把中国驻印尼使馆全体人员接回,随机把印尼驻华人员捎回。

为此,外交部研究了周密的方案,并考虑到对方可能横生枝节,设想了多种应变计划,最主要的是保证我们的人在专机降落后立即登机返航。

10月28日,我国外交部照会印尼驻华使馆,除重申中国政府上述决定,并告知罗马尼亚驻印尼大使馆全面代管中国和中国公民在印尼的合法权益外,同时提出,中国民航专机于10月31日前往雅加达,接回使领馆全部人员。

为了使印尼驻华使馆全体人员尽快离开中国,中国政府愿意为他们提供搭乘上述中国民航专机返回印尼的便利。10月29日,印尼外交部复照同意中国 28日照会所提要求,其在华权益由柬埔寨代管。

10月31日,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全体人员于当地时间上午8点45分庄严地降下使馆的国旗后,立即赶往雅加达附近的古苏玛军用机场,迅速登上专机,于11月3日下午胜利回到北京。在机场,我们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队伍,热烈欢迎“红色外交战士”回到祖国。我国同印尼的关系从此中断。

直到1990年8月8日,中印尼两国才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两国友好关系开始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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