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剑相伴英国宪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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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是什么？
不是权力垄断者的道德自律和良心发现；不是虚无缥缈虚弱无力的天谴；也不是臣民的劝喻、跪求、死谏和自以为高明的赞颂式诱导。
压力就是压力！就是约翰王、亨利三世、爱德华一世、查理一世、詹姆斯二世和威廉四世所体验过的那种不改革就要面对刀剑面对革命的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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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英国宪政进程说成是温和的改良的自然演进的进程，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英国宪政之路是刀剑相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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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宪政历程的每一步重大变革——《大宪章》的签署与定格、议会的设立、清教革命对专制主义的阻击、光荣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都是刀剑出鞘的结果。
英国人在其宪政历程中，屡屡向任性蛮横的国王出剑，或逼迫国王签约、或囚禁国王、或驱赶国王，最暴烈的是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把暴力视为“激进”，那么，英国宪政的重大进步都是“激进”的果实。
光荣革命以后，虽然不再挥刀舞剑，宪政进程也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暴力，对革命的恐惧推动着宪政前行。
英国宪政的进步绝不是出于当政者的善良、自觉和富于远见；绝不是出于当政者的通盘谋划；而是，仅仅是，看重权利的臣民斤斤计较且刀剑在握，用暴力抑制权力的扩张和任性，步步为营，节节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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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被认为是宪政的源头。
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霍尔特说：“1215年的《大宪章》是约翰王的敌人的作品。”英格兰国王约翰之所以签署《大宪章》，是男爵们在教士和伦敦市民的支持下用刀剑逼迫的结果；男爵们之所以剑指国王，是因为约翰王违背了封建契约，侵害了贵族的权利；男爵们刀剑相逼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约翰王当时正处于虚弱状态——他与法国作战吃了败仗；因争夺任命主教的权力又与教会闹翻了。
约翰王签署《大宪章》是兵临城下的权宜之计，他并不打算履行它，只是为了获得喘息的机会。
《大宪章》虽然不是远见卓识深思熟虑的产物，只是就事论事地重申封建契约，以保障贵族权利，阻击和限制君权的扩张与任性。但《大宪章》关于自由、司法公正和财产权的条款，如“未经同意不得纳税”、“未经同侪审判不得随意判罪”、“国王违约可以惩罚”等原则，是宪政主义最重要的基石，影响深远而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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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是1215年6月15日谈妥6月19日成文的。仅仅过了3个月，约翰王就在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支持下毁约。
为了捍卫《大宪章》，捍卫自己的权利与尊严，男爵们又一次拿起刀剑。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死伤惨重。这一次男爵们处于劣势，因为教皇支持国王，造反的贵族会被革除教籍，这大大影响了贵族的军事动员。幸运的是，胜负难料之际，1216年12月，约翰王吃桃子染病而死，他的儿子亨利三世只有9岁，王室军队无法继续作战，只好罢兵，承诺《大宪章》继续有效。贵族们也放下了刀剑。
正是由于贵族们敢于抗命国王和教皇，不惜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权利，《大宪章》才得以定格。在亨利三世亲政前的11年间，《大宪章》又被修订颁布了3次，其权威性得到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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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年版的《大宪章》第61条有成立25人委员会监督国王履约的条款，这项条款被认为是建立议会的最原始的法律依据。
但是在1216年、1217年、1225年重申《大宪章》时，这项条款被取消了。议会并没有顺《大宪章》之势建立起来。
亨利三世亲政后，对内施政作恶多端，对外征战屡遭失败，还总想违背《大宪章》额外征税。
不受约束的权力总是任性的。没有合法存在的制约力量，仅靠一纸宪章，约束不了蛮横的权力。
贵族们被迫拿起刀剑。挑头的是国王的妹夫，来自法国的贵族西门·蒙特福德。1258年，蒙特福德等贵族逼迫亨利三世签署了《牛津条例》，除重申《大宪章》主要原则外，还规定成立15人委员会参与国事，每年召开3次议会。
亨利三世与父亲约翰王一样，签了约又毁约。1263年，蒙特福德被迫带领一些贵族发起了对亨利三世的战争，俘虏了亨利三世和他的儿子爱德华王子。1265年，蒙特福德召开了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有选举代表参加的议会。除支持蒙特福德的23名贵族外，每个郡选出了两个骑士代表、每个城市选出了两个市民代表参加议会。这次议会在宪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蒙特福德被称作议会之父。
后来，被关押的爱德华王子逃出，纠集人马与姑父蒙特福德再战，杀死并肢解了姑父。
尽管蒙特福德死了，但他发动的政治改革深得民心，从贵族到教士，从知识阶层到市民，都是改革的支持者。亨利父子在清洗和清算蒙特福德的追随者时遭到了激烈反抗，迫使他们收敛，不敢违背民意搞倒退。由此，蒙特福德创建的议会得以继续存在。
议会的诞生和持续，是血腥拼争的结果。
爱德华王子后来成为国王，即爱德华一世。他本来是议会政治的反对者，但执政后却成为议会发展的推动者。爱德华一世从蒙特福德那里看到了顺应民意所获得的力量，也亲身体验了违背民意所遭遇的激烈反抗，深知获得民众授权的重要。他在位35年，召开了52次议会。其中1295年召开的“模范议会”为后世议会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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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是基于“未经同意不纳税”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最初的功能是批准税收，后来权力越来越大。议会权力的扩张总是与国王的虚弱有关。
君权虚弱之时才有宪政的机会。
1327年，爱德华二世国王被王后和情夫用武力赶下台，篡位者没有合法性，便“走”了通过议会废黜国王的程序。当然，爱德华二世用佞臣遭致贵族反对。自此，议会在名义上有了废黜国王的权力。
1389年，趋向专制的理查二世国王被废黜，也是走了议会表决的程序。
玫瑰战争的最后胜利者、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在血缘上继承王位有些勉强，也是通过议会宣布其享有继承权的。
都铎王朝第2任国王亨利八世是英格兰历史上最强势的国王。但议会的地位在亨利八世时期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为什么呢？
亨利八世由于离婚申请未被罗马教廷批准而与教皇决裂，他在英国建立了以新教教义为基础的英国国教，自任教会最高首领。如此，君权与神权结合，并居于神权之上。亨利八世获得了基督教世界各个国家前所未有的权力。
亨利八世为了与强大的教会抗衡，不得不与议会结盟，依靠议会的支持。亨利八世取缔天主教会、自任英国国教最高领袖，走了议会通过的程序。如此一来，议会的法律地位提高了，因为国王的权力是议会授予的。亨利八世还说：“在国会中，国王是首领，议会是会员，两者联合就组成一个政治团体。”如此，亨利八世把国王嵌入了议会中，形成了“王在议会”的政治格局，国王不是在议会之上，而是在议会之中。国王与议会共享最高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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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铎王朝之后的斯图亚特王朝来自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的前两位国王，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不了解或者说不认可英格兰的宪政传统和议会力量。他们认为国王在法之上。他们任性蛮横，只想征税，不想保障臣民权利。议会不批钱就解散议会。
英格兰人坚持认为，如当时的大法官库克所说，“法在人民之上，也在国王之上。”
针对国王的任性蛮横，议员们于1628年提出了英国宪政史上非常重要的法案《权利请愿书》，指出人民的权利是自古就有的，谴责国王侵犯民权。并强调：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强迫人民缴纳税赋；没有经过国家法律和法庭判决，不得逮捕关押任何人或剥夺其财产；不得根据军事戒严令任意逮捕公民。查理一世为了获得议会拨款，签署了《权利请愿书》。但随后与前辈约翰王和亨利三世一样，又毁约了。
不讲信用是蛮横权力的最基本属性。
查理一世强行征税并迫害清教徒引发了清教革命。革命的结果是查理一世被以“叛国罪、挑起内战罪、破坏法律罪和破坏人民自由罪”送上了断头台。
把国王判处死刑，这是破天荒的大事，激进到了极点。正是这种激进，阻击了专制主义的狂妄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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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宪政进程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光荣革命。
所谓“光荣革命”，是英国 “带路党”——议会两党领袖和教会领袖——发信请求荷兰执政，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的女婿，率领大军来英国抢夺岳父的王位。
议会和教会领袖之所以请外国军队来，是因为詹姆斯二世强化君主权力，并可能在英国恢复天主教。最关键的一点是，詹姆斯二世手里有一支3万人的常备军，还有强大的舰队。议会没有能力组织起可以与之抗衡的军事力量，只好把王冠许给荷兰人威廉。
詹姆斯二世的海军舰队因为风向原因没能及时赶到拦截海域，威廉的军队顺利登陆英格兰。詹姆斯二世的3万多陆军由于总司令临阵弃权而溃散，詹姆斯二世被迫逃亡。
“光荣革命”实际上是议会“勾结”外来军事力量颠覆国家政权。
威廉为了赢得的英国人的广泛支持，宣称“一切争端应让自由的国会来解决。”这一表态意味着英国最高权力属于国会。
光荣革命后，国王加冕时的宣誓词有了变化。在以前的宣誓词中，国王承诺要依据“民众所选择的法律”统治国家。变化后的宣誓词国王承诺要依据“议会通过的法律”统治国家。这一说法清晰无误地表达了议会的立法权和“议会至上”的原则。
“光荣革命”是英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宪政史上的重大转折。“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君主立宪制开始形成，议会权力开始居于国王之上，并最终虚化了王权，国王成为虚君。
“光荣革命”是民意和（外来的）刀剑的胜利。当然，也有几分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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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革命之前，英国宪政进程的主角是贵族和商业精英，他们为捍卫自己的权利不断出剑；光荣革命之后，宪政进程的主角变成了中产阶级、普通民众和妇女。虽然他们不再挥刀亮剑了，但逼迫权力让步的方式依然保持“激进”的风格。
光荣革命后英国经历了4次重大的宪政改革——1832年、1867年、1883年—1885年和1918年的宪政改革，在这些改革中，中产阶级、普通大众和妇女相继获得了政治权利。这些改革是在街头抗议、集会、罢工、骚乱、打砸、甚至起义等手段的逼迫下完成的，是在爆发革命的威胁下推进的。
1832年宪政改革之前，国外有法国7月革命的影响，国内有此起彼伏的集会、请愿、游行，骚乱。国王威廉四世本来对宪政改革不情愿，但在可能爆发革命的压力下，为保证下院提出的改革议案不被上院否决，特意册封新贵族，以扩大支持议案的上院议员比例。
1867年的宪政改革是对1848年宪章运动的回应，也是在罢工、起义、骚乱和爆发革命的压力下推进的。
1883年—1885年的宪政改革没有太多的激进行为的压力。但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很激烈。一些女权活动家在长年请愿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故意采取极端行为，她们打砸商店、焚烧房屋、把自己锁在王宫栏杆上。有1000多妇女被投入监狱，一些女权活动家在狱中多次绝食。
最惨烈的是女权活动家埃米莉·戴维森采取了不惜生命的极端方式，在1913年6月4日冲入正在比赛的赛马场，投身到国王的御马蹄下，被狂奔的马踩踏身亡。
埃米莉·戴维森死后5年，1918年，英国30岁以上妇女获得了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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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英国的宪政进程是刀剑相伴的历程，是激进的历程，是不断施压的历程。
没有压力，权力垄断者就会任性，就会肆意剥夺人民的权利。
压力是什么？
不是权力垄断者的道德自律和良心发现；不是虚无缥缈虚弱无力的天谴；也不是臣民的劝喻、跪求、死谏和自以为高明的赞颂式诱导。
压力就是压力！就是约翰王、亨利三世、爱德华一世、查理一世、詹姆斯二世和威廉四世所体验过的那种不改革就要面对刀剑面对革命的逼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