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进袁世凯的幕后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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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宦这些北洋将领，想的就是：大哥做了皇帝，小弟也挣个将军到手。杨度也说过：北洋诸将，从公多年，所为何事，只不过攀龙附凤，求子孙富贵耳!如总统犹豫不定，将来诸将又怎么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办的一份报纸，袁世凯对其十分关注。其子袁克定便专门办了一份假《顺天时报》给袁世凯看，鼓吹帝制，迎合袁世凯。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了所谓的民众劝进书，宣布登基，史称洪宪皇帝。1916年3月22日，袁被迫下台，当了83天皇帝。6月6日又因尿毒症弃世而去。袁世凯是一个谋略绝非寻常可比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逆历史之潮流，复辟帝制呢?这里面除了袁本人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人在幕后充当推手，这个因素也不可不察。
袁世凯在临死之前，曾吃力地吐出4个字：“他害了我。”这个“他”是谁呢
据袁氏家族的人估计，袁世凯死前所说“他害了我”的“他”，很有可能就是其子袁克定。袁世凯死后，袁克定在灵前用头触棺，放声大哭：“爸爸!爸爸!我对不起您!”袁克定的这般哭喊，与他鼓动其父称帝有关。
袁克定之所以主张其父称帝，是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是皇太子了。袁世凯有一妻九妾，有17个儿子、15个女儿，袁克定是袁世凯的长子，而且是唯一的嫡出。袁世凯对袁克定十分重视，抱有殷切期望，这从袁克定的名字中就可看出。袁克定的乳名叫“继光”，“继光”的含义，用袁世凯的原话是：“继吾先人之光也”。由于袁世凯的着意培养，袁克定不仅旧学功底深厚，而且德语和英语都相当不错，袁世凯与洋人交涉时，经常由袁克定充当翻译。在他的书房里，堆满了德文和英文书籍。所以，袁克定很有抱负。辛亥革命后他极力鼓动帝制，无所不用其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活动就是给他父亲编造《顺天时报》。
《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在北京办的报纸，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因此，袁世凯十分关注日本的态度，《顺天时报》就是袁世凯的重要消息来源。由于该报纸经常发表一些对帝制不利的消息，于是，袁克定心生一计，决心瞒天过海，偷梁换柱，自己花钱编造假版《顺天时报》，经常刊登一些鼓吹帝制的文章，袁世凯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认为日本方面不会有问题，于是加快了帝制的步伐。
不过，毕竟是纸包不住火。这事后来被捅到袁世凯那里，袁世凯把袁克定找来，问明情况，气愤至极，袁克定忙跪下求饶，袁世凯拿起皮鞭就打，边抽边骂：“孽子!欺父误国!”
袁世凯在临终时抱怨：“杨度误我”
袁世凯称帝，还与“筹安会”的“六君子”、“十三太保”关系至为密切。“六君子”指杨度、孙毓筠、李燮和、刘师培、胡瑛、严复，他们在1915年8月14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鼓吹帝制。“六君子”加上梁士诒、张镇芳等7人，合称“十三太保”。
袁世凯在临终时抱怨：“杨度误我。” 杨度就是“十三太保”中首要的人物。1915年4月，杨度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撰写了两万多字的《君宪救国论》，呈递袁世凯，袁大为赏识，于5月底特地颁发亲笔题写“旷代逸才”的4字匾额一方，赏赐给了杨度。
杨度之外的“十三太保”当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梁士诒。梁士诒号称财神，在民国时期担任总统府秘书长、铁路总局局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是交通系的主要魁首。起初，梁并不热心帝制。袁世凯曾14次探询梁士诒对帝制的看法，梁都假装不解，仅有一次向袁直接表白道：眼下大总统的权力，比各国君主要高，所不同的是子孙没有继承权，可继承权恰恰对子孙后代有害啊，历代帝王哪有像清代这样安然退位的呢?为改变其态度，袁世凯、袁克定决定向交通系开刀。一天，袁克定约见梁士诒，单刀直入，问：变更帝制，肯帮忙否?梁见来者不善，回答：容考虑后再作答复。回去后梁就召集交通系人员开会，明确指出：赞成不要脸，不赞成就不要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头之不在，哪有脸面?讨论结果，大家觉得还是要头的好，并且一致认为，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得彻底。次日，梁回报袁克定，表示要全力以赴，以策前驱，用钱就包在自己身上，并提供了推动帝制的路线图，袁克定大喜过望，乐不可支。
除了“十三太保”之外，还有一些人对袁称帝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对袁称帝起到推动作用的还有一些人，比如：
陈宧。1915年11月陈宧受命为四川都督，临行前，伏地九叩首，并跪着上前，嗅袁世凯的脚，大呼：大总统如明年还不登基，我陈宧此去到死都不回来了。陈宦这些北洋将领，想的就是：大哥做了皇帝，小弟也挣个将军到手。杨度也说过：北洋诸将，从公多年，所为何事，只不过攀龙附凤，求子孙富贵耳!如总统犹豫不定，将来诸将又怎么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袁世凯1915年12月称帝后，封陈宧为一等侯。但到第二年5月，陈宧却又劝袁世凯退位，并于当月通电四川独立，成为袁世凯帝制失败的主因之一。
阎锡山。山西王阎锡山尽管是同盟会员，可在帝制期间为保全自己的地位，极力推动，他还把自己的父亲阎书堂送到北京租屋居住，表面上是请老人家逛逛北京，实际上是把父亲作为人质，使袁对他放心。1915年4月间，他被袁世凯召见3次，其中第一次召见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并为此谈虎色变，心有余悸。他后来回忆道：我一生见过了多少位咱国家的元首，如孙中山、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甚至张勋、段祺瑞以至蒋介石等，没有哪一个像袁世凯的两道目光那样虎视眈眈地逼人，使人不敢仰视。
张作霖。张作霖发誓道：关以外有异样，唯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关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本部以平内乱。
古德诺博士。1915年7月，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古德诺博士访华，并于8月20日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民智低下，只宜行君主立宪而不宜行共和。古德诺访华期间是袁克定负责接待的，这对他是个极大的鼓舞。
日本公使日置益、英国公使朱尔典等，多有赞同帝制的表示。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对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朱尔典在中南海怀仁堂国宴间，竟用英语尊称袁世凯为“陛下”。
从上可知，袁世凯当上皇帝，既有自己的原因，也有客观的条件，合在一起，成就了袁世凯的83天皇帝梦。这是袁世凯的“人生高峰”，同时他的事业和生命也在这一时间戛然而止。
(作者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授)
延伸阅读
袁世凯和乞丐妓女劝进团
一、总统小算盘
一代枭雄袁世凯在用枪杆子摆平风雨飘摇的清廷后，又玩弄权术爬上了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是当上大总统后，总觉得当总统没有当皇帝过瘾，于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又暗暗打起小算盘，打算趁热打铁，恢复帝制，黄袍加身。
在袁世凯的授意下，1915年8月14日，著名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社会名流，联名发起成立为袁世凯复辟称帝而造势的“筹安会”。这四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是名噪一时的革命党，在社会上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杨度还用了许多手段拉拢大思想家、教育家严复入伙，并成功游说严复同意签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这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劝进组合拳”使袁世凯“龙颜大悦”。
全国上下都知这是袁家班耍的劝进把戏，冷眼旁观者有之，积极反对者亦有之。但许多地方官吏趋炎附势，纷纷复电赞成，并答应派代表加入筹安会。不久，湖南、吉林、安徽、南京等处相继成立了听命于筹安会的当地分会，分会均冠名为筹安会某某分会；只有广东分会取名为集思文益会，该会系大政客梁士诒所组。因梁士诒不想让“劝进”的“头功”被杨度、孙毓筠等京字号筹安会夺去，所以才另起炉灶，并为有别于筹安会而取名为集思文益会，以示不肯依附于杨、孙之流。
杨度、孙毓筠的筹安会和梁士诒的集思文益会为了讨得袁世凯的欢心，“劝进”动作花样不断翻新，高招层出不穷。
二、文丐引奇招
这下，有人坐不住了，他急如热锅之蚁，不知该如何在朝野上下一片乱哄哄的“劝进”浊流中异军突起，出奇制胜。这个“不甘平庸”的人，就是杨士琦。
杨士琦出身大官僚家庭，为李鸿章、袁世凯的重要部属。这次，杨士琦虽也是筹安会的一员，但“胸怀大志”的杨士琦不愿跟在杨度、孙毓筠身后摇旗呐喊，他想另立山头，为袁世凯称帝立“盖世之功”，自己亦可借“劝进”之“丰功伟绩”而“青史留名”。
杨士琦虽然雄心勃勃，但筹安会和集思文益会把“劝进”该做的“功课”都几乎做绝了，而他却因找不到突破口而未立寸功，岂能不急？
就在杨士琦绞尽脑汁、抓耳挠腮之际，突然，一次路遇让他如醍醐灌顶。
这天，杨士琦途经王府井，忽见路边有两个乞丐在大打口水仗。其中一年长的虽在吵架，但吐词温文尔雅，语速不疾不徐，声音不高不低，颇显另类。杨士琦甚觉好奇，不由得驻足观望。那年长乞丐见有“体面人”回首，更来了劲，更是妙语连珠。听到这里，杨士琦心中一动，兴奋异常，忙将眼前这个谈吐不凡的乞丐请到一家小酒馆。那乞丐饱餐一顿后，对杨士琦说，他是个读书人，原先也阔过，只因不检点，吃喝嫖赌败光了家产，如今妻离子散，孑然一身，混迹于丐帮。因不敢辱没先人，故不敢在人前自报名姓，丐帮中人见他肚里有点墨水，皆戏称其为“文丐”。
杨士琦对“文丐”的家世和来历并不感兴趣，他只是突发奇想，想组织一个由乞丐组成的乞丐请愿团，“劝进”袁世凯称帝。杨士琦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越想越觉得自己高明。他得意地暗忖：倘若这史无前例的乞丐劝进团一成立，其风头必定能盖过由杨度、孙毓筠领衔的筹安会和由梁士诒挂帅的集思文益会属下的形形色色的劝进请愿团。
杨士琦得意忘形，于是趁热打铁，通过“文丐”找来丐帮大头目“共商要事”。
应邀前来的丐帮大头目自称“冯四爷”，江湖人称“圣（伸）手大将军”。杨士琦请他出面组织一个乞丐劝进请愿团，报酬是，总头目赏金一百大洋，小头目赏金十块大洋，其他人每人一块大洋。冯四爷一听竟有这等好事，喜不自胜，一拍即合。
当然，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是无需杨士琦自掏腰包的，他好歹也在筹安会里坐一把交椅，是有权从“劝进专款”中提款的。那这笔“劝进专款”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里需要简单地介绍一下。
1914年春，日本政府强迫袁世凯签订卖国条约，我国民众为了救国，义捐了一大笔“救国储金”。当时参加义捐的义士达成共识：此款专用于对外邦交，决不入官库。如相关外交终结，而此款仍有节余，此款应用来创办实业，以强大国家、造福后人。然而，袁世凯却巧立名目，将“救国储金”变为“劝进专款”。
俗话说，竖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很快，杨士琦就拉起了一支由清一色的乞丐组成的劝进请愿团。这支请愿团在北京大街小巷摇旗呐喊，声嘶力竭地呼吁新皇帝出现，以扭转乾坤，“解民于倒悬”。
乞丐请愿团“劝进”首秀很是夺人眼球，也营造了万人空巷，京城百姓扶老携幼争睹“丐团游街”的盛况。
杨士琦的“丐团”异军突起，得到袁世凯的青睐，他准备择日开个庆功会，好好表彰一下有着奇思妙想，想出“另类劝进”高招的杨士琦。
三、妓团凑热闹
就在杨士琦自鸣得意之时，另一个江湖异人顾鳌横空出世了，他“劝进”的点子更绝：组建了一支由清一色的青楼女子组成的“妓女劝进请愿团”。为了比“丐团”更夺人眼球，营造更旺的人气，“妓女团”在上街“劝进”游行时，个个亵衣亵裤，环肥燕瘦争透春光；人人搔首弄姿，秋水流盼摄人心魂。不消说，顾鳌的“妓团”与杨士琦的“丐团”大PK，更胜一筹。据史料记载，“妓团”名义上的总召集人是花名“小阿凤”的名妓，幕后推手是另一名妓花元春，因花元春与袁世凯的公子袁克定关系不一般，故不便抛头露面。
“妓团”、“丐团”争相“劝进”的消息，传到袁世凯耳中后，袁世凯喜忧参半。
他曾对杨度说：“彼等亦来劝进，令余颇费踌躇。登基后将何以量功酬报？倘置之度外，则同为国民，岂可厚此薄彼？”杨度略作沉思，答曰：“此亦不难处置，请皇上在登基后，按凡列名请愿劝进者，均应论功行赏……”
谁知，就在“丐团”和“妓团”大出风头之际，“劝进”形势急转直下，各地拥护恢复帝制的急剧下降，这其中既有认清形势、看清恢复帝制是历史倒退的“觉悟人士”，但也不乏不愿与“丐团”、“妓团”为伍的“清白人士”；这些人的退出甚至倒戈，加速了筹安会和集思文益会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最终使筹安会和集思文益会变为“乌合之众”，也最终导致袁世凯皇帝梦的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