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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国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
一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垃圾，统统革除也在所不惜。
中G在上台之初，就是持这种决绝否定态度的，所以毛**一伙在五十年代一度要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但是其后，尤其是“邓改开”以后，中G又摇身一变，装扮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者。
这种态度肯定是不可取的。汉文明有许多优点，也与西方文明有丰富的互补性，正愈来愈多地得到见证；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有鉴别力民族之一，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日本人态度，与那种自暴自弃的华人完全相反，他完整地保存和敬奉着中国的许多传统精华：如汉服、茶道、书法、中医（汉方医）、周易。
另一种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完美无瑕，是圣洁的“神传文化”。如国粹派就是这种态度。
中国传统文化是否神传文化先不论，以它为完美无瑕，显然失之夸张。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就对自己文化的缺点视而不见，而象手电筒一样只照别人。
凭心而论，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很多缺点，它的最严重的缺点，就是缺乏人道主义——即比较残忍。
宋亡以后，中国人即便不是世界上最残忍的民族，也是最残忍的民族之一。
阉人制度就是残忍的一大标志，从周朝到辛亥革命一连两千多年实行这一制度的民族，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国人；凌迟——这种把人千刀万剐的惨绝人寰惨杀，居然作为国家明正典刑，存在了数百年之久，全世界只有中国。这不能不说，与文化的缺陷有关。
当然，中国文化也不是一直都很残忍，宋朝之前没那么残忍，宋朝更是文明到了取消所有酷刑，大大缩减阉人制度的近代文明前夜。.可惜这一进程又被蒙古的铁蹄踏断了。
中国在宋亡以后越来越残忍，蒙、满的征服固然是主因，但也有自己不争气的因素，它以两个汉人为代表，就是朱元璋和曾国藩。
朱元璋摈弃宋朝的文明，继承蒙元的野蛮在此不表，但说曾国藩：曾国藩是近代加剧中国野蛮化的头号“功臣”，中G之所以在各国***中，都属最为残忍之列（或许仅次于朝*劳动*与红色高棉），与曾国藩带来的残忍，密不可分。
简明地说，各国共**都是残暴的，但*产*与尤为残忍的中国近代文化结合起来，就生出了特别残暴的中*。
而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之所以变得尤为残忍，曾国藩罪责难咎！
曾国藩（主要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极端残忍地滥杀无辜，大大加深了中国文化的残忍。
2009年，盘古乐队的主唱手敖博、吉他手段信军前往台湾，途径曼谷，特意看望并宴请了正流亡泰国的笔者。席间信奉佛教的敖博说：中国地主士绅遭到中G的残酷屠杀，是曾国藩等人剥皮、凌迟惨杀滥杀农民的报应！
余闻言心惊，不禁灵动而神往。
以儒家信徒为代表的人则辩称：曾国藩杀的是天平天国暴徒，那些“贼”人该杀！杀那些人是仁义！
问题是，曾国藩的屠杀，远远超出了太平天国成员的范畴，不折不扣地是滥杀无辜：
曾国藩指挥湘军顺江而下进攻天平天国，从九江到南京，湘军攻一城屠一城，直杀得“鸡犬不闻三千里”，湘军将领彭玉磷都感叹：“直教戮灭无遗种，尸涌长江水不流”（彭玉磷《克复九江屠城》）。
其中，著名的大屠杀有三次：
1858年屠江西九江，湘军将守城太平军暨其家属两万多人全部杀光，又大杀城中百姓，城中积尸数万，被抛尸长江者更难计数；
1862年屠安徽宁国府，老百姓被杀者难以计数；由于尸积如山，幸存者太少，两个月后城中尸体还无人收埋；
1864年七月，湘军曾国荃部攻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立即执行曾国藩的屠城政策，三日之内，二十多万湘军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南京城内数十万老百姓惨遭屠杀，其中许多人是幼儿、老人和妇女；时在曾国荃军中的赵烈文（曾国藩幕僚）见证：“••••••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秦淮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湘军纪》）。当年太平军攻占南京，南京城没有受到大的破坏，而经过湘军的浩劫，史载南京连一棵完整的树都没有，全城几乎变为空城。
这就是湘军版的南京大屠杀！它比起七十三年后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赵烈文估计：湘军之屠南京，杀了二三十万人；但后人评估，遇害人数远不止此数，因为太平天国全盛时期南京有一百多万人口，而太平天国灭亡十一年后的光绪元年（1875年），“江宁”（即南京）人口仍不及五十万人。
然而莫大讽刺的是：制造日军版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和谷寿夫成了战犯，早被判处死刑，而制造湘军版南京大屠杀的曾国藩，迄今荣享“圣人”牌位、仍然受到顶礼膜拜。
面对如此故意屠民滔天罪行，冠名“儒家”的人仍无耻地辩称：这是镇压天平天国的必须！
但曾国藩的滥杀老百姓，并不仅限于太平天国占区，早在湖南兴办团练时，曾国藩就在省城长沙设立“发审局”：凡团绅送被捕人到局，立即杀死，禁止尸亲呼冤，又禁止向团绅讲理；有一次曾国藩抓到十一个据说是抢了米行的农民，曾国藩竟然连审都不审，下令把他们全部砍头；曾国藩在湖南竭力鼓动滥杀滥捕，提倡团绅捕人，要求：地方官杀人、捕人要多，杀人要快，官杀人‘不必拘守常例’，绅捕人“不必一一报官”。湖南并非太平天国统治区，试问：此种滥杀，是镇压太平天国所必需吗？
可见，曾国藩的滥杀，远远超出了镇压太平天国所必需，他的滥杀，是大规模的蓄意谋杀，曾国藩就是谋杀犯。
曾国藩不仅大规模地滥杀无辜，而且杀人手段之血腥残忍，世所罕见，超越人伦底线，完全可以用禽兽不如来形容：
在围攻江西兴国、大冶的战斗中，曾国藩把俘获一百三十四名太平军，不分官兵“一概剜目凌迟”；九江战役中俘获十二人，曾国藩命令立即‘凌迟枭示’、又生擒十三人，曾国藩命令“就地剜目凌迟”。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湘军纪》载，“重阳战斗擒获七十余人，（曾国藩命令）杀死后令兵勇割人肉生吞。”
生吃人肉是什么行为？这难道不是食人恶魔的行为吗？
这就是曾国藩儒家道德“圣人”真面目！这就是李劼所赞颂的曾国藩内心“修为”的真相！
有以“儒徒”为代表的人辩称：不能以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古人，曾国藩式的滥杀，在当时的时代是很常见的。
这完全是对历史无知的想当然。按今天的道德标准滥杀无辜是大罪，按当时的道德标准，滥杀无辜真的就不算什么吗？
在率军讨伐太平军之前，曾国藩在湖南的大杀滥杀，曾惹得舆论大哗，落得“曾剃头”的骂名——请注意：“曾剃头”的绰号，并非来自太平军，而是来自曾国藩自己的湖南老乡！
当时目睹湘军的屠杀，不少士绅、甚至连满清的地方官都看不下去，他们曾上书清廷弹劾曾国藩，指控曾擅杀良民。（但清廷置若罔闻，反而多次下诏表彰，这反映出满清政权的非法性）
湘军屠城的血腥残暴，甚至连湘军的将领都看不过去。湘军大将彭玉麟就先后于1861年安庆屠城后、1864年南京屠城后，两次致函曾国藩，要求曾国藩“大义灭亲”——即杀掉屠城的直接责任人曾国荃，曾国藩置若罔闻。
以上能够反映出：滥杀无辜按当时的道德标准稀松平常、不算什么吗？
无需比历朝中最为文明的宋朝，比比明朝如何？万历年间，为了反抗太监孙隆征税，苏州人罢市、游行示威、殴打明廷税监，有人提议动用军队镇压，“但太守（总兵）朱公燮元曰：不可。兵一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招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切众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吴葛将军碑》）。
更早且在汉族正统王朝中最为残暴的明朝人，都知道不能动用军队滥杀老百姓的常理，这能够说明古人的道德标准，不以滥杀无辜为大不了之事？
曾国藩何止不符今日的“普世价值”？他既不符合古道，也不符合“儒道”。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孟子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
试问：惨无人道、滥杀无辜的曾国藩符合什么儒家之道？
难怪儒家信徒蒋介石在日记中会批曾国藩“近乎伪”，蒋介石最崇拜的是王阳明，而非曾国藩。
难怪毛**会对曾国藩五体崇拜，他直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见《毛**早期文稿》第85页）。
显而易见，曾国藩惨无人道、滥杀无辜的腥风血雨，大大地加深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残忍，但把这种残忍大而化之，深深影响后世的，却是曾国藩身后的满清皇室——爱新觉罗家族：
鲜有人注意到：正是以贼鞑子伪咸丰和叶赫那拉们为代表的满洲妖孽，把杀人权下放——给予了曾国藩、叶名琛、骆秉章、李鸿章之流惨杀、滥杀的权力（百年后，毛**把这种手法玩得炉火纯青）；
而更是殖民中国的满洲妖孽们，一次又一次地表彰曾国藩们滥杀、惨杀，并给予了杀人犯们“曾文正公”等荣耀和地位，终于使得杀人犯文化登堂入室，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主流，以致杜菜者中良心和善根都很大很深的蒋介石，都未能免俗。
可见贼鞑子满洲妖孽树立的这个“曾武歪公”，其流毒之深！
呜呼！满清对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仅次于中G的戕害，世间有几人能明了！？
有以“儒徒”为代表的人，以中G曾经批判曾国藩，来为曾国藩辩护。其实，中G批判曾国藩是在毛**时代，且以马列阶级论的角度进行批判（因中G自命是造反农民阶级的同盟），中G批判曾国藩代表的“阶级”，而从未批判曾国藩的惨无人道，更未提及他制造的“南京大屠杀”！
毛G以阶级论批判曾国藩是错误的，不等于“邓改开”时代重树“曾文正公”就是正确的。
将曾国藩这么一个惨无人道、滥杀无辜的杀人犯长期奉为圣人，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耻辱、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不重新审视曾国藩的滔天罪孽，人道主义在中国就树不起来，而中华文明的缺陷无法修复。
延伸阅读
曾国藩若称帝能成功吗
曾国藩（1811-1872），乳名宽一，道光十年（1830）去衡阳读书时取名子城，字居武（一字伯涵，没查到哪年取的），次年改号涤生，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后始改名国藩，寓“为国藩篱”之意。曾氏祖籍衡阳【1】，清初迁往湘乡县荷塘乡大界里，嘉庆十三年（1808）其祖父曾玉屏举家迁往湘乡县白杨坪村（今属双峰县）。家境殷实【2】。
曾氏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闻名，因功封一等勇毅侯，开清代文人封侯之先河。曾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现代史上最著名的两位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对其褒扬有加。蒋研读曾氏著作，终身不倦，还摘录曾氏及胡林翼言论编成《曾胡治兵语录》发给黄埔学员，人手一册；毛早在青年时代就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3】。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大陆出现了关心曾国藩的思想文化热潮。30巨册的《曾国藩全集》出版，“被外人吹嘘成可与发射成功新卫星相比”【4】。此言虽系夸张，但亦由此可见曾氏思想言论之价值。
曾氏的湘军集团在攻占天京前后，达到鼎盛。据此，不少人认为曾氏当时已具有自立的实力。《清朝野史大观》卷三《清人逸事》和萧一山先生编著的《清代通史》都记载不少传闻【5】，萧著中还专辟《曾国藩不做皇帝》一节来记述这些传闻。
第一位劝进的王闿运，原是肃顺的幕僚，早在肃顺倒台前，王就数次至曾氏驻地探望，游说曾、胡与太平军联合反清，曾未予理会。
1861年9月初，湘军攻占安庆后，李次清借贺功向曾国藩进联曰：“王侯无种，帝王有真”；胡林翼借曾国藩寿诞进联曰：“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此说最不可信。曾氏寿诞在11月26日，胡于1861年9月30日即逝去，若有此联，当在1860年，当时曾总督两江仅3个月，处境尚很艰险，这种情况下，胡劝进的可能性不大。此联要么没有，要么就是意义被曲解；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说：“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彭玉麟则直接给曾国藩写信称：“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这些说法的可信度并不高。李、胡、左、彭诸位，除非大脑进水，不然是不可能把这种大逆之言诉诸文字的。
也在此时，王闿运来到安庆，第二次对曾氏劝进。为曾指出两条路：一，拥兵入觐北京，申明垂帘违背祖制，请行顾命；二，在东南举义，为万民做主。
湘军攻克金陵后，清廷下诏要曾氏从速办理军费报销事宜，也就是要查账，这无疑是找茬。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鲍超约集多名将领深夜请见曾国藩，曾则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作答。双方虽都未点破，但曾的对联却把四人的打算消弭于无形。
最后一个劝曾称帝的，还是王闿运。在湘军裁撤一年后，王氏以讨论学问为由劝曾做曹操，曾故作不知。
网上也有不少人有过疑问：当时的曾国藩何以不反清自立？并对曾反清自立的结果有过分析。就此问题，本文也试着从曾氏个人性格、思想、当时的政治及军事形势来浅析一番。
曾氏性格与思想
曾国藩出生的湖南，在清中后期以前，经济文化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直到道光年间，仍落后于全国多数省份。当时，湖南“财赋全盛时，才敌一大县，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6】。曾氏本人也称湖南为“山国荒僻之亚”【7】，所以，“道、咸前湘士殊少知名”【8】。既远离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很少往来，遂使湖南士人思想保守，消息闭塞，很不容易接受外部思想影响。这种情况造成湖南学界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程朱理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一是注重经世济用。清代乾嘉以来汉学风行海内，“而湖湘允依先生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9】。湖南的这种学术风气对曾国藩这一代士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曾氏集团形成的思想基础。当时湖南有两个名气很大的书院：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清代乾嘉以来，这两大书院都讲习宋学，注重实用，实际成为培养曾氏集团的思想教育基地。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刘蓉、罗泽南、郭嵩焘、刘长佑、曾国荃等都在这里学习过。
曾氏祖父曾玉屏对其影响亦颇大。玉屏教育子孙“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10】“以懦弱无刚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11】。这些都成为曾氏做人的格言。曾氏“自八岁起侍府君于家塾”【12】，其父曾麟书是个忠于封建礼教的教书先生，经常向儿子灌输封建思想。道光十三年（1833），曾氏入岳麓书院学习，在这里，开始比较系统的接受封建思想教育和湖南学风的熏陶，对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进士后，曾氏开始了十二年的京官生涯。他在诗歌中经常抒发感慨，表白志向，自比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在给亲友的信中说得更为坦率，“凡仆人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13】。又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不愧为天地之完人”【14】。并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铭于座右，用来鞭策自己。
可见，曾氏的思想，就是要按修、齐、治、平的儒家准则，为清廷干一番事业，成为忠实维护封建秩序的地主阶级一代圣贤。要他起兵反清，无异于反自己。
不过，思想上的原因，是主观的，并非主因，重要的还是客观因素。就当时的客观环境来说，曾氏如果反清自立，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这就要看政治和军事形势啦。
政治形势
太平天国革命本身并无什么建设性，其对社会及对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的破坏作用却是巨大的。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对其评价就不怎么样，“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天国）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甚至与洪教主同一阵营的另一起义领导人苗沛霖也看不起洪，苗曾有一联讽刺天国与清廷：“什么天主教，敢称天父天兄，丧天伦，灭天理，竟把青天白日搅得天昏，何时伸天仪天威，天才有眼；这些地方官，尽是地痞地棍，暗地鬼，明地人，可怜福地名区闹成地狱，到处抽地丁地税，地也无皮”【15】。洪教主定都天京后，据说，除了封杨秀清为“万岁”那次外，至死未出过天王府。直到天京陷落前不久，李秀成劝其“让城别走”，但教主迷恋他的安乐窝，不肯移驾，并斥责李秀成说：“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
曾氏镇压太平天国，打着维护封建道德的旗帜，以保卫明教和忠君爱国相号召，取得了士人阶层和部分民众的支持。蒋介石在《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中也说：满清王朝之所以能够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其原因并非人才消长的缘故，而实际上是道德事业兴盛衰替的证明。曾氏如果反清自立，首先在道德上就处于劣势，不会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曾氏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道德劣势必然会转为政治劣势。此其不利处一。
二，早在咸丰十年（1861）七八月间，曾国藩为扩大围攻安庆的湘军，特在湖南设东征局，于湖南本省厘金之外加抽半厘，解送曾国藩大营。由于重复抽厘，致使商贾疲困，民怨沸腾，一开始就受到湖南各阶层绅民的攻击和反对，有人甚至扬言要将该局烧掉。曾氏无奈，只好与士绅约定，待攻陷天京后即将东征局裁撤。湘军攻陷天京后，湖南方面立刻要求停收东征厘金。曾氏以归还欠响为由，拖延了将近一年，才正式奏请清廷停收东征厘。而后来又发生新的情况，湘军另一著名将领杨岳斌（即杨载福，为避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讳而改名）时任陕甘总督，在甘肃镇压回民起义，杨奏请改东征局为西征局，将原解曾氏大营之厘改解甘肃。这样，名称虽改，厘金并未废除。湘人对曾氏的怨气可想而知。
三，湘军在攻陷天京后，对天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天京浩劫。“淫掠之惨，具载各书，湘军各载金银子女，联樯而上，万目共睹”【16】。
其行为与后来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并无二致，不同的只是杀人数量没日军多（因为那时天京城没那么多人）而已。曾国荃部下重要将领李臣典更是极端，随意掳掠妇女，竟因奸淫过度而致病，十余天后死亡。当时李臣典才二十七岁，壮年遽亡，引发种种议论，曾氏兄弟为其多方掩盖，但终究隐瞒不住真相，实情还是广为人知，“公（李臣典）恃年壮气盛，不谨，疾之由也”【17】。曾国荃在天京陷落后，“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馀悉辇于家”【18】。此后，曾国荃在家大量抢购民田，广起宅地，一副暴发户派头，致使民怨沸腾，舆论大哗，“老饕”之名满天下。而曾国藩却为其弟抱委屈，说“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19】，殊为好笑。曾氏本人廉则廉矣，其弟国荃却实不堪一“廉”字。曾国藩小女儿曾纪芬说，她九叔“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20】。湘军所作所为，不仅为民众所痛恨，也引起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的不满。稍后的理学家夏震武就斥责曾氏说：“行军以纪律为先，立国以纪纲为重，救民水火之中而不戒淫掠，兵亦贼矣！”【21】甚至连曾氏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湘军在天京的所为是一场浩劫，“自五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逾于今日”【22】。
由上可见，曾国藩若反清自立，在政治上很难得到广大士人及民众的支持。而失去这种支持，其军事上又能有多大作为呢？
军事形势
军事实力才是决定曾氏能否反清自立的最主要因素。那么，在湘军攻陷天京后，军事上的优势是否在曾氏这边呢？
一，湘军内部情况。
1，曾氏能直接指挥调动的军队数量较少。湘军占领天京后，总数达到三十万人，这是广义上的数量，即整个湘军集团的兵力。曾氏直接指挥的军队才十二万人，且内部派系复杂，各树一帜：左宗棠的四万人早已成独立状态；江中义、席宝田两军一万人已拨归沈葆桢，而早在攻陷天京前，曾、沈二人已因江西厘金之争闹翻；鲍超、周宽世两军二万余人也在赴援江西不久，即拨给沈葆桢管辖。不过鲍超是曾氏死党，如果曾氏造反，他是极有可能归附曾氏的。这样，曾的嫡系部队不过只有曾国荃的五万之众。
2，湘军内部分化严重。天京陷落前，湘军集团多名重要将领已位至督抚，根本就没有造反的动力。彭玉麟（1857年，授安徽巡抚，力辞未就）、沈葆桢（1861年，任江西巡抚。沈是福建侯官人，林则徐外甥。此处把他列入湘军集团，是因为沈属下兵勇多为湘人）、李鸿章（1862年，江苏巡抚）、左宗棠（1862年，浙江巡抚）、刘蓉（1863年，陕西巡抚）、刘长佑（1860年任广西巡抚，1862年两江总督，1863年直隶总督）、杨岳斌（1864年天京陷落前一个月，授陕甘总督）、刘坤一（1864年，江西巡抚）。其中，只有彭玉麟可以称得上是曾氏死党。
曾国藩弟曾国荃与湘军多位将领关系不和。湘军克复金陵，尤其在处死李秀成后，众人“争指目曾国荃”，“诸宿将如多隆阿、杨岳斌、彭玉麟、鲍超等欲告去，人辄疑与国荃不和且言江宁镃货尽入军中”【23】。这些人对曾国荃成见很深倒是不假，不过多隆阿在克复金陵前俩月即已战死，王闿运此处把他列出来，恐也因与曾国荃有旧隙使然【24】。
要这些督抚们冒生命危险去跟着曾氏造反，可能性不大。即便造反成功又如何？又不可能人人做皇帝。
3，湘军在攻陷天京后迅速腐化堕落，战斗力急遽下降。天京城破十余日内，街上经常出现湘军士兵成群结伙相互火拼的情景，甚至对外营营官也不客气，军官禹汲三、朱星槛、唐新泉都受过外营士兵的抢劫，几乎丧命。直到一个月后，“城内各军尚纷乱不止，兵勇互相掠夺，时有杀伤”【25】。指望这样的士兵去打仗，岂非儿戏？曾氏本人也注意到湘军战斗力的下降，在致李鸿章信中说：“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销...宜多裁速裁”【26】，三年后，他又在致朋友信中说：“湘勇久成强弩之末，幸鄙人见机尚早，三年以前即致书少荃宫保，言湘勇须陆续全撤”【27】。靠这样的军队去北伐清廷，怕是过不了黄河，就跑了一大半。
4，左宗棠、李鸿章的立场。此处把左、李单列，是因为他们的重要性和能力远非其他湘系将领可比，曾若欲反清自立，不取得左、李的支持，是毫无成功希望的。
曾氏若反清，自然不能再打着道德的旗号，因为以当时社会眼光看，他造反本身就不道德。那就只能高举民族旗帜。但早在嘉庆初年白莲教起义后，汉族广大知识分子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同时也因为他们看不到满清有如元朝那样迅速败亡的迹象，政治态度已产生根本性变化，对清廷由反对或不合作转为拥护、归顺，甚至主动、自觉地去维护清廷的统治，逐渐将自身利益与满清连为一体。这种情况下，民族旗帜已不可能对汉人中的精英阶层产生很大的凝聚力。尤其左宗棠，在多种场合对曾氏都颇有微言，自1861年至天京陷落，两人几乎不通音讯（期间，1862年，曾氏仍举荐左任浙抚）。曾氏曾作联嘲讽左：“季子自称高（左宗棠字季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辄相左。”左则反唇相讥：“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君经济有何曾？”虽为戏言，但也说明了两人关系并不太融洽。李鸿章就更是个投机派，可以推测，曾氏造反，初期李会不偏不倚，倘曾氏顺利尚好，倘一不顺，李极有可能背后捅刀，帮助清廷对付曾氏。
二，清廷的对应措施。
1，擢拔湘军其他将领，打压曾氏兄弟，在湘军内部打造势力均衡，以牵制曾氏。当发生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之事时，清廷便有意偏袒沈，而裁抑曾，从而导致曾、沈不和，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上面提到过，清廷对曾氏的部下多人封以督抚要职，采取拉拢与扶植政策，使之与曾氏离心甚至分庭抗礼，达到控制和利用的目的。
2，在军事上布置兵力，形成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包围之势。当时金陵克复后，清廷派官文守武昌，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材分守扬州、镇江，据长江下游；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之交，虎视南京。这样，只要曾国藩及其湘军有异动，四面围剿便可展开。
综合以上，可见，曾氏若反清自立，其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曾氏未选择称帝，可以说是其一生最明智之举，客观上也对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国侵略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国内动乱频仍，列强环伺中华，虎视眈眈，若曾氏乘机称帝，战乱再起，中国统一的前途和命运又会经历更多磨难，国民更会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仅从这个意义上讲，曾氏已经是有大功于华夏啦。
（附）参考书目：
朱东安：《曾国藩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马东玉：《曾国藩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刘忆江：《曾国藩评传》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日）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注释：
【1】《曾文正公文集》卷三《衡阳曾氏谱序》称，其远祖为孔丘弟子曾参十五世孙，西汉末年以关内侯南迁避王莽之乱，成为南方诸曾之祖，先居江西一带，元末分出一支迁往衡阳，遂成为湖南曾氏的祖先。
【2】马东玉在《曾国藩大传》P3中说：“曾国藩出生时...家庭经济状况也不佳，...曾家真可谓是寒门了”。但曾国藩高级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记载，曾家是“一个据有百馀亩土地的地主”。朱东安《曾国藩传》P8中说：“...传至曾国藩祖父曾玉屏一代，曾应贞（曾国藩五世祖）其他支派的子孙已大多衰落，唯独曾国藩一家日渐富裕”。
【3】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
【4】马东玉《曾国藩大传》代前言，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
【5】说"传闻"是因为这些事情无可稽考。且萧著中的这些传闻也多源自《清朝野史大观》，不能各自作为独立资料相互印证。不过，我本人是部分相信的，毕竟当事人不敢把这种谋逆之事记录下来。
【6】王闿运：《湘军志》 ，光绪十一年版，卷一，P1。
【7】《曾文正公文集》卷四，P58。
【8】湖南文献委员会编《湖南文献汇编》1949年版，第二辑P405。
【9】罗汝怀：《绿漪草堂文集》，光绪九年版，卷一，P5。
【10】《曾文正公文集》卷四，P53。
【11】《曾文正公家书》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
【12】同上，卷四，P55。
【13】《曾文正公文集.书札》卷一，P12。
【14】《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15】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P51。
【16】夏震武：《灵峰先生集》卷四，P53。
【17】朱孔彰：《中兴将领别传》卷二十七，P11。
【18】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国闻周报》。卷十，第八期。
【19】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七月二十日。
【20】《湘乡曾氏文献》第10册，P6409.
【21】夏震武：《灵峰先生集》卷四，P53。
【22】《曾文正公文集.书札》卷二十四，P12。
【23】王闿运《湘军志》卷五，P23。
【24】曾国荃初围天京时，李秀成率二十万大军解围，激战四十六天，竟未打退给养不足、瘟疫流行的二万湘军，成为中外战史上的一个迷，曾国荃亦因此战一战成名，大出风头。后来王闿运写《湘军志》揭开谜底，原来李秀成无心决战，作战时仅“恃炮声相震骇”，像放鞭炮，根本就没向堡垒内的湘军冲锋。曾国荃对王闿运写的《湘军志》大为恼火，毁掉该书之版，并欲置王闿运于死地。
【25】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26】《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四，P19。
【27】同上，卷二十五，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