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缩型社会的经济发展：一个收缩型社会再也支撑不起一个扩张型政府
如何理解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内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王健林们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宏观框架下的微观分析
收缩型社会的经济发展
一个收缩型社会再也支撑不起一个扩张型政府
第一财经
我报告的题目是“收缩型社会经济发展”，实际上还是说人口问题，因为在这样的收缩型社会，人口是最主要的，作为一个引擎存在的。
人口变化下的收缩型社会
我们现在经常说“新常态”。也有人说“L”型增长，并特别关注L到底后能不能上来，这方面有很多说法。但考虑到我现在所讲的时代背景，我认为从长期看经济增长率很难从这个L底再上来。这个时代背景就是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的状态：由于人口的变化，我们进入一个“收缩型社会”。我强调“收缩型社会”这个概念，不是简单的经济衰退，而是包括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总体发展趋势，强调由于人口结构和总量的变化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经济处于收缩状态，其中人口变化是主导因素。
首先，我们把这种收缩状态区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总量层面的，一个是结构层面的。其次，对两个层面的变化，我们又可区分为相对变化(软收缩)和绝对变化(硬收缩)上。相对变化强调增长率的下降，也就是增长速度的下降;而绝对变化强调绝对水平的下降。
从总量层面看，我国人口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就进入了相对意义的下降，但绝对意义的下降还需要若干年。目前有几种估计，易富贤研究员的人口高出生率方案估计是2020年，苏剑教授估计是2022年，这些时间段实际上都是很近，马上就到了。翟振武教授则乐观一些，他估计在十几年以后。从大多数专家意见看，中国人口总量的绝对减少应该是2030年前的事情了。
从结构层面看，我们的社会收缩在绝对意义上其实已经在进行中。这里我主要关注人口年龄(时间)分布结构性收缩和区域(空间)分布结构性收缩。
关于年龄分布结构，比较全面的定量计量方法是“人口金字塔”。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进入收缩型结构。特别地，如果我们关注劳动力人口(这里指15~59岁人口)，我国从2012年就开始绝对减少：2012减少345万，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减少371万，2015年减少487万，2016减少349万，5年已经累计减少1796万，接近占世界人口第61位的智利总人口。苏剑教授更预计2022年以后劳动力人口减少呈加速态势，每年超过1000多万。再看一个社会更活跃人口，或者叫活性人口，比如15~45岁人口，虽然很遗憾我手头没有这几年的统计数据，我猜想这些年也应该是绝对减少的，而这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应该更显著。
关于区域分布结构性收缩，我们也正在经历中。首先，乡村在收缩。早在2012年，冯骥才先生就说过：“(我国)每一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现在广大村庄，即使没有完全消失的，也处在人口减少的凋零中。其次，一些大区域性的社会收缩也很明显，比如近来大家关注的东北现象，易富贤研究员早就从人口角度预警了今天东北的困境。
关于人口衰减引致的社会收缩，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其实也是当今的一个世界性问题。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从总量上看，日本2006年开始人口绝对减少，但是其劳动人口减少始于1990年。日本空置房2017年是820万套，2023年预计会到1400万套，2033年预计会到2000万套。我们现在经常说日本经济“失去的25年”，什么是最根本原因呢?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人口减少驱使其进入了收缩型社会。这就是日本的“新常态”，25年前就进入了这个“新常态”。以后就不要再说什么日本“失去XX年”，因为它根本就不可能再回来，除非其人口趋势大逆转。其实欧洲也早就处于社会收缩状态，其表现没有日本厉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引进了外来人口。对于人口净减少的国家，比如匈牙利，上世纪80年代人口就绝对减少了，其社会收缩程度比日本尤甚。我印象很深的是2011年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在很多街区都没有人气，建筑陈旧，有的地方好似曾经繁荣文明的废墟。即使人口总量还在增长的法国，但据访问常我校的一位法国教授讲，法国的乡村也在萎缩，消亡，乡村人口逐渐往城市进行迁移。
收缩型社会的经济增长
在这种收缩型社会经济增长有什么特点?我这里想提一个理论问题：一个封闭型的收缩型社会，其长期经济增长率是多少?
根据主流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的源泉包括人口、自然资源、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技术知识。对某些国家，可能还可以包括体制转型或结构变迁。这些因素共同确定一个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在这里，人口看似只是诸多因素中一种，但它其实并非一个普通变量，它会起到一个引擎作用。在这里，人口不是孤立的要素，它会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使用，对无论物资资本还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进步，都具有决定性作用。人口和其它要素不是简单的可替代关系，而更应该是一种互补关系。从系统的角度看，这里存在一种系统集成效应，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所谓的“1+1>2”)，这貌似规模经济，实际上是超越规模经济的。而其中人口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就像数字10000，其它源泉因素是在后面添“0”，但人口因素是那个“1”。而且，人既有“人手”，还有“人口”，前者是供给侧因素，后者是需求侧因素，这两重属性是其它增长因素所没有的。如果人口供给属性推进了潜在增长率，则人口的需求属性把潜在增长率推向实际增长率。
因此，基于以上理论，我猜想一个封闭的收缩型社会的经济增长率是跟人口增长率更高度相关的。罗马俱乐部1972年出版了《增长的极限》，他们提出资源环境的制约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极限。我认为，人口收缩型社会，也会面临增长的极限。当然这里的极限并不意味着经济完全不增长，但意味着经济增长率处于低速态(也不排除经济负增长)，而且这些增长更多的有可能是技术的随机进步、世界经济的协同影响等因素导致的。过去学术界常从要素生产力的边际递减来解释世界发达经济体经济趋缓，但实际上人口这个因素在里面应该起了更重要的因素。实际的例证，让我们再回头看看日本的战后经济增长率。日本在其劳动人口绝对下降的1990年以后GDP增长率平滑值基本就没有超过2%，这与人口爆炸的上世纪60年代两位数的增长率不可同日而语。同样，进入收缩型社会的欧洲经济增长率也是在低速区徘徊(见表1)。
一种常被人提及的观点是，当人口增长减少以后，我们可以通过提高人均GDP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按照我前面的分析，这种观点很可能不成立。我们这里再看一下日本的数据，人口增长率降下来以后，人均GDP就没有太大的增长。而且实际上人均GDP增长率高的时候正是人口增长率高的时候，而人口绝对减少的年代人均GDP增长率也低，有些年甚至是负值。
如何应对收缩型社会
最后谈一下关于如何应对收缩型社会。
既然这种社会收缩主要是因为人口衰减造成的，所以应对收缩型社会首先要考虑的是尽量减缓人口衰减的冲击程度。这里比较紧迫的是尽快调整人口政策，包括直接的人口政策和间接的人口政策。直接人口政策就是尽快放开生育限制，在一些人口出生率过低的区域还要施行鼓励生育政策。间接的人口政策是指一些益生的经济社会政策，让有生育意愿的人实际能生育孩子。比如住房供给和城市低密度规划、幼儿园及教育供给等。不要因为现有人口基数大就“厌恶”人口，实际上没有一定的人口出生率支撑一、二十年后的人口强烈收缩对社会的冲击是非常剧烈的。
然而，无论我们采用什么样的人口政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未来人口出生率低于更替水平、全国人口绝对数量下降都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我们希望延缓收缩、弱化收缩，但社会收缩依然是时代的大趋势。所以，应对收缩型社会更需要我们从习惯于扩张型的社会到去适应收缩型的社会。无论是我们的个人、家庭、企业机构，还是政府，都应该有这样的转型意识。这应该是真正的自古以来未遇的新变局。
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我们首先对于未来生存和发展的预期可能需要大的调整。比如，过去30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劲的扩张期，国家和个人收入增长都非常快，以致大家可能对未来经济收入增长过于乐观。现在很多人去加杠杆买房子，我估算了一下目前房价隐含对未来收入的增长率预期是非常之高的。但是，面对我们面前日益显现的收缩型社会，这个乐观的收入预期未必能实现。现在的80后、90后很可能不会重复60后、70后那样的收入和财富增长故事，因为前者面对的是收缩型社会而后者处在扩张型社会。这是发展的一面。与此相对，还有生存的一面。对于家庭来说，在一些典型的“421”或“422”家庭，养老问题是个沉重的话题。怎么让活着的人有尊严地谢幕，这是跟大国情怀一样重要的问题。60后、70后要考虑养老问题，80后、90后的人也会考虑养老问题，这个家庭问题在收缩型社会比在扩张型社会严峻得多。
对于企业和机构来说，面对收缩型社会，推行扩张战略就必须谨慎。对大多数企业和机构，恐怕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快速铺摊子。也许仍然可以在地域性和结构性上扩张，但是总量扩张已经就颇具挑战性了。因为，总体上供给侧在收缩，需求侧也在收缩。在扩张型社会，扩张可以建立在社会增量的争夺上;而在收缩型社会，扩张只是在存量上的争抢。显然，后者更艰难。因此，现在总体上真到了以内涵式发展取代外延式扩张的时代了，要扩张也应该是非均衡性的。有些企业，特别是基本消费品企业，比如啤酒、方便面企业，面对需求持续性下降，现在已经感受到收缩型社会的寒意。又如高校，现在很多大学都在抢人才，抢学生，希望有大发展。但人口基数在减少，总量盘子萎缩的时候，你想扩张就很难了。现在大家常说钱不是问题，没人是问题。慢慢地，人和钱都会是问题。
对于各级政府来说，更要考虑收缩型社会的公共政策问题。我们过去经常说，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增量中解决问题，其实也就是在扩张中解决问题。这些年扩张社会也逐渐养成了我们惯性的思维方式。但是，我们可能以后必须面对紧缩型社会，不得不在减量中解决问题。而且这个收缩状态，实际上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性的。我们看了一下各国，可能除了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人口还在扩张，世界大部 43 31849 43 13774 0 0 4441 0 0:00:07 0:00:03 0:00:04 4440比较富裕的经济体人口都在结构性或总量性收缩。这样。政府怎么样能够来应对这种局面，从习惯扩张中解决问题到学会收缩中解决问题，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政策思维变化。以下例举几个方面的政策调整方向。
关于财政政策，得益于过去近30年的高速扩张，我们用税收、收费和土地出让收入支撑了一个日益庞大的财政支出，其中包括很大规模的行政费用和政府投资支出。随着我们进入收缩型社会，我们政府收入增长会明显慢下来，而我们的社会养老支出会快速增加。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新的财政税收政策。特别地，我们要削减政府支出，包括政府行政费用和投资支出。这本质上要求我们在收缩型社会要缩减政府：既要缩减政府规模，也要缩减政府行为。我们需要非常清醒，一个收缩型社会再也支撑不起一个扩张型政府!
关于货币政策，伴随着过去高速的经济增长，我们实际执行的是长期的高扩张性货币政策。这种高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因为有高速经济增长来消解，我们仍然可以处在一种可以接受的温和通货膨胀时代。但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收缩型社会，这样高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就应该转向了。否则，我们将要么面对高通货膨胀，要么面对严重的资产泡沫(实质上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就意味着货币的贬值，货币信用的消解，最终引致政府信用、社会信用的瓦解。去年以来几乎全国性的房价暴涨就有老百姓对人民币信心的因素。与财政政策同理，一个收缩型社会也已经不能支撑一个高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现在中外利率处在历史地位，著名的“债券之王”格罗斯(Bill Gross)在说：“全球利率处在500年历史中的最低水平。”我认为这很可能不是短期现象，如果我们考虑实际利率，以后很可能都是这样的水平，这应该跟世界性的人口收缩是有关系的。这也表明世界总体性是货币是扩张过度的。
关于土地政策，过去我们的政策是建立在人口增长所造成的土地资源紧张的恐慌心理上。比如“18亿亩耕地红线”就是我们土地政策的支柱之一。其实，面对现在已经进入的结构性收缩社会，对于土地紧张的恐慌应该解除，而更多地考虑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且这种有效利用应该是城乡一体化考虑的。现在，农村社会在绝对收缩，土地抛荒日益普遍，而城市还处在扩张中。现在的土地管理政策造成了明显的资源配置扭曲，这也是若干城市房价泡沫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农村土地的“保护”政策也限制了农村土地的集约使用和农村的发展。中国未来应该允许更多的城乡互动以利于城乡均衡发展。让有一些乡下人进城(房价门槛不要高不可攀)，还要让一些城里人下乡(租用土地)，去开发乡村，以减缓我们乡村的收缩。这是与财政货币政策一样重要的公共政策。
总体而言，我们遇上了亘古未有的新变局，我们需要面对收缩型社会。收缩型社会有不同于扩张型社会的基本特征，这要求我们从习惯的扩张型社会的生存方式和治理方式转向未曾经历的收缩型社会的生存方式和治理方式。转向不易，但不得不就此迈开步伐。
(李红刚系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教授)
本文原刊于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电子期刊《原富》2017年第7期总第27期，为作者在5月22日“人口形势与经济发展”讨论会上的发言稿
延伸阅读
如何理解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内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向小田
最近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谈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很多人往往对这些会议的内容不听不看，实际上，会议所讨论的，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金融工作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投资、理财，对股市、房地产、外汇等市场的趋势判断，都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如何理解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内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在这次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的三项任务，分别是：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服务实体经济我们谈到很多。从2014年到现在，这个口号一直提。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几年，整个经济产生的利润，有过度地向金融机构流的现象。在刚刚公布的财富世界500强上，中国的几个银行，纷纷排到了前十(利润表前五除了苹果，就是国有四大银行），利润让人瞠目结舌。利润流向金融机构，很多搞金融的、玩资本的，赚钱比搞实业容易很多。房地产本质上也是一种金融。这就对实业形成了挤出效应。很多实体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实体经济融资难，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影子银行来满足这个需求。又由于融资比较贵，在债务上面临的压力要比其他领域大很多，一旦出现风险，不容易躲过。这样就使得影子银行实际上蕴含了很多风险，这些风险还缺乏监管。
服务实体经济，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在未来五年，政策将迫使利润向实体经济倾斜。银行赚取超额利润的空间被大大压缩。要么就是银行承担这一轮经济产生的大量不良贷款和呆账，要么就是通过供给侧改革的方式，扩大金融资源的供给，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让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降。
我们看到通过双创，鼓励了大量的股权投资企业成立。实体经济即便是债权上借不到钱，有竞争力的企业依然可以通过股权融资，甚至是相对高估值的股权融到资金。这在另外一方面体现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
所以这个趋势会告诉我们，接下来应该关注实体经济的企业，尤其是在经济转型结构升级中能够获得股权融资的企业，这些企业将在金融改革中获取明显的相对收益。
第二点，防控金融风险。在过去我们一直没有遇到什么金融风险，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比较快，不动产的价格增长比较快，这些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消化了潜在的金融风险。另外一方面，是政府通过对信贷违约的处理，支持了投资人的信心，防范了潜在的恐慌情绪。比如说上一轮对于国有四大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就非常成功，这给了投资人非常大的信心。许多债权投资人通过转股的形式获得了补偿。
但是当前防范金融风险的工作难度也不小。一方面是GDP增速在减速，出现了很多产能过剩的僵尸企业，这些企业没有增长，没法在增长中解决问题，一方面是政府兜底的能力减弱了，过去十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大量借债，让借新还旧的工作也面临压力。
防控金融风险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降低杠杆。在债务压力比较大的部门，通过各种形式的消债，降低财务支出。（这也会对金融机构产生影响）。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通过不兜底的PPP合作的方式和社会资本合作共建，应该是未来出现的趋势。
社会资本投资，应该选择在水务、燃气、电力、通讯等现金流比较好的领域突破。我们最近看到BAT和联通、铁路等进行混合所有制的合作，就已经是表现在外的一个趋势。有一定的资金实力，可以参与这些混改项目。
第三点，所谓深化金融改革，就是要完善资本市场的各种制度，强化监管，坚持市场导向。
从资本市场改革的角度来看，目前我们的A股资本市场依然还有很多制度建设没有完成，比如说IPO发行、比如监管等方面，都有很多改进的空间。可以看到未来五年这些方面的政策突破。对于我们而言，资本市场制度完善，将有利于更多的好企业去IPO，以合理的估值融资。对A股市场上出现的一些欺诈、内幕交易等，也有比较好的方式方法去处理。
资本市场健康了，社会上更多的资金就会进来，我们就可以预期下一个牛市的产生。个人判断在2019年左右，会迎来新的一个牛市周期。
王健林们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宏观框架下的微观分析
杭子牙
在具体讨论万达和王健林之前，需要先从宏观层面，看中国正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一层面，总结起来主要有四：
一是中国金融领域正在进行一场系统性整理整顿，目的是摸清金融领域现状，清理清算之前的旧账烂账，防范金融风险，遏制金融脱实向虚发展，发挥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作用。中国金融正从一个多头、混乱监管年代，进入一个统一、严厉监管的年代。其标志性拐点是7月中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及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成立。
二是货币和房地产政策都在收紧。货币政策上，央行行长周小川3月26日在博鳌论坛明确表示，货币宽松已到周期尾部，要认真思考何时离开。房地产政策收紧就更明显，无论是住宅还是商业地产，都正面临政策寒冬，房地产黄金时代已经过去。
三是一些企业的大规模海外投资，构成了实质性资金外流，即加剧了外汇储备压力，又影响到了国内投资和经济增长。更要命的是，这些企业透过国内人民币负债，海外持有美元资产的方式，在把资产转移到海外的同时，把债务风险留在了国内。
四是防范金融风险已不只是金融监管机构的事，公安部23日也召开了公安机关防范经济风险座谈会，强调要打击风险型经济犯罪活动，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能力，努力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就是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已经被提升到政治高度。
在上述宏观背景下，我们再对诸如万达等国内民营企业的投、融资环境进行产业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五个结论。
第一，金融领域的治理整顿，以及宽松货币政策周期的结束，必然会让企业融资成本大幅提升。
第二，当防范金融风险成为金融政策首要诉求，且在一个氛围紧张的整理整顿周期，无论银行、信托公司，还是批准企业债券发行的监管机构，承销机构，态度都会趋向审慎，而且会加紧对高风险款项催收，从而在整体上加大企业融资难度。
第三，房地产政策的调整会和上述因素形成叠加效应，而且会加大销售回款压力，影响到企业现金流。
现金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很多企业倒闭，并不是因为资产、负债出了问题，而是现金流出了问题。一个蚂蚁般的现金流问题，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搞垮一个大象级企业，这在业界屡见不鲜。就好像你在北京坐拥5套房子，如果没有现金买饭，还是会饿死一样的道理。
第四，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要求，对当前正寻求国内上市的地产型企业来说，不啻晴天霹雳。以房产为主业，曾是很多企业撬开A股市场大门的加分项，但在今天却成了减分项。
第五，外汇监管收紧，必然会收窄企业海外投资并购的自由空间。从国家的层面来说，肯定希望民营大企业能建立国家战略意识和责任意识，在国内经济低迷时加大在国内的投资力度，同时在海外的投资行为，也能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战略，如一带一路等。在这一价值诉求下，不符合要求的投资会被警示、被叫停，执意而为者，如果产生金融风险，会被依法打击。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万达的时候，其实不不仅仅在讨论万达，而是在讨论万达这样的民营巨头在上述宏观和产业背景下可能遇到的问题，所以我在标题中用了“王健林们”的称呼。
最后，我们再将焦点集中到万达进一步做微观审视。（这部分是比较专业的讨论，对一些读者来说，可能会觉得吃力，尤其是若未能透彻掌握上述宏观和行业环境的话。）
首先，从财务报表上看，应该说万达的资产负债还处在不错的水平，既不存在债务危机，现金流也没有问题。
截至2016年底，万达商业地产货币资金为1002亿元，总资产为7511亿元，负债合计为5278亿元，资产负债率为70%。其中，短期借款为12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性负债达233亿元；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分别为1183亿元和817亿元。
根据万达商业的说法，2016年末公司短期借款同比减少22.78%，原因是公司增加了成本较低的债券、中期票据等筹措资金的方式。债券的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收益和现金流。2016年，其合并口径营收和净利润分别为1298.55亿元和379.76亿元。
为进一步查明万达的动态财务状况，我还特地从网上扒到了万达2017年第一季度的资产负债表。如下图，就资产来说，截止第一季度，万达的资产为7712.64亿元。在2016年末，这个数据为7511.46亿元，两相比较，增加了201.18亿元。
再看万达商业的负债，见下图，截止2017年第一季度总计5446.03亿元。而在2016年末，这个数据为5277.70亿元，增加了168.33亿元。
也即是说，到2017年第一季度，万达的资产负债率都维持在70%。这一负债率水平，对一般企业算是高的，但是对地产型企业来说，只能说是中间水平。
更何况透过这次出售甩掉债务并还贷后，万达商业的负债率还能再下降5%，只有65%左右，可以说财务更为稳健。所以，万达不存在债务危机，这个应该是客观事实。（以上数据部分要感谢“大猫财经”和“杠杠游戏”。）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万达不存在债务危机，为什么要急火火卖掉手里的77家酒店和13个文旅项目呢？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万达想甩掉地产，尽快上市。
为什么要甩掉地产才能上市？就回到了我上面的宏观和产业背景。
我上面说过“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要求，对当前正寻求上市的地产型企业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以房产为主业，曾是很多企业撬开A股市场大门的加分项，但在今天，却成了减分项。”
而万达商业，或者对更大的万达集团来说，在此次甩卖之前，仍然是个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企业，至少地产标签明显。对于以商业地产为主业、且已经从港股退市，正寻求在国内A股上市的万达来说，这是一个难以翻过的山头，如果不甩掉地产，在当前的金融政策导向下想上市IPO，基本上属不可能。
更何况，这些地产项目盘子太大，流通性太差，负债率本身也比较高。在整体金融环境收紧的情况下，今天不缺钱，不代表明天也不缺钱。王健林也要未雨绸缪，如果等到大环境再进一步收紧，缺钱了再出手，就不一定能出得去手了。
（注：写到这里，我也要像人家专业写财经评论的“大猫财经”那样感慨几句：万达的上市之路真是不顺啊！
2005年，万达集团第一次赴港红筹上市，却因国家部委联合下发的“171号文”而夭折。2007年，万达集团抛出回归A股IPO计划，最终却因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楼市调控而腰斩。2009年，万达集团重拾信心折回H股上市，又因定价分歧流产。2012年，万达集团回A计划再度折戟于重拳下的楼市新政。
2014年圣诞节前夕，万达商业顶着“近三年港交所最大IPO”桂冠登场，然而上市之后，偌大一个万达，市值居然比在国内上市的小房企还小，结果王首富一怒之下，就决定在2016年从港股退市，致力于在国内A股市场整体上市。谁知道转过年到2017年是这样一个情势！你说，王健林先生会不会焦虑？）
看到这里，各位读者可能还会问，那王健林为什么要这么焦急今天上市？老实说，对这个问题，我也和各位读者一样好奇。
但我知道的是，在国际和中国证券市场，有不少企业，在谋求上市的过程中，都会和投资人签署对赌协议，承诺在无法按时上市或按要求上市的情况下，接受一些惩罚性措施，有时候甚至会导致失去经营权。
那么，万达在从香港退市到在国内A股上市的过程中，有没有签署类似对赌协议？这个，恐怕外人就不清楚了。
然而对王健林来说，挑战还在于，就算甩掉了这些地产项目，就能如愿在国内A股市场“轻资产”上市吗？
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万达集团的官网这样介绍自己：旗下有商业、文化、网络、金融四大产业集团。各位可以看看，这四大产业集团，哪个不是现在正严厉管控的产业？哪个符合“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政策性要求？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王健林接下来要面对的真正难题！也是那些正寻求在国内A股上市的其它类似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还钱，可能是资产甩卖的另一原因 。
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如果是为了上市目的，这样的一个战略行为，对万达和王健林来说，应该早有周密准备。以王健林的工作作风，也应该不会如此被动。
要知道就在这次资产出售几天前，万达还在全国攻城略地，在昆明投资百亿建文旅城，王健林还亲自出席，和当地官员同场欢庆。才几天时间，怎么转眼就要把这些东西都卖掉了呢？所以，这些动作背后的理性动机到底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金融领域清理、整顿，清理之前的历史旧账，在金融机构内引发的紧张氛围措施，可能是王健林急于出售资产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万达商业账面现金1000亿，加本次转让回首现金680亿，现金约1700亿，恐怕就是用来清偿大部分银行贷款的吧。
最后我要结合国家正排查对外投资一事，谈谈万达的海外投资话题。
在上面分析宏观和产业环境时，我说过“一些企业的大规模海外投资，构成了实质性资金外流，即加剧了外汇储备压力，又影响到了国内投资和经济增长。更要命的是，这些企业透过国内人民币负债，海外持有美元资产的方式，在把资产转移到海外的同时，把债务风险留在了国内。”
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家正在摸底排查企业大规模对外投资，我也说过“从国家的层面来说，肯定希望民营大企业能建立国家战略意识和责任意识，在国内经济低迷时加大在国内的投资力度，同时在海外的投资行为，也能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战略，如一带一路等。在这一价值诉求下，不符合要求的投资会被警示、被叫停，执意而为者，如果产生金融风险，会被依法打击。”
那么，对着这些政策要求，我们看前些年万达大规模的海外并购，是不是会让人倒吸一口冷气？
我记得几天前看过一个消息，说是国家将对万达集团的六个境外投资项目作出严肃处理，这六大境外投资项目包括有万达以10亿美元收购美国北欧院线项目，以及以12亿美元收购美国卡麦克院线项目。并且，在这六大项目中，有四个已经完成并购交割，剩下的两个则尚未开工。
对于上述已经完成并购交割的项目，相关部门做出的处理措施包括：
1、收购标的项目不得从我国金融机构融资，万达集团也不得以标的项目做抵押从我国金融机构融资；
2、收购的标的资产不得被注入万达控股的境内上市公司；
3、收购标的项目发生经营困难，万达集团不得从境内为其注资，也不得与万达集团境内资产进行重组；
4、万达集团如果向其他国内企业出售标的资产，有关部门不得批准、备案。
而对于上述还未开工的两个项目，则要求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在项目的报备、外汇、贷款等方面不得予以支持。
你说，如果你是王健林，现在会怎么处理？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对万达这样的优质企业，资产负债以及现金流等，都不成问题。但是对和王健林一样具有类似海外大规模投资的民营企业家们，他们的麻烦是不是才刚刚开始？
这是不是也是王健林表态说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我们决定把主要资产放在国内”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