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的“中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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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中国”一词，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既有“中央”、“中央之城”、“都城”、“京师”、“国中”、“王畿”、“一国之中心”、“天下之中心”、“中原及中原政权”、“汉族及汉族政权”等多种涵义，又有“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涵义，等等。兴起于东北地区的契丹族挺进中原建立辽政权(也称契丹政权)，即利用和发挥了历史上比较宽泛的“中国”概念，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不同时期取“中国”一词的不同涵义而自称“中国”，形成了他们的“中国”认同观念。由于历史上“中国”一词既是一个地理概念、民族概念、文化概念，又是一个政权概念，因此，契丹人的“中国”认同也就包涵有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等多方面的内涵，而契丹人自称“中国”则是这些认同的最高表现形式。
综合各种史书记载，我们认为，契丹人的“中国”认同观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称炎黄子孙，属于“中国”
元人所修《辽史》，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的情况，如《辽史》卷2《纪赞》称：“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辽史》卷63《世表》也说：“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盖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见于此。”元人所修《辽史》主要根据辽人耶律俨修撰的《辽史》等资料修成。我们根据上述史料，可以知道，辽朝史官耶律俨在修《辽史》时，曾依据契丹源于东胡之后鲜卑之说，取《晋书》、《魏书》等书以东胡、慕容鲜卑、拓跋鲜卑为黄帝之后的观点，认为契丹为轩辕(黄帝)后，将契丹人说成是黄帝子孙。而元人编写的《辽史》则认为契丹族是从鲜卑族中的宇文鲜卑直接发展而来，因此，取《周书》宇文鲜卑自称为炎帝之后的说法，将契丹说成是炎帝子孙。传说炎帝和黄帝是兄弟，同出于少典，有关契丹人始祖的说法虽然有黄帝和炎帝之不同，但最终还是一源，都是炎黄子孙。
《辽史》中有关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的记载，为近年来考古出土的契丹人的墓志碑刻所证实。如1989年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杨家营子镇石匠沟辽墓出土了《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志》，碑文在谈到萧氏的丈夫耶律污斡里时说“公讳污斡里，其先出自虞舜”，明确将黄帝之子昌意的七世孙虞舜说成是契丹人耶律污斡里的祖先。2003年，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平安地乡阿汉土村宋家梁屯北山辽墓出土了《永清公主墓志》，其碑文称“盖国家系轩辕皇帝之后”，轩辕即黄帝，明确地将契丹人说成是黄帝之后。这说明，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是毋庸置疑之事。
二、袭用“中原”即“中国”、“九州”即“中国”的理念
契丹以为自己部分进入中原地区且在“九州”中国之内，应该属于中国。
历史上“中国”的含义之一是用来指称中原地区，主要的是一个地理概念。至于中原所包括的范围，并没有人认真进行界定，但一般认为，幽云地区多在中原政权管辖范围之内，属于中原，属于中国。因此，史家认为，辽太宗耶律德光占领幽云十六州地区，就是进入“中国”，故称辽“帝北方，太宗制中国”。
中国古代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还有“九州”和“大九州”、“十二州”之说。在《尚书·禹贡》较早构建的“九州”天下体系之中，冀州是中心，为“帝都”之所在。有关冀州的地域范围，《禹贡》并没有明确论述，但“冀州”条下有“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等记载，王肃和孔颖达等人在为《禹贡》作注疏时，认为“岛夷”即“东北夷国名也”，“渤海北距碣石五百余里”，如果按这种解释，可知冀州地域范围十分广远，已经到达东北之地。由于冀州地域广远，“禹治水之后，舜分冀州为幽州、并州，分青州为营州，始置十二州”。《大明一统志》在记载此事时说：“舜分冀东北为幽州，即今广宁(今辽宁北镇)以西之地；青东北为营州，即今广宁以东之地。”按此推论，则幽、并、营三州已达北方塞外及东北广宁以东的远夷之地。按照此种说法，远达塞外之地的幽、并等州原来都属于冀州，冀州为“九州”之中心，为“中国”，无怪乎在南宋皇帝降元之后，陆威中等人为了讨好元人，称“禹贡之别九州，冀为中国”。元人撰写《辽史》时即持此说，谓“帝尧画天下为九州。舜以冀、青地大，分幽、并、营，为州十有二。幽州在渤、碣之间，并州北有代、朔，营州东暨辽海。其地负山带海，其民执干戈，奋武卫，风气刚劲，自古为用武之地”，将辽人活动地域说成是《禹贡》“九州”之冀、青分出来的幽、并、营州地域，幽、并、营州地域原在“九州”之内，后在“十二州”之内，“九州”、“十二州”是“中国”，辽人活动的地域自然就成了中国之地域。《礼记·王制篇》亦称“四海之内九州”，认为九州在四海之内，四海之内应该包括辽人活动地域，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即持此说，他曾在册封完颜阿骨打的册文中称“荷祖宗之丕业，九州四海属在统临”，不仅将辽人活动地域说成在“九州四海”之内，而且将“九州四海”说成都在他天祚帝的统治之下。
古人还把神秘的天空看作神界，将二十八宿等众星拱卫的北极看作是“天中”。认为，“二十八舍(宿)主十二州”，二十八宿拱卫的北极所笼罩之地就是“中国”。《松漠纪闻》记载了一条为大家所熟知的史料，“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宗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邪？’”这则史料中所称《论语》的原文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各家注释多强调“北极，天之中，以正四时”，很少有人直称“中国”者。辽道宗将各家注释所说的众星拱卫的北极之下为“天之中”说成是“中国”，无疑是在强调二十八宿拱卫的北极主十二州，应该包括《禹贡》“九州”及舜时的“十二州”，也就是说应该包括辽朝在内，辽朝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三、袭用佛经“南赡部洲”之说，自称“中国”
契丹人在其国号“辽”或“契丹”之前加称“南瞻部州”的石刻资料很多，其义为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郑樵《通志》认为“释氏谓华夏为南赡部洲”。马端临《文献通考》对郑樵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谓“郑氏因牛、女间有十二国星，而以为华夏所占者牛、女二宿，且引释氏南赡部州说以为证，然以十二次言之，牛、女虽属扬州，而华夏之地所谓十二国者，则不特扬州而已，又扬州虽可言东南，而牛、女在天则北方宿也，与南赡部州之说异矣”，认为牛、女二星所主之地仅为“九州”之中的扬州之地，并非是全部的华夏之地，与佛教所说的“南赡部洲”不是一回事。
确实，“南赡部洲”是佛教有关大千世界地理体系构想的“四大部洲”之一，按佛教经典《俱舍论》的说法，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之中，人类居住的世界分为“四大洲”，“一南赡部洲，二东胜身洲，三西牛货洲，四北俱卢洲”。其中，“南赡部洲”，不仅包括中国，也包括天竺、日本等地。朱熹曾说“中国为南潬部洲，天竺诸国皆在南潬部内”。由于“中国”在“南赡部洲”之内，因此，历史上也有人称“南赡部洲”为“中国”。契丹人在其国号前加称“南赡部洲”，既有契丹属于南赡部洲之意，也有契丹属于“中国”之意。这也是契丹人自称“中国”的一种表现。
四、袭用历史上“夷狄用‘中国’之礼则中国之”的思想观念，自称“中国”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中国”一词，除了具有“华夏”、“汉人”、“中原政权”、“汉族政权”等涵义以外，还是一个文化概念。孔子十分注意以“礼”区分中国和四夷，并认为中国和四夷可以互相转化。韩愈《原道》在概括孔子这一思想时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种用“礼”来区分中国和四夷以及中国和四夷可以互相转化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契丹人即接受了“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以为夷狄者，无礼义也”的思想观念，认为自己有文化，懂礼仪，可以称“中国”。洪皓《松漠纪闻》中记载了一条大家所熟知的史料：“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道宗)则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中国)，何嫌之有!’卒令讲之。”就是将“礼法”、“文物”亦即文明视为区分华(中国)夷的标志，认为契丹人有文明，已经同中华无异，也应该称“中国”。
五、自称“北朝”
契丹人自称“北朝”之事，在历史上颇有影响。根据史书记载，早在辽太宗时期，契丹人就已经遵循历史上称南北并立政权为“南北朝”的习惯而自称“北朝”了。北宋政权建立之后，辽人仍称北宋为“南朝”而自称“北朝”。如辽景宗乾亨三年(981)辽人赵衡所撰《张正嵩墓志》称：“我北朝大圣皇帝，初创乾坤”，就是契丹人明确自称“北朝”的一个实例。此后，契丹人自称“北朝”的事例就更多了。如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十月，投降契丹并为契丹所任用的王继忠在代表契丹向宋朝上书时曾说：“北朝日候朝廷使者”，用“北朝”指称契丹，用“朝廷”指称宋朝。十一月，王继忠再致宋书称：“乞自澶州别遣使者至北朝，免致缓误”等等，所说的“北朝”都是指契丹。辽圣宗与宋签订“澶渊之盟”，正式确立了“南朝”和“北朝”的称呼。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记载，宋辽签订澶渊之盟，“所致书，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宋将作监王曾不同意，认为古时候“尊中国(指汉族)，贱夷狄”，如果现在与契丹互称南北朝，“是与之亢立，首足并处”，担心以后“又病倒植”，即担心以后契丹由“足”变为“首”，而北宋由“首”变为“足”，建议只称其“国号契丹足矣”。宋真宗虽然认为王曾说的有理，但仍以“使者业已往，又重变，遂已”。从中可以看出，宋辽签订“澶渊之盟”时，宋人对称自己为“南朝”，称契丹为“北朝”，存在不同认识，甚至可以说宋人是不情愿的。这就说明澶渊之盟签订之时，有关“南朝”和“北朝”的称呼，并非是宋人提出来的，而是契丹人提出来的。后来，契丹遣使贺宋乾元节，其国书“去其国号，止称‘南朝’、‘北朝’”，宋人大为不满，经过中书省和枢密院“二府”讨论之后，特下诏“学士院，自今答契丹书，仍旧称‘大宋’、‘大契丹’”。但契丹人仍然坚持使用“南朝”和“北朝”的称呼。
其原因除了学者们强调的契丹人意欲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以取得与北宋平等地位以外，还应该寓有更深层次的涵义，就是契丹人为其自称“中国”大造舆论。我们知道，澶渊之盟签订之时，宋辽强调双方为兄弟之国，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辽圣宗为弟，契丹人强调“书称大宋、大契丹”不以“南朝”“北朝”相称，“非兄弟之义”，所强调的无疑具有南朝北朝是“一家兄弟”的意思。另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契丹主闻真宗崩，集蕃汉大臣，举哀号恸”，契丹主“谓其妻萧氏曰：‘汝可致书大宋皇太后，使汝名传中国。’”《契丹国志》在记载此事时则说，契丹主谓后曰：“汝可先贻书与南朝太后，备述妯娌之媛，人使往来，名传南朝。”《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的“中国”一词在《契丹国志》一书中变成了“南朝”一词。辽圣宗在讲此事时，到底是使用“中国”一词，还是使用“南朝”一词，我们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说清楚的，那就是宋人在当时常常是“中国”和“南朝”二词混用，因此，他们在写书时，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将“中国”写成“南朝”，将“南朝”写成“中国”。可见，当时“南朝”和“中国”二词是相通的，南朝北朝是一家，“南朝”是中国，“北朝”也应该是“中国”，恐怕这就是辽圣宗坚持自称“北朝”的真实用意。
六、契丹人声称他们拥有“传国宝”，应该为中国正统
中国古代曾有得到传国宝者方为中国正统的说法。据说，秦始皇用蓝田山玉制成一枚玉玺，刻有李斯书写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号曰传国玺。汉高祖刘邦灭亡秦朝，秦王子婴将这枚传国玺献于汉高祖。王莽篡夺西汉皇帝之位时，“就元后求玺，后乃出以投地”，被摔坏一角。后来，此玺又传东汉光武帝，汉末军阀割据，东吴孙坚进入洛阳，从井中捞出此传国玺，传于孙权，“后归魏”，魏文帝又在此传国玺上用隶书刻写了“大魏受汉传国之宝”几个字。后来，此传国玺又由魏传晋，西晋灭亡后，“玺入前赵刘聪。至东晋成帝咸和四年(329)，石勒灭前赵，得玺。穆帝永和八年(352)，石勒为慕容俊灭，濮阳太守戴施入邺，得玺，使何融送晋。传宋，宋传南齐，南齐传梁。梁传至天正二年(552)，侯景破梁，至广陵，北齐将辛术定广陵，得玺，送北齐。至周建德六年(577)正月，平北齐，玺入周。周传隋，隋传唐”，唐改名为“受命宝”。历代王朝均以为得到秦朝传国宝者为“中国正统”，因此“往往模拟私制”。据宋人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记载，后周广顺三年(953)，太常寺官员上疏说，南北朝时期，北朝和南朝均传有“神玺”(传国宝)，并认为真玺由唐传后梁，后梁传后唐，后唐末帝兵败，“以传国宝随身自焚而死，其宝遂亡失”，后晋高祖石敬瑭在天福初年，“以传国宝为清泰(后唐末帝李从珂)所焚，特置宝一坐”，又重新制作一枚假传国宝，后在辽太宗灭亡后晋时，由晋出帝“皇子延煦等奉国宝并命印三面送与辽主”，辽太宗知“其国宝即天福初所造”之假传国宝，称“所进国宝，验来非真传国宝”，令晋出帝将“其真宝速进来”，晋出帝奏称“真传国宝因清泰末伪主从珂以宝自焚，自此亡失，先帝登极之初，特制此宝，左右臣寮备知，固不敢别有藏匿”。说明会同九年(946)契丹人从后晋手中得到的传国宝不过是一枚假传国宝，再加上那时的契丹人并没有自称“中国正统”的想法，因此，对那枚假传国宝并未十分重视。
到了辽圣宗时期，契丹人萌生了自称中国正统的思想，圣宗于太平元年(开泰十年，1021年)七月“遣骨里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并作《传国玺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宜慎守，世业当永昌。”明确表达了契丹人自称“中国正统”的思想。辽兴宗即位以后，又“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将辽人称正统问题作为科举考试试题令参加科举的士人进行论述，说明在此之前，契丹人已经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有关契丹人称“中国正统”问题的大讨论，并在有关学校的学习内容中灌输契丹人称中国正统的思想。契丹人利用他们从后晋手中得到的这枚假传国宝，为契丹承后晋为“中国正统”大造声势，表明契丹人自称中国正统意识十分强烈。
辽道宗以后，辽人声称自己是“中国正统”的史料更是屡见不鲜，如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刻石《创建静安寺碑铭》中称：“今天皇帝，总百年(一作“绍百世”)之正统，开万世之宝系。”李氏朝鲜郑麟趾撰写的《高丽史》记载，寿昌六年(1100)，辽道宗派遣萧好古等前往高丽册封高丽太子，声称“朕荷七圣之丕图，绍百王之正统”。天祚帝在册封高丽王的册文中称“朕祗遹先猷，绍隆正统”，在给高丽国王的诏书中称“朕绍开正统，奄宅多方”。就是到了天祚帝被金人俘虏，在其所上投降书中仍然念念不忘表白：“伏念臣祖宗开先，顺天人而建业，子孙传嗣，赖功德以守成。奄有大辽，权持正统。”说明自辽圣宗以后，契丹人已经明确自称“中国正统”，并公开向宋朝和高丽等国宣称自己是“中国正统”。
七、契丹人认同中国传统文化
兴起于东北地区的契丹人，进入中原以后，就以中原政权继承者自居，视中国传统文化为自己的历史文化。因此，他们尊崇炎帝和黄帝以及历代有为帝王，积极学习历史上中国各个朝代的治国经验，并制定了“尊孔崇儒”的基本国策，接受了历史上“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中国尚礼义”，“中国者，礼义之所存”，“中国者，礼义之所由出也”等儒家思想观念，“颇取中国典章礼义”，“治国建官，一同中夏”，“改服中国(主要指汉族)衣冠”，“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使自己的文化迅速跻身于中国文化之行列。宋人富弼曾说，契丹人“得中国(主要指中原和汉族，下同)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皆与中国等”。成为契丹人自称“中国”的重要理论根据。
八、明确称契丹为“中国”
契丹人不仅通过自称“炎黄子孙”、自称“北朝”、自称“南赡部洲”、自称懂礼等表达自己是“中国”的思想认识，有时也直接称自己为“中国”。如《辽史·耶律倍传》记载，辽耶律阿保机曾“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曰：‘佛非中国教。’(耶律)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这则史料，固然表达了辽耶律阿保机对“中国”的无比仰慕，但也说明他开始以“中国”自居了。《辽史》卷104《文学·刘辉传》又记载，辽道宗时，身为太子洗马的刘辉曾上书说，“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将“中国”一词与“诸番”、“汉户”以对举，说明他所说“的中国”，就是指契丹。此外，刻于辽天祚帝天庆八年(1118)的《鲜演大师墓碑》中也称“高丽外邦，僧统倾心；大辽中国，师徒翘首”，以“大辽”对“高丽”，以“中国”对“外邦”，无疑也是用“中国”一词指称契丹辽朝。
近年来，学者对契丹文字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即实先生认为1930年出土的《辽道宗哀册》篆盖上的契丹小字“契丹”二字于义为“大中”，“契丹国”就是“大中国”的意思。刘凤翥又从出土契丹文字中发现，契丹人用契丹文字称自己建立政权的国号为“大中央契丹辽国”、“大中央辽契丹国”等，在“契丹辽国”或“辽契丹国”双国号前冠有“大中央”一词。他认为“‘中央’也可视为国号‘中国’的‘中’。倘如此，则是同时使用‘中、契丹、辽’三个国号”。刘凤翥先生将“中央”释为“中”，没有进一步释为“中国”。其实，这些石刻契丹文字中的“大中央”、“中央”、“大中”等就是“中国”、“大中国”的意思。如前述《鲜演大师墓碑》所记载的“大辽中国”一语，虽然与契丹文字中的“大中央辽国”两个词组的前后顺序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这就为我们将石刻契丹文字中的“中央”、“大中央”解释成“中国”、“大中国”提供了有力证据。契丹人将“中国”一词作为自己同时使用的双国号或三个国号之一，恐怕这就是俄语称“契丹”为“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上可以看出，契丹人一直自称“中国”，具有强烈的“中国”认同意识。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契丹人实行南北面官制，仍然奉行“草原本位”政策，不可能有“中国”认同意识。其实，契丹人是否具有“中国”认同意识，与契丹汉化或者没有汉化亦即奉行“草原本位”问题并没有必然联系。
我们认为，契丹自称“中国”，主要原因是那时还没有一个政权用“中国”一词作为自己政权的国号，也就是说，“中国”一词并没有成为某一民族或某一政权所独有的专有名词，因此，你可以称“中国”，我也可以称“中国”，大家都可以称“中国”。另外，中国古代“中国”一词常常用来指称“中原”，契丹人进入中原即可据以自称“中国”。中国古代“中国”一词还用来指称文明礼仪，是一个高贵的美称，因此，契丹人也愿意使用这一美称，以显示自己高贵，有文化，懂礼仪。当然，契丹人自称“中国”也有为其便于统治中原各族人民服务的用意，等等。
正由于，契丹人自称“中国”与契丹“汉化”问题没有必然联系，主要是为其统治中原各族人民服务，因此契丹人在自称“中国”的同时，并不反对宋朝和其他政权称“中国”，仍然承认宋朝和汉人是“中国”。据史书记载，契丹一直称五代、北宋以及历史上的中原政权为“中国”，如《辽史》一书“中国”一词共出现15次，其中6次为辽人所使用，除一次明确指辽人以外，均指中原及占据中原的五代政权。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国”一词共出现594次，其中为辽人使用共6次，皆指中原或中原政权。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国”一词共出现134次，其中辽人使用5次，均指中原和中原政权。李焘《续通鉴长编》“中国”一词共出现756次，其中辽人使用7次，皆指占据中原地区的北宋政权。《契丹国志》“中国”一词共出现58次，其中辽人使用9次，皆指中原及中原政权。可见，辽人自建立政权之始，即承认五代、北宋以及历史上的中原政权是中国。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并没有否认汉人是炎黄子孙的意思；他们以为自己部分进入中原地区且在“九州”和“十二州”之内，应该属于“中国”，并没有否认北宋在“中原”，也在“九州”和“十二州”范围之内的意思；他们依据佛教“南赡部洲”之说，自称“中国”，并没有否认宋朝也属于“南赡部洲”；他们在接受“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等赋予“中国”以文化意义的观点、大力张扬夷人懂礼即为“中国”的同时，并没有否认汉人懂礼也是“中国”的意思。实际上，他们认为历史上“中国”一词并非为汉人所独有，契丹人也可以称“中国”，这就是契丹人的“中国”认同意识，也是我们常说的“中华(中国)多元一体”的思想认识。
正由于契丹等各个民族具有“中国”认同意识，才将中国各个民族逐渐凝聚在一起，共同形成中华民族。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契丹等各个民族“中国”认同意识萌生和发展，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的形成、“中国”国号的确立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九、中国的俄语名称是“契丹人民共和国”
辽朝，正是因为它是名震中外的盛大王朝，世界才得以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而知晓中国。哥伦布出海航行，据说其目的就是为了寻找仰慕已久的东方契丹——这个说法虽说很难得到权威确定，但是，根据《剑桥辽宋夏金史》记载：通过Kitaia、Cathaia或Cathay等形式，契丹在整个欧亚大陆成为中国的代称，俄罗斯和斯拉夫语的世界中，至今人们还在用“契丹”来指称“中国”倒是确有其事。
现在俄罗斯等众多国家称呼中国Китай直译过来是“契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俄语名称，直接翻译过来是“契丹人民共和国”。俄国人到目前为止仍然称中国为Kitai（契丹），称中国人为Kitaitsy（契丹人），在俄语、希腊语和中古英语中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读音分别为Kitay，Kita1a，Cathay），在穆斯林文献中常把北中国称为契丹（Khita，Khata），相传哥伦布航海的目的就是找寻传说中的契丹。在中世纪从中亚直到西欧，“契丹”一直是对中国的一个通称。在他们眼力认为契丹是古代中国的代名词，可见契丹民族的对世界的影响。“契丹”作为中国通名的主要原因，是经过辽金两代的民族融合，“契丹”已经成为华北主要各族（契丹、汉人、女真、渤海等）的通称。契丹族现在早已在地球消失。但“契丹”的影响横跨欧亚，直至今日。现在他们大多融入中华民族汉族的血液。
《老乞大》和《朴通事》是旧时高丽、朝鲜人为学习汉语而编写的两本非常重要的教科书。《老乞大》全书采用会话的形式，记述了几个高丽商人到中国经商，途中遇到一中国商人后结伴同行的经历，以及到大都（北京）等地从事交易活动的全过程。其情节连贯，内容广泛，涉及旅行、交易、契约、宴饮等各个方面。全书采用口语写作，是研究元明清时期北方汉语最直接的材料。关于书名“老乞大”，学术界普遍认为“乞大”为“契丹”的音转，契丹指当时的中国，因此，“老乞大”即“老中国”，也就是“中国通”的意思。1998年，韩国发现了元代古本《老乞大》，里边的明以前“胡衕”的写法，是汉语“胡洞”。该书都是地道的元代北方口语，证实元人用汉语说话，元人语是汉语，对研究元代汉语和社会具有重要价值。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除了蒙古元（也有一部分），都普遍换用了的汉语，这种阿尔泰化的“北语”历史上称之为“汉儿言语”。《老乞大》中还记有“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辽金元以后北方人语言已经受各族语言深度混合。这就是为什么朝鲜人学“汉儿言语”的教材要叫《老契丹》而不叫《老汉子》《老唐子》。从这种“汉儿言语”中发展成了如今的普通话。
利玛窦在地理学专名厘定方面的一大贡献是,证明了《马可·波罗行记》所称“契丹”(Ｃａｔｈａｙ)即中国北方,所称“汗八里”即中国北京。而15、16世纪东西方直接对话的发端,就是西方对马可·波罗所说“契丹”的寻觅。哥伦布、达·迦马都是为了追寻那个据说金银遍地的“契丹”而进行远航的。利玛窦的功绩在于:澄清了“契丹”与“中国”这两个地理术语的关系问题,其学术意义和对中西交往的实际意义都不可低估。
由于中国与西欧处于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相距悬远,古代罕有直接交往,故长期以来西欧人对中国的认识,多为影响模糊之词,称呼也极不统一,有的称Ｃｈｉｎ(秦),托勒密时代称中国Ｓｉｎａ(丝国);中世纪欧洲又称中国为Ｋｈｉｔａｉ、Ｃａｔｈａｙ(契丹),这与传教士的陆路东行见闻有关:13世纪,方济各会士意大利人柏朗嘉宾、法国人鲁布鲁克自西亚、中亚抵达并访问蒙古汗国后,著《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向欧洲人介绍中国,采用了“契丹”一名,并认为“其民族就是古代的丝人”;13世纪后期沿丝绸之路来华的马可·波罗,也称中国为Ｃａｔｈａｙ(契丹);16世纪由海路抵达南中国的葡萄牙人遵从印度习惯,称中国Ｃｈｉｎａ。此外,暹逻人称中国Ｃｉｎ、日本人称中国为唐、鞑靼人称中国为汉,等等,而且长期以来不知这些名称同指中国。
在众多关于中国的称呼中,欧洲人多使用“契丹”。契丹本指一个中国北方民族,曾建立辽朝,与北宋对峙。金灭辽后,契丹人西迁中亚并建立国家,领地达400万平方公里,史称西辽,西方史籍称哈刺契丹,将其描述为一个财富遍地的庞大帝国,人民几乎都是基督徒,这是欧洲人以契丹指称北中国的原因。1271—1295年来元朝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ＭａｒｃｏＰｏｌｏ,1254-1324)返欧后所著东方见闻录(即《马可·波罗行记》,1299年撰成),将所见富庶的东方之国称“契丹”(Ｃａｔｈａｙ),马可·波罗使用这一名称,除沿袭欧洲中世纪固有说法外,还与蒙古人统治的元朝依蒙古习惯,称中国北方为“契丹”有关。《马可·波罗行记》又将元朝繁盛的都城大都(地址在今北京)称“汗八里”,是因为蒙古人称首领为“大汗”,入主中原后,习惯性地称皇帝为“大汗”,“八里”指其城范围广大,故元朝皇帝所在的都城便叫“汗八里”。《行记》说:“汗八里城自古以来就以雄伟庄严而驰名遐尔。”欧洲人既仰慕马可·波罗介绍的契丹和汗八里,却不知究竟在东方的何处,当然也不明白契丹、汗八里与中国及北京的关系。大体言之,直至16世纪,欧洲人对东亚大陆的认识还十分混乱,从海路来华者,称中国为“秦”或“Ｃｈｉｎａ”;从陆路来华的称中国为“契丹”。在欧洲人那里,这两种称呼相并列,互不搭界。1575年夏到过福建的西班牙人奥斯丁会传教士、地理学家拉达,是第一位认识到契丹即中国的欧洲人,他在介绍中国地理的报告中说:
我们通常称之为中国的国家,曾被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称为契丹王国。但拉达的报告影响极小,真正使欧洲人建立正确的东亚地理观并对中国给定统一专名的是利玛窦。
利玛窦1582年从印度果阿乘船抵达澳门,次年进入广东,当然属于从海路来华者。他在华南生活10余年,1596年10月在致耶稣会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的信中,根据自己亲见的南京城的特点(如桥梁甚多),发现与《马可·波罗行记》对“契丹”城市记述相类似,由此报告了自己的推测———南京城“应当就是马可·波罗所记载的‘契丹’都市之一”。利氏1601年从长江流域经陆路抵达北京,并在这座京城定居,直至1610年去世。利玛窦通过对北京城市建筑及社会生活的观察,并作经纬度的实测,断定北京即汗八里,中国北方即契丹,契丹与Ｃｈｉｎａ同指中国,他在1605年寄往意大利的函札中以断然的语气申述此点:
现在无疑地可以肯定中国就是马可·波罗的“契丹”。
1608年又在函札中指出:
自从四年前我首次到北京,从回教人获知,中国就是契丹,汗八里就是北京,这是波斯人这样称呼的。再从这里的风俗习惯、地理位置、城市的数位以及其他种种迹象,我确切地可以肯定,并曾告诉过您———总会长神父与全体会友知晓,目前我所在的中国,就是(元代的)“契丹”。
然而,中世纪以来关于“契丹”的传说在欧洲影响深巨,教会及其他欧洲人士均对利玛窦的这些新见持怀疑态度,耶稣会驻印度视察员特派遣懂波斯语的葡萄牙籍修士鄂本笃(ＢｅｎｔｏｄｅＧｏｅｓ1562—1607)从印度翻越帕米尔,经中亚东行,考察入华路线,鄂本笃病卒在肃州(今甘肃酒泉),却终于证实利玛窦“契丹即中国北方”的判断,从而驱散了西方人关于东亚大陆认识的疑团。《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五卷的第11章《契丹与中国———一位耶稣会兄弟的不平凡的远游》、第12章《契丹与中国被证明是同一个国家》和第13章《鄂本笃修士在中国逝世》,对此有详细记述,其中关键段落,讲到一支西域商队“按伪装成外国使节的惯例,到达了所谓契丹的首都”。而这里正是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居留的北京,西域商人与耶稣会神父们共住同一个使节的馆舍中。商队西返,在中亚的察理斯城(又译“焉耆”)遇到鄂本笃,并向其陈述以上经历,“鄂本笃才首次极为高兴地得知,中国真是他所要去的契丹”。法国人费赖之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有类似记载:商队首领向鄂本笃出示利玛窦所写葡萄牙文信札,“本笃及其同伴喜甚:契丹确为Ｃｈｉｎａ,汗八里确为北京,无可疑也”。
鄂本笃为之献出生命的旅行证实了利玛窦的发现,而且,这一“证实”是通过利玛窦的著述《中国札记》向西方世界公布的。因此,利玛窦在中国地理专名的厘定,以及使西方形成正确的中国观方面,贡献是空前的。有学者称:
这一重大的发现可以和亚美利哥·维斯普齐(Amerigo Vespucci,1451—1512)之证实哥伦布所发现的新大陆并不是印度相媲美,堪称为近代初期西方地理史上最有意义的两大贡献。
这一类比是恰当的:哥伦布驶抵中美洲,但误以为到达了印度,其后的亚美利哥·维斯普齐才证实这里并非印度,而是新大陆,故新大陆以亚美利哥命名,并未以哥伦布命名。马可·波罗等从陆路抵达元朝,但他不知这就是中国,而以“契丹”称之;利玛窦则证实了“契丹”即中国,“汗八里”即北京。这在西方地理史上的贡献,确乎可与亚美利哥的发现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