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不了新、变不了法的一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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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1.光绪帝决意变法，是因为认同康梁的主张吗？
2.变法失败的主因，是维新派的政治幼稚还是国家机器的朽烂?
3.假如袁世凯协同谭嗣同刺杀慈禧，对结果会有多大影响？
4.维新党人的牺牲价值几许？
来源：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
大清国癌症末期的一场并发症
1898(光绪二十四)年春初，清朝被列强瓜分的危机迫于眉睫之时，我们那位颇有个性而赤忱爱国的青年皇上不能再沉默了。他通过身为军机大臣的族叔庆亲王奕劻，向太后申诉他不能作亡国之君，如太后再不授权改革，他宁愿“逊位”云云。西后闻此言至为愤怒，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经庆王力劝，始说：“由他去办，等办不出模样再说。”但庆王复命时，不愿多言，只向皇帝轻描淡写地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诚实而少不更事的光绪皇帝得此传语，就真的大干特干起来了。
决意变法，召见康有为
光绪的第一步便是《定国是诏》，公开宣布他决心“变法改制”。时为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历六月十一日。这便是这件可悲的“百日维新”的第一天。紧接着便是召见康有为。因为康是他的智囊和改制理论的源泉。但光绪并没有看过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或《新学伪经考》。他所看重的改制显然只限于日本模式，或俄国彼得大帝的模式。（注：同为君主立宪制，英国模式强调议会和法治，日俄模式却强调君权至上）
光绪召见康有为的时间是戊戌四月二十八日(阳历六月十六日)早晨五点至七点。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因为此时己号称“归政”的西太后，长住于颐和图。然国有大政，皇帝还是要亲去颐和园向太后请示的。此次光绪已早两日来园驻跸。他召见康有为显然是得到西太后面许的。
颐和园是今日名闻世界的旅游胜地。仁寿殿对很多读者和作者均不生疏。康有为当年在这座房子里是怎样见光绪的?想读者们和作者一样，都有若干兴趣。以下是康氏在逃难中，亲口向新闻记者说的：
六月十六日皇上曾召见我一次。这次召见是在宫(园)内的仁寿宫(殿)，从清晨五时起长达两小时之久。当时正是俄国人占领旅顺大连湾不久，因此皇帝是面带忧色。皇帝身体虽瘦，但显然是健康的。他的鼻梁端正，前额饱满，眼充柔和，胡子刮的很干净，但面色颇为苍白。他的身材是中等的，手长而瘦，仪表精明。其态度之温和，不特在满洲人中少见，就连汉人中也没有。他穿的是普通朝服，但胸前不是那大方块的绣花，而是一圆形的团龙，此外在两肩之上也各有一小块縤花。他所戴的也是普通的官帽。进来的时候，由几个太监领先，然后他坐在一个有大黄色靠垫的宝座上，双足交迭。坐定之后，他命令一切侍候的人都退出去。在我们整个的谈话中，他的眼睛时时留神窗户外面，好像防备人偷听一样。在他的面前，有一张长台子，上面有两个烛台，而我则跪在台子的一角，因为台子前面那个拜垫是留给高级官员跪的。在整个时间里，我一直是跪着的。我们的交谈是用京话。
以上是光绪和康有为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君臣之间唯一的一次。康有为向他的主上当然是说了一些废八股、练洋操，“小变不如大变”，“缓变不如急变”的变法主张。其实这些话都是多余的。光绪这时已决定依照康的条陈变法改制。召见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他有意以康有为提调“制度局”。
光绪（中）与康梁师徒
康有为师徒这时对变法步骤的具体主张，可以概括言之曰质变而形不变。他们怕保守派顾虑失权失位而反对新政，乃向皇帝建议把一切高官厚禄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职权，表面上全部保留不动;然在同一时间，则重用小臣，主持实政来推动改革。例如裁汰冗员、撤销无职衙门、废八股、试策论、开学堂、练新军、裁厘废漕、满汉平等、满族人民自谋生计等等“新政”。
与此同时，光绪帝也真的绕过大臣而重用小臣。第一当然是康有为。康自工部主事，升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章京上行走”(行走者，有事则行，无事则走也)。虽然还是个五品小官，但康有为可专折奏事，为天子近臣——成为一个举朝侧目的实际掌权的人物。
其后不久，光绪帝又擢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个年轻小官，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襄赞天子，处理日常政务——这一不次之迁，不但把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都给“架空”了;连无缘再见皇帝的康有为，也大有酸葡萄的感觉。有为说他们四人事实上已居相位，但是四人相貌单薄，没有威仪，望之不似宰相，云云。康氏尚有此感，则满朝文武的醋劲，也就可想而知了。而新派人物亦难免有其少年得志的冲动和气焰。——他们甚至公开讨论某职应撤、某官须废。弄得满朝文武(尤其是满族)，惶惶不安。（注：维新派与顽固派曾爆发多次论战，争论焦点在于：废八股、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
湘剧《谭嗣同》。顽固派：“宁亡国不变法”
儿皇帝难逃五指山
这种重用小臣、架空大臣的办法，康梁二人都认为是他们的新发明。其实“架空政治”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
在我国隋唐以后的中央大官，最尊贵的莫过于所语“尚书”了。其实“尚书”一职，在秦汉官制里原是皇宫里面的“五尚”或“六尚”之一——什么尚宫、尚寝、尚食、尚衣、尚书(可能还有尚厕吧)等等。那都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黄门内官。只有宫女和太监，才能担任的。男士要当尚书，先得阉割，才能入宫。可是在西汉武帝、成帝之世，皇权上涨。这个原是阉人黄门充当的尚书小官，因为是天子近臣，渐渐就重要起来了。时至东汉之末，十常侍乱政之时，这些尚书们就把朝中的“三公九卿”，全给架空了。这一架空政治，通过魏晋六朝，就变成九卿备位，尚书当权的怪现象。至隋文帝统一天下，改革官制，乃干脆把九卿全废，改用“六部尚书”。当然隋唐以后的“尚书”，太监也就没分了。
可是架空政治这个魔术，却不因尚书之扶正而消灭。明太祖废宰相，代之以内阁学士，还不是这魔术的重演?等到内阁大学士又变成宰相了、雍正皇帝要架空他们，乃以小臣设军机处来取而代之。现在军机又有权了;康、梁师徒乃为光绪设计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军机大臣架空了。
雍正朝创立的军机处，
军机大臣位高权重，却全是兼职
不过搞这种小臣近臣，来架空大臣权臣的政治艺术，却有个先决条件——搞架空的主使人，一定要是像汉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那样有“最后决定权”的大独裁者。一个见着老娘就发抖的儿皇帝，则千万做不得。不幸的是那时主持变法改制的光绪，却正是这样的一位“儿皇帝”。以儿皇帝的“小臣”去架空老太后的“权臣”，成败之数岂不注定？——这种政局的演变，我辈熟读《通鉴》的后世史家，都洞若观火，而精敏如康、梁竟无觉察者，便是身为急功“小臣”，以致当局而迷罢了。
癌症末期与“枪毙疗法”
戊戌年的夏天，那座“天晴似香炉、天雨似酱缸”的北京城，是炎热难当的。可是这个季节却正是我们那位可敬可爱、也可叹可悲的年轻皇上，为国为民而疲于奔命的时候。为了推动他的变法改制，他三天两头都要从那时的禁城、今天的故宫赶往颐和园，向太后请示。(可怜的光绪爷是没有空调汽车的。)
自他于六月十一日(阴历四月二十三日)下〈定国是诏〉之时起，到九月二十一日(阴历八月初六)，西太后还宫“训政”，把他关入瀛台止，前后一百零三天，光绪帝去了十二次颐和园，每次驻留三数日。至于他们母子之间交谈的实际情况，外人固无由得知，但是这位年轻皇帝苦心孤诣的恳求改革，而太后不同意，致每遭训斥，则尽人皆知。等他回到宫中，诏书虽一日数下，而朝臣对他拖延时日，拒不回报;疆吏(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唯一例外)对他则阳奉阴违，甚至阴违阳亦不奉。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和借口。原本南洋大臣和外省督抚的行动，都是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马首是瞻;而这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则是顽固派的总头头。他仗着太后的权威，对光绪简直公开抗命。他认为皇帝年轻无知、任性胡闹，因此把光绪所有的诏命不但当作耳边风，并纠合朝中保守要员刚毅、李盛铎、杨祟伊等加油添醋地向颐和园打小报告，联衔吁请太后回朝训政，恢复垂帘，以遏乱萌——这当然是西太后求之不得的，有的甚至出于她的授意。
宣布“退休”的慈禧，在颐和园赏雪
再者，新政的施行和步骤当然亦有它本身的困难。就以“废八股改策论”这一考试新政来说吧，八股是空话，策论还不是空话?然写八股文要读圣贤书，还有个“帖括”可循。写“党八股”式的策论则并此而无之。所以在戊戌夏季，有个老实的浙江学政陈学棻上奏说：“改试策论，阅卷艰难，不如八股之易。”光绪览奏不悦说：“陈学棻既不会看策论，可无庸视学。”就把他撤了。其实纵使把康有为放出去做学政，以他那一点点所谓西学的知识，他对策论考卷的批阅，恐怕也没个取舍的标准呢!
梁启超说，开明而通时务的达官如张之洞，也深知废八股为变法之第一事;然张氏亦不敢轻言取消八股。因为他深“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以上均见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这是关系到国内数百万知识分子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空谈变法的“主义”，所解决的问题呢?只制造“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这废八股改策论的“新政”，究能派啥用场昵?
再说改庙宇办学堂吧!当时那几十万座庙宇，几千万佛道各教的神职人员，也都非等闲之辈。哪能只凭一纸上论、两页公文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庙门、结婚还俗呢?纵使能废庙办学，则经费、师资、课程、学童哪里来，也非朝夕之功。
总之，长话短说，我民族的历史走进那清末戊戌年代，已积重难返。我们的国家机器已全部锈烂，无法修复。我们的社会已至癌症末期;病入膏肓，医药罔效。所以在许多激烈的志士们看来，其彻底解决之道，那就是人死病断根，怜悯杀人，枪毙了事——其后接踵而来，相信“一次革命论”的国共两党，都是主张“不破不立”的枪毙专家。孙中山先生说：“破坏难于建设”，正是此意。可惜他老人家破坏未竞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注：孙中山信奉“彻底革命论”，他所开创的党国体制对后来的中国时局影响巨大）。
孙中山年轻时曾上书李鸿章建言改良
老佛爷的手掌心
且看于此同时，那位在颐和园内纳凉避暑的慈禧老太后，又在干些什么?她老人家没有闲着。身在园中，心在宫内，她特务密布、眼线满朝，小报告日夜飞来;满族硕吏、汉族谄臣，求恩乞怜，亦时时跪满四周。光绪帝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严密监视之下。
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但她也是个精明强悍，老谋深算而善于纵横捭阖、恩威兼施的女主。她对情敌政敌(包括她的两个儿子)，都会不动声色，设下陷阱而伺机捕杀。这种复杂的个性，是舞台艺人扮演不出的——她没有银幕上的刘晓庆那么可爱。
远在戊戌之前，她对逐渐长大而颇有个性和脾气的嗣子光绪，已早存废立之意。这是从单纯嫉妒心出发的，一种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的，很通常的精神病现象。但是她一怕洋人干预，二怕疆臣不服，三怕小叔(恭亲王)不依。同时她所看中的对象也不敢承受。所以她才隐忍未发。（千字君注：列强打开国门，为中国带来的冲击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1900年因听信“外国将逼迫太后还政皇帝”的谣言，慈禧授意义和团攻打使馆区。推荐阅读：袁伟时《晚清大变局》）
待戊戌暮春，当光绪要求授权变法时，她当然更不能容忍。但慈禧是一只老狐狸。她纵想结束退休、还宫训政，也要布置出一个适当的局面和时机。第一要孙行者跳不出老佛爷的手掌心;第二还要有面子——她复出是循臣工百姓之请，不得已而为之也。因此在戊戌春夏之间，慈禧做了几项重要安排：
首先她就把翁同龢罢官，赶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独对”之权的光绪帝智囊。他这位享有清望的状元老臣，也是朝中开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绪就失去一个首席谋臣、一个中间桥梁和一个翼护新党的家长。一箭三雕，翁同龢就在六月十五日被“开缺回籍”。儿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了。
翁同龢
其次，她要保持京津和华北地区，在内争上的绝对安全。为此，在翁同龢被革的同日，西太后即擢升后党总头目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旋即领北洋大臣，统辖董福祥(甘军)、宋庆(毅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陆军)及京畿旗军数万人，拱卫京师及各交通要隘。有此项军事部署，虽不足以御外寇，然(如满族王公所说)在防备“家贼”方面京津一带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了。至于太后所居的颐和园，更是警卫森严。入觐的命妇女眷都要搜身。相形之下，光绪除掉少数扈从太监之外，安全措施实在是俯仰由人，他自己一无所有。
记得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当年被指派出任“代总统”。他不服，吵着要当“正总统”。在吵闹之间，吴忠信提醒他说，“你的卫兵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吵什么‘代总统’、‘正总统’呢?”李氏闻言大悟，就决定不吵了。
光绪爷当年在类似情况之下，向西太后哭诉要她授权变法。他和他的青年谋臣们就没有想到，他们的卫兵也“都是蒋先生的人”，而他们的“变法改制”或“幼稚胡闹”，总归会有人反对的——多则几百万人，少则是顽固派里面的几十个满汉人马。这批反对派在忧心忧心忡忡之时，乃结伴东去天津“督署”乞援搬兵;西去颐和园哭跪，吁请太后回朝训政。西太后这个老狐狸，最初笑而否言。更有涕泣固请者，西太后就笑而骂之，说：“你们为什么要管这些闲事?难道我的见识还不如你们?”那时也有人到督署诉苦。荣禄说：“让他去胡闹几个月嘛，闹到天下共愤，恶贯满盈，不就好了嘛!”
变法初期，经康有为主张在上海创办的《强学报》
所以西太后的对策是不动声色，布下陷阱，让光绪和他的新党去“胡闹几个月”。这时恭王已死，干涉无人。等到“天下共愤”，太后振振有辞之时，只要她脸色一变，则跪在地下颤抖得面无人色的万岁爷，自然就知道“朕位不保”了。哪还要等到(如当时盛传的)秋季去天津阅兵，才搞废立呢?
果然事态发展至九月中旬，当光绪帝还忙着要开懋勤殿，以鼓励臣民向朝廷直接荐贤进言时，西太后脸色突变。光绪便立刻感觉到大祸临头、皇位难保了。为着保位保命，他皇上才临时抱佛脚，于九月十三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一说九月十四日)密诏康有为及四章京“妥速密议，设法相救”。一面又另论康有为“督办官报……迅速外出，不可延误”。可笑的是当时这位康圣人竟毫无警觉，他还以为皇上是真要他去上海办报呢!乃大模大样、安步当车的搭车去塘沽，乘轮南下。要不是他那时以亲英出名，而使情报灵通的英国人派专轮赶往吴淞口外抢救他脱险，老康纵长着十个脑袋，也都搬家了。
袁世凯告密
早在戊戌九月中旬，康圣人悠闲离京南下之时，那留在朝中的谭嗣同等四章京可就紧张了。他们与光绪之间可能有过密议并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唯一可以挽救危局、扭转乾坤的办法，就是说动袁世凯，兴兵勤王。袁如能效忠皇上，则大事或有可为。
袁世凯那时所统率的“新建陆军”七千余人，兵力为诸军之冠，的确是个实力派。他的作风与思想也表明他是个新派人物。但是他的正式官衔则只是“直隶按察使”，是荣禄下面的一个“从二品”的省区中级官吏，俗称“臬台”。袁之有此地位多得力于荣禄的“知遇”;当然他对荣禄勾结得很紧，而荣禄又是太后的心腹，他自己也就前途无限。如今光绪要他脱离荣禄、撒开太后而转投实力毫无的空头帝党，这对袁世凯的仕宦前途，甚至身家性命，都是个极大的赌博——在这场帝后冲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动，则帝党就必然杀头坐牢，全军覆没。他如贸然加入帝党，兴兵勤王，他那七千子弟，也未必救得了皇帝，而自己脑袋反可能搬家。袁世凯是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利害之间，他是洞若观火的。
青年时代的袁世凯
可是那时的帝党中的首脑分子，已面临不测之祸;精神上也已被逼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只好死马当活马医，顾不得许多了。九月十四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袁世凯乃奉召入京;十六日在颐和园面圣，光绪对他慰勉有加。袁氏旋奉朱谕，“按察使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这一下袁世凯便从一个“从二品”的中级地方官，升调成为一个“正二品”的中央大吏。清制“侍郎”与各部“尚书”通称“堂官”，几乎是平等办事的。袁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不像康有为那样木讷)。他知道他的擢升，有个中原因，尤其是在“谢恩”时，皇帝面谕，要他与荣禄“各办各事”。
这时荣禄已获得情报，他一面调兵布防，以备不测;一面制造英俄开战的假消息。并派专差急催袁世凯回津。当袁氏正在进退两难之时，便发生了谭“军机”深夜密访的敏感事件。据袁死后才泄露的《戊戌日记》所载：九月十八日(阴历八月初三)谭嗣同夤夜来访，并开门见山的告诉他，西太后与荣禄有弒君和废立的阴谋。皇上希望袁氏保驾，率兵诛除荣禄并包围颐和园。袁问如何处置西太后呢，谭说他已雇有好汉数十人：“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云云。袁在其日记中说他闻言“魂飞天外”，但是嗣同此时已“类似疯狂”，又系“天子近臣”，他不敢不敷衍。好不容易才把谭送走。（注：谭嗣同是维新派理论宣传的中坚力量，与张之洞等人曾在报纸上多次撰文论战。）
后人评价谭嗣同：善文章,好任侠,长于剑术
上节已交代过，袁世凯是绝不会接受谭嗣同之密谋的。两天之后他回到天津，乃把谭的计划向荣禄全盘泄漏。其实谭氏这一秘密计划，西太后与荣禄早已知道，也早已采取行动了——慈禧已于十九日(阴历八月四日)自园还宫。二十一日正式临朝“训政”，并下令京师戒严，火车停驶。随即幽禁皇帝、缉捕新党;尽废新政、恢复旧法。这就是所谓“戊戌政变”了——西太后发了一阵雌威，新党新政就从此烟清云散，皇帝也关入瀛台。
戊戌党人碑
在政变骤起时，第一个关城搜捕的要犯，自然就是康有为了。谁知康竟能于前一日，大摇大摆的走出城去。康氏第一名大弟子梁启超，幸好平时也有亲日言行。由日本友人保护躲入使馆，化装逃去。其它与新政新党有关，未及选走，或不愿逃走而被捕者凡数十人。其中首要分子就是所谓“六君子”——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这六人未经审讯就于中秋前二日阳历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杀，由顽固派的大头头刚毅“监斩”——这个混球讲了那句有名的混帐话“宁赠友邦，不与家奴”。
就义的六人之中，最有殉道精神的要算谭嗣同了。他本可逃走，但是他觉得他是新政前锋;新政失败他有殉难的义务。他对劝他逃走的朋友说，变法就必然会流血;要流血，就应该从他开始。所以他就从容就义了。嗣同是一位无私的爱国者、一位真君子、好男儿。
杨深秀也是一位守正不阿、轻生重义的豪杰御史。他虽然也是维新派，但是在政变已成事实，西太后正式“训政”。皇帝被幽，举朝战栗之时，他本可闭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诘问光绪被黜之故，并抗疏坚请慈禧归政，以致被捕就义。
上排左起：谭嗣同、杨锐、林旭
下排左起：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
六君子之中死得最寃的要数31岁的康广仁。广仁没有做官，也没有在维新运动中当过重要干部。所以变法失败之后，他无心避难，也没有逃难。因为他实在没有被杀的罪状。但是他终于陈尸菜市口，只因为一条资格——他是“康有为的弟弟”。所以他在被杀之前，在狱中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实在也是很够惨烈的。
诸烈士既死，新党中坚或逃匿、或拘囚、或流放，一时俱尽。那些原与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开明朝臣，或被黜(如翁同龢)、或被阻(如张之洞)、或缄口自保、靠边站(如李鸿章、刘坤一、孙家鼐)……朝中无人，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决策大权，便掌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一群群老朽昏庸、顽劣无知的自私官僚之手。如此则其后朝政每况愈下，终于引起“义和拳”和“八国联军”之祸，那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发展了。
光绪并不在乎康梁的主张，变法主要是为了夺权
慈禧预设圈套，利用变法的阻力夺回大权
维新派的政治幼稚、国家机器的朽烂，导致变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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