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母耀兵的背后 走向对抗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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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经济新闻》称，首次进入西太平洋的中国航空母舰"辽宁"舰及其编队，26日自东向西横穿台湾和菲律宾，驶入南海。庞大的舰队威严地滑过巴士海峡，显示出中国成为远洋海军强国的决心。由于中国海军编队行走的路径是国际公海，美国官方对此不得不保持低调，但是结合此前的南海潜艇事件，作为超级海洋强权的美利坚几乎不可能无动于衷。
大国之间的核心利益是完全不同的，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的认知差异尤其巨大，因此，大陆强权与海洋强权常常因认知的差异而产生巨大的误会。就像20世纪初，德国人并不清楚，当德国扩充海军并兴建威胁苏伊士运河和印度的中东铁路时，就意味着英德关系的全面破裂，同样，今天的中国人也很难理解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填岛对中美关系的真正影响。
海洋帝国的命脉
在美国这样的海洋强权眼里，中国在南海诸岛的军事部署，将是对其国家安全生死攸关的挑战，是不容妥协的地缘威胁。
马六甲海峡及南海地区，乃是全球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据世界海运理事会统计，全球有25%的海上航运量要经过这里运往各大洲，其中，中国60%的外贸运输、日韩两国85%以上的石油、美国西太平洋原料贸易的90%，都要经过该地区。对美国这样的海洋帝国来说，这里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之枢。
“确保于我关键海道的友好可控，乃是关乎合众国生死的重大利益。”——1903年11月，西奥多•罗斯福就巴拿马独立问题发表谈话
昭和时期的外交家币原喜重郎认为，近卫内阁对印度支那的占领将会引发与美国的战争，“美国不可能容忍除英法以外的强国战机出现在印度支那”，因为“从西贡机场起飞的日本战机足以威胁到新加坡（马六甲海峡）的安全”。时任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亦认为，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将对西方马六甲地区的航运安全构成致命威胁，这迫使美国不惜战争也要与日本摊牌——太平洋战争初期，轰炸新加坡和摧毁威尔士亲王战列舰的日本战机即起飞于西贡机场
自20世纪初，美国就逐步将全球关键航道纳入其不容妥协的国家核心利益。1903年11月，西奥多•罗斯福不顾国际压力和规则，下令支援哥伦比亚领土巴拿马的叛乱，以控制对于航运至关重要的巴拿马地区；1941年7月，当日本军队进驻印度支那，威胁马六甲海峡时，美国同样不惜对其禁运，与日本全面摊牌。
美国的态度并非孤例。将关乎自身命运的关键航道视为不可妥协的利益根基，实际上乃是现代海洋强权普遍遵循的地缘规则。从大同盟时期的威廉三世（Willem III van Oranje），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英帝国为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和多佛尔海峡的航道不断地与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德国人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苏伊士运河被德国的中东铁路计划（3B铁路+汉志铁路）威胁时，英帝国甚至愿与死敌俄国结盟，以消弭这种威胁；1956年11月，重病缠身的英国不惜与美苏决裂，也要出兵进攻纳赛尔政权，以保证自身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即便世界帝国早已崩溃，今天的不列颠依然要努力维系对直布罗陀、马岛等重要航道的控制，并不惜战争。
德意志帝国组建的汉志铁路，威胁苏伊士航道的安全，这条铁路与3B铁路一起，迫使大英帝国与她曾经的死敌俄罗斯、法国达成全面和解，这预示了德国的灭亡——1907年，力主与俄国全面和解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男爵认为，“这一铁路的修建，意味着柏林已是帝国不可容忍的大敌。”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或许并不在乎中国关于南海的主权诉求，但一定会将中国在南海的军事部署视为对其核心利益的直接挑战，这是其既定外交原则的必然结果。
走向对抗的中美关系
中国在南海的填岛和军事化，将不可避免地被美国视为对其核心利益的全面挑战——克里米亚和叙利亚的纠纷对于美国来说，实际上无足轻重，但马六甲海峡则是海洋帝国生死攸关的核心利益
从2014年1月中国在南海诸岛大规模填岛军建，中美之间的纠纷逐渐从普通的经贸地缘摩擦发展为战略层面的对峙。
一方面，中美两国间的对抗意味日渐浓厚。至2014年4月起，美国国防部长不再到访中国，打破了中美两国之间多年形成的互访惯例；从2015年10月开始，美国多次派遣军舰进入中国军事化的南海诸岛，以宣示自身不妥协的立场；2016年1月，美国军队重返菲律宾，其部署位置均针对南海；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多次宣称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正迫使“美军做好今天（与中国）作战的准备。”
与之相应的是，中国在南海诸岛规模不断增加的军事部署，加剧了美国对中国关于该地区企图的疑虑。而近期的无人潜艇事件和南海航母巡游，无疑将进一步强化美国对中国的错判和恐慌。
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男爵在1908年8月上书英王：“放弃苏伊士运河以致落入一强国之手，无异于令我受制于该国。”首相H·H·阿斯奎斯正告俄国大使，以求双方谅解： “德国（通过3B铁路和汉志铁路）志在苏伊士运河和霍尔木兹海峡，这足以削除大英帝国之半臂。若德皇一意孤行，则我誓将不惜代价以拒之，即便发生战争亦在所不惜。”
另一方面，因对抗中国的需要，美国逐渐提升了与该地区潜在盟友的交流层级。
从2014年开始，随着南海军事化问题不断升温，美国逐渐放开对日本的军备限制，美日之间也开始在防务问题上实现捆绑。2014年4月，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出访东京前夕接受《日经新闻》书面专访时表示，“欢迎日本要在美日联盟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包括重新检讨宪法中对集体自卫权的解释。”而安倍晋三也逐渐在美国的默 35 34752 35 12454 0 0 2830 0 0:00:12 0:00:04 0:00:08 2830下完成了修宪，实现了国家、军队的“正常化”。另外，就《美日安保条约》对钓鱼岛的适用性，美方也从2013年哈格尔的语焉不详发展到今天的逐渐明确——美国对日的政策让步显示了随着南海挑战的日益严峻，美国迫切需要日本的有力支持。
2015年1月，奥巴马出访印度并参加了该国的阅兵式，双方交流的主要外交话题乃是南海问题——印度前外交部长贾斯万特·辛格在《印度的防务》(Defending India)一书中认为：“失去对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国的重要分水岭”，他对印度外交立场的表述显示，“印度不可能容忍另一个大国介入瓜达尔港和斯里兰卡。”
同时，美国与另一大国印度的防务关系，也在这一时段得到了飞跃式提升。两国间原本尴尬的关系，从公认的“糟糕”，发展为2015年1月的“战略伙伴”，到2016年初的“天然伙伴”，再到2016年6月的“主要防务伙伴”和“军事技术上的全面开放合作”，都显示出：随着美国对南海局势忧虑的加深，印度的地缘价值将不断攀升，这将为印度提供了相当不错的战略良机。
更重要的是，随着南海局势加剧的中美对抗趋势，美国必然会提升台湾的防务层级，甚至直接将其纳入自身的同盟体系。2016年12月，美国参、众两院大比例通过了“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全面提升了美台军事交流层级，美国国会两党对该法案的一致支持，显示出南海局势的紧张正在提高台湾本身的地缘价值。
通过以上事实不难看出，从南海军事化开始，美国正努力与日本、印度等国消弭分歧，以结成的针对中国的战略联盟。
对中国的影响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台湾和南海都被中国政府视为自己的核心利益，但两者的内涵则完全不同。对于前者，中国拥有被普遍认可的法理主权，而后者则是现行国际法和历史继承合法性争论的战场；台湾问题对美国来说也并非核心利益，但考虑到南海的位置，即便美国可能认可中国的南海主权，也不可能容忍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南海的军事化很可能在增强中美对抗意味的同时，提升美国保卫台湾的意志，并加大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风险。
无论大陆在南海军事化问题上何等坚决，对于以下几点后果必须要有清醒的认知：
当南海诸岛的军事部署逐渐提升时，千万不要低估这一举措对中美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关键性航道是海洋帝国的生命线，这是其不可妥协的地缘核心利益。19世纪，英国与俄国曾经因在巴尔干、伊朗、阿富汗、远东的纠纷发生过多次战争，但一旦德国的铁路经过苏伊士运河，英国甘愿牺牲自身在伊朗的利益，换取与死敌俄罗斯的谅解以对抗德国；1937年，日军故意轰炸美国班乃岛号，美国能够做到无动于衷，但当日军1939年占据海南岛之后，又于1941年入据印度支那威胁新加坡时，美国则不惜战争也要与日本全面摊牌。因此，南海诸岛的军事化，必然会带来美中关系的对抗，对于这一点，大陆必须要有心理准备。
当大国之间因核心地缘利益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时，不要对经贸的缓和作用抱有过高的期望。美国国务卿赫尔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日军入驻印度支那后美国对日禁运的决策过程曾经写道：“如果对日本施加经济制裁，日本固然承受最沉重的负担，美国也得同样承受最沉重的负担，因为美日之间的贸易额为所有欧洲国家对日贸易总和的两倍。但是日军占据印度支那所产生的风险显然超越了这一切。”他的这一认知，显然清晰地显示了大国地缘利益中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考虑到美国国内对中美贸易的评价趋于负面，贸易在未来中美关系上的正面影响将更加有限。
无论大陆的媒体和网民在南海议题上多么鹰牌好战，都必须对这些无负责能力者言论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认知。在普法战争前，正是法国煽动战争的报纸，取代了军事专家的审慎，逼迫法国在毫无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坠入俾斯麦的圈套，从而引发了国家的灾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好战报刊不断地逼迫德国采取不必要的扩张行动，给各个大国制造了足够的恐慌，迫使英国、法国、俄罗斯这些矛盾重重的大国团结在一起最终摧毁了德国。专栏作家和网民是不需要承担历史责任的，他们对地缘政治本质的理解也相当有限，他们只负责在特定的社会氛围下发泄特定的情绪，他们从来都是不值得依靠的。
为了迎合民众情绪，出售更多的报纸，报纸们往往诉诸不需要付出牺牲的勇猛言论。1911年7月2日，德国与法国因摩洛哥危机濒临战争边缘，民众狂热要求动用武力，《莱茵日报》（Rheinisch Westfalische Zeitung）鼓动说：“大哉此举！终于有所行动，大快人心，使各地的阴霾一扫而空。”《慕尼黑新新闻》(Munchener Neueste Nachrichten)建议政府全力向前冲，“即使因此一政策造成今日无法预料的状况”，亦在所不惜，这种言论氛围驱使德国政府采取了极端强硬的措施，最终迫使英、法、俄因对抗德国，而取得了全面谅解。令人讽刺的是，随着一战爆发后战争负面效应的加剧，德国民众逐渐厌战，这些报纸纷纷改头换面咒骂战争，同样取得了不错的销量——而开战的德皇也被随后抛弃。
面对周边错综复杂的地缘形势，中国需要具有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认知。中国外交的驱动力，从来都不应该是大国的虚荣，而应是利益的考量，此乃黎塞留和俾斯麦缔造霸业的智慧，也将是中国崛起的唯一外交基础。“让英国对德国保持善意其实非常简单，毕竟，自威廉三世以来，英国人只会为了比利时的港口和地中海的海峡作战。”——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
“与英国就海军军备问题达成的妥协，将瓦解伦敦的反德意识，有利于帝国在中欧取得行动自由。这是阁下无论如何都应该理解的德国未来外交政策（1936入侵莱茵、1938吞并奥地利和捷克）的基础。”1935年，希特勒就《英德海军协定》的重要性，对德国外长康斯坦丁·纽赖特男爵发布训示
延伸阅读
为了中国，请不要轻言战争
随着中印对峙时间的延长，中国舆论出现了一大批匪夷所思的好战言论，这些人不断逼迫政府立刻对印度全面开战，又有所谓的专家跳出来，反复声称“印度人自私怯懦，不堪一击”，中国军队能够“一月灭印”并迅速“肢解该国”，一时间这些人颇有只手扫荡南亚次大陆的派头。
我从来不是悲天悯人的和平论调者，更不是什么动辄标榜人类共同体的天真自由派，但是，作为一个真正负责的民族主义者，我深深地为中国竟然能够涌现出这些愚昧肤浅的舆论而感到悲哀，因为这些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好战言论本身就是一个国家走向自我毁灭的源头。
战争的参与者不是金刚不坏、神挡杀神的战狼，而是互相残杀的人与人，那里没有英雄与畜生，只有死人和活人
这种狂妄到脑残、自负到愚蠢、跋扈到白痴的好战论调，历史上出现过不止一次，其每一次出现，每一次得势，对于言论所在的国家都意味着一场真正的灾难：
1914年，德皇威廉二世自信地对自己出征的军队说，“到了秋天，你们就可以回家了”，然而，这些士兵却扎进了一场持续四年毁灭所有的漫长战争；
1937年7月11日，日本帝国陆相杉山元指着兵精将锐的日本军队，向满腹狐疑的日本政府做出保证：“中国力量不值一提，只需要一个月，足以平定中国军队，三个月，足以解决中国的反抗。”令人遗憾的是，这仅仅是这个好战民族走向毁灭的开端；
1941年6月22日，阿道夫希特勒命令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德国军队向苏联进军，他狂妄地表示，“苏联不过是一桩破房子，我随便踹一脚，整座房屋都会倒塌。”不过，百战精锐终究在四年之后被永不枯竭的俄国士兵所淹没。
为什么这些好战言论的标榜者，会犯下重大的战争失误，并使得整个国家走向毁灭？
因为，他们只看到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比，只瞧见了飞机大炮的数量，却未能真正理解或者刻意忽视了现代战争的实质。即真正现代化的战争已经不仅仅是兵器的现代化，还包括了战争主体的现代化——从君主间的争斗变成了民族间的战争。
而战争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通过消灭君主的军队赢得胜利了。战争持续的时间规模，战争造成的破坏，战争蔓延的深度，也因此得到了无限的延伸。
一次大战的著名军事统帅鲁登道夫，在结束战争卸下征衣之后，曾这样写下他对那场持续四年炼狱的理解，"随着民族主义理念和动员机制的完善的深入，战争已不再单单是军队的事，它直接涉及到参战国每个人的调拨……战争的本质已变成一个民族潜力的展现"（《总体战》）。
他的这句话，实在是对现代战争的精妙解析。这一点，在人口庞大的现代大国间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一战中，1.7亿人口的俄国动员了1200万名士兵投入战场；3900万人口的法国动员了866万士兵投入战场；4500万人口的英国动员了800万士兵投入战场；6600万人口的德国动员了1300万士兵投入了战场。
在二十多年后的二次大战中，现代国家的动员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大国间战争的持续时间、规模和痛苦也得到了扩大。苏联在二战中动员的军队超过2000万，美国达1200万，德军超过1100万，中国受限于发展水平，兵力亦一度超过800万。
如此庞大的军队投入战场之后，实际上无异于一场对各个民族年轻人口的绞杀，任何试图迅速消灭一个大国的战争企图都将在无尽的消耗中迅速破灭，除了让整整一代的年轻人变成灰烬。
1915年，德皇的精锐兵团以凌厉地攻势扫荡了一支又一支协约国军队，但协约国很快就补充了更多的士兵投入战场；1937年，强大的日军在中国战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夺取了一座又一座城市，但中国军队的数量却日渐庞大，丝毫不见减少；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当时不堪一击的俄国陆军仅有450万人，截至该年11月，这支军队实际上已经德军被消灭殆尽，但无穷的俄国人力迅速使这支军队的数量变得更为惊人。
1916年4月，当多次和谈尝试被拒绝之后，德皇威廉二世对自己的皇太子说道，“如果我知道结束一场战争这样困难，就绝不会发动这场冒险”；1917年8月，德国首相乔治·米夏埃利斯（Georg Michaelis）望着街头因战争而失业的暴民们哀叹，“这场该死的战争肯定会结束，但我们都将被绞死”；1940年9月，面对看不到尽头，永远不能结束的中日战争，日本近卫首相表示，“战争难，但和平更难”；1943年8月，拥有无穷兵力储备的俄国军队再一次在德军的夏季攻势后重新复活，杰出的军事家德军将领曼施坦因不得不承认，“这场战争，仅仅是一个看不到尽头的噩梦”。
无数现代人口大国间的战争历史表明，一个民族主义觉醒的大国，无论在外国看来，其人民有多么愚蠢，军队的日常水准有多么低劣，都是不可能被一场“快速、坚决、勇猛”的全面战争所打败的。
日本人笑话中国人麻木不仁，鄙视中国军队的战术水平，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为了鼓吹侵华，甚至嘲讽华人不过是蚯蚓式的动物，由此断定中国可以“一鼓而下”；希特勒则嘲讽俄国人只是群“愚蠢的傻驴”，被肤浅的统治者肆意骑乘，而“勇武的日耳曼人也将轻而易举地摧毁俄国”，“这是民族性决定的”。但是，当残酷的战争变成两个民族间的较量之时，这些肤浅的言论仅仅见证了偏见是一种灾难。历史已经表明，两个民族间的全面战争，除非一方把血彻底流干，否则永远看不到尽头。
真正的大政治家必然能够意识到：结束战争永远比开启战争更加重要，也更加困难，而一个觉醒的愤怒民族永远比一支狰狞的精锐军队更加难以对付。
1871年，俾斯麦赢得了普法战争，但他知道他只是不过打败了一个君主（拿破仑三世），所以他迅速乘法国内乱，与对方签订和平条约，以防范民族战争的出现；1937年，精明的日本军人石原莞尔力劝日军将佐切勿发动对中国内陆的入侵，否则日军将不得不承受一个巨大民族的反击；1941年6月，粗劣的苏联红军在德国面前固然不堪一击，但俄罗斯民族魂和东正教的信仰，却动员了无穷的人民止住了德国精兵所向披靡、天下无敌的攻势；同样，1962年的中国打败的，不过是婆罗门的尼赫鲁，如同1895年日本打败的也仅仅是李鸿章，都未能激发永不停歇的民族战争。
永远不要轻易轻估一个庞大国家的战争能力，绝对不要盲目嘲讽宗教迷信的军事动员力量。任何奢谈“一月灭印”的军事爱好者和专家，不要忙着显摆武器数量和军事储备，请睁开眼睛看一看青藏高原绝域之境的后勤补给线，以及印度无穷的人力储备和国民志愿团遍布基层的民众动员体系，就能够知道我们有可能面对一场怎样的战争了。
我了解历史的残酷，更理解民族战争的无情。现代大国间的全面战争是头啃食人间一切血肉的巨兽，当杀戮的仇恨浸润它的双目之后，即便是最高贵的人也不可能抗拒他的本能，也难免不为其所吞噬。
所以，为了中国，请给政府一点耐心，不要轻言战争。
“德国外交之最大阻碍，不在于英法俄奥诸国之谋划，而在于吾国以好战言论为荣之报刊，以及无视利弊却极其好斗之三百位在座议员。终有一日，德国的未来将毁于其手。”——俾斯麦
“回溯一战前的德国历史，就会发现德国舆论之最大问题，即无俾斯麦之见识和狡诈，却极力推崇其武功。不能不说此乃一个民族后续悲剧的根源。”——王陶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