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敧舤 江苏南通报告实录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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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黃敧舤日前在江苏南通的专题会上作出3.3万字报告，该报告实录于8月3日曝光。
报告涉及供给侧改革、实体经济、直接融资、资本市场建设、去杠杆、招商引资等各领域。
黃敧舤从仲供深化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讲起，他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里边涉及到有效的增长、有效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消除无效供给这一方面，是在产业方面的，也涉及到去杠杆方面产生的各种资本的融资问题，当然也包括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改革开放创新都属于制度供给上的方方面面。他说，此次专题报告着重围绕和金融去杠杆有关联的内容，涉及到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投融资方面的一些情况。
黃敧舤3.3万字报告实录如下：
一、关于西方供应学派相关理论。
从经济学的原理上说，从亚当斯密开始到现在各种各样的经济学流派，如果归大类就是三大流派，第一个是纯市场经济，纯自由市场的一种流派，从亚当斯密开始一直到60年代的弗里德曼，这些都是纯自由的市场派，这是一块。
第二个是强化政府调控，以凯恩斯为代表，三驾马车的调控，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这个从40年代战后美国的调控形成了一个潮流，也对全世界经济40年代以后的几十年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个就是供应学派，供应学派其实也是从亚当斯密开始，在西方的经济学里边一直有的，这个供应学派讲的是小政府，他对政府的作用看得比较低，要寻求市场的配置，主要靠市场来配置，另一方面他比较相信供给创造市场，而不是凯恩斯的政府调控市场，那么供给可以创造市场，供给可以创造需求，在这方面他强调得比较多。
有效的制度供给会产生生产力，这一概念也归在供应学派的重要原理里。主要就这三个。小政府有效的制度供给，低成本，政府收税费少了政府就小，否则大政府如果很少的税收就维持不了政府的正常运转，所以低税费政府一定是简政放权，精兵简政，提供创新。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也包括因为低成本以后产生了更多的中小企业，企业不断创造，又创造出更多的企业，这些企业又创造产品，所以技术的创新、产品的创新、企业的增长，从这些角度形成了所谓供应学派。
二、关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根本性不同的问题。
谠中央、国务院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等于是供应学派的简单拿来。我们提出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跟西方的供应学派在三个重要原则问题上有根本性的不同。
第一个不同，就是在私有制还是公有制等方面，西方供应学派的原理，供应学派的政策基础一定是推动私有制，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把供应学派的原理贯彻到底。所以撒切尔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在80年代把英国的国有产业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全卖掉了，这是撒切尔干的活，里根那时候也是这么干的，他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搞供应措施。我国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两条腿走路，共同发展，坚定不移地推动公有制国有经济的发展，把它搞活，也坚定不移地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支持它健康发展。所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公有制和私有制混合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展开的，这是和西方供应学派经济基础上一个很重大的原则性区别。
第二个不同，就是西方的供应学派是在和凯恩斯需求侧拉动对立之中产生的一个学派，所以它强调供给，否定需求。我们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认为市场当中需求有需求侧的作用，供给有供给侧的作用，两侧都少不了，这两个学派中各有它应用的地方，某一阶段需求侧为主，某一阶段供给侧为主。比如现在我们两端都需要，但以供给侧为主，这就是辩证法，不走极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在我们世界观、经济学理论里显得非常的从容周全。
第三个不同，就是西方供应学派强调纯市场的作用，强调政府只做经济的守夜人，游戏规则的一些制定，否认政府对经济的一些调控，因为它反对凯恩斯，凯恩斯是讲政府调控的，所以它当然就否认政府的任何调控。我国的经济学是认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的做好服务，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的有效服务有效调控是可以避免许多市场的盲目的，避免许多市场经济走向极端，闯了很大的祸再进行调控，再进行市场本身的调节，避免更多的损失。我这么讲，就是说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跟西方供应学派有经济学上对应的一面，也有三个根本性的不同。
中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供给侧主要是讲要素，包括资本的要素、金融上融资资金的要素、生产力当中人口红利或者各种劳动力短缺或充分的要素，还有各种土地、能源等经济要素。如果这些供给都短缺，比如人口红利没了，那经济会下来，如果土地的资本搞得很高、短缺、供不应求，那经济也会被拉后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讲供给侧首先讲的是要素供给，而不是常规的千百种商品，讲的是战略性要素资源的供给。其次讲的是结构性，一般来说我们讲动力的结构，是一个产业的结构、动力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上进行改革。还有讲的就是制度方面，结构性改革，改革就改制度，这个制度主要是改革开放当中对生产力直接起配置资源作用的一些基本制度，包括税收，国家的法治等等。
三、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健全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的问题。
我们结构当中要去杠杆，国民经济的负债率太高要去杠杆，企业的负债率太高要去杠杆，有些地方局部地方政府的债务比较高，要去杠杆。那么这个去杠杆里边，同样的债务规模下，如果企业资本金增加了，这个社会的股权增加了，那么负债率就会下降，债务问题杠杆问题就会缓解。所以去杠杆，企业也好、政府的债务平台也好、平台公司也好，要加资本，要补充资本，要增加企业资本的市场化补充的制度安排，不是靠我们一个一个去救活补资本，而是市场化资本补充机制，把这个机制搞起来，资本负债率就会下降，资本就会扩张。
比如美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40%左右，中国企业资产负债率在70%左右，全社会的 28 43053 28 12420 0 0 5523 0 0:00:07 0:00:02 0:00:05 5522所以美国企业的债务总量在GDP里边只占60%不到，中国企业的债务占了GDP的150%，这个债务就很高。原因就是中国企业不管民营还是国有，负债率很高资本金很小，就算大家说的万达、恒大，号称有八千亿总资产，但八千亿总资产中恒大差不多有七千多亿债务，如果把债务跟资产抵消，净资本一千亿都不到，如果房地产跌下，他就坏账了，房地产土地不断上升，那当然还可以活下去。万达也如此，万达也是一年三千亿销售值的公司，听起来也是很庞大，债务也是很高的。讲这些就是说明中国的企业不管大的小的，总的负债率都比较高。
要把负债率降下去扩大资本，最重要的市场化制度是资本市场制度、股票市场制度。不是我们政府看着这个企业资本金不够了给他一些财政补助或者这帮点忙，那帮点忙，没用，应该是一个市场化的资本补充制度，就是上市公司，就是股票市场。股票市场当然不仅是一种市场，它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比如说我们的A股，A股下面有创业板或者有OTC板，美国股票市场有三板、四板等等，但不管哪一种市场都是补充资本金的市场。
大家有时候埋怨，中国的股市好像就是补不了资本金。从90年代到新世纪的十年再到现在27年的股票市场，每次发行新股，发半年一年就被抽血了，股市就趴下来了，趴下来了股民怨声载道，指数跌了百分之二十、三十或者四十，政府部门受于压力也就停发、缓发，停半年一年两年又开始发，发了半年一年恶性循环又来一遍，这样这十几年发新股发了十来次，也停发缓发了十次以上，最近这半年大家又看到停发缓发。有说上市公司筹资天经地义，上市公司如果没有筹资功能没有IPO上市，资本市场还有什么意义呢。还有说维护股市稳定，维护股民利益也是天经地义。其实两边说的都不对，没抓住要害。任何一个股市资本市场不能只吃不拉，只进不出，一定死亡，一定憋死。
中国股市的要害是十年二十年直到现在27年，还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垃圾股企业退市机制。比如美国的股市2008年的时候道琼斯指数几百个指数对应的纽交所的全部股票，有近三千个，现在纽交所全部的上市公司企业数比2008年还少一点。说明什么，说明他每年退市也有三四百家甚至四五百家，这个退市退出去的是什么，一定是市盈率很高的企业。资本的利润率1%，那市盈率就是100倍，如果0.1%市盈率就是1000倍，所以市盈率越高，企业越垃圾越没效益。如果这个地方一共两千个，每年进去三百个出来三百个，差的三百个出来，好的三百个进去，这一锅菜总是越煮越好，所以美国股票市场的价格从2008年掉到6000多点，现在是22000点。美国人都富了，美国股市市值从2008年掉下来的时候是12万亿美元，现在是20多万亿美元，美国股市增长了10万亿。
我们20年来可能只退了一两个，反正不超过十个，在这种情况下，几百倍市盈率的多年亏损的在里边趴着，长期待在股市里趴着，新的不断进去，那么这一锅汤越煮越没有味道。所以要解决的就是退市，不解决退市制度，注册制也是没用，新股IPO改革上市都是搞不好的。退市无非四种情况，也不是很复杂。第一种，上市公司如果到了破产边上，由法院宣判破产，公司法破产法客观有，本来就可以这么做，一般企业破产还有不稳定，上市公司破产主要是股民不稳定，怕这个。第二种，如果不退市，可以股市重整。比如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福特、通用、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都破产了，因为是太有名的汽车也不是简单破产，董事会还是下决心通过重整，包括债务重整，坏掉一批账，银行妥协，给他们坏一批核销一批，同时企业结构也调整，有些东西卖掉，有些东西处理掉，处理了一年多，三大汽车到了2010年以后都恢复上市，这叫做停产整顿。从市场里边停盘整顿，整顿一两年，股民不能运作了，但运作好了又恢复了，大家都高兴。第三种，就是借壳上市，垃圾企业退出，战略新兴产业收购他股权上市。第四种，就是从主板退到二板退到三板，退到OTC市场板等等，企业还是可以交易，不再是股民交易，而是老板们法人企业和企业之间在OTC的市场里交易。所以退市就这四种，把这四种坚定不移地制度化，用不着谁来审核，符合条件了到了该退的自己就划过去了。不会有任何官员我把你退市了，我得罪你了，没有这个事，这是个制度。只要这件事做好了，注册制也能出来了，上市公司也可以上市了，所以这件事的关键在这里。就是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总是绕道走，不解决这件事，结果总在上市公司该不该上市IPO动脑筋，动了脑筋以后大家就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大家动小脑筋。本来一个企业要上市，发10亿，但是怕你发的太多资金被抽走，只允许你发2亿，但是过了3年非流通股一大堆，法人股都可以流通，那时候也一样是股市里边会有影响。
我讲这一段实际上是为了说明要解决资本市场的问题，解决企业资本金的市场化补充机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金融范畴、在资本范畴的最重要的核心的命题，是我们国家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企业，市场化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改革开放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途径。要解决好这件事，不是简单的讨论注册制合理不合理，IPO合理不合理，实际上不是解决吃饭的问题，而是要解决退市的问题。
除了这个以外，市场化的监管问题，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中介单位对股市、对上市公司的服务和监督的问题，还有各种资本金、各种买股票入股市的资金的合规性问题，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制度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强的。如果把这些事都搞好了，那么注册制条件成熟就可以出来了。注册制出来，前面讲的四种条件也都成熟了，企业市场化的资本补充机制就有了，这个机制有了以后，中国的国民经济证券化就会加快发展。这个加快发展最终表现为上市公司的市值跟GDP是1比1，这是国民经济证券化的一个标志指标，就是上市公司的市值和你这个地方的GDP大体1比1。
我们国家GDP现在70万亿，上市公司的市值40多万亿，有时候拼命把300个企业上市，上市以后多了一块市值，但是股市跌了两百点，结果最后300个企业上市了，企业从3000多个变4000个，市值可能从40多万亿变成30多万亿，指数下跌了，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要把这件事解决好。如果我们的上市公司市值跟GDP一样，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上市公司的企业的资本金大体等于GDP，那么非上市公司的一块还有资本金，这就说我们工商类的企业、非金融类的企业的资本金，总的资本资产不含债务的股权资产比GDP要多，可能是GDP的1.5倍，如果资本是GDP的1.5倍，债务也是GDP的一点几倍，资产负债率就是50对50，杠杆就下来了。所以这一块如果我们搞不上去，只在银行债务上去杠杆，国民经济被萎缩了，那也是不行的，那会变成恶性循环的。这是我想讲的一部分，有点理论化，实际上跟投融资息息相关。如果这一块不好，想要解决投融资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这是一个宏观投融资的逻辑。
四、关于去杠杆和避免金融脱实向虚的问题。
去杠杆，就是要去掉债务的杠杆。最近几年，金融的资金量过分，金融的脱实就虚，使得我们虚拟资金各方面的金融资金泛滥、量很大。这个指标有没有泡沫、有没有过分的杠杆呢，就从几个指标来看。
第一个，就是常说的M2。M2是社会在流通中的各种货币。我们现在的M2去年年底是150多万亿，目前到6月份大体上160多万亿，GDP去年是67万亿，所以M2是GDP的2.4倍。美国的GDP总量现在是18万亿美元，美国的M2是13万亿美元，美国全部的流通货币比它GDP的总量要小，是GDP总量的70%左右，我们是GDP总量的150%，是百分之二百几十。所以我们货币多，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比如房地产这个十年就涨了8倍、10倍等等，都和这个货币现象有关系。这是一个概念。
第二个，就是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这是大家都会作为骄傲的一个指标来说的，但内行来看的话，这个指标恰恰是泡沫的表现。大家如果注意的话，2008年以前的十年，中国的金融产业作为一个产业本身的GDP，占国民经济的GDP总量其实只有百分之四点几，但是到了2016年，金融业的GDP达到了国民经济的8.4%，翻了一番。我们许多省或者一个城市，原来十年前、五年前金融GDP比重都只有3%、4%，现在8%、9%，本身也拉动了整个GDP的增长。如果金融比重有8%，今年金融GDP涨了15%，那这个8%到15%就等于整个GDP里边增长了1.2个百分点，如果GDP涨了7%，1.2就是金融业贡献的。如果没有金融业这个贡献，靠二三产业其他的想拉到7%，还拉不到，只有6%，或者只有5.8%，所以大家一般看到这个指标就认为自己发达了。
我要讲一个数。美国掌握着全球最多的金融资源，跨国公司、金融公司总部都在美国，华尔街的股票市场是全世界的股票市场，大家炒股票炒出来的GDP交易费都算在华尔街、算在纽约、算在美国。美国过去10年金融业的GDP比重从来没超过8%，去年全年是7.6%，比我们还低一个点。那我们高了是不是就对呢？是我们胜过了他们吗？其实这就是泡沫的表现。整个欧洲各个国家的金融GDP在欧洲GDP里只占5%，日本GDP里边金融业也只占5%。
那我们怎么会有百分之八点几，而且就几年里面快速增长，大家甚至说出以后金融GDP比重全国要到10%，各个地方都在想把这个指标弄上去。大家知道什么叫脱实就虚，就是金融业不为实体经济服务。银行把钱借给小银行，小银行把钱借给租赁公司，租赁公司把钱给了小贷公司，小贷公司把钱贷给各种金融业，自我循环，每一个钱转来转去多通道的转，多层次的叠加，每一个金融企业都要有点利润，都要有用工成本，这些成本就是金融业的GDP，所以金融GDP如果多了一倍，意味着把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提高了，转化为他们的利润了，转化为税收，转化为金融业的GDP了。所以额外的这三个点，正好是脱实就虚，实体经济增加成本，融资难、融资贵的经典表现，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批判这个说法，这是很经典的第二个指标。
第三个，就是许多金融企业互相穿透式的叠加。保险公司拿了一笔保费到银行这边杠杆一下，银行这边杠杆后，再到股市里杠杆一下。金融一定有杠杆，没有杠杆就没有金融。金融业就是一个杠杆，就是透支、就是借钱，借钱就有风险，就要跟信用匹配。所以金融的本质一是融资，融资不是一比一融资，而是根据信用有杠杆的融资。有杠杆的融资多了，风险大了，就要防范风险的出现。所以融资杠杆和风险防控是金融的关键。杠杆应该是直截了当的，任何一个金融单位，大体上跟某个实体经济服务对象，不管是一个农业企业、工业企业、房地产企业。就是一个金融企业借钱给你，一比三的杠杆，桥对桥路对路，大家清清楚楚。最怕的就是五个金融机构互相串联着最后借钱给了你这个实体经济，这个中间就出现了多通道、多杠杆，最后变成高利贷、高风险，不透明、穿透的风险。
大家都知道，发生在这一年里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广东宝能在2015年底动用400多亿收购万科25%股权。整个万科的市值两千亿，25%的股权就差不多500亿，它当时动用了450亿。然后大家就在讨论情怀问题和资本的原则问题，就争论。其实整个这个事情争论根本不在这些问题上，而在于资金来源的合规性、合法性，资金来源的杠杆性。宝能收购万科的资金第一笔钱，上百亿的钱是万能险。什么叫万能险，不是正常的保费、健康险或者什么险，十年里边每年付钱，万一我生什么病了要赔偿我等等，正常的人生保险。它实际上是一种理财资金，所有的万能险都是商业银行的门市部兜售给你，利息比银行储蓄要高。老百姓一看，本来有十万元放在银行里储蓄，但是现在银行柜台说你买个万能险，跟储蓄一样，但比储蓄还高两三个百分点的利息，万一你有事还能保险赔你，赔你个生命保险的品种，并且一年或者两年到时候可以兑付，还是把钱拿回去。老百姓都愿意把储蓄搬过来买这个，所以只要保监会同意保险公司发这个品种，一发你拿了十个亿就能发一百亿，一比十的杠杆。这个钱是理财资金，是短期资金，炒炒股票也就拉倒了，股票买进买出是短期的，但是要变成登堂入室作为法人董事长的资本金是不可以的，上市公司不能今天这个钱明天忽然又没了，又撤回，上市公司颠三倒四不可以的，做法人股东的钱是长期资本，不能每天变动的短期资金，这是一个违规概念，资金错配的概念。
而且，这个本身就一比十杠杆，拿到了这个钱以后，他往银行一放，银行把它理解是正常的保险公司拿来的钱，是保费，保费是资本金的长期概念，长期资金概念。你拿一百亿来，我银行就借你两百亿，乘一贷二，就变成有三百亿。从银行角度讲只是一比二的杠杆，从保险公司讲万能险一比十的杠杆也有合理性，基本是这个规则，但他一串通已经变成了30倍，然后这个杠杆的东西10个亿变成300亿，买了300亿股票可以融资融券，一比一可以变600亿，一比零点五也可以借他150亿，所以就变成了400多亿，四十几倍杠杆。高杠杆是各种通道的资金互相叠加产生的，那就把这个企业收购了，收购了以后万一成功，他当然发横财，万一不成功，这个高杠杆是高风险的。一两年一到资金利息要还给老百姓，这边要还那边银行也要逼你还，所以这里面是不合规的。我讲这个就是说明，中国的高杠杆并不是哪个金融单位跟客户之间直接面对面的生意高杠杆，这个杠杆基本上是规范的，但是当把三个五个通道上每个通道都算合理的，当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一个稀里糊涂的高杠杆、多通道、高利贷的融资过程就出现了，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中央批评中国金融乱像，去年经济工作会议习总书记讲了，中国经济现在有三个失衡。第一就是产品经济领域供应和需求失衡，有的东西大家需要，生产不出来，供给侧供给不足；有的生产出来的东西又是大家不要的，库存多、产能过剩，这是生产领域。第二就是金融领域，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第三就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金融的失衡就表现在刚才说的这些都属于失衡的问题。
大家都要想一下，这个失衡的原因是什么。你可以理解这个失衡，可能是有一些银行行长道德出了问题，做了坏事，为了贪图不正规的巨额利益，或者某些民营企业掠夺社会财富，也有这个问题，就不正规的、指导思想不正确的企业有这么一种动机行为。但是，当一件事是比较普遍的面上都展开的时候，不能把事情简单的都归在企业或者经理的或者管理监督者的道德问题上。凡是普遍性出现的问题，一定和体制机制制度安排有关。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把这种造成泡沫现象、脱实就虚现象的制度安排要进行调整，形成有效的制度供给。
这里边讲制度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们的M2会这么多？仔细分析，央行管M0，M0就是印货币，就是货币发行的总量，2008年的时候中国的M0，整个多少年积累的货币是3万多亿，到了2016年是30万亿，这8年涨了10倍。M0跟M2有一个乘数效应，一般是1：5，30万亿乘5就变成150万亿、160万亿就出来了。所以货币发多了，发多了就出来150万亿、160万亿，这个钱具体表现在银行。商业银行有了这么一百几十万亿存款资金，他如果把150万亿变成贷款贷给了工商企业，那天下大乱，工商企业就通货膨胀了，全社会通货膨胀了。所以人民银行知道这个钱多了，采取了四种非常也很有效的具体办法。
第一种，就是把存款准备金率很努力的、很大比例的提高。本来老百姓把钱存到一个银行里，存了一百万，银行准备金率10%，那就是90万可以贷出、10万交给人民银行储备。一个企业贷到了90万以后不会一天把它用掉，可能用了5万，85万又存在银行，银行又提掉10%，这样一个乘数效应层层叠加。一般100万的钱存到银行里，最终人民银行会抽掉百分之二十几的资金作为存款准备金，有七十几万贷出去了。现在人民银行把存款准备金率提到20%、21%、22%，这样的话就基本上100万放到银行里，银行只能拿60万贷出去，这样就等于收敛了银行资金对外释放。
第二种，就是即使60万亿可以贷，但是贷出去还是比例高，所以每年都会有个窗口指导。人民银行、银监会对各个银行都说，今年不管你有多少钱，你只能贷10个亿，增加10个亿的贷款投放。很多商业银行半年不到，就把一年的贷款指标用完了，后边就不贷钱了，有钱也不能贷，只能是有多少人还给他多少钱，他再贷出去多少，不能有增量，这也是一个行政性的控制。
第三种，人民银行有许多短期便利贷款，有许多货币工具在操作，就是银行采取很多办法在控制，控制的结果就使得通货膨胀不至于因为M0多，M2多，造成全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吃喝拉撒睡都涨价，不会造成国民经济的混乱，这个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但这个办法的结果会提高金融的利息，都要有成本的。当一个银行明明有，比如说有一万亿资金可以放贷，只让放贷6000亿，那么4000亿干吗呢？银行一定会从表内变成表外。最近几年银行普遍出台的叫表外贷款，表外运行，委托贷款、委外贷款、理财资金，把不贷款的钱变成理财的资金。放在银行里要付利息的，存款的人是要拿利息的，他要赔本的，所以就去表外运作。这些表外运作，银行把钱表外运到谁手上？就是运作到信托公司、租赁公司、小贷公司，各种大银行给中小银行等等，这样一来金融掮客、金融秩序等等都复杂起来了。然后拿到了银行这些钱的企业几千个，这么一运作算下来他们都有GDP的，你的GDP比重就上来了。所以仔细分析这些的话，这和资金M0增加有关。
M0增加又是什么原因呢？本来货币发行量有一个铁的法则，大体上GDP增长率是多少，加上通货膨胀率是多少，加上一个修正系数，假如GDP是6.7%，通货膨胀率是2%，货币发行最多就是8.7%，加到修正系数发到9%也行。但是为什么2008-2014年间经常看到这个货币增长率17%、27%都有呢？不是我们银行不懂得法则，也不是乱操作，是被动的。就是我们被外汇占款占住了，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出现外汇的顺差，就相当于外国人帮你在发货币，我们很努力的微观上低发，引进外资，那外资来了2,000亿，我们出去投资500亿，顺差1,500亿。这1,500亿美元等于1万亿人民币，相当于是M0，它是一个进的钱，这个钱人民银行作为外汇储备储备下来。人民银行怎么储备外汇？他又不像财政自己有钱，他只能印钞票，这个购买外汇储备的钱就相当于外汇占款。
从2008年到2014年，我们国家外汇储备一下子涨到了4万亿，38,000多亿美元的时候，一比六点几的换汇，就差不多就是二十几万亿，所以我们这个30万亿的M0里边有70%甚至80%就是买外汇储备，外汇占款产生的。这是一个被迫的行为。你说外汇占款多了、外汇多，贸易顺差、资本顺差好事情，好事情就带来这些麻烦。所以大家分析这么个源头，大体理解国民经济通货膨胀宏观的、微观的、社会直观的现象和背后的机理，那么理解了这个，知道体制机制中的这些事情。
那怎么解决呢？也不复杂。外汇储备每个国家都在储备，别的国家储备外汇，为什么没有引发通货膨胀，没有引发M0的乘数效应呢？那是因为别的国家都是财政部储备外汇，财政部储备外汇，他的钱要么财政部自己有结余的钱，没有结余的钱他可以发特别国债，发国债发个20万亿，那是老百姓、企业现在手中有的钱释放出来，买了国债，他不造成通货膨胀，然后他这个国债20万亿买你3万多亿美元，那么这个外汇不会膨胀，没有乘数效应，他不是印的钞票。所以体制如果调整一下，利益格局调整一下，就会解决。欧洲如此、日本如此、新加坡如此、英国也如此、香港也如此。我讲这个意思就是，改革是解决一切矛盾、一切困难、一切长期存在的体制性现象的杀手锏、不二法门。为什么中央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改革和开放呢？要义就在这。凡是长期存在的，凡是广泛存在的矛盾，往往和体制有关，解决的办法就从体制入手。如果不从体制解决，不从源头上解决，不从制度安排上、供给制度上解决，那这个问题不断的泡沫出来，然后你就在尾巴上、在泡沫上不断的去洗澡，不断的去修枝剪叶，忙得不亦乐乎，事倍而功半。实际上，去杠杆的要害，一个是资本市场扩资本的问题，企业的资本市场化补充的问题，另一个是金融系统去杠杆，源头在M0，在M2。
五、关于新常态下招商引资的问题。
为了发展，大家都在忙招商引资，这个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不二法门。从80年代深圳特区一直到沿海地区90年代、新世纪以后全中国到处都在讲招商引资。眼下招商引资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在新常态下，其实有效供给的工商产品、工商项目的确不怎么多。好不容易有点项目，每个地方都看得非常紧，所以内陆到沿海挖墙脚来招商很难，沿海小一点的城市到深圳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去招商也很难。在经济热度高的时候，大水冲过来，各种各样的鱼、虾米，层层叠叠都有，大城市把大鱼捞了，剩下的中鱼、小鱼、虾米拿在手上意思不大，会主动转给内陆地区，所以互相招商引资这种现象很普遍。现在这种行为方式很难奏效。第二个特点，以前招商引资开大呼隆的会议。一般都愿意去把全世界的厂商请过来开个大会，领导讲讲话，介绍介绍投资环境，这种粗放的活动方式，现在其实不会太奏效。所以最近这一类活动各地大大减少，不是大家没热情，是这一类活动不实用了。第三个特点，以前招商引资大家会用低成本招商、粗放型招商，砍胳膊砍腿，税收给你让了，土地可以很低的钱甚至不要钱，劳动力压低成本，各方面给人家以帮助。如今，真干得好的企业已经不是最需要这一类恶性低成本招商，这些办法现在都不是最有效。
但是招商引资还是要推进，怎么来改革开放创新、怎么来招商引资呢？这都是现在各地书记市长动脑筋的。一般光拍胸脯，书记市长齐上阵，每个政协副主席人大副主任、市长副市长甚至市委常委都带几个项目出去招商，这都是80年代、90年代干的活，现在不管从哪个角度都不合理了。所以我讲这一种招商，实际上要避开，要把它给去化，消除掉。另一方面，现在有板有眼的好项目、资助产业项目、战略新兴产业项目、战略新兴服务业项目，一般有它的特点，要么不干，要干就是集群化的干。就说一个制造业的上游中游的原材料零部件体系，下游的销售服务物流的体系和制造业是一个集群。要用产业集群的干法，这种干法容易招商，一招就招几百亿甚至上千亿产业链。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到了垂直整合一体化的阶段，只有这种垂直整合一体化的产业才有核心竞争力。《世界是平的》那本书90年代出来时，我看了以后很高兴，想买几百本，每个企业、各个方面发一份，但实际上到2005年以后，我已经意识到这本书只能看看，不能当真理，因为它不是垂直整合，是横向整合，是来料加工式。做产品的人，他的原材料零部件可以从世界各地买过来，物流成本几乎是零，能源不要钱可以这么做，但实际上是不合理的。所以，今天跟你们讲几个现在用得比较好的办法。
第一个方式，是用产业链来招商。比如我在重庆，前几年重庆这个地方一台电脑都不生产，为什么能把重庆的电脑现在搞到中国之最？全球一年笔记本电脑的销售和生产量是1.8亿台，一半在上海、苏州、福建和广东等中国沿海城市制造，内陆西部是没有的。沿海做这个是加工贸易，从外边把零部件原材料运到沿海很方便，加工完了大进大出，我在上海待过，很清楚这些情况，到重庆以后就发现要想沿海的加工贸易或者世界的这种产业集群到内陆来，必须解决物流问题，必须让他的产业链垂直整合就在一个地方一下子解决掉。所以，我跑到硅谷去跟几个笔记本电脑的大企业谈判，就说你到我这来搞几千万台电脑，我一定在两年内把几千万台电脑80%的原材料零部件在重庆本地化，半小时车程全部可以运到，如果达不到一切物流成本我赔你，这就是赌一把了。但是我也想过，如果几千万台电脑在我这边生产，一切零部件厂商一定奔着我来，我不用招他，因为全球的1/3电脑在我这儿，衣食父母在这儿，他不到我这设厂还到哪儿设厂。但是你如果只搞500万台，一个零部件厂可以顺应两三千万台，到你这规模效益不好。所以就是零部件原材料一体化整合，跟整机厂说有零部件，整机厂同意了我跟零部件厂去开会，一年开一次，开一次就来个几百家，三年开了三次，来了一千家。所以重庆现在有一千个笔记本电脑的零部件厂商，已经连续生产四年了，每年生产六千万台，等于全球1/3，这个基地就起来了，整机和零部件加起来就有四千亿左右的产值。这个招商就靠产业链，把产业链完整齐全，亮到明处，包括销售结算整个都要说清楚。
再讲一个例子，就是重庆的汽车。重庆原来有一个长安。中国的汽车厂很奇怪，一个省一个，上海有上汽，一汽、二汽、北汽各种汽车公司都不去上海开厂，上汽也不会到一汽、二汽的地方去，大家各占一个。然后各个省如果招了上汽，一般不会再去招一汽、二汽，因为有面子问题，把你大头招来了，不能去招别人了，这个是不对的，要集群。所以我们招笔记本电脑上中下游产业链一体化，把全球所有的做电脑的企业都招来，同类项集群，然后，这个集群既可以为这个公司服务，也可以为那个公司服务，这样规模效应会比较好。汽车也是这种集群，重庆有一千多个汽车原材料工厂，百分之八十几的汽车原材料本地造。除了长安以外拉来了12个国内外汽车厂商，上汽、北汽、二汽都在重庆做，每个都做了几十万，还有外资企业5个，这么一来这个集群堆在那里，零部件又是扎堆供应，成本比较低，越成本低大家越是愿意来，形成了一个六、七千亿的汽车产业集群。重庆汽车产量已连续3年排第一，去年生产330万辆，第二名上海，240万辆，第三、第四是一汽二汽所在的吉林和湖北，这正是因为集群产业链的集群和同类项的集群形成的。我举以上两个例子，就是说产业链集群是一种合理的招商方式。
第二个方式，是顺应资源市场配置招商。比如重庆产页岩气、天然气，那么挖页岩气的企业可以定向招商，因为许多地方想搞天然气加工没有天然气资源，天然气还像有粮票的时代抠门抠得很。比如一个省，实际需要5000亿方天然气，才能满足目前各个城市的使用需求。我们全国能源里边天然气的比重只有7%，像美国欧洲达到百分之二十几，我们煤炭的污染、能源的污染，需要天然气来解决。所以我们就因地制宜，招了几百亿的页岩气的投资。去年全国页岩气全部产量60亿方，重庆出了50亿方，今年预计全国的产量会到100亿方，重庆能出70亿方，预计到2020年全国能出300亿方，重庆至少能出200亿方到250方，我们几百亿上千亿资金投在页岩气里，是全国页岩气投资开发的主战场，占了全国的2/3。同样，有了页岩气以后天然气多了，天然气是一个很好的燃料，也是化工产品，凡是要用天然气做燃料的工业，或者拿天然气做原料的一些高科技化工厂都可以沿着这个招商。
第三个方式，是一些好的高科技的但缺乏资金项目，政府可以融资投入，但要会动脑筋规避风险。他有技术、有产品、有市场，但没钱，你想跟他合作，但这种高科技项目、战略新兴产业项目，往往一个项目就三百亿人民币，甚至四百亿、五百亿人民币，你帮他投入了，但如果，盈利是他的，赔钱了拍屁股走路，你怎么办？有时候招商引资遇到这样的主，项目是好的，也不是吹牛骗人，你怎么决策？这个时候就要调动我们国内资金，但这个钱一定是有资本、有信用、有投资、有回款的地方才能用，否则没人借钱给你。在这个方面也是要动脑筋的。
重庆有一个京东方项目，2014年的时候，我跟京东方老总打了个电话，说我们重庆生产几千万台电脑，还很需要几亿台手机液晶面板，你如果到我这来做这个，有市场，他说现在的液晶面板是供不应求，不要说你的市场，我全国和国际上的市场都供不应求。他说我有技术，就是没钱，现在一下子拿几百亿拿不出。我说我们给你，但是不能白给你三四百亿，你拿了去投资，失败了我赔钱，那不行。我们就拿了三百多亿买他的股票，京东方那时候2块多一股，买他一百亿股定向增发，2.1元就是210亿。我们一个月内就付了210个亿，我开始让民营企业出，我认为很赚钱，民营企业研究了差不多一个月，工商联民营企业一大批企业家开会，最后都摇头不做。不做我就让国有企业出了210个亿，7个企业做了股东，买了100亿流通股股票，作为上市公司得到了100亿增发股权以后，跟银行借了100多亿，就是300多亿。凡是现在战略新兴产业，都是半年一年就可以把你一百亿、两百亿、三百亿花掉，不像玻璃厂、钢铁厂、化工厂，一百亿、两百亿可以干五年。现在电子和高科技企业都是一年的周期就可以把你几百亿花掉，买设备就两百亿，买了就装上去，时间都是半年的周期。所以京东方在重庆2015年底就投产了，现在是满负荷生产，供不应求，价格上升。当年投产当年就有效益，重庆就多了300多亿产值的一个工厂，这个工厂虽然不是我们的是京东方的全资公司，但是京东方效益好了，股票上升到了4块多，我们的100亿股退出来就变成400多亿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概念。有了这个概念以后，这个原始投资200亿收回，我还有200亿，那干吗呢，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投资，这会200亿不是买他股票了，而是一起合资搞一个柔性的液晶面板，现在的液晶面板手机可以弯曲的，如穿戴式的就是柔性液晶面板，这个面板现在全球也供不应求。这一个项目要投资480亿，100亿的贷款，那么就300多亿的投资，300多亿投资各自出一半，我们就拿赚来的200亿往里投，这个决策没有压力。如果财政要拨200亿投资，决策万一输了，是不是就坏账了，你是不是跳楼跳长江啊。当你把决策、行为和资本市场运作方式结合起来，那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我讲这一段就是指该要给人家资金有时候要在有防范、安全、不出格且合乎整体利益的情况下。
但是有一个项目我犹豫了一下没干，就是郭台铭的项目。他跟我说搞一个世代线，400多亿，然后说我出钱，他3年里面回购。400亿按8%的利息，一年20多亿，3年下来七八十亿，他把这七八十亿加上本金都给我，然后我这边就多了一个400多亿的项目。但这个钱借给他，他没有把他的股权担保给我，万一坏账了，我就赔了，鸡飞蛋打，是不是就构成国有资本流失，去年犹豫了一个月没受诱惑，把他回掉了。我讲这段话意思就是，要审时度势，要地方一把手和大企业想明白才能做。总之，两面思考，当真的有高科技、大资本、全球化的好项目时，如果他缺资金，怎么解决资金，怎么在资本市场融资等，是要动脑筋的，不能简单就来个没办法，拉倒、放弃。
第四个方式，是给优惠政策。这优惠政策不是面上一般意义上的，和刚才我说的砍胳膊砍腿、自己伤自己的没道理的优惠政策不是一回事。如果一个事情是绝对有意义的战略性事件，那么市委、市政府或者财政、发改委大家综合研究以后做出集体民主决策，也是值得一试的。比如南京跟台积电在长江边上搞的共80亿美元（第一期30亿，第二期50亿）的集成电路，起步第一期是14纳米，第二期是8到9纳米，都是世界之最的好项目。我去台积电看过，这个张忠谋了不起，在新竹搞了三个150亿美元的企业，全球集成电路供应面他占了很大的份额。所以他到你们这来做集成电路，你们当然会有优惠政策，税收怎么优惠，土地怎么给，资金怎么补助，这个时候一整套综合，该下重手也要下去。这个集成电路项目一摊，你这些优惠政策给他了，如果算帐，5年、10年政府给他的优惠政策差不多会有100亿，这100亿使他产生了几百亿一年的芯片产值，鸡和蛋还是他先有蛋，你才会孵化出鸡给他一块肉，不是你自己把别的地方财政的钱补给他，所以这里边是要明白，要系统集成，我觉得江苏这件事干得非常成功。
第五个方式，是直接收购。现在中国的企业有能力了，想要一个企业索性把他收购了，一下把你控股权买了，买了以后自己给自己决策，把他搬到你这个地方资源优化配置，省得招来招去，讨论来讨论去。我们曾经干过一个事，就是把乌克兰的一个航空发动机工厂给收购了。整机组装都在俄罗斯，发动机都在乌克兰，乌克兰发动机保持供应俄罗斯。四年前他们吵架以后，俄罗斯也不买他的发动机，自己也能做发动机了。乌克兰尽管跟欧洲好，但是欧洲有空客，有自己的发动机，很强大，也不需要他，他这个企业就倒闭了。这个企业50年代、60年代一直是国有，90年代叶利钦变革以后，谠委书记、董事长就变成董事长，变成私人老板了，总经理是他儿子。我们十亿美元收购了他的股权，然后花100多亿把他的企业搬到重庆，使重庆形成一个年生产上千个发动机的工厂。这是高科技，乌克兰的发动机水平比国内的发动机高好多倍，提前好多年，所以国内的市场是有需要的，而且我们本来就在采购他们的发动机，现在能本地制造更好。这个案例是收购了他，转为自己使用。当然还有就是有一些企业他到你这来，你也希望他这个产品过来，但他有特殊的需求，比如希望有一些我们国内的某种资源牌照，这个时候政府掌握着牌照或者掌握着某些资源，或者国家掌握，地方政府为他去向国家申请，你帮他解决东面的问题，他给你西面的项目，两边互相投桃报李，这也是一种平衡，当然这种东西都不能权钱交易，都是公开的，政府的合理运作。
第六个方式，是优化投资环境。比如物流，现在大规模生产的产品，产业如果到了几十亿、几百亿甚至几千亿的时候，都要考虑全球化的物流。比如重庆的电子产业之所以大家都能来搞，除了刚才说的垂直整合这些事情以外，很重要的是我们把渝新欧的通道搞起来了。因为在内陆几千万台产品市场分隔，30%在北美，30%在亚洲，40%在欧洲，如果在重庆生产运到上海、广东，再通过船舶运到欧洲，一方面时间要两个月，另一方面成本也很高，至少增加了两千多公里内陆到沿海的距离。
所以我们当时推动了一个重庆到欧洲的渝新欧班列，因为这个铁路本来就通，所以推动它的时候主要解决了三件事。一个是六七个国家的海关要一体化，你如果没有一体化的话，火车开到每个国家都会把你的集装箱拿下来关检，弄的支离破碎，这就不行了，必须重庆检了，沿途任何国家不再重复关检，反过来在欧洲关检的东西到重庆一路不再关检，叫关检互认、执法互助、信息共享，就是自由贸易经济一体化的一种做法，我们花了一年多时间跟各个国家谈判，就是要把这种问题解决掉。第二个就是各个国家的铁路部门都有铁路运行时刻表，要统一编制时刻表，不能到哪儿都等别的火车，那就时间浪费了。所以要开各个国家的铁路部门协调会，这个协调会在我办公室里也开过好多次，形成了五定班列，定起点重庆、定终点德国，中间一百个火车站只停12个，哪12个停下来都要讨论的。第三个就是定价格，每个国家都有铁路运费，连在一起的时候哪个国家最高，大家都拥护的话就把价格抬高了。这个铁路价格从2011年是一个集装箱一公里一美元，那12,000公里就要12,000美元，运输肯定赔，到2012年降到0.8美元，2014年降到0.7美元，2015年降到0.6美元，现在降到了0.5美元，一万多公里就是6,000美元，如果我们不管从连云港还是从上海、深圳，一个集装箱运到欧洲一个多月时间，三千美元。如果一个集装箱里面装的货是500万，一个月的利息就要3到4万，就相当于四五千美元，这个时候你三千美元加四五千美元就变成七八千美元，所以大家都愿意用铁路来运。我讲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些具体的事解决，当时为什么会努力的做这件事，就是那些大厂商说我们的东西40%运到欧洲，如果在你这运到沿海再到欧洲不合算，放到你那边不可以，但是如果你能够帮我直接用火车运到欧洲，我把沿海的都装到你重庆来，所以这就叫做战略格局。遇上矛盾、遇上困难，坚定不移地推上去，不能绕道走，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四亿台手机、六千万台电脑，还有别的产品，百分之三四十运到欧洲的物流问题就解决了。我讲这一段也就是说，要帮企业解决他特别想解决的问题，他想解决什么，你帮他什么忙，只要这些问题是客观的，是经济的，不是政治上的或者其他无理取闹的，我们都该把它当成自己的事，发挥政府的特有服务功能，把它给配置好。
第七个方式，是争取国家政策。比如自贸区，比如保税区等等这些政策，也是一个方面。重庆有一个好处，我们对任何外资包括实体经济的工商企业，我们的确是给他15%所得税的，但这不是我们违规，西部大开发就是15%的所得税，这还是很重要，因为你去看香港、新加坡、台湾，包括欧洲许多发展地区都是15%所得税，就自由贸易区、自由港、开发区，国际上都15%，那么我们国内，以前特区是15%，现在都是25%，但是西部大开发有一个15%的优惠，鼓励类产业15%，所以我们把这个用上去。国家的一些特别好的新区、开发区、特区或者自贸区保税区，反正各种好的平台的确是有用的，能够对招商引资起到重要作用。
以上这些都是一些措施，根本性的就是政府要有服务于企业的愿望。本届总理最呕心沥血干的事情就是简政放权，帮助企业降低准入门槛，对外资企业同等国民待遇、准入前的国民待遇等方面提高效率，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的各种便利，同时降低服务交易价格、制度价格等，把企业成本降下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