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敧舤 江苏南通报告实录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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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六、关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投融资（PPP）的问题。
这是现在各级政府都可能要考虑的一件事。政府的钱总是有限的，要搞更多的项目怎么办，政府要搞的公共服务项目、基础设施项目，自己又一下子掏不出钱来，希望社会上国内外各种企业来帮助投资，这就是PPP。PPP在公平公正、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前提下，很重要的就是做好五个平衡。这五个平衡做好了，PPP一定是真的PPP，就不会有现在财政部、发改委发通知说各地有假PPP，整天防范各地作弊的PPP的事情发生。五个投入产出平衡就是：
第一种，如果一个项目是可以收费的，收费的价格能够平衡投资的，那么就说明这个项目是完全市场化的，是可以用市场化方式招商引资的PPP。比如高速公路，收费20年、25年，可以把前期投资收两三个回来，回报率比银行利息还多了几个点，那么对企业来说只要有能力都可以来争取，所以这类PPP是完全市场化的PPP，投入产出是平衡的。
第二种，就是一个项目也是收费的，但是收费并没有到位，是半市场化，那么如果要收费到位，还要改革还要调价格，但调价格可能有一个过程，但项目又希望现在就启动。所以政府可以部分市场化运作，企业自己收费，缺口的地方政府就作为一个补助、采购，把这缺口补了，补了几年以后政府通过体制改革、价格改革，把这收费标准提高了，那么就平衡了。比如说重庆自来水的价格，重庆老城市里的水价是2块多一吨，污水处理价格差不多8毛钱，所以大体上3块一吨，是平衡的，可以完全市场化PPP，让外资合资企业来搞。但是到了库区，原来自来水是4毛钱，污水费是不收的，现在就算调价，调到8毛调到1块2，离开实际成本还有距离，所以我们内部有一个时间单，每3年库区水价往上调一次，通过3个3年调到和市场平衡，这是一个原则，同样，污水处理价格也是这样，开始是2毛钱，后来是4毛钱，然后到6毛钱。在这个过程中，账算在明处，你处理了多少吨污水，处理了多少吨自来水，给你补贴多少，算个帐，这个就是价格改革的机制，然后补贴是在过渡期间做补贴。这是第二种，就是通过改革最终实现平衡。
第三种，一个项目就该政府买单，将来一直都是政府买单，没有什么价格改革不改革，就是政府公共服务。但是如果政府要投资的话，可能在短期两三年里投一百亿，政府也拿不出这么多钱，但事情又需要做，可以把一次性的投资变成今后20年、30年、50年，每年的采购费，运行费，就像租赁一样的。本来是政府自己投资买设备，搞一个工厂，现在是工厂设备都是企业投资的，政府然后租赁，租赁是变成生产运行的流动资金的概念，而不是固定资产一次性投资的概念，那么这个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越涨越大。经过十年二十年发展，现在付不起的钱如果每年采购费率越往后比例越低就越轻松，所以这也是一种办法，叫采购。最近大家看到不要到处使用各种采购概念搞PPP，也在批评这方面的事，但是我讲的这个概念就是一个严格的分类。
第四种，一个项目是个巨大的投资，哪怕十年二十年如果用采购的办法来解决，照样会使得每年政府开支会变成巨大的负担，必须脱离政府日常采购的概念来平衡，但是收费价格也平衡不了，企业出不了这个钱，那就用政府掌握的其他资源跟企业交换。比如香港地铁，修了200多公里，花了3,000亿港币（1港元约合0.128美元），他怎么还，200多公里有80个车站，这80个车站，每个车站搞加盖物业20万平方米，80个车站就有1,600万平方米的加盖物业，就相当于楼面地价1,600万平方米的土地，香港土地1平方米2万港币，那就是3千多亿，所以政府给企业加盖物业批了规划，上面的土地等于送给你了，这就做了个平衡。各个地方都一样，因为地铁是1公里就要投7到8个亿，修100公里就是七八百亿，不管上海、北京还是南通，都一样。重庆应该说起步晚，到2006年、2007年才建了16公里，从那时候开始每年建40公里，现在已经到了竣工200多公里，正在建的也有200多公里，到2020年会到400公里，也就是说，这个十年每年建40公里，这400公里就需要两三千亿，说穿了就是三千亿的钱，政府采购每年付300亿，谁付的起，这个必须资源配置。如果政府没有资源配置，跟老板说你帮我出三千亿，然后以后过几年让政府回购，谁签这个合同，就是把现在的债权形股实债骗人，政府背了巨大的债务。但是又是过了几年真让你买回来你也是赖帐，还不了，变成巨大的投资，那么除非你把地铁修的慢一点，别修400公里，修40公里等等，这又是一个问题，所以这方面就是第四种平衡，题内损失题外补，一个资源平衡。
第五种，总有一种政府的开发项目，效益会很好，但是既然有效益政府为什么自己不干，投资公司都可以干，是的，有效益的项目，政府如果自己的投资平台直接干也是可以，但是如果政府资金真的短缺，这个有效益项目让市场招商也可以搞PPP，但不要搞，绝不能利益输送，所以对这种项目要确定一个明确的上限。这种项目需要一百亿让企业来投资，给固定的回报，这个回报，利息就是你这个投资本息回报不能超过7%，因为所有PPP项目，一不能让投资者赔钱，因为人家是市场化的企业，二不能让他有暴利，因为这是PPP，是公共服务项目，基础设施项目，不应该获得暴利，想获得暴利的别来搞PPP。这应该是个安全的、长期的、投资回报的利息是均衡的，不能太高的，那么你守住这个概念，跟他签一个这样的合同，他把项目投资了，多少年怎么还，这样政府拿到了这个资源，被开发好的资源，政府再去干别的事，因为这个资源的效益是比较高的，这就是第五种。
我们有时候对PPP是用不着去分学校类的PPP，基础设施的PPP，市政建设的PPP、公共服务的PPP，这种分类毫无意义。最重要的是动财经的脑筋，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项目，应该有会计师、精算师、财务人员算出，这个PPP项目是怎么投入产出平衡的，是市场化价格改革就能收费平衡的，还是要用资源交换才能平衡的，还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项目。把这个讲清了，实际上就是分这五类，然后进行签合同。
2014年三中全会会议开完，重庆当年就搞了1,300亿PPP，总的我们设定了8,000亿PPP，从2014年到2020年，每年1,300亿、1,400亿，差不多就8,000亿。我们到2020年要搞18,000亿的政府项目，其中8,000亿PPP，有10,000亿该政府干的还是应该政府干。比如铁路就有2,000亿，那是铁道部干的。把政府直接干的一块去掉，让市场来干的，8,000亿，每年1,300亿，每年6月份推出来，基本上都成功了。最近财政部和发改委批评的各种有问题的PPP里边，重庆的4批差不多5,000多亿，基本上没有摊上什么项目。也就是说只要做到五个平衡都可以，这是一个投融资问题。
还要注意五个防范，就是“五个不”。
第一，PPP的过程中，不能搞抽屉协议、形股实债。名义上是股，实际上跟你签了个抽屉协议，三年、五年，政府连本带息回购，就等于是个债务项目。这个债务比政府跟银行借债的利息肯定要高，银行利息如果是5%，他这个利息肯定7%再加管理费，就变成9%-10%。现在的政府信用很好，银行也借得到钱，为什么要借你的9%-10%或者12%？所以，形股实债、抽屉协议必须杜绝。
第二，对于PPP的项目价格，一个城市要同一个标准，这里边政府要调控。比如重庆有40个区县，每个区县都是自己在搞PPP。同样的高速公路或者自来水、污水或者其他的项目，如果这个地方的项目是50亿，那个地方的项目变70亿，尽管好像是老板出的钱，PPP，但最终这个价格如果过高、出问题，可能就会不合理。所以同类型的、性质相同的项目，发改委应该有一个基本平衡，差不多的标的。
第三，PPP的项目要防止营私舞弊，比中纪委说的八种类型招投标，更容易营私舞弊。因为一般的PPP项目等于是五种招投标放在一起。比如工程施工的招投标，投融资的招投标，如果有土地补偿，那就等于土地批租的招投标，它是一个巨大的项目，一个项目可能100亿，里边夹杂着土地批租问题，银行贷款融资的问题，项目管理的问题，价格确定的问题等等。所以这个时候，PPP的这种项目的确不能让一个部门、一个人单独管。实际上，应该每个大项目，相当于有个联合平衡委员会，发改委、财政局，搞工程的建委，还有土地局，或者还有国资委的一些投资集团，大家坐在一起对某个特定的PPP开几次会定下来，这就是个公平的过程。这个招投标不像一般的房地产招投标拍卖，的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PPP可能有两三个大企业都想来竞争，有招标、竞标的问题，总之要有个协调委员会。因为这个项目要么不干，一干就是几十亿、一百亿，所以对一个项目搞一个协调，这个协调委员会今天协调这个项目，明天协调那个项目，总之要有专门协调，再到政府常务会上过一过。
第四，PPP的项目要防止投资方乱涨价、乱收费，把成本转嫁给老百姓。因为PPP里边，一个是政府，一个是私人，一个就是公众。如果政府不要出钱，私人投资者又想赚钱，把收费价格往上提，最后是公众、老百姓来出钱。这种情况政府要管治，代表公众要进行平衡，不能侵犯公众利益。
第五，PPP的项目是个基础设施，一弄就是几十年，万一地震、滑坡等各种原因损害了，如果是政府自己搞的，损害了以后政府继续掏钱把它修复。如果是私人老板干的，你如果说出毛病了，让私人老板自己赔，这不行，因为这是公共项目，对PPP要一视同仁。这个也很重要。
我讲的这“五个不”代表了各个方面的公平，只要做到这两个五方面，“五个平衡”和“五个不”， PPP一定是健康规范的，这就是个投融资，这是一个方面。
七、关于政府引导基金的问题。
政府每年总有拨款来支持产业发展。整个中国政府一年17万亿，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帮企业增加经济发展动力的各种补助，一年有1万多亿。中央政府一年收7万亿，自己开支直接使用的军费、外交领域的费用2万多亿，有4万多亿、近5万亿是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给各个省的。这里边有民生的，有各种各样的转移，中央政府转给地方的，鼓励经济发展方面的钱也有六七千亿，包括科研开发或者各种经济投入，地方政府也补一块，加起来有1万亿。
像重庆一年这种补助给社会企业的，一年差不多一百亿。这一笔钱到了政府委办局手里有可能出现几种情况。第一种，这个钱批出去以后三年五年到底什么效果看不见的，出去了就出去了。第二种，有的委办局拿了这个钱，该出100亿，结果今年只批了70亿，钱就挤压着，几年下来挤压个100亿出来也是有的。第三种，就是权钱交易、灰色交易、腐败干部，这也是可能的。第四种，政府的职能异化，碎片化地整天管项目、批项目，权力的象征，这其实是把政府服务变成了一种审批机制。所以把这一部分的钱转出来，先转一半，以后三分之二甚至更多成为引导基金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我这边有100亿，我先转40亿出来，让政府的行政审批本来每年开支100亿，现在只开支60亿，40亿出来了。过两年60亿转出来，这个钱出来以后，除了把刚才说的四种问题解决了以后，还产生一个放大功能。因为既然叫引导基金，就是政府出的钱在私募基金里占20%到25%，可以1比3、1比4地放大。这样的话，如果你拿了40亿，人家拿了3个40亿，就是120亿，加在一起就是160亿，这样就形成了160亿的私募基金。有GP团队专门管的，他像啄木鸟一样，会优化配置。如果是医疗的基金，那么就在医药产业里。如果是电子的基金，就在电子产业里。如果是在农业的基金，那么农业产业里也都会找项目、找投报。这个钱出去了以后，一般私募基金三年、五年要把本钱回收，要赚一个钱出来，总归有百分之十几的回报。政府的钱在里边，你有回报，我有回报。如果你赔光了，私人的钱、企业的钱把60亿都赔掉了，那我的20亿、30亿一起赔掉就赔掉，这也不是谁的责任，因为这里边有概率，项目不可能个个赢，但也不会个个输。总的基金的回报率一般在10%以上。五六年、六七年能翻一番回来。回来以后政府的钱可以滚动，政府每年有40亿或者50亿进去，然后五年以后，你前面出的40亿、50亿回来了，变成两个四五十亿。不断地这么滚动，要不了多少年，可能你的资金积累，变成了几百亿，带动着社会资金，可能会上千亿。这是个重要的机制改革，是国务院十八大以后很重大的一个改革，这项改革三中全会的措施里是有的。
大家注意最近报纸、国家文件，都对这个引导基金有一些批评，就说这两年引导基金推下来乱象出现。比如说政府不是作为引导基金，而是拿了国家的钱又开始办公司。你有几十亿出来，就变成十个八个企业，每个企业就是一批处长、科长出来，还有些是局长，出来就变成了这个基金的经理。然后由他再审批，那就是化公为私，又变成了政府的官办企业，有的地方甚至产生了几百个干部在管这些事。这是一个要批评的事。
引导基金用不着政府管，政府就在这里边弄几个会计师看财务，项目往哪边走，一年审一次，各个委办，有的是工业的，有的是农业的，这些委办应该把方针、把方向。但是日常管理是招聘GP团队来的，既然是招投标，假如这个城市里有两百个基金的GP团队，你就找里边干的好的20个，然后这20个团队搞的基金，这个基金放2亿，那个基金放2亿，10个团队就20亿下去了。所以应该是招社会的基金公司来管，这是一个概念。
基金团队来了以后，他跟你是1比3、1比4、1比5放大的。也就是说，这个团队能来做你的资金管理者，是因为他带了20亿，来要了你的5亿。不能是你的钱给他，他市场上去跟银行借了15亿放在里边，变成了一个合资公司、股份公司，这不行，这就是名股实债。所以GP团队找市场上的LP，股权投资者是货真价实的，政府的钱是放在这个货真价实的私募基金里边入伙。你连这个都不选择好，说明你招投标里出毛病了，这也是一种问题。
投资的项目，怎么确定？怎么清退？怎么退出？大家因为不大熟悉这个，搞到后来就变成政府官办搞一批公司。所以财政部和发改委最近批评一些私募基金、引导基金的事情，主要是在批这个。但是从工作方向上，这是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表现，有助于反腐败，有助于转变财政和政府资金使用的职能，有助于使我们的投资基金更市场化地优化配置，有助于使财政资金投资三年、五年有回报，看得见、摸得着，有助于把政府的资金杠杆化，1比2、1比3、1比4，这就是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所以这件事也是应该把握好的，有关委办之间要把这个事情平衡好。
八、关于政府投融资平台的问题。
我们各个省、各个城市都会有一些投融资的平台公司，这个平台公司大家注意。平台公司的资本金怎么注入？政府应该有明确的规范，不能一毛不拔，不给平台公司钱，他就变成了负债公司，负债多了就是政府的债务。所以你不能掩耳盗铃，不给他钱，又说这是市场化企业，然后政府和他无关，那是无济于事的。
所以大体上，政府对这样的，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起着至关重要的平台公司，第一个方面，政府不能搞得太多，一般一个直辖市的地方搞一个到三个就够了，副省级的省会城市或者单列市，搞一两个就够了。到了地市级的城市，一般只要搞一个，这一个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就够了，不要多。到了区县一级也许也需要，但一个地方就搞一个，千万别搞多，搞多了泥沙俱下，最后一片糊涂账，就搞一个是可以的，国家也是允许的。
第二个方面，平台的资本金来源，除了财政一次性的开办费也好，什么也好，拨一个款以外，给他了土地、实物资产、资源划拨一块，还有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金注入一块等等。在重庆，我以前是叫五个注入，税费注入一块，土地资本注入一块，财政经费注入一块，国有资产，其他闲置的资产或有效的资产注入一块，等等。
第三个方面，要像保护生命一样维护平台的信用，因为它是你的投融资平台，跟银行、大公司在一起要借钱，要有信用。信用主要是讲“三个不”。平台公司不为任何企业做担保，平台公司的全部信用只为政府的基础设施、重大投资去融资，不可以为其他国有企业或者要破产的企业做担保，一担保，功能异化，马上就一起捆绑，所以平台公司绝不为别的公司做担保。平台公司里有些是政府补助性的项目，公共服务项目的资金，专款专用，不可以拿这个资金去跟融资平台中的信用做担保，一到里边，账要分开。平台公司任何时候都应该把负债率控制在50%以内，也就是说，平台公司是要融资的，所以你叫他20%-30%的负债率也没有道理，但是绝对不要让平台公司有70%-80%的负债，就是在50%-60%以内的范围，始终让他有弹性。
第四个方面，平台公司的现金流。可能他投资的项目时间长，现金流一下子回不来，政府始终要维护平台公司的现金流、长期债务、短期债务，有的是长期债券，有的是两三年的债券，有的是短期贷款，也就是他的现金流回款要平衡，绝不能让现金流断裂，就是现金流的平衡，资产的负债率。再有就是融资担保方面的事情。
我讲这些话都是讲政府平台的信用要维护，维护他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政府可以融资，关键时候出手就可以解决一些事。另外，平台公司承担政府基础设施的一些重要项目，一旦中央政府有置换债，平台公司借的钱里边如果有信托的钱，有利息较高的钱，7%-8%的贷款利息，或者9%-10%的信托利息，有置换债第一时间先把它置换了。这不是营私舞弊，平台公司就是国家利益，就是你这个地方政府的利益，首先要把这个置换掉。中央政府的置换债一般是3%-4%的利息，另外有企业的，叫发展的贷款，专项的项目贷，这个项目贷是2%左右的利息，10年期。所以你借他100亿，比正常的银行贷款降低了3到4个点，100亿就是三到四亿，10年可是三四十亿成本的下降，所以这种平台公司就是承载国家优惠政策的第一载体，理直气壮的，这个国有企业是为全民、全社会公共服务的企业，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平台是要维护的。但平台不要搞乱，不要搞多，搞到多了以后，变成各种各样安排干部的场所，然后七大姑八大姨都在里边拿高工资，事情都不干，债务一大堆，互相担保，搞到后来就乱掉了。这些事都要防范。
九、关于政府土地储备平衡资金的问题。
我们国家的土地，城市的土地都是国有的，农村的土地都是集体的，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我们国家跟世界各国私有化是不同的，土地的确有价值，还有一个区别，因为城市在发展，从原始积累中，大量城市的土地是处在基础设施还未开发的阶段生成的。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先搞基础设施土地才会升值。一个城市一平方公里的基础设施至少投入15个亿，如果一个100平方公里的城市投入到地底下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没有任何楼堂馆所，桥梁隧道或下水道，各种各样的，1500亿。还没发展起来，财政又没那么多钱，当然要负债。这个负债靠什么平衡？如果靠税收平衡，50年后城市发展了再平衡，那你的债务就有危机了，所以土地财政就是当下各地政府的一个选择。
但是如果地方政府选择土地财政，唯利是图地把地价越炒越高，以为炒高了地价城市发展就有钱了，那是短视的。地价要平稳，地价低房价才会低。大体上，房价走势的确应该根据GDP的增长率，老百姓收入的增长率。只要GDP翻一番，老百姓收入翻一番，地价每亩地的价格也翻一番，这是合理的。十年前如果用七到八年的家庭收入买套房，同步地增长，十年后还是七到八年，哪怕房价翻了一番，地价翻了一番，但你的收入也翻了一番。这个意思是，土地财政是要控制稳定合理的地价。但是在合理稳定地价的前提下，土地每五年、每十年的确地价会翻一番，如果你控制得不好，可能三年、五年就翻一番，甚至翻两番，地王现象不断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手中的确要储备一些地。比如南通，现在城市就是处在两百平方公里左右的建成区，我讲的不算农村，也不算郊区县城，就讲核心城市。如果以后是一个五百万人的城市，就有五百多平方公里。未来的十几年，要发展的这两百平方公里，现在是农田，可能以后你把它征了，这就可以作为土地储备，要储备起来。如果你明年要用的地今年征，然后明年征的地后年就用，这不叫土地储备，这叫及时套现，及时征、及时用。土地储备总是为三五年、十几年以后要用的地进行的储备。
土地储备的基本原理有这么几条。
第一，一步到位，把十年甚至二十年可能要用的地储备了。储备有三种，一种是征地动迁到手的地；第二种是征地动迁，并且把七通一平搞好，随时可以开卖的地；第三种，既不七通一平，也不征地动迁，但我对这个地方的规划进行冻结，红线冻结、建筑冻结，也就是说，今后几年要用的地，不能再不断地有零星的户口、企业、建筑，这也是一种叫规划性的红线冻结，就是一下子把今后要用的两百平方公里，我认为最有价值的地冻结一百平方公里，政府规划可以做这个事，这就叫做一次冻结，一次性的、长远的储备。还要分批使用，不能这任市长一储备，三年里就把储备的用掉了、卖掉了。一般储备的地，长远一点要有20年的眼光。就是你储备了一万亩地，每年就是用5%，每年用200亩地或者500亩地，反正就是百分之几，20年来用，叫做一步到位、分期使用。
第二，储备的地不是全部用来唯利是图，搞商品房批租的。政府储备的地大体上50%用于政府在今后若干年要搞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学校、医院等等，也就是政府自己要用的地，这个地应该是低成本的，拿你自己储备地来用。但你也不能把储备地全部用于公共服务，也就是一半用于公共服务，还有一半大体上用在商品房、写字楼、土地批租，中央商务区、住宅区的批租，也就是市场化的批租。
第三，储备的地要征地动迁，要七通一平，要生地变成熟地以后才能卖。最怕的是，政府画了一个圈，然后征地也没征，包括有些危旧房的所在地，政府没钱，既不征地也不改造，也不拆迁，然后就跟老板说，你出钱，你去征地，你去改造，然后大家算账。实际上是算不出的，这种账算到最后要么就是贪污腐败、灰色交易，要么就是让老板吃亏，把这个老板害死，钉子户都在里边，最后成本巨大地提高，老板十年动不了，资金压在里边，最后铩羽而归。更多的是老板跟政府熟人勾结，结果动迁的时候就违反了政策，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
所以合理的做法，一定是储备地上，政府把土地的一级开发，也就是征地动迁、七通一平搞好。搞好的这批钱从哪里来？储备地是可以抵押的，以前跟银行抵押可以拿贷款，现在也可以发土地储备债券，中央专门开了这个口。这个钱大家记住，土地储备的贷款或者债券只能用来生地变熟地，把储备地变成可开发的使用地的用途。不能把土地储备的钱去搞城市发展，去搞财政的各种投资，结果储备地本身一分钱没进去，也没开发，一直也无法卖，那就变成了庞氏骗局。你这1万亩的储备地去贷了20个亿，等到要还的时候，又去拿2万亩，再去贷40亿、50亿，新账还老账，这个就变庞氏骗局了。所以储备地的公司，寄托着政府的庞大信用和资源，他第一波的信用是拿来融资，拿来开发土地的，搞一级开发的，然后一级土地开发了以后，土地局去批租土地。
土地批租了以后，一级开发可能花掉了100亿，但这100亿产生的土地批租，你可能卖了300亿。300亿里边，100亿还老板，200亿拿来就是财政收入，政府用于基础设施，拨款投资。所以它有两个循环，一个循环是土地储备地的一级开发。另一个循环是产生的收益用于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财政性资金补充。
第四，储备地可能有10万亩、20万亩，对应的一个资金量，可能增收500亿。不能像一个大锅子，里边放着500亿，让储备公司对应着各种基础设施、公共设施项目，最后一批糊涂账对着一批糊涂账，也不可以的。你的储备地大体上，这里边的10万亩，这5,000亩对着一批200公里、100公里的地铁项目，那3000亩对应了或者什么大桥，像你们的沪通大桥150亿，这150亿，如果你们要出100亿，或者出多少，应该多少亩地跟它对应。包括PPP的时候，这个PPP公司如果需要资源配置，这个土地的2,000亩配给这个PPP。也就是说，一个大口袋里分了很多小口袋，小口袋基本上都要有责任制。当然，这里边出现的多了少了，只要财务是公开的、公平的，没有人营私舞弊的，调整都是没有关系的，这不叫国有资本流失或财政的失误，但口袋管理这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土地储备很重要。我2001年到重庆，2002年就认为，当时的重庆是300多万人、400万人不到，300平方公里，我就认为重庆以后应该是个1,000平方公里、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不是讲8万平方公里的1,000万人，而是讲中心城市就该有1,000多万人、1,000平方公里。至于万州涪陵都属于城市群里的其他城市。这就多了有700平方公里。700平方公里不能全部去储备，区县的其他地方都不能活了，至少划一半，就是350平方公里，那就是50万亩地。50万亩地每年就使用5%，2万多亩，十几年下来用掉了30万亩，还有20万亩。这30万亩，重庆这些年各种平台公司搞基础设施重建，政府花掉了一万几千亿。重庆政府是不是债务平台很重？我们的高速公路一公里都要1亿多，因为每100公里高速路，其中60到70公里不是架桥就是打洞，像造那个70公里的桥梁和隧道，这个成本就比上海、江苏的成本都要高。我们各种投资公司，基础设施花掉1万多亿，但现在财政部和省级记账的政府债务余额重庆是3,000亿，那就差不多有1万亿平衡掉了。1万亿平衡掉，就是我们那近30万亩的地，有十几万亩是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划拨用掉的，真正市场化的商品房就是15万亩，一亩地总有六七百万的基本利润，那十几万亩，差不多就是九千亿、一万亿平衡掉，这就是一个平衡，否则的话就是高额负债。反过来，在施工过程中有个高额的现金流，这个现金流就是每年上千亿在里边转。因为你这个平台有土地储备，有信用。没信用，你这个储备就变成了政府债务，就是一个赖账的系统，坏账的系统。所以这方面，重庆政府的债务率，也就是财政收入的总账，分子是债务的余额，区县加市级政府的全部债务余额，我们是70%，总的来说安全，财政部要求是在100%以内。所以这个储备绝对起着关键作用。
储备还有一个作用，因为你有储备在手，可以控制地价。土地供应是房价的杀手锏，土地如果楼面地价一万，房价一定两万、三万。所以一般来说，政府不推高地价，但地价明明该五千，政府却卖成三千，那你搞利益输送也是不可以的。所以政府行为是跟着市场走，市场到多少，政府的地价到多少，但政府绝不推高地价。有土地储备以后就能实现这个功能。
一般来说，如果现在的房价是在两万块，那么楼面地价应该是房价的三分之一，就是六千六。那你在拍卖土地的时候，如果土地供应少了，房产商要的多了，你看着地价到了八千、九千、一万，你有储备地在手里，你再放几块地同时推，那价格一定就下来了。如果你明明有地，可以推五百亩，你只放三百亩，那你就是希望地价往上走，地王现象出来。看起来一时收入高了，但收入高了以后老百姓不愉快，企业成本也会高，最后把投资环境破坏了，长远的经济就上不去了，就是这个意思。我自己觉得，重庆现在的房价合理，基本上六七年、七八年买套房。重庆老百姓的收入并不算高，但最近的七八年，重庆商业零售始终是全国增长率第一。商业零售，吃喝拉撒，所有的即期消费，也不是全中国的人都跑到重庆来旅游，但商业零售总是比较高。我就认为，他们房地产上的负债比较低，所以就有更多的一些钱即期消费，和这个是有关系的。
这是讲土地储备在平衡地价上也是可以调控的一个杀手锏。最怕的是，政府手中根本没土地，土地都储备在房地产商手里。他五年、十年不开发，政府也不去把土地给收回，最后房价炒高了，地价炒高了，他把土地一转让，拖着绳子就走。比如说万达，他在全国搞文化娱乐，大家认为，他搞房地产，纯粹地按市场价格走，拍卖，一搞文化娱乐，大家会用文化娱乐的思想来给土地，房地产的土地如果本来一千万一亩，可能文化娱乐的项目就变一百万一亩，还给他很多的地。他拿下来以后，真的要开发都是几百万的，也是要花很大本钱的，他最近突然想着要清资产，就把几十个文化项目卖掉，这些文化项目都是市中心比较热闹的，各个地方给他的几百亩的文化项目土地。从这个价值来说，六百多亿的几十个项目，算土地账肯定划得来。所以孙宏斌买它也不差、也不赔、也不傻。但万达这么一卖掉以后，本来文化项目占了这些地，至少再拿2000亿投，现在他不投了，要投孙宏斌去投，他就来进行管理，就变成了轻资产。现在一个几千亿的公司，国内几乎没多少资本、没多少资产了，就变成输出管理了，真正几千亿的资本都在国外。
从这个意义上，关于土地储备，让一个公司储备几十、几百、几千平方公里土地合理不合理？政府是可以这么储的，但政府绝不要卖一个城市的地，让几个房产商储备掉。这是关于政府自身投融资的几件事，把这些事做好了，基本上状况就会比较好。
十、关于政府孵化器平台平衡资金的问题。
怎么让孵化器平台的土地资源、房产资源有效地变成税收发展起来？很重要的不是政府要出钱，而是政府要制定一个好的办法，同样能够化呆资、呆账变成有效收入、有效成果。就是科研成果产业化。从无到有，就是发明了某个专利，原理性的发明是零到一，把这个发明了的原理专利形成产业化的平台，是一到一百，把这个一百变成一百万，那是个工厂生产线的问题。这三个是不同的事情。
零到一的发明创造绝不要到政府办的孵化器里，别以为搞一些楼堂馆所、孵化器就能发明创造，专家学者就该在实验室，该在大学系里边，该在研究所里边，他的生存环境就是专门用来搞发明的。然后政府要给他资金，种子基金、天使基金，或者财政性的补助，研发的投入，你就给他们。
零到一出来了以后，这些科研人员没有能力产业化。人的脑子，能发明的人，他发明的细胞活跃，市场化的情商往往是呆头呆脑的。这个时候，孵化器里的一批公司，基本上是不搞发明的人。硅谷最重要的机理，他的所有孵化器里的企业，95%以上都是自己没有发明专利，但他把美国的大学，不管是斯坦福，卡内基梅隆，或者麻省理工，那里边的教授、专家、学者发明的，比如说一万个单子，他拿过来，他们自己去招标，自己签合同。拿了人家的专利，到你的平台里就可以动脑筋来搞一些生产线，搞一些转化的机理。一旦成功，这个专利的好处三分之一是政府的，是投资者的，三分之一是学校发明者的，三分之一是转化者的，也就是说，一到一百转化的平台是在孵化器里。然后转化的人搞出名堂来了，上市公司收购，或者自己去上市，或者私募基金有比较大的资金投入，这个时候就到开发区里边去，就是一百到一百万。
江苏有五百个孵化器，每个孵化器里一百个公司的话就是五万个。那五万个如果都是在想发明，那就得喝西北风去。就应该把你们180个大学的教授们发明的专利，甚至是清华北大的专利，政府协商好，不要去简单地把这个专利写成70%-80%的好处给专利获得者。哪怕你百分之百给他，他一辈子都变不成钱，变不成经济现象、产品，那他百分之百还是零。所以其实不能百分之百，比如有三分之一归转化者，还有三分之二归学校，学校可以把里边的一半给发明者，还有一半学校拿来，再投入于新的发明科研的资金。
从这个意思讲，南通在搞三港三城三基地，三城中有一个是创新孵化的城，不管怎么说，最重要的是让没有发明能力或者还没发明什么，但是想创造什么产业的，产品的人，你们政府去把各种大专院校的专利、成果跟他们见面，让他们能够有这个转化。一旦成功就给他们无偿获得三分之一的专利权。把这个机制搞起来，再把私募基金，政府引导基金或者风投基金跟他配对，那种子基金配在零到一上面，风投基金配在一到一百上面，PE的私募基金配在一百到一百万上，然后上市公司都把机制放在一起，这样你们就可能把这个事情做活。如果真的能够有一万个这样的创业者跑到南通来，那你们肯定活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概念最终要和这个逻辑匹配，否则创新创业也无法做得好。
这是我讲的第二段，就是政府方面怎么能让自己的投入产出、融资各方面能平衡。
十一、关于社会的投融资问题。
我归纳一下，地方政府要遵守好“十个不”。遵守了“十个不”，这个地方的投融资环境就不会差。如果不遵守，出了问题会有很大的麻烦。
第一，现在社会上的投资咨询公司，基本的别批。因为这个投资咨询公司全国不下几十万个。深圳的前海金融试验区，投资咨询公司批了七千个。重庆2012年到2013年这一年里边，一下子冒了三千多个，整个重庆过去十年，有六七千个。各个省都是这样。投资咨询公司99%是骗子，是没意义的。如果是有识之士有智慧的人千万别再用投资咨询公司的名义来注册，再注册等于你自己是个好人，套上个麻风病人的外壳来看毛病，那何必呢？
我在重庆时发现河南洛阳下边一个县，县下边一个乡，一个乡里来了一百多个农民，在重庆每个人注册了两三个，一共注册了几百个投资咨询公司，每个区里都去注册。注册完了以后，就在银行边上去骗钱，老百姓也会上当，一看他在银行旁边，以为是银行的便民服务，他只要骗到几万块钱，就把店一关走掉了。然后他另外一个牌子又来换一下。这样的公司现在好像到处都有。如果工商局以为这样的公司注册多了，每年工商登记注册的公司增加了20%，那你上当了。经济下行，怎么可能公司增长这么多。关闭得多，减少了一大批，增减相抵，增加个百分之几就正常。百分之几十的增加，全是这种垃圾公司在增加，毫无用处，还害你。
第二，不要搞P2P的互联网金融。别相信互联网金融这一类的，互联网是最适合于金融搞结算的。各种各样的银行结算、清算、信托，是互联网的长项。但是互联网的公司，如果说要搞贷款，P2P是个贷款，如果要搞投资、众筹是个投资，要搞理财、保险，说是互联网式的保险，都是不行的。因为这些只不过就是传统的贷款、投资、保险，理财公司只是用了互联网的工具，但这个互联网信息不透明， 99% 的P2P都是要倒闭的。
现在国内六七千个P2P，有一半坏账关闭，而且等着几千亿的钱在赔，还有一半死去基本上不动。所以如果谁说我干的P2P一定会赢，政府如果信他，那就在信一个概率极小的事件，你不能完全说他不行，也许他没出事。但只要是他们展开做事，就一定出毛病。所以这件事，这不是招商引资，是自己招麻烦，应该禁掉。其实国家已经在禁了，很多负面清单让他不能做。
第三，文化产品的交易所要当心。文化产品要么是拍卖，要么是实物，反正是一对一的，愿买愿卖。哪怕被骗了，假的当成真的，花了钱，那也是个别的。如果变成交易所，交易所是什么？一是标准化切碎。一张邮票切成几百份，一张邮票如果值五百块，卖给了五十个人，一个人出了十块，大家一切碎，碎片化就看不见邮票了，价格倒暴涨，这叫炒股。二是高杠杆。本来实打实的，有十块钱买十块，有一万买一万，他一根杠杆连起来拿了一万，可以变成二十倍，变成二十万。实际上这个碎片化、高杠杆，大家就容易糊里糊涂地套进去。他说很规范，听都不要听，别信这个东西。哪怕现在不出事，过几天也出事，只是还没轮到你而已，都是庞氏骗局。天津的文化交易所出了很多事，其他地方也都有。当官的、掌握这些权力的人听到这些，别脑子一热，想着开放，招商引资别的招不来，这个东西来了很高兴，别上当。
第四，要防范乱集资现象。社会上如果有乱集资，也就是老百姓眼中的钱庄、高利贷，这个不要工商局批，但老百姓信。这个要举报，举报一个，可以奖励比如一万块。高利贷公司在骗你的时候，可能要你出两万块、三万块，给你一万块的好处。现在举报了就送你一万，奖励你一万。如果政府真拿出一百万，别舍不得，一百万就相当于一百个案子，一个案子十个亿，那就是一千亿，一个案子一个亿，就是一百亿。这个事政府要防范，靠举报，就是要深入到群众里边，让大家举报。
第五，不要搞形股实债的PE和PPP。刚才说的PPP也好，私募基金也好，场面上是股权，实际上是银行贷款，或者是抽屉协议，杠杆贷款的协议等等。大家有时候用许多好听的名字，叫奖惩基金，其实全是杠杆贷款的变相名词。
第六，政府的宏观管理上，绝对不要让自己的各种投资，全社会投资超过GDP。这个意思是，你的GDP如果是六千亿，你的投资一年不要六千亿，要控制在六千亿以内。长远来说要有这个控制。你们现在很好，今天我帮你们算了个账，你们大概在60%，江苏整个负债率在全国平均值中还是比较好的，这么大的省，控制得还可以，60%不到。我讲这个，就是某个县、某个乡，某个局部，都绝对不要超过100%的投资率，这也是一个概念。
第七，政府的债务率不要超过80%，这是全国的平均值。国家的红线是不要超过100%，一般优秀一点的地方不要超过80%，在80%以内放开一点都可以。
第八，银行的不良资产，各种小贷公司的不良资产，或者信托公司的不良资产，都要控制在全国的平均值以内。全国有个平均值，比如现在全国的银行不良贷款在1.8%，那你这个地方不要超过全国平均值，这应该是大家追求的一个目标。
第九，不要让一个企业对上好几种金融工具，金融品种不要叠加。地方上各种实体经济对金融单位，各种金融单位很多 62 42711 62 26518 0 0 7583 0 0:00:05 0:00:03 0:00:02 7593，有银行，有租赁，有信托，有小贷，有债券，有中票，有各种各样的抵押公司、财务公司，这个融资都可以，不是说金融工具、金融杠杆、金融品种有的就不可以，都是可以的。既然存在，都有合理的生存价值。但是绝对不要让政府的企业、国有的企业或者民间的企业，一个企业去对上五六个品种，或者你这个贷款，银行没有直接借给你，银行借给了信托，信托转借给你，或者信托甚至还转给了小贷公司，最后给你。也就是说，如果你的金融工具串联在一起，叠加在一起，跟你再融资，要停，应该单独地点对点、面对面，不要叠加。
第十，要当心负债中有各种金融机构资金的企业。如果政府看到一个房产公司，或者一个企业，如果负债率是70%、80%、90%，负债当中有一半以上是非银行贷款，七八个品种租赁的、集资的、小贷公司的、信托公司的，杂七杂八的很多家，乱七八糟高利息的品种，这个企业一定有生存危机。你要么帮他治理，要么把他毙了，总之不要跟他粘得太多，你粘上，就是去帮他整顿。如果你还去跟他融资，或者国有企业，或者金融单位还在跟他联手，好像他的信用很好，你就糊涂了。所以对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叠加在一起，串联起来跟你要融资的要当心。对一个企业借了各种各样金融工具的资金，一个账户上几十个，一个企业有几十个资金账户，或者50%、60%以上都是各种各样高利息的资金来源，这种企业基本上病入膏肓，要当心。
黃敧舤3万字报告被删 释放什么信号
黃敧舤7月11日在江苏南通做了一场报告，长达三个小时，内容在8月3日前曝光后在网络上疯传，但后来因“内容违规”在中国各大网站遭全部封杀，引起外界猜测。
当日，江苏南通市委专题学习会，正在调研的黃敧舤受邀作了上述报告。在这一长达3.3万字的报告中，黃敧舤讲到了中国供给侧改革、实体经济、直接融资、资本市场建设、去杠杆、招商引资等11个领域。
讲到资产负债率，黃敧舤在报告中称，中国企业不管民营还是国有，负债率都很高，资本金很小，号称有8,000亿总资产的恒大差不多有7,000多亿债务，净资本1,000亿都不到。万达也如此。
黃敧舤还提到万达卖资产，“大家认为，它（万达）搞房地产，纯粹地按市场价格走，拍卖；一搞文化娱乐，大家会用文化娱乐的思想来给土地，房地产的土地如果本来1,000万一亩，可能文化娱乐的项目就变100万一亩，还给他很多的地……这些文化项目都是市中心比较热闹的……从这个价值来说，孙宏斌买它也不差、也不赔、也不傻。”
黃敧舤也谈及中国股市。黃敧舤说，中国股市的要害是一直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垃圾股企业退市机制。
南通官方的评价是，“对中国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特点，新常态下投融资改革的重点、路径、举措等作了系统讲解”。
黃敧舤也在报告中还提到郭台铭的项目，称当初郭提议搞一个世代线，400多亿，重庆出钱，郭三年内回购，加8%利息。但由于没有股权担保，他犹豫了一个月把郭回掉了。
最让外界印象深刻的是，黃敧舤在报告中大讲重庆的招商等多个方面的“经验”。相对于别的城市的泡沫，黄还认为重庆的房价目前“合理”。
稥港《经济日报》的文章称，由于是内部报告，黃敧舤讲得就比较放，说是讲经济大势，但真正出彩的，是讲招商引资。而出彩中的彩头，则是讲他在重庆怎么干的，怎么把重庆弄成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成为大外资云集的地方。
但文章称，现在流出这份万言书，遭遇着两个敏感时刻。第一个是黃敧舤的搭档甚至重庆两个字都敏感。黃敧舤在重庆16年，两个搭档或他的直接领导──薄**和孙**都被抓起来了。
另一个敏感点是题目。黃敧舤讲的招商引资，是中国当今最热的财经问题之一，黄氏的建言与习、李的主张，是“曲言顶撞还是丝丝入扣”，就很难说了。
黃敧舤南通报告被封杀一天后，大陆《中国经营报》8月5日以“贾跃亭重庆往事：一系列蹊跷公司，家族获益匪浅”为题，详细披露了曾强、鑫根资本、乐视及贾跃亭在重庆的迅速扩张之路，让人感到里面有玄机。
报导提到，2015年9月28日，重庆市政府、乐视与鑫根资本三方签订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乐视将在重庆投资建设产业基地。在签约仪式上，时任重庆市长的黃敧舤也欣喜地表示，重庆与乐视在很短时间内签订合作协议是因为“双方谈得来”，并称要大力支持乐视在重庆的发展。
文章还称，乐视及贾跃亭从2010年至2016年底在重庆以“投资”为名获得了地方政府给予的小贷牌照、商业保理公司和江北嘴的大片土地，真是收获满满。
文章最后还质疑，云山雾绕的重庆，给了曾强和贾跃亭极佳感受后，也给两人在资本市场带来了亢奋的愉悦。然而，短暂的愉悦之后，“左贾右曾”留给重庆的后患能化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