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修产业是如何在印度“现代化”的？
不容错过的关注！点击上方蓝字“思想起”
点击右上图标分享到：QQ空间 | 朋友圈
为何印度中产痴迷“上师”灵修？今天的灵修又和过去的宗教仪式有何不同？
印度宗教组织“真神之家”的头目“上师”古尔米特·拉姆·拉希姆·辛格（Gurmeet Ram Rahim Singh）日前被印度法院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在法院宣判辛格强奸罪成立，尚未宣判入狱时间之时，辛格的信众组织集会示威抗议，引发大规模骚乱，导致 30 余人丧生，多个地区进入宵禁状态。成为近些年来由这一类“上师”信徒所引发的最激烈冲突之一。
为什么一名“上师”能有这般影响？印度人迷信“上师”的风潮，又是否只是传统宗教的延续，这些风潮又和现代印度的社会文化有何关联？界面文化（微信公众号ID：Booksandfun）就此问题专访了研究印度社会宗教文化多年的社科院吴晓黎副研究员，以下是访谈内容。
“上师”古尔米特·拉姆·拉希姆·辛格
界面文化：这次“上师”辛格的宣判在印度内外都引起了很多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辛格看上去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修道人，而是拍电影、录音乐、把自己打扮得像是一个明星，这样的“上师”在印度多吗？
吴晓黎：其实不多，但这个话题，我们得先从印度的上师制度讲起。印度是一个印度教徒占人口多数的国家。而上师制度在印度教传统中很重要。这其实跟印度教没有集中化的权威结构有关。印度教没有一个标准的范畴，里面有各种宗教流派，由代代相传的上师世系和经过了入门仪式的弟子构成，不同的上师世系，有自己特定的神学观念和仪式实践。其中，弟子可以脱离原有的派别自立门户，任何修行者或圣人一旦有了自己的信奉者、追随者、弟子，也都成为了上师。
而在现代印度流行的，更多是修行者自我成就的，以人格魅力自立门户的上师，可以叫做“克里斯玛”（chrisma）型上师。
这次被判刑的辛格，是“真神之家”（Dera Sacha Sauda）这个创立于 1948 年的教派团体的第 3 任教主。据说他 7 岁就正式加入了该教派，这都不出奇。但是他涉足音乐、电影，把自己往演艺明星上打造，这样的多重身份和风格，在作为修行者的上师中确实是非同寻常的，至少我目前还没听说过其他类似的例子。
界面文化：所以说，辛格不能归为常见的灵修“上师”，是吗？
吴晓黎：倒也不是。当代印度的上师，根据他们向潜在的信徒提供的各种各样的灵修选择，是可以大致归类的。比如虔信风格的神之化身信仰，比如传授瑜伽、呼吸术等身心技术，比如讲解《吠陀》知识、灵性哲学。虽然这些种类有交叉，但是根据每位上师所强调的重点，可以粗略地把他们分为“虔信派”、“技术派”和“知识派”。强调智性的知识派更具精英色彩，因而流行程度明显不如其他两派。这次这位教主把自己视为活着的神，他大致可以归类为虔信派的上师。
其实上师爆出丑闻也并非罕见。灵性领域在当代印度特别繁荣，也鱼龙混杂。比如追随者，由于与上师之间是一种崇拜者和被崇拜者关系，就存在着被剥削、被盘剥的可能；一些上师大量聚敛私人财富，或爆出性丑闻，甚至上师个人或者组织卷入谋杀案之类的事情也时有出现。上师身败名裂、受到法律制裁，都不算罕见。但像这次这样引发大规模骚乱，还是非常少见的。
界面文化：这次新闻让人们以非常猎奇的视角看到了印度的上师文化，但一般印度人生活中的上师-信徒关系是什么样的？
吴晓黎：我田野调查中遇到的例子也许可以反映一些一般情况。2005 到 2006 年前后，我在南印度的喀拉拉邦做博士论文田野调查，那时候参加过小镇上一个叫做“生活的艺术”的课程。这是一位特别有名的上师创办的组织，上师叫做斯里·斯里·拉维·商卡尔（Sri Sri Ravi Shankar），他可以说是印度最流行的技术派上师，他的品牌产品，是一种呼吸技术。
“技术派”上师斯里·斯里·拉维·商卡尔
传统上的上师-弟子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个人关系。但是，上师与更广大的追随者之间是另一种关系。跟虔信派上师相比，技术派上师提供的产品更加单纯实用一些，“生活的艺术”是通过收费课程推广的。当然，这里仍然会有一种宗教性的氛围和态度。比如在“生活的艺术”中心的教室里，情况是这样的：墙边摆着商卡尔的彩色大照片，总有学员来挂上茉莉花串，带来水果点心供在像前，大多数人进来时先到像前合掌礼拜，还有人进来后和离开之前都跪拜。在我的经验观察中，不是所有参加了课程的学员都成为商卡尔的追随者，但也有少数人发展出对上师本人的热爱和崇拜，可以把他们称为信奉者追随者
“生活的艺术”课程特别强调“科学”。比如在他的基础课程里面，核心内容不是宗教宣讲，而是呼吸技术，就是教你用不同节奏呼吸，辅以不同的身体姿态。其他内容 42 28203 42 11877 0 0 2783 0 0:00:10 0:00:04 0:00:06 2784主要关于生活态度，是价值教育。比如在宣讲中，老师会一次次提出一些问题，包括说你期待的生活是什么？有什么会困扰你？你期待在这个课程中获得什么？你对什么负责任？对什么不负责任？你什么时候来到这个星球？你准备呆多久？你在哪里？你是什么？你是谁？等等。
所以相比以前的宗教修炼，这样的灵修是很不同的。其实印度传统中强调弃世苦修。各种修行的形式，都具有很强的延续性。但到了当代，在家修行的人数暴涨，与之相表里的，就是上师这种形式的勃兴。这跟大众传播媒介的革新和极大繁荣有关,，也跟中产阶级的兴起和需要有关。
界面文化：这些追寻上师的中产阶级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何会追寻上师和灵性？
吴晓黎：这个可以先从我看到的小镇上的学习中心谈起。到商卡尔上师的中心的人，基本上可以说来自乡镇中产家庭。“中产阶级”在印度通常包括专业人士、公务员、白领和商人等等职业。比如在中心的修习者，就有不少教师、银行职员、政府雇员，其次是中产阶层的家庭主妇等等。
人们参加修行的目的是很实用的——学习一门有益身心健康的技术。比如唱颂神歌（bhajan）——我在当地的朋友告诉我说从上师那里学习的呼吸技术和集体唱歌的练习对身体非常好，除了缓解压力，还可以治疗慢性病。
在喀拉拉，“压力”是谈话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在高度商业化、受教育者失业率居高不下、竞争激烈的喀拉拉乡镇，人们普遍会觉得生活充满压力。
《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
吴晓黎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传统的瑜伽，本来就关注调息，商卡尔的呼吸术因此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提取更新。他对他的呼吸技术的定位非常现代：更实用，更少宗教意味，更具有针对性，针对压力、紧张、焦虑，负面情绪。这些可以说都是典型的现代病。
像商卡尔这样的很多上师，其实是在印度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从 1990 年代后期蓬勃的上师文化，正好也是印度经济开始快速发展、中产阶级扩张的时期。这些变化伴随着什么呢？当然就是蔓延更广的“现代病”。
界面文化：既然今天的印度上师强调医治“现代病”，那么他们和 1960、70 年代欧美追求灵性、修炼瑜伽的反主流文化浪潮有什么关联呢？
吴晓黎：在印度，这个传统一方面是延续性的，属于主流文化，另一方面，“灵性”本身也经过了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印度民族主义者的重新阐释，这个阐释参照了西方的东方学家的话语和观点。欧洲人认为西方是理性的，东方是灵性的，印度民族主义为了对抗西方，也借用这套话语，把自己包装成“灵性”传统的继承者。反过来，欧美 1960、70 年代的灵性、瑜伽热潮，对西方而言则是用东方的灵性来反拨西方自己的物质主义，是针对西方主流文化的一个反文化。
界面文化：相比中产，这次出事的辛格的信徒很多是中下层阶级，我们可以怎么理解这些人的灵修需要？
吴晓黎：辛格不属于技术派，而是虔信派，这一传统属于有神信仰。神人（God man）信仰从来具有最广泛的受众面。辛格崛起于印度西北部地区，这里具有高比例的达利特，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贱民人群。辛格又出身中下层的贾特人（Jat）群体，这些特质可以帮助他去吸引中下层，至于具体如何在这些地方吸引信众，原因恐怕得去具体研究它的宣教方式、组织扩展形式。我的初步感觉是：这位教主的宣传形式融合了多种信仰的特质。比如“真神之家”的前后三位上师，都出自锡克教背景，信徒主要是印度教徒，聚会中又会摆出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基督教等等多种宗教的象征，这一方面是符合领袖组织打破宗教分界的特点，另一方面印度本身也有这种打破宗教分界的历史传统，比如锡克教在创教之初就结合了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特质。这些特点都可能成为辛格对边缘的达利特、下层阶级的吸引力。
辛格的信众挑起暴力事件。
界面文化：放到更大的背景下，这些印度灵修上师和印度的政治环境是什么关系？
吴晓黎：关于灵修上师和政治的关系，这么说吧：从 19 世纪“孟加拉文艺复兴”的宗教领袖辨喜（Swami Vivekananda）开始，印度的灵性领域就确立了自己在印度现代社会的正面价值：要复兴印度文化价值和身份认同，去服务和改善社会。这是印度的政要、名流经常要出席灵修领袖的庆典仪式，以示尊敬和支持的背景。灵性领域在确立印度教自我文化政治方面的作用，在当代印度仍然有效，只是与 19 世纪相比，印度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印度从殖民地变成了独立的国家，在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已成为右翼的实体化的政治势力。当代一线流行的上师，一般都小心维护灵性领域与政治领域的边界。其实一般来说，灵修和宗教权威相对自治，倒是政党会试图借助前者的影响，而一些政党比另一些在意识形态上与他们更有亲和性。
对上师们来说，和政治之间的边界如何维护，是一门微妙的艺术。有消息说辛格曾经先后支持过国民大会党和印度人民党，如果消息是真的，那么像辛格这位教主，公开动员信众给更可能上台的政党投票，算是赤裸裸的政治投机，就像他的娱乐明星风格一样，恐怕也是前所未见的。我看到新闻报道分析说，他如此行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试图通过与掌权者结盟，把对他的强奸、谋杀案的指控压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