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蛙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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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号刚开学，“牛蛙战争”一词便大火，只因一篇6000多字的《牛蛙之殇》。这里的“牛蛙”指的是在上海靠着各方面优越条件考上上海四大民办小学的孩子，谐音“牛娃”。
撰写《牛蛙之殇》的退休教授也被网友戏称为“牛蛙外公”，这位老人家用犀利真切的笔触，讲述了外孙在“幼升小牛蛙战争”中的困兽之斗和最终意外败阵的遭遇，向众人展示了一场中国应试教育血淋淋的画面~
以下为《牛蛙之殇》正文——
我今年68岁。
在国家级研究所为祖国的科研事业奋斗了一辈子，也倔强了一辈子，素不服老!
但刚刚，在我6岁外孙身上，全家人一场耗费3年的“牛蛙战争”，以失败告终。
现在，我觉得不止我的脸上、心上，连这些文字的样子，都长满了苔藓与皱纹。
尤其当时从医院回来，看着才6岁大的外孙，仿佛天真的眼里也长满了褶皱的血丝。
他患上了抽动症，全名叫“小儿抽动秽语综合症”，是一种慢性神经精神障碍疾病，虽不严重，却很难治愈。这次去复查，孩子没有明显好转，依然不由自主地挑眉毛、眨眼、乱蹬腿。医生说只能从心理着手，开点药便让回了。
作为家长，我们在过去的教育中，总告诉他不要乱动，要乖乖的坐好写字、看书……现在他这样的抽动，岂不是潜意识里的反抗?
大概三年前，我的爱孙还是3岁的年龄，懵懂无知，被我，还有他的父母推向了“求知若渴”，开始备考上海四大民办小学的招生考试。
是的，提前三年。
只因在上海有个不成文的说法：小孩考上上海四大民办小学，是牛蛙，若没考上，是青蛙。为了备战“幼升小”，往往从3岁开始，就被家长打鸡血，以便赢得这场“牛蛙战争”。
这四大民办小学，就像上海滩时期的四大家族，处于金字塔顶端，是所有家庭挤破头的地方。
孩子的妈妈，我女儿，公务员干了十多年。希望外孙按照著名民办小学——著名民办初中——著名公立高中——清华北大交大复旦和海外常青藤的“牛蛙”式路线成长，也是她在孩子刚3岁时，便开始了“牛蛙模式”的计划，率先狠下心来让孩子放下口里的咿咿呀呀，而步入各种培训机构开始念起ABC。
孩子爸，我女婿，中学起就在国外生活读书，算个海归。关于孩子的教育，他没有我女儿那么激进，却也不怎么太管细节。起初他对“牛蛙模式”的教育心里存疑，但也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法和说服妻子的理由，所以也不置可否默许了这种“操作”。
我本人，之前在科学院研究院担任教授，退休后唯一一件工作就是陪外孙成长。因像我们这样家庭，第三代能否成才，决定着我们这一辈或者我女婿女儿这一辈，我们所奋斗来的社会地位与资源阶层，能否得到很好的传承。很不幸，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外孙的教育问题上，我选择站在女儿这一边。
我搞了一辈子研究，做了一辈子学术，我不迷恋权贵，也不迷恋钱财，但有一点是我所始终秉持不弃的，那就是家学。
我曾做过一个社会研究：在近百个中产家庭里，往上翻三代，虽然绝大部分都是农民，但却都是比较有文化积累与文化觉醒意识的农民，唯一的区别就是底子的薄厚而已。有句土话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虽然历史中也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壮语，但不幸的是，前者是注定，后者是宿命。
比如众所周知的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有极其深厚的家学背景：梁思成的父亲梁思超自不必说，林徽因的父亲曾在民国时期担任过政治部部长、北京国务院参事、司法总长等要职，还创办过学校。
就连现在很火的年轻人高晓松，都有一群搞科研、毕业清华的亲戚。
这就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传承总规律。
今年高考时，我看到北京的状元说了这样一段话：“如今中国农村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像我，属于中产阶级的孩子，而且还生在大城市，所以教育资源上享受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就决定了我能比农村孩子走很多捷径……”
我惊叹于这个学生睿智，在小小年龄就已经懂得了我用了半辈子才看穿的本质。我也恐惧与他的早熟，这种意识的萌发，预示着未来的两极分化已是大势所趋。
这就是我忍痛割爱，支持小外孙走上“牛蛙道路”的原因。我知道这样会让他丧失可爱，但我宁愿他失去可爱，变得可憎，但也不能让他长大后变的可贱。
这三年，我们整个家庭的精力都在这个小娃娃身上。我不知道他的小小脑袋能装多少东西，但他的每一天，都被我们特别是孩子她妈用各种跨年龄层的知识填满了。我女儿对孩子的每一天、每一周、每个月都设置着不同的考核，她将这叫KPI，她要求孩子记的第一个单词就是“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她说这是最行之有效的教育。
早在之前上幼儿园时，孩子他妈妈便主张让孩子去私立幼儿园，认为起码等到上小学时，孩子能有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好背景，更具竞争力。
而孩子爸的意思是希望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别给孩子太大压力，让他尽情地去学他喜欢的足球。等到初中在计较学校好坏。女儿一听就炸了，立马反驳道：“这是逃避，而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如果现在去一般的公立幼儿园和小学，小初升根本没有机会去好的学校!”
我知道她的担忧所在，因为在上海，从公立学校考上复旦这类名校的机会，基本都被垄断在几家重点高中里。而这些重点高中的名额，又基本被民办初中的孩子提前预定了。
有一天早上，外孙说他肚子痛，他妈知道这是他不想去培训班装病，便说：“那我带你去医院打针吧”，外孙立马说不疼了，快出发去上学吧。到了培训班，他妈妈走了，他给老师说肚子痛，并加了一句“老师别给我妈妈打电话，给我外公打。”
那天我带他在外面溜达了一圈，吃了冰棒，最后还带他回了班里。临走时他拉着我问：“外公，我什么时候才能玩啊?”
我说：“等你长到像外公这么大的时候。”
他天真的想象力似乎有了盼头，又问：“那到时候你就能陪我玩了?”
我笑了笑：“那时候外公就不在了。”
“那我一个人玩还有什么意思?”我没想到他会说这么一句，竟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就这样，我们剥夺了外孙几乎所有本该拥有童年的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女儿在不间断的在关注上海四大名校招生政策的变化。
据说考进去越来越难，每年的录取率低到5%。而除了孩子，学校对家长的考核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比如通过父母对体重的控制来看家庭的修养，通过父母的工作背景来看孩子未来的发展规划等。
说个可笑的：3个月前，女儿突然让我和孩子他爸开始严格控制体重，要不是前不久的新闻，我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女儿看着我的啤酒肚这么不顺眼。
从家长体重看家庭的自律能力!简直荒谬，愚昧!这和奴隶社会中奴隶主挑选奴隶的方法有什么不同?肚子大一点就证明这个家庭没有自律能力了?就算是，然后这个6岁的孩子未来就没有前途了?
我外孙在面试一所小学时竟然遇到这么一道题，这个题是什么呢——说说唐宋八大家都有谁?如果我在现场，我真想问问那个大概30岁左右的考官，敢问要不是因为出这道题，你能说出唐宋八大家都有谁吗?
听孩子他妈讲，那天孩子因为过度紧张，当着面试官直接就哭了，面试官还不屑一顾的问怎么还哭了?简直是个逼子!
这样稀奇古怪不着边际的面试题还很多，让我赶上一次，考官问崇明岛在上海的哪个位置，听说好多个孩子都回答的类似上面、中间，而我外孙回答的“发光”、在发光的地方”，虽然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发光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并不丢脸，丢脸的是出题的这帮变态!
受了这么多苦，讲了这么多理，牺牲了一个儿童最珍贵的三年，应该能得到一个该有的回报吧?
然而，很不幸，在最有希望上的学校的最后一轮面试时，孩子竟然出现不自主挤眉弄眼、耸肩等症状，其实他平时也有，但我们并没注意，学校说这是幼儿抽动症，虽冠冕堂皇说很多孩子都有这病，但最终还是很隐晦的以此拒绝了。
医生说这是由于长期压力导致的病症，而在这么小的小孩身上，多由于身边事物引起的心里紧张。我们那时没有心情解释，虽然都揪心孩子的健康，但更伤心失去了进入名校的机会。
孩子能读出我们脸上的失望，非常懂事的问：“我是不是让你们失望了?”
我们没有说话，我们确实有点怪他，但怪到最后都知道，这不是他的错。
最令孩子他妈崩溃的是，邻居家的孩子几乎和我们一起开始“牛蛙战争”的，他们家的孩子顺利进入了“四大家族”其中之一。我女儿当即提出找关系让孩子晚一年上学，等明年再考一次。
中国式攀比往往不来自阶级，而来自街坊邻居。我们家一直都要比他们家优越，这次反倒让他们压了一头，受到了嘲讽与看不起，这个气让我们难以下咽。
终于有一天，孩子他爸一反常态的叫他妈和我一起开会，还特地把孩子的爷爷奶奶从老家叫到了家里，5个人一起商讨一件大事——办投资移民，过两年让孩子她妈陪孩子去国外念书。
“我想我儿子已经受够了这种日子，我也受够了!连牛蛙都未见过，怎么变牛蛙!经过这三年，回头想想，每天都看着他都在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与幼儿园，我们用高计量、高添加的饲料催着他长大。这些年对于上海这些学校的德性我也算是领教了，既然孩子无法成为牛蛙，我们就让他做青蛙啊，我宁愿让他做童话里最丑的王子，也不想让他做餐厅里被点的最多的名菜。”女婿那天是以这样的话开场的，义愤填膺。
这个想法出乎意料，以至于当场我们其他4个人听完都呆了。后来听他陈述提到这个想法的原因才发现他已经偷摸着研究这事儿很久了，甚至还跑了几趟办移民的公司，归根结底他的立足点就一句话：教育规划要趁早。他举了他同事家孩子和他自己的经历为例，告诉我们越小移民、越小出国越好。因为这样能更为系统的获得国外的教育、培养和融入，让孩子获得最为健全的成长。女婿提到西方 “健全的教育体系”时抛出一个观点至今让我觉得意味深长，他说什么叫健全的教育?就是童年属于自己，中年也属于自己，老年还属于自己。
妈妈沉默良久，才说：“那就让孩子上个公办学校吧，明天让他休息一天，后天我再带他去其他学校试试……”
孩子他爸竟然当着我们3个家长对我女儿拍了一下桌子让她闭嘴，并说道：“公办学校也得有好的学区房，好一点的像房子一套都上千万!面积又小，即便孩子能上学，咱们一家人蜗居到那屁大一点的空间，你觉得孩子就能优秀?而且很多学区一年一个划法，一年一个政策，求得了一时也求不了一世!能力强的小学生可以去考民办初中，或公办初中的特色班，若不强呢，即使有对口初中的房产，也只能进入公办初中的平行班。”
“比如，上海中学，一本率接近100%，16年清北录取了55人，要知道清北在上海每年共录取200出头!这样病态的优质资源垄断与分配不均，你就不怕孩子也病态吗?所以，如果无法去好的学区上好的公立小学，咱们再忙什么都是瞎忙!他永远逃不出这个怪圈!“
我女儿沉默了，低下头委屈地哭了起来，自此她再没提面试公办学校一句话。
那场会开了2个多小时，女婿的据理力争说服了所有人，也让我心存惭愧：我一直强调家学，但唯独又违背了家学。
家学是用来营造环境，而不是环“竞”。童年之所以可贵，并非在这个时间学会最好的东西，而是让最好的东西能延长时间。家长的职责理应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去做三四月的事，等到八九月份自有答案。
在电影《一九四二》里，张国立饰演的老东家在逃难时给家仆说：“我知道怎么从穷人变成地主，等咱们到了陕西，十年之后我还是东家”。仆人听了很激动，立马回应道：“到时我还给您当长工。”
我一度以为这就是“阶级传承”，骨子里的东西是变不了的。但经过这三年对孩子的“牛蛙培养”，我忽然想到另一个故事。
李斯曾讲，粮仓里的老鼠不怕人，但茅厕里的老鼠怕人，所以出身并不重要，你究竟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和地位最重要。
现在回头看，过去这三年我们作为家长的混账之处，是做着把孩子从粮仓送向茅厕的愚蠢之举!
不过，虽然我现在想通了这个道理，但我还是过不了感情这一关。移民?岂不是我就很难在见到我心爱的外孙了?虽然我会极大概率的支持他们移民，但要与外孙分隔两地，这对我这个年龄来讲，是最大的打击。
为了打消我的顾虑，女婿带我去他咨询的移民机构当面做咨询，后来在凤凰卫视《中国新移民》看到了这家机构，还是美国投资移民的引入机构，老板姓丁，据说是美国EB-5第一人。
第一次谈完后，公司给我们出了两套针对我外孙的海外教育规划方案，分别针对美国和西班牙，前者是教育资源最好最雄厚的地方，而第二个则代表了整个欧洲，两个不同的方向。听女婿说，这家机构对教育蛮关注的，还资助过清华大学的一个国际学生中心，也是做海外教育规划比较早的。
相比于欧洲，我们更倾向美国，但是外孙还太小，必须家长陪读，这就涉及一个排期问题，美国的排期目前排到了6年，这让我们实在难以接受。女婿的计划是让妈妈先带着孩子去到西班牙，在那里上美式教育的学校打基础。况且，西班牙是房产投资移民，很少的钱买一套房子，既解决了移民问题，又解决了陪读的房产问题，甚至还能解决学区房问题，当然，马德里什么的的学区房可比上海便宜多了。到了那边，空气清新，地广人稀，孩子的竞争压力又小很多，生活自然会比在大上海要来得舒服得多。
这个安排倒是让我因私心起的一块石头落地。但我女儿却摇摆不定，后来她托领导去另一家民办院校问问。后来，拒绝孩子的不是因为抽动症，而是因为我。
因为学校在做家庭背景调查时，发现我和孩子生活在一起，他们认为爷爷奶奶辈对孩子教育的参与，会对孩子成长产生错误的示范和诱导，原话是：“你们的家庭成员确实很完美，只不过存在这么多一点瑕疵。”
言外之意，我和外孙住在一起，是个错误。
这个要求彻底将我女儿激怒了，她觉得几代同堂的天伦之乐是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传统美好，如今却变成阻碍孩子上学的因素，实在让人难以接受。而这摧毁了她内心的最后一丝侥幸和幻想，彻彻底底的决定同意孩子他爸，投资移民，抑或叫教育规划移民。
事定下来后，便特别想和外孙多谈谈心。
我问他：“要去国外你怕吗?”
他说“怕”。
“为什么怕?”
“我怕别人笑我这样动来动去。”
我明白，他也觉得抽动症是很讨厌的事儿，“有人笑过你吗?”
他点点头。
我也知道，但别人笑他主要还是在笑我们没能把他送进好学校。这就是现在家长之中的鄙视链，也是每个孩子的宿命，小时候拼学校拼成绩，长大拼工作拼家庭，老了拼孩子拼出息。最后拼来拼去，没有拼出一个完整的世界，更没拼出一个完整的自己。我这把年龄了，已经失去了再给自己一次“拼图“的机会，希望我心爱的外孙这次不要再错过。
现在好了，终于可以让他去另一个健康、放松的环境中，依靠熏陶慢慢找回原来的自己了，能有时间在田野上撒野，也有空间在课本上学到如何撒野。
这曾是我梦寐以求的人生啊，事事有选择，时时有回转。他的人生该活成精彩故事，而不是励志故事。
我忽然明白一个家庭传承的终极意义是什么。所谓的家学，就是让下一代，比我们更能接近真实的自己。我们所积累的所有财富与资源，并不是要全部交给他，而是让他在这一切的对照之中，比我们能更快的洞察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虚掷时光与人生。
在最后，我想给孩子说：你会在田野上长大，在河流中奔跑，我站在远远的地方给你挥手，直到你看不到我为止。我确实不知道你的未来会有什么，但我知道，你走的每一步，都是我的未来。你是我们的骄傲，也希望你能以你爸爸、你妈妈、你爷爷奶奶和我为荣。
所以，再见了大上海，你给我一片星辰大海，都不如给我一个能慢点长大的小孩。
延伸阅读
开学季上海“牛蛙之殇”再惹议：
民校升学为何竞争惨烈
“牛蛙战争”刺痛舆情，背后是上海中高阶层对于优质民办学校高升学机会的竞相追逐；上海义务教育“民办兴而公办衰”的趋势愈演愈烈。
上海家长的教育焦虑再度被推至聚光灯下。视觉中国
财新记者 陈少远 实习记者 吴迪
上海家长的教育焦虑再度被推至聚光灯下。这一被描述为“牛蛙之殇”的情绪也获得广泛共鸣。
近日，一篇真实性尚待确认的文章却广泛流传于沪上，其中所摹正是上海家长为了让孩子考上四大民办小学，全家动员而考试失败的惨状。这一似曾相识的经历引发家长圈大范围的讨论。
这不是上海的教育问题第一次带来热议。今年5月7日上海民办中小学面试中，两所小学的招生做法就曾引发舆论哗然——其中一所用类似公务员行测题考家长智商，一所要求登记包括学生外祖父母在内的三代身份职务信息。
虽然两校事后被公开重罚，但沪上民办学校“拼娃”又“拼爹”、让幼童负担学业喘息不止的隐忧已经开始蔓延。
“家长要有极强的心理应对能力。”一位沪上学者此前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曾透露，沪上教育界流传着民办学校学业训练方式粗暴，甚至劝退学习困难学生的作风。在上海，民办小学选拔学生的标准连年水涨船高，若不持续进行足够的学业训练，“进了也跟不上”。
“牛蛙”战争
在上海家长圈，流传着一个词——“鸡娃”，指家长强迫孩子进行高强度的课外学习训练，例如高频次地上各类课外培训班。“鸡娃”是为了让孩子成为“牛蛙”（指“牛娃”），成为“牛蛙”才可以上优质的民办学校。
“优先选民办、保底到公办”，已成为很多上海家长为孩子选择小学的基本思路。近年来，上海家长对民办小学的择校热持续高烧。
据媒体公开报道，被称为“全国最好小学”的世界外国语学校在2013年计划招生120人，但报名人数达4400多人，招录比超过36：1。为应对小学面谈，不仅有家长特聘私教，“一对一”面谈辅导，还有家长通宵排队报名“人机对话”（幼升小新引入的面试形式之一）的强化班。
上海市教委官方微信公号“上海教育”披露的数据显示，2017年上海民办小学报名人数与招生人数的比例为3:1，“除了6%的孩子选民办，绝大多数孩子就读的都是家门口的公办学校”。
上海的择校大军逐年壮大。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上海共有31880名学生填报民办小学，这一数据在2015年为25133名。其中备受家长热捧的民办小学的招录比甚至超过30∶1。民办学校挑选生源的空间因此越来越大，“牛蛙战争”战火不止。
上海家长圈流传着一位今年“上榜”世界外国语学校的6岁孩子的“经历”：在沪上某高端英语补习机构学了三年英语，上过钢琴、芭蕾、击剑、语文培训班，妈妈不上班全职陪伴。
“要让孩子成为牛蛙（娃），成不了的话，至少要成为青蛙（普通的娃），不然我的孩子就只能成为小蝌蚪”“如果我的孩子成为小蝌蚪，我这一辈子没有指望了，我的孩子也没有指望了”。一位上海家长曾如此坦露心声。
在上海从事了30年教育工作的公办中学校长陈琪（化名）告诉财新记者，对于家长群体降温择校需求，她并不乐观，“上海是人才集聚的高地，它就像汇聚了全国各地的优良奋斗史”，"考上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的人才的二代都在这里竞争"。
竞逐民校实为升学机会
隐性的升学机会或是上海家长热捧民办学校的主要动因。
上海家长群体中普遍存在“进不了民办中学，就进不了示范性高中，那就考不了985”的担忧。要升入上海的重点高中，从录取率来看，上海优质民办初中的表现比公办初中优异。
上海民办初中的竞争优势始自上世纪90年代的教育改革。
1997年，和中央层面给出的方向相呼应，上海对小升初实行了大规模改革，包括重点中学的初中部和高中部分离办学或停止招生，并取消小升初升学考，实行初中“就近入学”——小学对口某初中或实行派位。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国平的研究指出，当时如果有家长对对口初中或派位初中不满意，就可选择民办中学（含转制中学），招生工作文件中明确规定“要择校找民校”。
吴国平认为，如此改革，主要有两种政策考虑：一是“平均、正态分配生源，办好所有公办初中”；二是解决分税制改革后上海教育经费不足的困境。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上海投入高中和大学的经费数倍于义务教育经费。初中阶段教育经费捉襟见肘，上海将重点中学初高中分离办学，并将其中的一些学校转制为民办初中，这些学校可收取学费收入和接收大量捐款，为当时的上海政府解决财政困难。
但这一政策并未实现初中均衡发展的初衷，反而使民办初中大幅赶超公办初中。
吴国平指出，此法是人为将民办初中（含转制初中）变成变相的“重点中学”，“原来小学升初中看重点率，现在小学升初中看民办率，小学的压力依然没有减轻”。
上海教育界对此也争议不止。多有学者认为，上海自身培育纯民办中小学的力量不足，而这批学校能成为隐形的“重点”，与政府扶持不无关系。在公建民办框架下，政府允许转制学校教职工仍保留编制，校长也由教委派驻，以及由公办高中名校扶持发展等。一学者称：“如果没有公办资源支持，在上海要办成好的民办学校，很难”。
同时，重点高中也想招收符合其办学特色的初中生。新世纪开始，中国掀起“名校办民校”“教育集团化”的办学风潮，上海的示范性高中也借此机会培植力量。以上海高中“四大名校”之一上海中学为例，坊间笑谈其初中教育基地统称“张宝华”——张江集团学校为老校长唐胜昌创办、上宝中学由上海中学协办、华育中学为上世纪90年代剥离出的民办转制校。
这些民办初中的学生升入重点高中的比例较高。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上海中学预录取总人数235人，“张宝华”占比接近75%。上海近年的招生政策规定，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提前招生录取计划为学校招生计划的40%，分为推荐生和自荐生两类。2015年上海中学推荐生预录取98人，自荐生预录取137人，“张宝华”的比例超过76%。
“四大名校”的其他三所也有相类情况，进入示范性高中的高升学比例是上海家长追逐民办初中的脉门。
择校战升级，失衡何解
一位沪上教育学者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家长们普遍呈现出一种不进入教育集团的民办初中，“再往上升学就会失去机会”的心态，“教育集团化变成优质资源的纵向集团化 ，就破坏平衡了” 。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也指出，在目前的民办学校的生源积累的优势明显，如果一个民办学校表现出优势，在市场引导下，生源规模将越来越大并相应产生经济效益，而公办学校（在升学上）一次表现得不怎么样，“就会被抛弃”。
已多有讨论指出，中国公办学校长年实行“减负”政策，导致其在升学竞争中落后于民办学校。
吴国平也认为，“要择校找民校”的政策代价是让上海的公办初中必须接收学习困难的学生，公办学校优秀师资也开始流失。
这种衰落态势开始延伸至上海的公办小学。在上海多位公办小学校长眼里，上海民办小学此前凭借招生提前优势，“对公办教育冲击很大”。
在2013年招生时，上海的公办小学新生报名和民办小学面谈时间同步，都为5月17、18日，但到了2014年，民办小学统一面谈时间提早至2014年5月10日，此后民办小学招生一直领跑。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所讲师张端鸿分析，从体量来看，上海约800所小学中有接近70所民办小学举行面谈，分布在17个区县，“这种规模对整个盘子的影响其实不大，但是让民办小学提前招生，这种前置性的筛选考试，让参加择校的家长不得不精心准备，整个城市的家长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心理压力”。
更重要的症结在于，张端鸿认为，民办教育的题中之义应该是探索素质教育，在上海现有的公办系统外“培养偏才怪才”，“但现在很多上海民办学校现在还是抢跑、刷题，是应试那一套”。多位上海教育界人士也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称一些民办学校为“假民办”学校。
陈琪表示，据她观察，最近七八年中，上海学生参加课外培训的越发兴盛，学习负担越来越重，教育也开始成为上海重大的民生矛盾，“这是多种教育政策积累产生的结果”。
全面二胎政策下，上海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战争或将愈发激烈。数据显示，2016年，上海适龄入学儿童人数约18万左右。据《新闻晨报》2013年6月报道，时任上海市教委基教处处长倪闽景在一次研讨会上公开披露，2018年这一数字估计将达到31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