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美国，梦想与现实的改变 & 美国梦“褪色”了？子女收入超过父母已经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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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美国，梦想与现实的改变
何清涟
移民是中国过去20年来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当然也是各阶层达成最大一致的行动，不仅富人、官员及其亲属、中产阶层家庭包括社会底层都八仙过海，共赴移民之道，美国则是国人移民的首选之国。据联合国人口司的分析，到2013年为止，中国移民当中大约四分之一到了美国，其余的多奔往加拿大、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但是，从2017年开始，川普政府试图扭转移民过多过滥的大潮，中国人因此受到影响。面对美国移民政策的改变，哪些人可能碰壁，哪些人依然可以一圆美国梦？本文分析美国移民问题的现状以及移民政策改变的动向。
美国移民政策改变的国际大背景
目前国际社会出现了与移民有关的两大潜流，潜流之一是，发展中国家大批人口希望移民高福利国家，让发达国家的纳税人供养。欧洲首当其冲，今年春夏，连靠近中国的孟加拉都有大批人口远程绕道北非和意大利，试图进入德国享受永久性高福利。这种现象的出现，源自近年来欧洲国家敞开接收难民（其实大多为贫困移民）并承诺提供优厚福利，结果大批西亚、非洲人以“难民”身份进入欧洲。欧洲各国虽然深感头痛，但一则受到意识形态的自我束缚，一时之间不能转变，二则与建制派各政党多年坚持“多元文化”政策有关。只要欧洲不关闸，估计亚非移民会继续涌向富裕的欧洲，直到造成的麻烦逼近临界点。美国虽与欧亚大陆远隔重洋，但拉美移民通过美国与墨西哥防范疏漏的边境，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总数远多于进入欧洲的移民。
潜流之二是，发达国家多数已陷入政府债务陷阱，入不敷出，难以为继，如不节省政府开支，这些国家将丧失未来。而发达国家为移民提供的福利，是他们债务负担日益沉重的原因之一。以美国为例，过去几十年来每年有上百万人获得绿卡，但其中只有7%的人是靠技能由雇主协助获得绿卡，其余的93%多数是依亲移民；与此同时，大约一半移民家庭领取社会福利，也就是说，虽然很多依亲移民来美后找到各种低薪工作，但每1百个有依亲移民的家庭中，有54个家庭的生活还是得靠美国其他纳税人来补贴。
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反映出白宫应对这种国际潜流的态度，那就是，只有顶住上述两大潜流，改变奥巴马时代的“三个放手”政策，即放手移民、放手支出社会福利、放手举债，才能扭转美国经济所面临的潜在威胁。
以上是美国移民政策开始转变的大背景。虽然美国国会出于各议员选区的利益考虑，会设法修改川普提出的新移民政策改革方案，但美国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的动向大体上不会逆转。
华人移民知多少？
根据华盛顿的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发布的《在美华人移民》（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报告，45年前在美国的华人移民主要是老侨民，多来自于港台，总数大约是40万，此后的华人移民主要来自中国大陆；1993年老布什总统为在美国的中国人提供“六四绿卡”之前，美国的华人移民大约是70万；2000年，华人移民数字上升到120万；2013年底，达202万，其中来自大陆的约为160万人。这2百来万华人移民当中54%已归化为美国公民，也就是说，这些移民中109万人拥有美国的选举权。此外，截至2012年1月，在美国还有21万非法居留的中国公民。
华人移民的结构与大陆社会结构一样，呈现明显的两极化，移民当中知识精英与英语能力差的低收入阶层各占一半左右。来自中国的25岁以上的合法移民里，47%拥有学士或更高的学位，这个比例比同期来美各国移民的平均文化程度要高近20个百分点，说明中国移民里知识精英比例很大，这与国内名校毕业生争相留美的普遍印象一致。另一方面，62%的5岁以上的华人移民承认（5岁以下语言能力未形成，不在调查范围），自己的英语水平有限，这说明，有小部分在国内受过大学教育的移民因专业局限或年龄偏大等原因，在美国难以充分适应，而一半多一点的华人移民未上过大学。在美华人移民的这种两极化结构也体现在收入方面：19%的华人移民处于贫困状态，比美国本土出生人口的贫困比例还高4个百分点，这些家庭的主要成员受教育少、英语差，是他们生活贫困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虽然华人移民中贫困户几乎占五分之一，但因为另一端的华人知识精英家庭的收入高，拉高了华人总体的收入平均数，结果华人移民家庭的平均收入达到57,000美元（2013年），比美国本土出生人口的家庭平均收入高7.5%。与国内流传的“移民美国、享福一辈子”之类的“美国梦”相比，美国的华人移民小社会的现实，其实十分“骨感”。
中国人是如何移民美国的？
移民美国主要有五种方式：工作绿卡、投资移民、依亲移民、政治庇护、特殊机会（如特赦非法移民、“六四绿卡”和杰出人才）。国内一般只介绍前两种，很多国人也以为，能移民美国的，当然多半是精英中的成功者。但上述华人移民结构的两极化不免让读者们产生一个疑问，那些英语能力差的低收入阶层是如何移民美国的？答案是，申请依亲移民和政治庇护。
我分析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2009年移民年鉴的数据，2009年共有6.4万华人获得绿卡，其中通过雇主协助申请工作绿卡的占17.5%，仅1.1万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获得绿卡的占17.1%，而父母或兄弟姐妹获得绿卡的占36.1%，通过政治避难获得绿卡的则占28.7%，后两项加起来占近三分之二。到了2013年，情况稍有变化，据上述《在美华人移民》报告披露，28%的华人移民获得了工作绿卡；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获得绿卡的占33%，父母或兄弟姐妹获得绿卡的占19%，另有约20%的华人通过申请政治庇护获得绿卡。据该报告称，没有中国公民是以难民身份到达美国的，但中国人以旅游签证或通过非法入境进入美国后，申请政治庇护的比例高于任何国家，2013年财政年度美国共批准25,200人的政治庇护申请，其中8,500多人来自中国，占当年各国政治庇护获准者的34%。
将2013年的数据与2009年的相比，可以发现，获得工作绿卡的华人移民相对增加，但并未超过移民总数的30%；他们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获得绿卡的比例上升明显；由于为非直系亲属申请移民需要等待年度配额，而申请人太多导致等候年限越来越长，于是非直系亲属获得移民绿卡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占近五分之一；政治庇护获准者在当年移民中的比例虽然减少了，但仍占五分之一。
美国新移民政策的调整方向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推出新的移民改革计划，仿效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择优计点”制度，以“精英优先”的新移民政策，取代目前的“广揽亲友”、以福利供养他们的移民政策。其中关键是三条，其一，终止除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之外的非直系亲属的“移民跟随链”；其二，申请绿卡时按照英语水平、学历、年龄、技能等打分，高分者优先；其三，新移民不得依赖美国纳税人养活。
很明显，这项新政策对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里的佼佼者而言，是个利好消息。同时，由于今年揭发了若干印度公司长年包揽约40%的工作签证申请、导致大批工作签证被送往印度这一移民申请处理过程中的弊端，今后每年定额的8万工作签证里，中国留学生获准的机会将有所增加。但是，中国每年来美留学的人数多达40到50万人，他们的绝大多数可能无法获得工作绿卡，而必须回国就业；据国内媒体报导，事实上目前占留美学生80%以上的人也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对那些正排队等待获得绿卡的华人移民的父母或兄弟姐妹来说，川普的移民改革计划则是一个利坏消息，这扇门可能从此关闭，而且，即便是那些已经获准移民来美的非直系亲属，他们今后或许无法再享受美国的社会福利。特别是那些在国内已经退休并领取养老金，准备在美国隐瞒收入和财产，骗取美国的穷人救济来享受晚年的人，他们的“美国梦”可能就此破碎。
美国梦“褪色”了？子女收入超过父母已经越来越难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美国梦” 这个词，总是与 “出任 CEO，娶（嫁）白（高 ）富（帅）美（富），走向人生巅峰” 的刻板成功印象划等号。
美国人的梦想当然未必都是这种画风，然而不同的梦想背后的确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无论是什么出身，都可以靠自己的决心和努力，在社会阶梯上更上一步。这种共同信念某种程度上也概括了 “美国梦” 的核心：依靠个人奋斗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那么在现实世界中，“美国梦” 是否经得起代际流动数据的检验？
哈佛大学教授 Raj Chetty、Nathaniel Hendren 以及布朗大学教授 John Friedman，共同创立了一项以 “机会的平等（Th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Project）” 为题的系列研究计划，旨在探索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代际流动性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他们的研究显示，对于美国大众而言，“过上比父辈更好的生活” 这个最简单的美国梦，已经越来越遥不可及。
如何测量代际流动性？
代际间的流动性，简单来看就是子女与父母相比是否生活得更好，例如有更高的收入。然而，要用现有的数据构建能够准确衡量代际流动性的量化指标，却没那么简单。
首先，衡量代际流动性需要有同时记录有父母和子女收入的长期追踪数据，而现有的收入数据往往是个人收入的截面数据，无法关联父母和子女。
其次，由于时间跨度较长，研究者们还需要注意可能导致数据偏差的各种因素，例如选取年轻时还是年老时的收入，以及收入测量的准确性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研究者们收集了 1996 年到 2012 年的所得税申报表数据，对 1980 至 1981 年间出生的 630 万美国公民进行研究。通过表单上申报的家庭亲属关系，他们成功 “匹配” 了 95% 的公民与其父母的数据。
然而，这种方便快捷的匹配方式并不适用于 1980 年以前出生的公民。为了研究更长期的流动性变化，研究者们收集了来自其他渠道的历史个人收入截面数据，以刻画子女一代在不同时期的收入分布。因为没有直接的追踪数据来刻画父母一代的收入，学者们混合了多次截面的数据，来模拟父母一代收入分布。
举例来说，为了研究 1970 年出生的公民父母的收入情况，研究者选择了在 1980 年的调查中有 10 岁孩子的 25 到 30 岁父母、在 1970 年的调查中有刚出生孩子的 25 到 30 岁的父母、1960 年的调查中还没有孩子的 25-35岁人群。用这三组人的数据来估计在 1970 年生孩子的父母中，年龄在 25 岁以下、25 到 35 岁、35岁 以上的群体，从而计算父母的收入分布。最后，利用子女与父母的收入分布，估计二者的联合分布，获得关于代际流动性的量化体现。
代际流动性的地域性特征
研究发现，在美国实现向上流动的 “美国梦” 的概率，其实远不及在同为发达国家的丹麦或加拿大高。
下图显示了美国和丹麦代际流动水平的差异。图中横轴是父母收入在全国收入分布中的排位，纵轴是对应的子女收入排位。代际流动性越高，父母处于哪个收入阶层对子女收入影响越小，因此散点对应的回归线越水平。可以看出，相比流动性较强的丹麦，美国的父母收入分布与子女收入分布呈现更强的相关关系，在图中表现为更倾斜的线。
即便在美国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性同样存在着很大差异。为了研究这一问题，学者们选取了 741 个 “通勤区（Commuting Zone）”，测算每个通勤区内部的父母和子女的收入情况 。所谓通勤区，是指基于居民通勤情况所选取的临近的郡的集合，包含农村和城市地区。在这些通勤区中，有些地区的流动性水平与流动性最高的国家（如丹麦）基本一致，而另一些地区却存在长期持续的不平等现象。前者包括盐湖城、匹兹堡和圣何塞等地区，后者的典型代表则是亚特兰大和夏洛特。数据显示，亚特兰大的流动性水平比任何有纪录的发达国家都要低。
为了在数值上比较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性高低，研究者们构建了两个指标：相对流动性和绝对流动性。相对流动性，是指最高收入的父母与最低收入父母所生子女的收入差距，在上图中表现为斜率的高低。绝对流动性则是指处于某一收入水平的父母（例如收入排位在全国后 25% 的父母），其子女的平均收入情况，在上图中表示为某一水平的自变量（收入排位在 25% 的父母）对应的因变量（子女收入排位）大小 。下面两张图分别展示了全美所有通勤区的相对和绝对流动性高低。
是什么导致了美国地区之间代际流动性的巨大差异？研究者认为有五个主要的影响因素：种族和收入导致的隔离问题、收入不平等、当地学校质量、社会资本与家庭结构。他们发现，一个地区的隔离程度越高，向上流动性就越小。同样，地区的基尼系数往往与流动性呈负相关关系。在教育方面，考试分数、退学率以及班级大小等因素都对流动性有影响。
研究者还发现，地方税率高的地区流动性也高，其原因可能在于地方税主要用于当地公共教育事业的投资。
家庭结构对流动性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单亲家庭的比率，而且这种影响并不仅限于单亲家庭子女。出生于双亲家庭的孩子，如果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比率较低的社区，其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同样会有所增加。
代际流动性的长期趋势
除了地域差异，学者们还研究了美国从 1940 年至今的流动性长期变化趋势。这项研究选取的绝对流动性指标，是每一代子女中生活水平高于父母的群体的比例。研究者们将 1940 年之后出生的美国公民按出生时间划至不同的出生区间，并且收集了这些公民与其父母在 30 岁时的税前收入，收入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根据所收集的数据估计出父母与子女的收入的联合分布情况。
研究发现，美国社会的流动性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下降明显。如下图所示，在 1940 年左右出生的人群，收入水平高于父母的比例大约为 90%，而对于 1980 年生人，这一比例仅有 50%。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趋势，研究者检验了不同的通胀指标、税收、家庭大小以及不同年龄阶段的收入情况的影响，结果均没有太大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绝对流动性的下降趋势在各个收入阶层中均有体现，下降最明显的仍属中产阶级群体。如下图所示，收入在前百分之二十与后百分之二十的群体（在图中是最左边和最右边的群体）收入超过父母的比率，几十年来的下降幅度远不及排在中间收入群体。
相比 40、50 后的前辈、为什么美国 80 后的收入流动性如此惨淡？研究者猜测的原因包括 GDP 增速的减缓与增长分布不平等程度的上升。
为了验证究竟哪个因素的影响更大，研究者们 “模拟” 了历史的其他可能。首先，他们保持当前增长的分布情况不变，把经济增速调高到 1940 和 1950 年左右的水平，结果流动性仅上升到 62%。
而如果保持经济增速不变，而将分布调整至 1940 年的水平，流动性则增加到了 80%。仅仅是降低经济增长的不平等分布，就可以逆转超过三分之二的流动性下降。
可见，想要 “美国梦” 再一次焕发生机，需要的或许不是一次更高速的经济增长，而是一次让不同的收入群体广泛受益的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Chetty, R., Hendren, N., Kline, P., & Saez, E. “Where is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Geography of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4(2014):1553-1623.
Chetty, R., Grusky, D., Hell, M., Hendren, N., Manduca, R., & Narang, J. “The fading American dream: Trends in absolute income mobility since 1940.”Science 356.6336.(2016):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