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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创立者毛泽东以雄略自负，他在博览诸史之后，却不得不承认，汉高祖刘邦才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石赵帝国的开创者石勒百战余生，威震海内，对司马懿、曹操不屑一顾，自命可与刘秀并驱中原，却把刘邦视为“只能北面事之”的超然强者。
“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刘邦），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韩信、彭越）竞鞭而争先耳。若遇光武（刘秀），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 ”
——石勒与谋臣张宾谈史
在大众眼里，刘邦不过是一个因人成事的龌蹉之徒，毕竟，无论是他的出身、相貌、才能、还是性格，都很难引起大众的敬畏。相形之下，他的对手项羽和属下韩信，则以无双的勇气和罕见的才能，赢得了千百年来社会舆论的无数赞誉。
“千奸万黠藏凶戾,曹操朱温皆称帝。何似英雄骏马与美人，乌江过者皆流涕”！——郑板桥，霸王项羽的失败引发了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骚客的同情
“高帝眼中只两雄，淮阴国士与重瞳。 项王已死将军在，能否无嫌到考终。”——袁保恒赞扬军神韩信
然而，若以政治决策的视野来看，刘邦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已知的政客中，最杰出的一个。
这种评价并非源于刘邦本身的才能，而是因为他永远实事求是的态度——即，这个人永远基于现实需要采取政策，其思维绝不被虚荣、情感和观念所劫持。
完美的自知之明
实际上，刘邦最杰出的品质就在于能够时刻保持自知之明。考虑到刘邦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帝王的身份，他能够轻易做到这点，显然是无法想象的。
当书生陆贾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劝诫刘邦时，刘邦已经是一个崛起于平民，淘汰了无数强人，征服整个中国的开国帝王。达到这种成就的人，周边几乎都是阿谀之词（《史记》陆贾传记曰，左右皆呼万岁），听到的批评就像沙漠里的清水一样稀少。假如三个人的谣言既然能够使你相信老虎的存在，那么一百个人的奉承，又何尝不会消灭一个天才的自知之明，并把他变成一个自以为是的傻瓜？
这种情况相当常见，而且几乎不可避免。项羽曾经何等勇决，为何后来荒唐得热衷于”锦衣夜行“？拿破仑曾经何等明断，为何会慢慢退化成一个鲁莽的蠢材（法国外长塔列朗语）？希特勒曾经何等狡诈，为何渐渐变得犹如一个精神病患者？毛zedong曾经何等雄才大略，晚年何以居然相信了亩产万斤的神话？实际上，这些超凡之人不再精明的原因，非常很简单。
因为这些无双雄杰在一片赞美之声中，逐渐失去了对现实、对敌人甚至对自己的正确认知。事实上，无论一个人多么天才，如果他连自己的优劣都不了解，那他的判断力和一个真正的蠢材又会有什么区别？
只有理解这点，你才能理解刘邦的非凡和可怕。当书生陆贾以”文武并用，长久之术”劝说刘邦之时，他很快意识到对面的书生（因出身绿林，刘邦向来鄙视书生），在这个问题上要比自己高明得多，理应有所请教，故“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
这是何等了得的胸襟气度，只有完全摒弃虚荣心的豪杰，才有可能具有如此完美无瑕的自知之明——即，刘邦这个人，追求的从来不是“我比你强，我比你聪明，我比你能干”之类的虚名，而是“怎样做对我更有好处”。事实上，能够始终保持这种本能行事的人，古今中外，屈指可数。
无爱也无恨
刘邦另一个令人震惊的素质，就在于他对爱恨情仇等人类情感的极度淡漠，这使得他的决策永远理性。这一点，在他对待家人和仇敌之时，体现得极为明显。
在汉高的老家沛县，有一位刘邦极为憎恨的叛徒老乡雍齿。当年在乡间之时，刘邦就素来被雍齿轻辱，刘反秦后，雍齿跟随，但就在刘邦最困难的时候，雍齿献出了刘邦老巢丰邑投靠魏国周市，还囚禁了刘邦的父亲和妻儿，使他们遭受殴打、羞辱，更把刘邦本人逼到了绝地。刘邦走投无路，被迫投靠项梁。然而，随着局势的发展，雍齿后来投靠刘邦，刘邦不但不予追究，反而在建国之时，因功封其为”什邡侯“，以安定人心。
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故）朱鲔喋血于友于，汉主不以为疑，张绣剚刃于爱子，魏君待之若旧。“
——迟丘在《与陈伯之书》中，阐述了帝王的仁慈和宽大，这种逻辑的背后是刘秀对兄长刘寅的薄情，曹操对爱子曹昂的淡漠
妻子被辱、老父受困、自己几陷死地、这些刻骨之仇在平常人眼里，每一项都是足以成为”不共戴天“的大恨，刘邦身为帝王，却轻轻放过，一件都未与雍齿计较。
为何？
因为宽容雍齿这个仇敌，可以为刘邦起到安抚人心的作用——即，”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对于刘邦来说，如果让那个羞辱自己妻子、囚禁自己父亲、试图剥夺自己生命的仇敌获得自己的封赏，能够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利益，那么这个仇敌就应该获得封赏。这是一种何等荒谬、理性、残酷的逻辑啊，然而，刘邦就是一个以如此规则行事的“人“，一头永远清楚自己目标的政治野兽。
无牵无挂的果断
一个能够明确目标的人，注定会是一个果断的人。
这是因为，果断品质的根源，恰恰在于决策者对于自己目标的清晰度。决策者的牵挂越少，他的目标就会越清楚，他的行事就会越果断。反之，决策者的情感越丰富，他的牵挂就会越多，他的目标就会模糊，优柔寡断和瞻前顾后也将成为他的通病，而他的失败也很难避免——毕竟，十全十美往往意味着一事无成。而刘邦，很可能即是人类历史上最果断的人。
当刘邦的乘车被项羽部队追击，敌兵迫近，生死存亡之时，刘邦的车上除了自己、只有护卫车夫夏侯婴和两个嫡生儿女鲁元公主和汉惠帝。刘邦只用了一秒钟就想通了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想不明白的道理——”车太重了，必须减负，夏侯婴能给自己挡刀驾车，绝对不能丢，只有眼前一对亲生儿女必须被扔弃“——他瞬息之间就做出了最残酷或许也最”正确“的抉择，飞快地将鲁元公主和汉惠帝踹下去，以减轻车子的负担，增大逃跑的概率。在这一事件中，刘邦展现出极端可怕的决断力。
与刘邦相反，军神韩信自负无双才智，为何却在政治上一败涂地，最终死无葬身之所？
原因就在于八个字，”牵挂太多，优柔寡断“：面对部下的警告，韩信既恐惧汉王的猜忌，又顾念汉王的恩情，同时还贪恋裂土封王的富贵和”言听计用“的虚荣，这位军神连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都搞不清，又怎能做到政治上果断？就像蒯通（韩信谋臣）所言，”犹豫的猛虎，不如小小的毒蜂，狐疑的勇士，比不上果断的儿童“，韩信后来以军神之能死于妇人之手的事实，完美验证了这一不祥真言。
”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故猛虎之犹与，不如蜂虿之致；孟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
——蒯通劝韩信自立，痛陈犹豫的害处
超脱观念的”观念“
但凡有所成功之人，几乎无不被过去成功所束缚。过去赖以成功的手段，过去赖以制胜的思想，都足以成为成功者的牢笼，使其在新的环境中一败涂地，政治上尤为如此。
当黄巢、李自成把过去打天下的劫掠之策，用到国家统治之上时，也就意味着为自己的脖颈套上了绞索；当拿破仑统治欧洲之后，依然肆无忌惮、不顾规则地动用武力侵吞盟友时，也就表明他的霸权时日无多。
“在我看来，这个暴君（拿破仑）已然时日无多。奥斯特里茨战役，让世人知道与拿破仑为敌是危险的；耶拿战役，让世人知道对拿破仑中立意味着灾难；西班牙的毁灭，则让世人知道与拿破仑友好是致命的。他的每一场胜利都在制造着更多的恐惧和敌人，因为事实将迫使列强明白，除非彻底消灭拿破仑，否则任何人都将无法幸存。因为，他不可能建立稳定的秩序，他不可能百战百胜。”
——梅特涅致信奥皇弗兰茨，就拿破仑入侵西班牙发表看法
这是为何？因为征服世界需要以刀剑，但统治世界的力量，则必须以构建在观念之上的规则为基础。陆贾所谓”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乃长久之术也“，即是如此，但这种转变，需要对过去观念的超脱，而”超脱“恰恰是相当困难，因为这需要对过去自己的否决，需要破除人性自我认可的本能。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列宁、斯大林，抑或是毛泽东，他们终其一生都未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这也成为他们后半生遗憾之所在。
而刘邦却很轻易地做到了这一点。打开《汉高本纪》就会发现，在刘邦的一生中，这个人从未被任何观念所束缚，对他来说，观念只是一种身外工具，他能够很清楚地理解自己在不同的时期需要不同的观念，并且做出了灵活的调整。
“盛世创业重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
——曾国藩
打天下的汉王刘邦，需要塑造自己慷慨仁义的形象，以吸引豪杰的归附，故哪怕是自己的仇敌雍齿，只要投靠就可以获得刘邦的封赏；而统治天下的汉帝刘邦，则需要时刻向臣子们灌输“忠君”的观念，以求得长治久安，故救命恩人丁公（项羽部将，放走了溃逃的刘邦）就必须被杀掉，与之相反的是，曾经数次威逼自己的季布（项羽部将，数度陷刘邦于困境）就需要被重赏甚至提拔。
事实上，只有真正的政治家，才知道武力只能用来夺天下，而在民众之中培养统治所需的观念，远比单纯增强刀剑福利更加重要，刘邦恰恰就是这样的佼佼者。
季布母弟丁公，为楚将。丁公为项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顾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于是丁公引兵而还，汉王遂解去。及项王灭，丁公谒见高祖。高祖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曰：“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
——《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所以，对于楚汉英豪的结局，后人不必心怀怨愤。霸王应该属于勇猛的项羽，军神必然归于无双的韩信，而最终的帝王只可能属于刘邦。因为，这位开国帝王从不因好恶爱恨行事，作为绝对实事求是的纯粹政客，他实际上为后来者塑造了一个无情的典范。
即，在以后的斗争中，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仅仅取决于谁更像刘邦。
”斯大林追求最终的胜利远胜过一时的欢呼。“
——基辛格评价俄国领袖斯大林最令他钦佩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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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抨击刘邦也曾好女色，刘邦也曾爱面子，刘邦也眷恋亲情，刘邦也曾喜爱武功鄙视读书人，刘邦打也过败仗，刘邦也丢过脸等等，总之刘邦不够威武，不够霸气。唉，看了这些人的论调，我不得不承认，这些人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美人妖娆，谁人不爱？众人吹捧，谁人不喜？佳儿佳妇，谁人不珍惜？过去成功的经验，意味着对自我的认可，谁人不沉迷？普通人喜欢的东西，刘邦同样也喜欢。
可是，刘邦牛逼的地方就在于知道什么是最关键的原则，一个东西他多么眷恋喜爱，只要与他的关键目标—权力发生冲突，他就会迅速抛弃。
所以，秦王宫的美女被置之脑后，亲亲儿女被丢弃车下，仇敌壅齿获得谅解，陆贾书生被视为新原则创立者。
取舍是世间最难的东西。取舍之间，考验的不仅仅是能力，而是人性的本能。刘邦战胜了这种本能。
至于社会大众，人间春色，儿女情长，虚荣面子，又有几人看破？又如何做得了取舍？大家做事的时候，动不动会不好意思，会不甘心，会不情愿，会不忍心，这些心态之所以屡屡出现，无非就是自己不清楚自己的身份，自己不了解自己的目标，自己无法做出取舍所致——而这，恰恰是常人与刘邦的差距，不在才干，而在心性。
故“唯刀百辟，唯心不易！”只有理解这些，才知道刘邦的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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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96年，61岁的刘邦气老力衰，他曾经的威名已然枯朽，已经越来越难以压抑边缘地区豪杰们叛逆之心：
公元前200年，韩王信据马邑叛汉；
公元前197年九月，代相陈豨居代地叛汉；
公元前196年燕王卢馆联合代军叛汉。
考虑到刘邦对韩王信的恩德极为深厚，对陈豨素来信任，卢馆更是他情深意切、义同生死的发小，这些人的背叛无疑让刘邦心怀恐惧：
权力的诱惑面前，究竟还有什么靠得住？
“陛下（刘邦）擢仆（韩王信）起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
——韩王信致书汉军，《史记》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
“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辟匿，卢绾常随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卢绾以客从，入汉中为将军，常侍中。从东击项籍，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
——韩王信致书汉军，《史记》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
他深深地意识到，在忠君的观念深入世人大脑之前，所谓的恩德注定经不起考验，同生共死的友谊也很难挡得住权力的腐蚀。在权力的诅咒下，信任与隐患等同，背叛无处不在。
在这种情势下，刘邦真正能够靠得住的就是人们记忆里过去的自己，那个健壮、勇猛和果断的影子，即是唯一能够让那些无处不在的野心家们止步的力量。然而，汉高帝的身躯已经没入泥土，相对可靠的兄弟子侄们则非庸既稚。
“上老矣，厌兵，必不能来。”
——淮南王黥布谋反时，以刘邦老了为由，《史记》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相形之下，那个被刘邦所畏忌的韩信，却远比刘邦年轻。这一年，淮阴侯韩信年仅35岁，是人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时段。虽然此时的军神困居长安，但他却威严依旧，足以轻易使刘邦最信任、最桀骜的猛将们雌伏。樊哙的迎头跪送，陈豨的画策钦服，以及军中诸将皆从韩信的经历，无不预示着一旦刘邦撒手归天，这位军神身上可能迸发出的政治能量，将会是何等的惊人。
“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如果刘邦任由时间的演进而无所作为，那么，他无异于以自己柔弱的子嗣们作为筹码，进行了一场风险极大的赌博。
那就是，刘邦要赌：军神韩信是一个缺乏权力欲的深度避世者（如张良，追寻赤松子），或者极度怯懦怕死的顺从之吏（如萧何，送质散财损名），抑或尊崇权威、誓死忠贞的死士（如纪信、夏侯婴），哪怕是心满意足、眷恋享乐的福乐公也行（如张苍）。然而，这些主君眼里的臣子美德，韩信身上一样都没有。
韩信对功名权位的热衷人所共知，“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视侯爵之封为己之耻辱；井陉会战，韩信胆大包天，敢驱市人背水击强赵，勇略机谋三军无不咸服，证明了这位杰出军人注定与胆怯二字无缘；平齐之后，韩信趁主君荥阳受困，落井下石，以假王之封胁迫刘邦，这样的臣子又何以言忠？至于眷恋美色财富、贪慕丝竹雅乐的偏好，至少从有限的记载来看，韩信的一生中绝无沉湎。
“（韩信）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原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这种贪恋权力、胆大包天、目无主上的豪杰，又怎么能让刘邦放心得下呢？实际上，即便是韩信在他眼前，表现得隐居避世、贪生怕死、忠心耿耿，刘邦也绝不敢进行身后之赌博。因为，谁又能洞察到恭顺的外表下，究竟深藏着一颗怎样的雄心？
“王莽、司马懿父子、萧鸾、宇文护、杨坚等人都曾以忠心著称，以此被委以重任，而后皆行篡弑。”
对于真正的政治家们来说，长远的威胁即是现实的威胁，面对不利的时间趋势无动于衷，将子孙的未来寄予对方的好心情，乃是最不可饶恕的蠢举。而血迹斑斑的历史事实，也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石勒侄儿石虎勇冠三军，威隆望重，程瑕劝石勒诛杀石虎，为自己的子孙扫除隐患，石勒不听，认为石虎必不负己，结果其子孙皆灭；苻坚救姚苌（羌人领袖姚弋仲子，姚襄弟）于覆军之际，两次怀柔慕容垂（慕容鲜卑领袖）于出逃、陷害之时，视两人如心腹手足，恩深义重可谓至矣，然淝水败兵之后，姚、慕容皆叛苻坚，苻坚自己亦死于姚苌之手。
“中山王（石虎）勇武权智，群臣莫有及者。观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视之蔑如。兼荷专征岁久，威振外内，性又不仁，残忍无赖。其诸子并长，皆预兵权。陛下在，自当无他，恐其怏怏不可辅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计
……
石宏（石勒子）有怒言，季龙（石虎）幽之。弘赍玺绶亲诣季龙，谕禅位意。季龙曰：“天下人自当有议，何为自论此也！”弘还宫，对其母流涕曰：“先帝真无复遗矣！”俄而季龙遣丞相郭殷持节入，废弘为海阳王。弘安步就车，容色自若，谓群臣曰：“不堪纂承大统，顾惭群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宫人恸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恢于崇训宫，寻杀之，在位二年，时年二十二。”
——石勒谋臣程瑕劝其早除石虎，以安子孙，石勒不听，后子孙尽被诛灭《晋书载记第五 石勒》
“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
——王猛临死劝诫苻坚，《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
“东胡跨据六州，南面称帝，陛下劳师累年，然后得之，本非慕义而来。今陛下亲而幸之，使其父子兄弟森然满朝，执权履职，势倾勋旧。臣愚以为狼虎之心，终不可养，星变如此，愿少留意。”坚报曰：“朕方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汝宜息虑，勿怀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灾，苟能内求诸己，何惧外患乎！”
——苻融劝诫苻坚，警惕境内的鲜卑、羌人等部，苻坚则认为自己可以凭借德行度化之《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
”以兖州刺史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坚谓苌曰：‘昔朕以龙骧建业，未尝轻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将军窦冲说：‘王者无戏言，此不祥之征也’，坚默然。“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
所以，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刘邦杀死韩信，并非源于韩信根本不存在的罪行，乃是基于时间趋势可能出现的威胁，而做出的无奈、残酷却理智的预防，是故方有汉高“见信死，且喜且怜之”（《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而苻坚对姚苌、慕容垂的”惟修德可以禳灾，苟能内求诸己“（苻坚语），以一厢情愿的幻想，把腐儒的愚民洗脑之术当做施政的真理，在后来的政治家眼里，不过是幼稚肤浅的蠢行。
只有理解这些，才能知晓，为何后来的开国大政治家无不效仿刘邦？这并非残忍的心理做崇，而是因为：刘邦对韩信的诛杀，乃是情与势之间最理性的抉择。
“初，（隋文帝）将受禅，虞庆则劝高祖（隋文帝）尽灭宇文氏，高颎、杨惠亦依违从之。唯（李）德林固争，以为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读书人，不足平章此事。’于是遂尽诛之。”
——《隋书·李德林传》
”太子（朱标）谏曰：‘陛下诛夷过滥，恐伤和气。’帝（朱元璋）默然。明日以棘杖遗于地，命太子持，太子难之，帝曰：‘汝不能执使，与我润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
——《明朝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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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刘邦不读书——读《史记》
谢慧敏
汉高祖刘邦成功的一个因素，就是生在乱世，遇到了他的黄金时期。假如生在盛世，不是一个混混，就是一个混混头,文不能写（“刘项原来不读书”），武不能打。在史记里，我们看刘邦带兵，基本上以跑路为主，跑急了，就推儿女下马车。
乱世不好，乱世也有好的。乱世出思想家，春秋战国够乱吧，谁都可以胡说八道，谁也不服谁，反正谁都不是权威，所以说出了“百家争鸣”。民国也够乱，一个时代已结束，另一时代尚未开启，属于思想三不管时期，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德先生”“赛先生”，乱象丛生也大师辈出。禁锢出不了思想家。乱世出英雄，英雄也包括痞子们，乱世是痞子的黄金时期。
刘邦出身低微。在中国600多位皇帝里，出身最低的，除了朱元璋（跟叫花子不好比），恐怕就数刘邦了。刘邦发迹前是混混，后来正式身份是一个亭长，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但没有派出所所长威风。刘邦很长时间娶不上老婆，连贺喜随礼的钱也出不起。
所以刘邦是一个传奇，传奇就是把不可能的变为可能，越是落差大，传奇性越强。刘邦以一介草民，飞登大宝，靠的是什么？原因很多，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刘邦不读书。
这并非讽刺，读书当然是好处多多，但事情都有两面性。开卷未必都有益，书呆子也大有人在。假如是死脑筋，又读成半吊子，多半坏事。对于一些人，读书少反而少受干扰。莫言开玩笑说，自己能创造风格，就是因为读书不多。
刘邦不是读书人，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一个重要表现在善于伏低做小，该放低身段时毫不含糊，没觉得什么丢人。比如对韩信，刘邦本来看不上，可是萧何对他说：“你要据守汉中，那就用不着韩信，假如你要夺天下，一定要有韩信。”一说可以得天下，刘邦马上斋戒沐浴，以最隆重的礼节筑台拜将，拜韩信为大将，那时韩信不过是无名小卒。刘邦自己不读书，也最看不起读书人，经常取下读书人的帽子便溺，轻视无过于此。儒生郦食其拜谒时，刘邦一边洗脚，一边接见。郦食其进去说：“您是想帮助秦国攻打诸侯呢，还是想率领诸侯灭掉秦国？”刘邦骂道：“你个奴才相儒生！天下的人同受秦朝的苦已经很久了，所以诸侯们才陆续起兵反抗暴秦，你怎么说帮助秦国攻打诸侯呢？”郦食其说：“如果您下决心聚合民众，召集义兵来推翻暴虐无道的秦王朝，那就不应该用这种倨慢不礼的态度来接见长者。”于是刘邦立刻停止了洗脚，穿整齐衣裳，把郦食其请到上宾的座位，并且向他道歉，还跟他一道吃饭。
能够放在身段，这对一名统帅来说，是大不易。战国四公子之所以名垂青帛，也没别的什么才能，无非就是能够礼贤下士，不端架子，一帮食客为他们服务。刘备最有名的事件，就是屈驾三顾茅庐，感动了整个历史。
士人往往好面子，讲气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读书人做事顶真，说穿了就是硬头颈，最有名的莫过于读书种子方孝儒，宁可被夷十族，也不能给朱棣拟诏，多大的事啊，其实都是朱家的天下，谁当皇帝没那么重要，要你搭上那么性命干嘛。可是方孝儒就是坚持。
人往往受制的不是条件，而是自身理念。所以士人能成事，但不能成大事。你想刘备为什么能放心托孤，就是看准了诸葛亮不会篡位。他临死前假惺惺地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吓出诸葛亮一身冷汗。诸葛亮是一个正统的读书人，崇高理想是当良臣贤相，只会累死，不会造反。
这些约束刘邦没有，出身底层的他胆子大，顾虑少，转得快。唯一指导他的就是生存法则，怎么最有利就怎么做，怎样利益最大化就怎样办事。比如对项梁。项梁是项羽的叔叔，跟张良关系好，本来是给张良通风报信的：“你快逃吧，项羽要打刘邦了，不逃必死无疑。”张良把信息告诉了刘邦，并介绍两人认识。刘邦听说他是项羽的叔叔，马上和他结为儿女亲家，这样利益就牢牢粘在一起了。楚汉之争，关键时候项梁没少出力。
底层出身对刘邦还有一个好处：社会历练让他成为一位通透的心理学家，熟谙人的心理。凭借丰富经验和先天直觉，他在驾驭人方面威、利、恩并用，技巧娴熟，笼络了一大批人。取得天下后，他与人分享经验，不无得意地说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不断供给军粮，吾不如萧何;率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当然，不读书能有这样的好事，不适合于任何人，仅限于天赋禀异之人，刘邦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