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为什么重要？

文：那兰 丨 编辑：千字君

1994年6月13日，美国洛杉矶富人区，一个早起遛狗的人，发现邻家一对男女倒在血泊之中，均身中数刀而亡，他急忙拨打了911。警察迅速赶来，核对死者身份后发现，男的叫戈德曼，一个20多岁的帅小伙；女的叫妮科尔，是他的女朋友，比他大十岁。警察还发现这个妮科尔来头不小，是当时美国著名的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的前妻。

现在已经没太多人知道辛普森，但在二十年前，他可是炙手可热的大明星。辛普森出身黑人贫民区，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既是橄榄球运动员，也是电影明星，出演过二十多部电影。再加上他为人风趣幽默，擅长在公众面前表达，因此成为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前妻被人残忍杀害，警察自然要询问一下辛普森，他们派了一个小队，去敲辛普森家的门，但没人应。警察联想到此前传闻，辛普森与前妻离婚后仍有纠葛，起了疑心，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翻入辛普森家的院子调查。

这一查可不得了，警察在辛普森家里发现了带血的手套，后经化验，手套上的血迹就是被害人的。

随后，警察又在辛普森的福特轿车中发现被害人的血迹，在案发现场发现辛普森的血迹。警方立即对辛普森发出拘捕令。没过几天，6月17号，万众瞩目之下，辛普森被逮捕。

案件到此，似乎铁板钉钉，毫无悬念，然而，在经过一场旷日持久、长达474天的世纪大审判之后，陪审团却认定辛普森无罪。当天上午，美国包括总统在内的1.5亿人都停下工作注视着电视实况转播。

辛普森案的结果让支持辛普森的观众欢呼，也让许多人惊诧不已，法律不是应该惩恶扬善吗，为什么居然让罪犯逍遥法外？

辛普森花了1000万美元雇佣辩护律师团被称为梦之队

质疑者有这样的疑惑，似乎也有道理，因为在他们看来，辛普森作为罪犯，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法庭审判罔顾事实，辜负了民众的期待，损害了法律的尊严。

可是，辛普森的罪行果真那么显而易见吗？

绝大多数人也许并未经历过庭审，但至少都听过“犯罪嫌疑人”。这个词包含了现代最重要的法学理念。现代法学认为，任何人未经法庭审判，都不应该被认定为罪犯。而在进行法庭审判的过程中，任何可能认定当事人成立犯罪的事实，都必须有证据支撑，并且，这些证据必须能够排除合理怀疑。

什么是排除合理怀疑？我们来看看，辛普森案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几个细节：

案件的一个重大疑点，是一位警察在辛普森被捕后，将取得的辛普森的血液样本，带在自己身上，而没有立即送至检验中心。而巧的是，为辛普森抽取血液样本的护士作证说，他抽取了7.9-8.1CC的血液，但检方记录却只有6.5CC。这消失的大约1.5CC血液，恰好与警方在案发三个礼拜之后，再次搜查辛普森家时发现的一双袜子上的血迹剂量相当。即便那位警察当时是无心之举，也有了作伪证的嫌疑。

更致命的是，前文提到的那只警察首次进入辛普森家时发现的血手套，也不能通过排除合理怀疑规则的考验。警方将这只手套当作辛普森杀人的铁证，声称就是辛普森作案时所戴。然而，吊诡的是，当检察官在庭审现场让辛普森戴上这只手套时，辛普森的大手却怎么也塞不进那只手套。无奈的检察官，只能以发现手套的警察的人品作担保，但凑巧，这位警察的人品恰恰又有瑕疵。于是检方的“铁证”，反而成了让辛普森脱罪的关键。

让辛普森脱罪的手套

警察作伪证本已极易引起民众不满，而在本案中有嫌疑的警察还不止一位！正是警方的这些嫌疑“帮”了辛普森大忙，使陪审团产生了足够的“合理怀疑”。

其实，在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则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理念，这就是，案件一旦发生，原始的真相便永远成为秘密，除了上帝，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法庭用来定案的，只不过是由证据和证据规则重新建构的法律事实，法律事实可能与真相一致，也可能与真相不一致。这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由于辛普森本来的形象是美国好男人的象征，这样一个闪光的形象，突然一下子变成杀害前妻的嫌疑犯，且在万众瞩目之下，跟警察在高速公路上进行好莱坞大片似的追逐，人们在巨大的反差之下，产生强烈的反感情绪，因而事先就将他预设成一个坏人。再加上审判过程中，不断有各种“内部消息”暗示辛普森是个表里不如一的伪君子，导致人们在法庭宣判之前，就已给辛普森定了罪。

正是为了免受这种极端舆论的影响，所有陪审团成员在整个审判期间被严格隔离，以保证能够尽可能地客观中立，仅仅依靠理性和常识来做判断。陪审团成员确定的“真实”，虽然不是确实无疑的真实——辛普森可能杀了人，也可能没杀人，我们不得而知——但在这种情况下，却是法庭所能找到的最有说服力的真实了。

在美国的审判制度中，陪审团决定事实问题

辛普森案，还体现出“正当程序”在司法中的独特价值。

刑事案件中，当事人面对的是国家机器，处于明显劣势，如果不通过分散决定权、设置对立面和角色分派，极有可能使个人权利受到恣意、专断的公权力的损害。在美国的审判制度中，陪审团决定事实问题，法官决定法律问题（量刑问题），体现的就是分散决定权原则。而允许公诉方和辩护方在法庭上进行地位平等的攻辩，就是通过对立面的设置，牵制公权力，尽可能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正当程序并非不顾及被害人的权利，只是立法者深切知道，权力天然有被滥用的倾向，尤其是背后站着国家暴力的权力。在这类刑事案件中，决定一旦作出，就会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必须慎之又慎。这一点，身在中国的我们应该最有体会，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一个个当初看来铁证如山的案子被“落网真凶”推翻，冤死者却无法死而复生。

当然，说到这里，相当多的人可能还会质疑，他们认为，辛普森之所以能够脱罪，是因为他花大价钱，雇了一个全明星律师团，这些律师见钱眼开，极尽诡辩之能事，让辛普森钻了法律的空子。辛普森不是什么弱者，反而是检察官一方，处于劣势。这类质疑的确有一定道理，但法律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任何人，都只能使用同一套程序，都只能使用同一套程序。如果法律真有漏洞，就应该修法，但这是事后的事情，当时审判必须依据旧法，否则，又违背了“法不溯及既往”，法律的权威性何在？

事实上，更进一步考察“正当程序”原则，会发现程序背后实际是对人性的无奈，正是对人性做了最坏的预期，因而，程序设计者们希望借助理性的力量（尽管这种理性也极为有限），通过对程序的正当性的维护，来维护程序背后的实体权利。

凡选择必有代价，倡导程序正义的法学家们并非不知道选择程序正义的代价，就是可能一些放纵坏人，但他们在选择程序正义之前也有理性算计：在刑事诉讼中，宁可错判让可能有罪的被告被释放，也不愿一个无辜的被告被监禁或被处死。这个概括是对美国法制背后的形式理性的经典表达，也是现代法学的基本精神，唯有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法治对于保障自由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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