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非如烟--记录下河街的人和事

雪梨子鸿渐风 2023-04-30

【鸿渐文献】

河街的回忆（七--完结篇）

雪梨子

十三

2007年拍摄的红卫小学旧址--彼时卖给浙商变成“新世纪学校”

毛主席教导的『学工』，以参与建造学校综合楼而体验；『学农』，以摘棉花、填南湖来进行；『学军』，因周边没有部队，条件限制无法完成领袖的部署，但乡人还是以给自己孩子取名叫“学军”，或积极组织『向阳院』活动来补救。现在该聊聊学校如何执行毛主席对学生们最后的一个要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了。

其实，『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几乎贯穿了我们整个的学校生活。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学二年级时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一篇题为《批刘少奇的“读书无用”论》的作文，那个时候街上的广播已经开始『批林批孔』，我问家里人“刘少奇是谁？”引起同屋大人们的哄笑，他们告诉我这是个『叛徒内奸工贼』，总之是个大坏蛋！但刘少奇何时说过、在何情形下说过『读书无用』，我还是一无所知。苦思冥想不成后求救于正在读中学的二姐--那时哥哥和大姐都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去“大有作为”了，只听她随口一段便让我惊喜万分，继而豁然开朗：“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正领导我们进行文化大革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可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却胡说什么『读书无用论』，这是想让我们回到那个万恶的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我们壹千个不答应，壹万个不答应。我们一定要……”从此我明白了文革政论文的基本模式：

第一，讲述当前的形势：如在伟大领袖的指引下，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或世界革命风起云涌，全国人民正如何如何；

第二，揪出抨击的对象和他的观点：一定要扣帽子，如叛徒，内奸，工贼，还有以后的野心家，阴谋家，党内那个“还在走”的走资派（指邓小平），万恶的四人帮，那个阴险的顾问（指康生）等；

第三，说出他的丑恶目的和危害：通常是复辟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或回到万恶的旧社会或黑暗的资本主义社会等；具体危害则是诸如“千百万人头落地”等！

最后表决心：如我们一定要如何如何，最常用的是“我们壹千个不答应，壹万个不答应！”或“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因为掌握到诀窍，我的第一篇作文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后来还被任命为班里的『政宣委员』（政治宣传委员，这是文革时期的一个班委职务，在班级的地位仅次于班长和副班长，这也是我人生中在体制内做的最高职务）。一直到恢复高考的头几年，这套文革八股的作文模式对语文和政治两科考试都很管用。

小时候刘少奇邓小平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来自网络）

很是诡异的，后来学校又出了作文题《批刘少奇的“读书做官”论》。噫？！以前不是批过他的“读书无用”吗？怎么又？但此时我已能老练地将以前作文中的『读书无用』四个字改成『读书做官』，竟然严丝合缝，又成了另一篇“好作文”了！那个年代，思考和追问都是件有风险的事儿，我身边的类似例子太多、太多。谁敢质疑为什么早上的广播开始曲是《东方红》，歌词有“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和晚上广播结束曲是《国际歌》，歌词中却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呢？……我有时都为自己有这样的疑惑而怀有深重的罪恶感和恐惧心。

除了最初批判的刘少奇，我们还批判过林彪和孔子，称『批林批孔』，批林彪好理解，因他阴谋迫害毛主席、还叛国投敌；可是批孔子—那时贬称“孔老二”呢？实在是想不通。但这样也好，本来我们那一代人大都根本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个被称为“圣人”的著名人物的，经林彪的“飞机叛逃”，抖出了孔老二，于是我们的历史知识有了一个大飞跃。看着高年级同学办的墙报和临时在操场里举办的『批林批孔』宣传活动中，对孔子有了“深入了解”，至今还记得两段：

其一，孔子是个私生子①—当时真的佩服那些高年级的大哥哥姐姐们，不知从哪里挖出孔子的老爸是与其生母『野合』的。那个时候不是通过正当婚姻而发生性关系是一件大丑事，称“搞皮伴（乡音读pàn）”，即使是正在热恋中的年轻人出现这等事也是羞于见人的，而因“搞皮伴”而出生的孩子那可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了。所以，光凭这一点，就可证明孔老二是个坏东西，按当时的行话叫『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第二，他诛杀少正卯，才当几天的鲁国司寇，就谋害革命的法家代表人物。这又充分说明一旦坏人复辟，就会有“千百万人头落地”。可怜中国历史上尊崇了两千多年的圣人，被我们一帮孩童蹂躏，真所谓“斯文扫地”。

文革时期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红卫兵挥手致意（来自网络）

对于林彪事件，我们小孩子还编出了歌谣，记得前面几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林彪坐飞机。飞机失咑火，烧咑林立果。果果烧地疼，烧咑叶群……”用乡语唱读起来抑扬顿挫，还蛮押韵。看官中有记忆力好的，请接力。毛主席、党中央部署的一场大是大非、严肃的革命宣传运动，到了这些政治边缘地区，就成为了我们孩童们开心的歌谣游戏，令人啼笑皆非。

批完林彪孔老二后，我们接着『评水浒批宋江』，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后听说这个政治运动是针对“敬爱的周总理”来的，但可怜的老师们当时哪里明白伟大领袖和文革中央的深谋远虑呢？他们以为《水浒传》里都是些“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梁山好汉，讲哥们义气--那个时候各个学校已经开始有些相互扎堆，组织『小集团』、『打群架』的情况了，比如河街一带的小孩在鸿渐关碰到北门那边来的孩子，相互对对眼神，就可能爆发一场群殴。于是老师们就借着『评水浒批宋江』来打击这种『小集团』活动，看官都知我在子婆家阅读了一些小人书的，《水浒传》的英雄好汉我可以倒背如流，于是学校将我作为典型—深受梁山好汉的哥们义气的流毒者来批评、反省，最后如何在老师们的教育下摆脱这种不良习气的，反正我成为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人物。自己喜欢搞『小集团』不假，但天知道我不是因《水浒传》、而是因羡慕《西厢记》里张生的朋友多、朋友牛和『吃的开』呢？！

还有一个批判活动，应该是到了文革最后阶段，晚年的毛主席特别担忧中国会复辟资本主义，他根据革命导师列宁的教导“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来限制任何私有经济活动，当时称“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村是没收自留地，城镇则是打击那些搞“投机倒把”的人，本邑有两个供批判的坏典型，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一位的名讳--“朱义”，批判他最猛烈的一项罪行是他四处搞关系，用『烟搭桥，酒铺路』，如同『批林批孔』一样，高年级的大哥哥姐姐们也贴出了大字报和漫画，展现这个“朱义”的“罪恶”行径。那漫画中的朱义先生『烟搭桥，酒铺路』的丑怪样子，至今仍可浮现在眼前。

十多年的功夫，政府开始鼓励民众自己创业，类似年广九“傻子瓜子”这样的个体户横空出世，成为了主流媒体的英雄人物，那时我已大学毕业，在单位看着报纸上的宣传报道，我就想起了千里之外的故乡、记起故里的那位挨批的倒霉蛋前辈“朱义”先生。他还好吗？如果能在批斗中幸存下来，玲珑八面的他也许能成为时代英雄啊！

现在想来，小小年纪的我，几年的时间内竟然从国家煮席、档章上的接班人和两千多年的圣人，到本邑的市井之辈如“朱义”者全都批判过了，似乎同学少年、意气风发；然而，这些岁月里我们却很少能吃饱饭、极少能吃到肉，每年添置一套新衣也需父母百般筹措、十分节俭才能实现。生活之艰辛，不堪回首；儿时的快乐，又掺杂着多少荒诞？谁人可知、谁人能解呢？又有谁愿意去思考、探讨这样的问题呢？即使是今日。

十四

那个时候学校最大的一个亮点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含歌舞与乐器两部分。让孩子们通过载歌载舞、吹拉弹唱的方式来歌颂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既可以培养青少年的艺术细胞，又可以将领袖的革命精神根植于少年儿童的心底，还可以向全社会宣讲传送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号召，可谓一石三鸟。

家长们也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宣传队和乐器队，倒不是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衷心热爱，而是希望小孩学点技术，更重要的是逃避当年那些『捡砖渣』、『锤石头』和『摘棉花』等体力活。我父母也不例外，他们通过熟人老师帮忙将我介绍到校乐器队的主管何传芳老师。何老师是皂市人，身材中等、体型微胖，头发有些曲卷。据说他特喜欢聪颖俊秀的小孩，人称“何媚气”。他几乎会所有的民族乐器与小提琴，非常有才华！不能确定他是否曾是某个名牌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但可肯定他是个“右派”--印象中当年有些真才实学的老师全都是右派？！何老师见到我很高兴，他笑眯眯地摸了摸我的手指头，就定下我学习二胡，于是拉胡琴这个业余爱好就伴随我一生。虽从恢复高考后需要学数理化放弃，直到不惑之年都再未碰过胡琴，但前些年偶尔试试，发现何老师当年教的童子功居然还在！感恩之情，难以言表。

乐器队都是民族乐器，分管弦与弹拨乐器，管弦有二胡、板胡、高胡、低胡、笙和笛子，弹拨则是月琴、三弦、扬琴和琵琶等。那些年我们乐器队排练过各种的样板戏，比如伴奏《杜鹃山》中雷刚的独唱《大火熊熊》，至今尚记得那些过门。文革后期江青同志在全国号召开展学习“小靳庄②”活动，红卫小学也紧跟，当年联谊的村庄是河挪边的曙光大队，和农民大叔大妈们一起宣传毛泽东思想，有些情景还依稀可忆。如果要讲当年红卫小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诸多故事，估计需要好多的章节，这里就不详述了，只说一件自己“掉底子”的事。

宣传队的活动除了上面提到的“小靳庄”外，也在街头为城镇的民众表演，比如在鸿渐关。但最重要的活动是全县组织各学校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汇演，那是在工人俱乐部旁的露天篮球场举行。因该球场有灯光设备供晚上打篮球或文艺演出--这可能是当年唯一的露天灯光设备，大家称之为『灯光球场』。那时候城关三个街道，每个街道一所小学，和平街是红卫小学，建设街是东风小学，生产街则是育红小学，加上河挪边有个『工农小学』，汇演就是这四所学校的宣传队PK比试。印象中水平较高的是育红与红卫，每年的演出这两校宣传队互有胜负。有次年度汇演，我校宣传队为出奇制胜，编排了一个清唱节目：一位低年级的漂亮女生独唱，我伴奏。那个年代的男女同学关系挺怪异的：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前男女生是一起玩的，“跳房子”、“烧歌拉巴火”等，毫无禁忌。可是一到三年级后似乎突知『男女之大防』了，彼此不说话，还视对方为寇仇（主要是男生对女生）。最明显的是同桌男女生都会在桌子中间画一条分界线，如果对方稍有逾越，那就即行以手掌作斧状砍去……显然我们宣传队的老师们对此风气没有足够的意识和重视，我在排练中就很有压力，但没敢提出异议。随着知道的男同学越多，我的压力更大。一想到在『灯光球场』下与某位女生一唱一和，那将来如何面对周围的小伙伴，用乡语就是“像恁做人”？……于是在开演的前一两个小时，我身着的确良白衬衫演出服、搓干脸上的“红脸巴”偷偷地溜到河挪边藏起来，用现在的话就是『玩失踪』了……我知道这是给学校老师们逗了个“大散放”—我现在都不知道当时何老师他们用什么方式救场的。一直到半夜才敢回家，投诉家长的老师们已经离开，我在家被罚跪、挨打、挨饿等处罚，在学校受什么处分记不清了……但我那时是非常“自豪”地在同学中维持了“形象”。

熊家巷到周家巷的夹街，我有近1/3的红卫同学居住此 07年拍摄

前几节我都在讲学校的学工、学农与批判资产阶级的活动，可能有些看官生疑：你们的学校生活除了写批判文章就没有一点点学习文化的时间吗？你之前不是称自己的母校是“弦歌地”吗？有！当然有过弦歌之声，虽然不多。

我的印象中有两个时间段是注重学习的。第一次是大约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开始一九七五年中，那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期间，他在各条战线上进行“整顿”，制止“打砸抢”、提倡“安定团结”。在教育战线最明显的变化是在学校的初一（或者五年级？）增加了英语课程，记得课本的第一篇是毛主席万岁 Long Live Chairman Mao，还有篇课文是讲述美国小女孩“受苦受难”的经历，女孩名叫AliceBrown，这是我学到的英文中第一个西方女性的名字，印象深刻。后来在澳洲要给上托儿所的小女儿取个英文名时，我就设法说服太太选择了“Alice”—找了很多有其他说服力的理由。第二个时期当然就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正处于初中阶段。因“平反”了一些右派老师，我们的教学质量有了飞跃，印象最深的是语文课老师熊格非先生。

熊老师，中等身材，一脸络腮胡，却修剪整齐，给人庞杂而有序的感觉。当年我们课本里有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初中生对于鲁迅先生既简洁又有些拗口的文字是不太容易理解与把握的，很多人甚至对鲁迅的文章产生反感。但在熊老师的讲述下，鲁迅先生的文字之精炼、意境之深邃、人物之生动全部向我们展开，我个人对鲁迅文章的喜爱，始于熊老师的讲授。至今都还记得他对闰土少年至中年变化原因的分析--我以为不亚于今日的钱理群或孙郁等鲁学专家呢？只可惜，他从1957到1976，近二十年的光阴荒废了，否则该可以影响、培养出多少故里俊才？

还约略记得几位师长，倪明娥老师，曾担任过我们的班主任—三年级还是四年级记不清了，她长得矮胖，总是面带微笑，却很有威信。我们升级后不再教我们，见面总是爱问学习成绩怎么样，那个时候都在玩，谁谈这个，很怕碰到她。最后一次印象是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我们在学校操场集会悼念，倪老师作为我们学校唯一被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上台发言，我们很羡慕她曾到过北京、游行到天安门。

另一位班主任是石老师，清瘦，不苟言笑。但有一次我们在学校的侧门边玩耍，一辆手扶拖拉机进来时带倒了侧门墙，将我们班的成绩最好的男生压倒，同学们惊慌失措，石老师赶来，呼叫老师大人们救助……从她心碎的眼神和撕心般的呼叫中，我感到她将班上的同学都视为自己的孩子。石老师是家母的好友，平时沟通多，我在她的任上很是小心，没有犯什么“大错误”。石老师家住东门，待我上高中时家里也搬到东门，偶尔还见面。某年夏天在东门河街的河坡子边与母亲一起碰到石老师，她高兴地告诉我母亲她儿子考上大学，过几天接客请我母亲，石老师也鼓励一旁的我好好努力。此时，石老师的儿子肖勇哥正在河里悠闲地躺在一个汽车轮胎圈中戏水，看着他，我的压力与动力并生，有“大丈夫当如此”的感觉。

另外还有几位校领导，也有些记忆，罗列于此供参考资料。杨校长，名讳不详。我入校时的红卫小学校长，好像是来自工宣队或农宣队，但样子上看更像是个敦厚的农民，没啥交集，但小时候常听二姐回家念叨，说是今天受到杨校长的大会表扬了云云，印象深刻。Z主任，名讳略，感觉上是个教育战线的专业人士，是当时的教务主任。至今记得一事：我们班的两位同学和高年级另两个为了“好看”，将眉毛剃去，希望长出浓眉。但剃眉后人面顿成青皮，很怪异，无法逃过家人与学校老师们的目光。于是四个人被罚站在操场前的大讲台上，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挨批。我们谁都知道“剃眉毛”是不对的，但作过“政宣委员”的我有个职业习惯：如果办墙报、写批判文章，该给他们安个什么“罪名”呢？顶多就是他们有类似“奇装异服”等资产阶级思想吧？正想着，听到台上的Z主任点评：“哪个的眉毛沃（乡语音wó，意“浓、黑”貌），林彪的眉毛就沃。”哇塞！当时真的好生佩服Z主任的信手拈来、直指问题的“要害”呢。

文中提到教我第一篇作文的二姐、教我乐器的何老师都已归道山，如今天人永隔。杨校长、Z主任没有音讯，石老师、倪老师和熊老师也没有联络。前些年返乡时期，正好看到网上争论“是否应该将鲁迅的文章从中学课本中拿掉”，让我突然想起了熊格非老师，急忙通过同学拿到熊老师的联络方式，给他电话。很遗憾，在三番五次介绍自己后，还是得不到熊老师的记忆，同学告诉我熊老师已经有些“老年痴呆”。后来相约一起看望熊老师，发现他的确有此症状，很多的东西记不清楚了，无法叙旧，只能给他几句注意身体的安慰话。看到熊老师苍老木讷的面容，顿时联想起三十多年前他给我们讲述的中年闰土样子。鼻子一酸，眼泪就要往下掉。古语“子欲养而亲不待”，对自己敬佩的师长又何尝不是这样？望看官们以我为戒，别留遗憾。

……

初中毕业，我们家也搬至东门，再也没到过河街--即使是每次回家探亲。直到二零零七年返乡参加同学聚会，某日清晨怦然心动，独自一人手持相机从东湖边步行至大桥照相馆、老商业局，沿正街过鸿渐关、渡口头到戏园子转下河街，再从河街到熊家巷，北返正街，瞻仰红卫小学、和平街幼儿园旧址。看到这一带拥挤、破乱和荒凉的情景，顿生重过河街万事非的感触，毕竟已近三十年！儿时河街已不可回，于是胡乱拍了些照片，现都用在这七集《河街的回忆》中了。

尾声

河街系列文章引起众乡亲的围观，勾起大家对旧日故乡的回忆，是我始料未及的。但《河街的回忆》中“河街”不过是真实河街历史的九牛一毛，它仅是笔者童年少年时期的所见所闻。文中所忆之事、所记之物、所思之人，都非常“自我”。要还原一个全面完整的河街，有赖于所有曾生活在河街一带的人共同行动努力。

河街一带是个多故事的地方，这里曾有过本邑著名的商号、会馆、镖局、米店、酒楼、“怡红院”、皮影馆、戏园子和学堂等，曾生活过许多的本邑闻人如胡生记的掌门人、富豪陈石头、镖局武师、名妓、旧时艺人、新社会人民艺术家吴群、沈山、魏泽斌和说书者刘长山等--尽管他们在全国未必能排上号，但毕竟是故乡叱咤风云一时的人物。这里还诞生过闻名全国的洋务运动先锋、山西巡抚胡聘之。当然，胡大人的生平事迹自有史学家来研究，其住宅也成为省级保护文物，但对于众多的河街历史人物，他们在乡史上的雪泥鸿爪恐怕就只能由其后代的亲友们来记录了。胡适先生曾说过类似的话③：小人物也应该写回忆录，这是一般人保存当代史料的最好方法。近些年来，“口述历史”的方式蓬勃发展，由老人讲述，后辈记录、整理、核实、发布，这样可以补充、甚至矫正很多官史的不足与错误。

我在撰写本系列回忆之初的期望是“愿以纸笔追忆河街最后的风貌、记录旧时河街的人与事，以为逝去故乡的挽歌”。看到列位看官的反馈，我的野心稍微膨胀一些：与诸位一道建立故乡的网上博物馆。物理上的故乡终将逝去，只有文字、图像和视频的记录才可能流传千载。

迅速探访有故事的长辈，记录他们的口述历史（来自网络）

愿与有识者一道尽快探访有故事的健在老人们，用自己的纸笔、相机和录像器材记下他们的故事与传说。

【注释】不佞才疏学浅，文法错字难免；但文中某些错别字，原因“你懂的”，致歉

① 史记《孔子世家》倒是真的有此一说。太史公『不虚美不隐恶』名不虚传。

② 小靳庄，按百度介绍：【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在文革期间，这个小村庄因为能唱样板戏，搞赛诗会而闻名。它被成了江青的“点”后（树起了一个在农村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所谓典型），在全国广为宣传。后来又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大出风头，江青还把外宾带到小靳庄去参观。】

③ 详见唐德刚《胡适杂忆》

2017.6.16-7.7於悉尼

【再版责任编辑：翻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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