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我们与资深电影人述哥在靠近多伦多7号公路的顺峰山庄吃饭。已是中午，人却不多。对疫情来说，加拿大算是后方，但从就餐的踊跃程度看，也看得出还是多少受了点影响。

吃饭间，述哥也聊起《一九四二》，只是和我们不同，他是电影的参与者，在其中扮演那个表面一身正气，实则趁灾荒打劫、中饱私囊的第一战区军需官董家耀。

我说，冯导是有情怀的人。述哥说，《一九四二》是中国最好的电影之一，中国人都应该看看这部电影，不懂得从灾难中反思的民族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

述哥说这话时，过去这个时间定是满满的餐厅还是没有坐满人，虽然食客们谈不上隔着八丈远，但是，多数桌子之间的距离确是他们平时不敢奢望的。连送菜大嫂的眼神也比平时更多了一分热情，让我们隐约中找到一点救场的感觉。

晚上回到家，我重新看了一遍《一九四二》。电影的英文片名叫“回到一九四二”，而对我来说，是重温《一九四二》。在疫情中观看，心里总有一种与往日不同的感觉。

董家耀为第一战区司令官蒋鼎文筹措军粮，这让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很为难。李培基对蒋鼎文说，河南正闹灾荒，饿殍遍野，希望能对三千万担军粮给予减免。

军人的命和灾民的命，哪个更重要？蒋鼎文说了一个理：“如果两个人要同时饿死的话，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

蒋鼎文的话让李培基愣住了，他冲着蒋离去的背影喊：蒋司令，这一码不对一码！

可是，蒋鼎文并不理会李培基，在他看来，灾荒来袭，日军进犯，死人在所难免；然而权衡两者，舍民而保兵天经地义，因为要保证不亡国，他蒋司令，以及他的上级蒋总司令，需要依靠的不是灾民，而是手里握着枪、能够保卫国民政府的军人。

这样的逻辑你如何能够驳倒呢？就看你如何定义到底何为亡国。

在所有大灾面前，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是，这到底因何而起？在《一九四二》中，《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向董家耀问起这个问题。白修德为所见到的惨象而震惊，追问，这么大的灾害仅仅是干旱所导致的吗？这里有这么多的灾民。

董家耀答：“蝗虫。主要是蝗灾。”

白修德表示无法相信，怎么会是该死的蝗虫呢？

蝗虫确实有，也有干旱因素，还有因中日作战而导致的交通瘫痪。但是，董家耀不会告诉白修德，这里面还有很大程度的人祸原因，如，1938年国民政府下令炸毁花园口，导致黄河决堤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令河南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在西安会议上，因军、政两方报告冲突，蒋介石对河南灾情严重程度估计不足，从而失去了避免大饥荒惨剧的最佳时机；以及各地贪腐成性的县长借征粮为由加大对农民的压榨，等等。

灾民每天都在饿死，可是，身为军需官的董家耀在干什么呢？当他见到商人罗武的时候，开场白是那么的动人：“我们司令长官念民众于水火，决定拨出一部分军粮，低价售给灾民，以解苍生于倒悬。我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你，你可要三思而行。国难当头，不准搞投机倒把。”

罗武的回答也正气凛然，眼睛扫视四周后，低声对董家耀说：“我建议老兄那份还是直接把它买成地，现在一亩地五升小米，等大灾过后你再把这些地都——”

董家耀忙制止他：“生意上的事儿我不懂，你看着办吧。”

所有的灾难都一样，生死线上的百姓总以为救灾是最大的事，可是在有些人看来，这种关口正是发国难财的好时机。

洛阳战区被服厂招年轻女工，听着多抗战啊！星星为了给爹换五升救命的小米，把自己卖了，还告诉招聘经理说自己有文化，识字。可是，她没去被服厂，而是被送到妓院，在大年三十晚上，被安排去伺候董家耀。

当老鸨子拽着董家耀往里走时，军需官故作姿态说，大灾之年还干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罗武让他放下包袱：“就当您可怜灾民，给她们以救济。”

灾难来临时，很多东西都被冠之以救灾的名字，包括各种贪婪、下作甚至是罪恶，而这些却往往都是以人民的名义。

星星准备给董家耀洗脚，连续弯腰，董家耀以为她不愿伺候自己，星星眼里含着泪说：“爷，我愿意，是我吃得太饱，撑得蹲不下。”

那一刻，观影的人恐怕都会发出笑声，可是这种笑声过后则是泪水。明明是被压榨着，却还要感谢人家给自己提供一条活路，想哭，却偏要堆出笑容。乱世中，穷人只活出一个字，难。

星星心灵上受到的伤害，在片尾那段字幕中得到注解：“二十年后，有人在宝鸡见到星星。星星给家里捎了钱，不愿再回延津，不愿见到认识的人。”

因为破坏抗战大业，破坏政府赈灾，贪污成性的董家耀被处以极刑。中央官员想好好展现一下，说市民看完了游街，灾民应该观看执行枪决。可是见围观者不多，就埋怨当地官员说，你们洛阳市是怎么组织的？这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政府在惩治贪腐，民众麻木不仁。

什么是灾民？灾民就是倒了霉，挨了坑，受了骗，最后还得落个觉悟不高的那帮人。

三枪响过，董家耀等三个发国难财的蛀虫倒在血泊中。栓柱说，东家，毙人了，说不定真要赈灾了，陕西咱就不去了。星星爹却说：“他们现在做啥我也不信了。”

某些大灾中，丢的岂止是人命？更有无法挽回的人心。

白修德去见蒋介石，说河南饿死了大量灾民。蒋介石说，灾情有，但是没有那么严重。白修德说，河南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蒋介石说，这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白修德拿出一堆照片，说自己在灾区亲眼看到了狗吃人。

蒋介石端详着一张张照片，说：“没有想到啊，事情会是这样。如果要知道河南灾情这么严重，我们政府不会坐视不管的。”

当陈布雷送走白修德回来时，蒋介石气得把茶杯砸到地上。陈布雷说了一句对中国官场下属们几乎是通用的话：“这些美国人就爱自以为是，四处添乱。”

美国人或许真的添了乱。可是如果没有这些乱，如果不是白修德后来把在河南所看的灾情告诉世界，外界到底会有多少人知道那里发生的真实情况呢？

当年看《一九四二》时，对岳县长向李培基推荐救荒丸的情节留下很深印象。不过现在重温，竟然在那些救荒丸上看到了双黄连口服液的影子。

不过，李培基并不相信，他想让岳县长自己打脸，问，这个救荒丸是什么材料制成的？岳县长的助手答，祖传，如果政府能推广，可以拯救死亡线上的河南人。李培基讥讽说，如果这东西是祖传，那么从秦朝开始，中国就不该饿死人。

可是，那时的中原正在饿死人，无数河南人倒毙于逃荒的路上。

除了双黄连，从影片中还似乎可见防护服的影子。

为了孩子不至于饿死，花枝把自己卖给牛贩子，换了四升小米。临走嘱咐儿女，记着老家是延津。她恳求栓柱，就是饿死，也别卖孩子了。临走对栓柱说：“我的棉裤囫囵一点，咱俩换一下吧。”

那个镜头是俯拍的，花枝把自己的棉裤给了栓柱，穿上了栓柱的破棉裤，跟着贩牛的走了。栓柱领着花枝的一双儿女站在原地，望着他们渐渐远去。

2012年岁末观影的时候，我只觉得栓柱的棉裤太破，穿在花枝身上就更不像话。可是那天再看，我的眼睛突然有点泛潮，不知怎的，我突然觉得花枝的棉裤好像幻化成了防护服。据说，很多武汉的医院一度防护服紧张，有的质量还很差，不小心就会破洞。

原来属于栓柱，分别时穿在花枝身上的棉裤，到处是破洞，露出里面的棉花。

那天晚上再次看完《一九四二》，我把两张照片发给述哥，一个是他扮演的董家耀躺在床上准备等候星星伺候的镜头，另一个是宋庆龄接见白修德的镜头，扮演宋庆龄的是述哥的妻子罗洋。

第二天上午，述哥给我发回一个截屏，是他的好友冯导发的朋友圈，写道：“今年是鼠年，所以得猫在家里。“猫”烦了的可以温故一下我拍的《一九四二》。”述哥说，“你们同一天重看《一九四二》。”后面是一个大大的笑脸。

同一天，都想到了八年前的经典，都想到了《一九四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心有灵犀？

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作家阎连科说过的一句话，大意如下：不要去凑热闹，默默地站在一边，做一个心中有坟墓的人，有记性烙印的人，以便日后将这种记性生成记忆，留传给后人。

在上面的朋友圈中，冯导出乎意料地称《一九四二》为迄今为止他拍过的“最有幽默感的一部电影”。他说，“我们中国人的幽默感都是从苦难中生长出来的。”

我在想，到底是哪些人愿意在苦涩中咀嚼这种“幽默感”呢？他们未必是最有力量的，但一定是最善良的；不一定是最聪明的，但必须是最不蠢的；他们是痛苦的清醒者，而绝不是幸福的无脑人。

那天从顺峰吃完饭，我们去了述哥的家。那是靠近东西横穿多伦多的401高速公路的一幢高级公寓，从宽大的客厅望出去可以尽览多伦多市容，可以望到远处的CN塔和浩瀚的安大略湖。下面是车流如织的401，因为隔音极佳，丝毫听不到噪音。

正对着落地窗的一个台子上，摆着一个精巧的相框，相框里的女子美丽安静，一双温柔的眼睛注视着窗外。她就是罗洋，述哥已经走远的妻子，也就是冯小刚导演的最新作品、不久前公映的《只有芸知道》中女主人公罗芸的生活原型。影片中，隋东风叫她小芸，小芸由杨采钰扮演，而黄轩扮演的隋东风就是述哥。

在罗洋卧房的桌子上有两瓶鲜花，述哥说，自从罗洋走后，他每次都按时给花浇水。下午的阳光很好，花瓣显得很亮，好像女主人从未离开过这个房间。

回去的路上，我在想，与历史相距近八十载，在当下的疫情中，愿意去回顾和思考《一九四二》的一定是这样一些人，他们重情，心地善良，愿意思考，近乎固执地认为反思是一个民族进步的阶梯。这样的人多吗？不知道。但是只要有，只要多起来，我们大家就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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